母亲突然发现自己患了水肿病。
每天出集体工，挤时间锄马铃薯，喝着稀粥吃着马铃薯炒“绿肥干”，母亲并没有感觉有什么不对劲儿，只是觉得身上的力气越来越小，母亲以为自己是太累了，睡一觉等到第二天就会好的，但有一天换衣服时，母亲无意中看到大腿上有自己的指痕。
健康人的肉体上不会长时间留下指痕。健康人的手指头按到皮肤上一两秒，手指头压时皮肤会凹下，手指头移开皮肤会迅速复原。水肿病人的皮肤已丧失或部分丧失复原功能。母亲换衣服时手指无意碰到了大腿，大腿上留下一个个明显的凹。
母亲心头一沉！
她紧张地试了几次，大腿上、胳膊上屡试不爽地留下一个个凹。
母亲的水肿病是营养缺失所致。从乌龟桥学校回来后，母亲没有一餐吃饱过，体力却消耗很大。虽然这期间，爹爹带着毛坨挑过几斤米和一些南瓜、芋头、雪芋、白菜等回来，但终究没能满足母亲身体最起码的需要。
好在大哥还算健康。他虽然也吃不饱，但还勉强过得去。只记三分工的15岁的半大小伙子，生产队没有每天都安排他干重活累活。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爹爹带毛坨回来时又带了些瓜菜和一小酒瓶茶籽油。
爹爹看到母亲水肿，焦急万分。
围绕着母亲的水肿病，一家四口都忧心忡忡。
爹爹担心母亲因饿致死。如果真那样，他也许再也不会娶妻了。他将一个人把大哥和小哥拉扯大，但那样的生活该有多少艰辛！
母亲担心自己饿死后，她的丈夫刘孟良将再次陷入孤苦伶仃的可怜境况，大儿子刘道任将再次成为没有娘的苦儿。母亲更担心她和曾章甫的独苗骨肉毛坨，不知道他没了亲爹亲娘，跟着继父能不能活下去。母亲给自己打气：“哪怕成为乞丐，我也要活下去呀！”
大哥担心爹爹受不了后妈饿死的打击，而他自己可能将要再次寄居到叔叔家。如果他独守这两间风雨飘摇的烂屋，他要自己煮饭、洗衣。而他还没有长大，还没有独立生存的心理准备。
小哥更是惶恐万状。他虽年幼，但见过很多的水肿病人，皮肤下通亮透明的水倒来倒去，令人恐怖。如果母亲去世，他不知道将来是什么样子，他只知道那将充满黑暗。而这所有的一切都不重要，他只要他的翁娘、他的妈妈活着！不能死！不能死！
如果曾祖父刘述晶在世，他或许能用一两服中草药治好母亲的水肿病。爹爹不是郎中，但他不愧是郎中刘述晶的长孙。爹爹让母亲在一个星期内神奇地康复了。
爹爹回来的那个星期六的傍晚，叔叔给母亲送来一茶碗芝麻，舅外婆给母亲送来一碗芋头汤。芝麻含油量很高，是桃江擂茶的主原料，是极好的营养品。芋头汤既稠又黏，喝下去能感觉个半饱。爹爹让母亲躺在床上，让母亲像个病人模样。
其实，那些天里母亲天天照常出集体工，她没有把自己当病人。
爹爹坚持让母亲一个人把芋头汤喝完，再让她一勺一勺地嚼芝麻。
晚上，爹爹让母亲喝了粥，吃了菜。见母亲的身体肿得油亮，爹爹灵光一现，把他带回来的一小酒瓶茶籽油送到母亲手里，叫母亲把它一大口全部喝下去。
滴油如滴金。那时候的家庭极少有吃得上油的。炒菜完全不用油，所以什么菜都容易粘锅。粘了锅就用锅铲铲，铲不动的就用菜刀戳。铲起来戳起来的菜锅巴比白米饭还好吃。猪油、菜籽油已是奢侈品，何况茶籽油呢。母亲舍不得喝，说：“客人来了炒菜吃吧！”
爹爹生气道：“人都饿死了，还招待什么客人？”
