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母亲和爹爹预期的一样，清波接班后，我家的光景一天比一天好。
特别值得庆贺的是，我家与广大“四类分子”同期摘帽，彻底洗清了政治上的耻辱，结束了“四类分子”长达数十年受歧视的屈辱的历史！
清波刚办完入职手续，爹爹就办理退休手续了。
清波在许道学校开始了她三十多年第一站教学生涯。
刘志彬、李爱珍、刘述东、刘俊跃、龚端英、龚桂英……成为刘清波老师的第一批学生。
刘清波老师教学风格的最大特点是要求严格，对自己、对学生都是高标准严要求。从她的第一批学生开始，她任教的班级的语文课平均分排名、高分排名在全公社乃至区联校都基本是第一名。她当班主任的班级的其他科目成绩也很突出。
家长们都要找关系，千方百计把孩子放到刘清波老师的班里。进了刘清波老师的班里，跳出农门就多了一份保障——后来的事实证明，刘清波老师的学生真的很多都跳出了农门：刘志彬在广州市公安局当了处长、龚端英后来留学并定居美国、刘述东成了益阳市地产界超级富豪……
清波的工资全部交给了母亲。
爹爹退休后，在我的满姑刘惠珍和满姑父杨泽东的帮助下，在益阳市冶金机械局谋到一份传达室的工作。爹爹既有一份退休工资，又有一份守传达室的工资。
一天，刘正夫娶儿媳妇。母亲代表我家去喝喜酒。
中午，喜宴即将开始的时刻，刘正夫家里来了一位穿军装的军人——也可能是公社武装部的人，到刘正夫家送平反证书。证书的大致内容是：刘正夫夫妇、刘鹤生夫妇，你们被划为“四类分子”是不正确的，从此摘掉你们“四类分子”的帽子，你们跟贫下中农一样是社会主义公民，你们的子女与贫下中农的子女一样享有升学、参军、工作的权利。
庄子湾生产队的每一家几乎都在刘正夫家喝喜酒，因此那个军人无须挨家挨户送证书，他手上的证书被在场的“四类分子”一抢而空。
刘正夫家娶儿媳的喜宴，因“四类分子”集体摘帽而喜上加喜。刘正夫家是名副其实的双喜临门，所以喜酒不够喝，刘正夫家赶紧派人到供销合作社买酒。
母亲的惊人酒量，在刘正夫家的喜宴上首次展露。
四方桌，四条春凳，八个人。
与母亲同坐一桌的有原来的“四类分子”，也有原来的贫下中农，大家都兴奋地喝酒。酒席上的话题是平反、摘帽、十一届三中全会定下的政策。
住在马圈子盖上的悦会计和母亲在同一桌，他对原来的“四类分子”道歉：“你们受了不公平的待遇，原先的政策是错嘎嗒！”
那一桌，八个人喝了12斤白酒，喝倒了七个人，唯独母亲没有醉。
后来那一桌的人都证明：母亲一个人喝了不下三斤白酒。
我长大以后，经历过无数宴席，见过无数“酒仙”，但没亲眼见过真正能喝两斤白酒的人。母亲那次真的喝了三斤以上吗？是大家记错了母亲喝酒的多少，还是刘正夫家白酒的度数太低呢？
但我后来亲眼见过，在我家和亲友家过年、过节或喜庆的场合，清波的对象、乐怡的对象，以及亲友们敬母亲的酒，母亲总是一饮而尽。无数次，我只见他们醉过，没见母亲醉过。
可惜我没有遗传母亲能喝酒的基因，我像爹爹一样滴酒不能沾。
后来我知道，当时农村喝的酒，除了自酿的谷酒及个别较高档的瓶装酒外，凡买来的散装和瓶装白酒，几乎可以肯定都是工业酒精兑水而成的。无数农民慢性中毒，个别农民“醉酒”身亡，却没有人怀疑过酒有问题。真是可怜！
到处都在平反、摘帽。那阵子，四处鞭炮响。噼噼啪啪的鞭炮声，是“四类分子”们挺直腰杆时骨骼发出的欢愉。
庄子湾人很快听出了南边二区鞭炮声的奇怪：一般的鞭炮声，东边响一会儿，就跳到西边响一会儿，表明是东边平了反，西边摘了帽。但南边二区那地方的鞭炮，断断续续地在一个地方响。这不是平反、摘帽的鞭炮声。
庄子湾人很快证实了：南边二区一个叫王乐乐的残疾人死了。他的死令人唏嘘不已。
王乐乐是乐死的。