僵持了一会儿，母亲虽然心疼那点儿茶籽油，但还是拗不过爹爹。她把装茶籽油的小酒瓶口稍稍倾斜，试着往嘴里倒。茶籽油入嘴，母亲不敢品味，直接吞入胃里。
油虽然不苦不辣，但腻得出奇。母亲久未沾油的肠胃接受不了这汩汩而入的纯油，在体内一阵排山倒海般抗拒，母亲险些呕出。但人的意志远胜过肠胃的反应。这么金贵的油怎么能呕出呢！母亲努力往下强咽。
爹爹强令母亲如此反复几次喝油。
一次喝几口，母亲大概喝了一两，怎么也不肯喝了。母亲苦笑着向爹爹求饶：“这么空喝，油会直接屙掉，浪费了！”
觉得母亲这么说也有道理，爹爹没再强令。但他要求母亲每餐炒菜都必须放油，他下个星期六再带油回家。
下个星期六爹爹又回来了。但他当然没能再带油回家。乌龟桥群山里只有山泉水，没有油。爹爹不是神仙，他不能点水成油。
但母亲的水肿已消退了。母亲神奇地康复了！
这是茶籽油——城里人也叫山茶油的神奇功效。母亲自此相信，茶籽油是可以救命的。我也相信。我参加工作后不愿意高价买国外的橄榄油，但见到真正的茶籽油，我总会尽量买一点儿。
母亲是张目桥大队最后一批水肿病人。熬过了这一关，以后就不会再因饿致死了。
从全国来看，到1961年年底，“共产风”已基本停息，农村公共食堂已全部停办，中国三年困难时期已接近尾声。从我家来看，1961年年底，母亲的两块菜地和大哥的一块菜地正式换了主人：原主人收完了菜，把三块菜地交给了母亲。
原主人一收菜，母亲便种菜。母亲一分一秒也不愿耽误。
与母亲的菜地相邻的是殷卫潼的大崽殷古仪家的菜地。殷古仪对母亲说：“菜地不直不好看，还是拉直为好！”
殷古仪把原来像锤头的那部分切掉，让母亲的那块菜地瘦了身，他自己的菜土补进了一块。
母亲没有跟殷古仪争，她想：“没有种菜都熬过来了，少了块锤头地还能饿死人吗？”
母亲种菜，尽挑那些能顶主食的菜种。冬天的雪芋、胡萝卜、白萝卜、大白菜、菠菜、汗菜，还有豌豆，都能顶主食，一吃一个饱。那些姜啊葱啊蒜啊，只能调味，不能当饭填肚子，母亲都不种。
母亲和大哥刘道任对这几块菜地非常上心，经常浇水、施肥、除虫。
三块菜地仿佛知道中国三年困难时期已过，疲乏的土地应该给人们带来丰收，也仿佛知道新的主人饥肠辘辘，应该枝繁叶茂，茎粗瓜圆。三块菜上的嫩苗儿一天比一天蹿得高，绿油油的一片格外让人舒心。
看着土里一个劲儿疯长的蔬菜，母亲心里念叨：“章甫啊，我的水肿病治好了，自留地也种上菜了，我就暂不去陪你了。我会在新的家庭好好地活着，帮你带大毛坨。你在那边安息。”
那个寒假，爹爹带母亲和毛坨去了一趟长沙。这是母亲和毛坨第一次出远门。
大哥留在家里守菜地，浇水、施肥、除虫。爹爹、母亲和毛坨一行三人先走18里山路到桃江县城，在县城码头坐简易船沿资江到益阳，再从益阳换乘轮船到长沙。他们天没亮就从家里出发，赶早上8点的简易船到益阳，再赶中午12点的轮船，天黑时分登陆长沙。
那时大姐刘清沅已结婚，大姐夫是长沙人。大姐和大姐夫一起在江西赣州地质调查队工作，回长沙与公公婆婆过年。他们在我的大姐刘清沅的公公婆婆家住了一个星期。
在长沙期间的一天，母亲带毛坨坐公共汽车一路问到岳麓山下的矿业学校，找到了曾章甫的姐夫王乃愚，及曾章甫的表弟王孟湘。王乃愚和王孟湘都在这所学校教书，他们的家都在校内。王孟湘跟曾章甫与母亲同岁，原先他们关系很亲密。