王乐乐原本是县城的一位官员，后来被打倒，贬到二区农村，戴了“四类分子”的帽，一戴就是十几年。这些年里，老婆甩下他，跟村上一个贫农出身的单身五保户结婚生了一堆儿女，王乐乐的儿子也离开他心甘情愿当了这五保户的继子。王乐乐出工砍柴摔断了一条腿，没钱治疗成了残疾人。娶了王乐乐老婆的贫农把五保户的指标让给了王乐乐，于是，王乐乐成了五保户。但村里人都瞧着王乐乐不顺眼——贫农转让的五保户，哪配贫下中农救济！
谁知突然间，王乐乐平反了。听说县里给他安置了工作，还要官复原职。最让人惊讶的是县里派来干部给他送来补发的十多年的工资。村里人连同他的儿子和老婆闻讯都挤进他的五保户茅房里。那些工资是装在面粉袋子里提到王乐乐跟前的。王乐乐抱着装钱的面粉袋子又是笑又是哭，笑着哭着不一会儿就跌倒在地。
人们吃惊地叫起来。赤脚医生俯身把手指放在王乐乐的鼻孔口，还揭开他的眼皮子看了看，最后权威地说：“死了。”
王乐乐是乐得突发心脏病而死的。
一个饱受歧视和屈辱，承受住失去妻子、儿子和一条腿的悲痛，在心痛、伤痛和艰苦劳动中没有倒下去的人，在光明到来时却被平反的尊严和迟来的欢乐夺去了生命。
乐死的王乐乐，死后的灵魂却乐不起来——他的老婆和儿子放着王乐乐的后事不管，却和王乐乐那个从县城赶来的弟弟为着分面粉袋子里的钱大打出手。
亲人之间的骨肉之情到哪里去了？人与人之间最起码的感情到哪里去了？
是刚刚过去的那场浩劫，扭曲了一部分人的人性，吞噬了他们的良心。
荷塘这边的“四类分子”平反、摘帽后不久，修山麻竹垸那边也传来平反、摘帽的喜讯。
一天，母亲的堂嫂贺佑宾拄着一根茶树棍子颤颤悠悠地走到我家，找母亲商量给她的丈夫钟发湘平反。
贺佑宾说，钟发湘无论是到黄埔军校读书，还是后来当乡长和保障所所长，没做过坏事，是被错误地枪毙的。她想叫我母亲陪她一起去县里，如果县里不接受，她就要去北京，找她的童年好友、刘少奇主席的夫人王光美。
母亲留贺佑宾在家住了两晚，母亲劝她打消了给钟发湘平反的念头。母亲说：“嫂子你七老八十嗒，平反不是一个月两个月搞得了的，可能跑个三五年最终遂不成愿。再说，你和海涛哥[1]膝下无子无孙，你千辛万苦平反得来的赔偿款还不是只能让堂侄、侄孙们得啊？从古到今多少人冤杀错死，哪能都平得了反啊？王光美的丈夫还不是冤死的啊？她自家的事还忙呢，哪顾得上你啊？”
贺佑宾无可奈何地点头称是，怏怏而去。
望着贺佑宾的背影，母亲的心里似打翻了五味瓶。能给海涛哥平反当然好啊，能给曾庆云、曾庆德平反当然好啊，能让章甫活过来当然好啊，但那可能吗？！
清波接班后，媒婆蜂拥而来，大有踏破我家门槛之势。
在别人眼里，清波家庭教养好，做人做事有规矩，正式公办教师，教书认真成绩出众，长得漂亮，性格温柔，节约朴素……这在整个荷塘公社都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姑娘。
人们似乎都忽视了我家一堆人挤在一间茅草偏屋子里、吃饭时常有一种“饭泥虫”从屋顶的茅草里掉下来掉进我们的饭碗菜碗里的现实。
我见过媒婆们拿来的一寸左右的黑白相片，不同的相片中的小伙子，有的穿着威武的海军服站在海边的礁石上，有的像外国人一样打着领带，有的穿着中山装像个干部，有的穿着印有“八一”的白汗衫露出健美的臂膀……
母亲谢绝了所有的媒婆，因为那时清波才17岁。母亲说：“清波还小，20岁后再考虑找对象。”
母亲和爹爹当时的内心，大概是既不愿清波过早恋爱影响工作，也是想等等看看，希望找个超出一般的，还有一个担心就是怕清波恋爱结婚后，不会上交全部的工资了。
清波的工资按月全部交给母亲，爹爹只是不定期地把一部分钱交给母亲。母亲从不问爹爹留钱做什么——她知道爹爹有照顾我大哥的责任。
依靠爹爹、清波的工资，加上母亲、乐怡出集体工的工分，我家迅速还清了所有债款。在我家努力还债的过程中，有亲友向母亲借钱，母亲都会尽可能地慷慨解囊。
秋天，趁着干燥无雨，还清债务一身轻的我家把屋顶腐烂的茅草换掉，全部盖上了瓦片。
我欢呼雀跃：“一箩穷，二箩富，三箩四箩住瓦屋……”
“箩”是手指圆形的指纹。桃江农村传唱的谚语，十根指头如果有三个箩或四个箩，可以住在瓦屋里享福。
我家和毛坨家同时告别了茅房，住上了和大哥家一样的瓦屋。
我再也不担心“饭泥虫”突然掉进饭碗里了。
我家茅草换瓦片的房间一共是三间，因为在我家趁着秋干天气换掉茅草的同时，我的篾匠小哥、庄子湾生产队队长毛坨夫妇靠勤劳所得及向亲友借了些钱，在与道光冲大队相邻的均田冲建了四间宽敞明亮的泥砖瓦屋，把原来的两间旧房子低价卖给了我家。
与我家瓦片换茅草同期，母亲前夫曾章甫的侄女、嫁在三堂街的淑玉家正趁着好光景好天气加盖房子。淑玉曾跟曾章甫和母亲到常德市里念书，跟母亲关系很好。淑玉家加盖房子需要大块的平面瓦，而那种平面瓦当时只有荷塘红茶厂旁的砖瓦厂有卖。淑玉安排丈夫留在家里张罗，自己带着女儿温爱贞到荷塘买瓦。母女二人先到砖瓦厂定好2000块平面瓦，然后沿路问“张目桥的刘孟良老师”，找到我家。
淑玉与母亲、毛坨相见，又是眼泪又是欢笑。母亲留淑玉母女在家住了一晚，促膝谈心到深夜。后来，淑玉与母亲、毛坨常有走动，淑玉那个美胜天仙的女儿温爱贞被荷塘公社曹家嘴大队的拖拉机司机刘跃军追到并娶进门。再后来，温爱贞与丈夫到广州打工，母亲跟随我住在广州，温爱贞一家常去看望母亲。这是温暖的后话。
现在，让我回过来说说乐怡的故事。
清波当了教师，乐怡立即尝到了“沾光”的滋味——她走在路上，常有背书包的学生喊她“刘老师”。
两姐妹虽然脸型和五官长得像，但体型差别较大。乐怡一米七，清波一米六。孩子们如果不是清波班级的学生，往往弄错，常让乐怡“当”老师。
乐怡为家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家里吃的每一碗饭、每一棵菜、还的每一块钱债、盖的每一片瓦，都有乐怡的汗水。她从1978年夏天开始当社员，以13岁的细嫩之肩挑起家庭沉重的大梁，落下了永久的腰伤。
1981年夏，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荷塘正式实行，田和山按人头分到各家各户。生产队集体出工的生产方式随之瓦解，刚当选为生产队队长的毛坨还没尝够当队长的滋味就已基本“失业”。
“失业”的生产队队长不只毛坨一人，全国的生产队队长基本都已经或面临下岗。这事缘起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1978年11月24日晚上，在小岗生产队的一间破草房里，18个穿着破烂棉袄的农民，围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饥黄的脸上露出紧张而庄严的神情，他们用颤抖的手指，在一张“大包干”契约上按下血红的手印。谁都不曾料想到，这18个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把分田搞包干的实验迅速推广到全中国农村的每一个角落。
承包到户的生产关系完全符合国情民意，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种自己的田跟种集体的田是相距甚远的两种心态，也是相距甚远的两种态度。对乐怡而言，对普天之下的农民而言，都是如此。
庄子湾那年承包到户后的秋季稻产量几乎是集体状态下的春季稻产量的两倍。农民们不再磨洋工，不再需要天天耗在田里，供应一家的口粮原来是一件再轻松不过的事情！母亲和乐怡用自己田里丰收的稻谷不断地还原先欠别人家的口粮。