曾章甫的姑父、王孟湘的爹爹是这所学校的退休教师。母亲去看望姑父时，见到了王孟湘的翁娘即曾章甫的姑妈。
母亲和毛坨在王孟湘家住了一晚，在曾章甫的姑妈家和王乃愚家都吃了饭。母亲找到他们的目的是看望曾章甫的亲人，让他们看看茁壮成长的毛坨，并向他们介绍了她带毛坨到桃江后的情况。
那次的见面和交谈，虽然勾起许多痛苦的回忆和悲伤的泪水，但分居异地的亲人们相互鼓励：“好好活着！好好把孩子带好！”
在长沙住了一个星期后，爹爹和母亲带着毛坨回到了庄子湾的家里。
他们在庄子湾的两间侧屋里迎来又一个春天。
那是三年困难时期结束后的第一个春天。那年的春天特别具有春的气息，桃花比往年都要红，春燕比往年都要勤。
庄子湾又种上了棉花。
美好的春天给那年开了个好头，给庄子湾带来了一整年的收获。
那年的大地格外慷慨。天遂人愿，早稻获得空前高产。各家各户的自留地里瓜果飘香，棉花含笑，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停长了三年的大姑娘小伙子们，脸色逐渐恢复了红润，嘴唇像桃花一样开始泛出鲜亮的红色。
母亲的菜地获得了大丰收，尤其是汗菜多得吃不完。
汗菜长得高大健硕，叶大而密，一株就可炒一份菜。它不仅叶可吃，枝干也可吃。如果分开炒，就成了两碗菜。母亲向来会晾制汗菜干，所以她做了很多汗菜干送给亲友乡邻。旁边住的刘鹤生，人称鹤满爹，菜不够吃，母亲就叫大哥给他家送去很多汗菜干。刘鹤生的一个儿子刘义夫是我爹爹的同学，曾与爹爹一起教过书；另一个儿子刘正夫，就是那个与母亲一起在湘山中学读书时曾经用桐油炒菜的人。
开春后的新学期，母亲叫毛坨转到张目桥学校。
这是毛坨的二年级第二学期。张目桥学校最初不肯收，母亲知道她湘山中学的同班同学钟家厚，当时正在张目桥学校当二年级的班主任，便去找钟家厚老师。钟老师二话没说，立即答应收下毛坨。
毛坨——刘式农同学就成为了张目桥学校的小学二年级学生。
生产队的粮食丰收，各家各户都有了比年前更多的粮食。但母亲只有五分工，大哥只有三分工，加起来还不到一个成年男子的工分，从生产队领到的稻谷还不够，加上毛坨就更捉襟见肘了。家里小面积的菜土，母亲舍不得割出一块地来种棉花，她全都种上了菜。不管怎么说，家里已停止喝粥，可以吃上饭了！菜也不再是“绿肥干”，而是品种丰富的蔬菜瓜果！
不少人家的稻谷和米已有盈余，他们愿意卖出换钱。母亲便用钱找他们买。为了节约，母亲以买红薯为主、买米为辅。
那时候有个名词：四属户，也就是“半边户”，即指有人在外工作拿工资的家庭。在外工作拿工资的人一般是干部、职工、教师、军人这四种，所以叫四属户。
爹爹是教师，所以我家是四属户。当时荷塘公社各生产队都有规定，四属户每月交十元钱给生产队。
除了交掉的十元钱，爹爹和母亲把余下的钱都花在家用上还嫌不够，只能尽量节省着用，家里根本存不起钱。
母亲在刚刚停止喝粥、刚刚吃得起饭的1962年的春季有了喜事。我们不得不佩服生命力的坚不可摧。刚刚换掉粥碗端起饭碗，男人女人们的生育能力就自动修复了。
经过了三年生育低谷后，1962年中国的育龄妇女很多都不声不响地怀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