自家的菜土深耕细作，菜的产量也大大增加。况且有了充足的饭，菜的需求量也减少了。各家各户自己种棉花，“掐油条”“扯棉裤”“剪尖帽”[2]及锄土，以家为单位足够了。五分棉花地，就能收两百多斤皮棉花。
那年冬闲时节，乐怡跟着母亲到益阳陪爹爹，住在益阳市冶金机械局的传达室里。局工会主席跟母亲聊天，无意中说起：“有个很好的缝纫培训班正在招生，你家小女儿为什么不试试呢？当缝纫师傅比种田好得多啊！”
母亲和爹爹一听就来了兴趣。当缝纫师傅当然好！在益阳大城市学缝纫比在荷塘和桃江学强多了。
母亲问：“得多少钱学费？”
工会主席说：“学45天，45块钱。师傅是有名的老师傅，但得自己带缝纫机去！”
我家没有缝纫机，那不要紧，赶紧买！
好牌子的缝纫机我家买不起，也买不到。母亲和爹爹帮乐怡买了一台“标准牌”缝纫机，花了145块钱。
缝纫机加学费共190块钱，母亲和爹爹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不够的是找我满姑借的。当时满姑刘惠珍在益阳市政府工作，满姑父杨泽东在益阳市科委工作，经济条件比我家强得多。
那个缝纫培训班是个超短课程班，说是45天，开班报名及毕业不算，元旦还放了一天假，实际上只有42天。乐怡虽然听课很认真，但挑着缝纫机回庄子湾实操不了，只能根据听课笔记一五一十地重新学一遍。
乐怡的笔记本上都是公式和要领：袖长多少得加多少，腰长多少得减多少，这样折，那样裁。衬衫是这样，棉裤是那样，西装上衣又是另一样……上课时乐怡认真看着师傅用旧报纸急匆匆地演示过，学习结束回庄子湾后竟把很多都忘记了。
乐怡急得直哭。
母亲在一旁鼓励她：“哭什么？写得明明白白怎会不懂呢？”
母亲就当起乐怡的师傅来，她按乐怡笔记本上的内容，带着乐怡尝试着裁剪，带着乐怡尝试着把裁剪过的布片缝结起来。
母亲镇定地用双脚踩动缝纫机踏板，机子发出“喳喳喳”连续不断的响声，一枚锃亮的针飞快地上下蹿动，马上就把布片结起来了。
母亲学过绣花，学过纺纱，学过织毛衣，学过打草鞋……但没学过一天缝纫。
乐怡打内心里佩服母亲，她说：“我妈真的聪明透顶！”
在母亲的辅导下，乐怡把笔记本上的所有内容都实操了几遍。在实操过程中，帮我家及大哥、小哥家的老老少少都免费做了衣裤。
在益阳大城市学的缝纫手艺到底不一般。款式是大城市的时兴款式，设计和制作都比乡里师傅强。
乐怡从益阳学习回来时，大哥家的新屋已经建好了。
大哥的新屋比小哥的新屋晚建两年多。
大哥的新屋坐落在我家的西南边，离我家约两百米，更靠近官冲和叔叔家。
建新屋前，大嫂过来请母亲帮忙：“他翁妈，请你老人家到厨房帮忙。”
母亲很高兴地应承下来，她本已做好不请自去的准备了。大哥没能接班，母亲很同情大哥，也有深深的愧疚与不安。大嫂能主动跟母亲打招呼，邀请母亲去帮忙，这让母亲很感动。
建新屋是一项庞大的工程，先拆老屋，后建新屋，拆和建都需要请人。母亲尽心尽力地做好每天每餐两三桌人的饭菜茶：每天是早、中、晚三餐饭及上、下午两顿茶。
我和大哥的儿子刘耀、女儿刘蓉正读小学一年级。我没有参与小哥建新屋的工程，但大哥建新屋有我的一份贡献。
我记得旧屋的砖、瓦、木头堆在新址上，新址上搭了个简易棚，放了一张简易床，大哥晚上就睡在上面守着旧屋拆下来的旧材料，以及源源不断运来的新材料。有时候大哥需要走开，我便带领刘耀、刘蓉守在简易棚里。
秋风也刺骨般寒冷。棚里的床上有厚厚的棉被，我们三人便睡上去。材料下边就是路，路上常有人来来往往。我们既怕有人正儿八经地专门来偷东西，也怕行人顺手牵羊把东西带走。我想出一个主意：只要听到有脚步声，便叫刘耀、刘蓉像拉家常一样尽量自然地喊爸爸，我假装是爸爸，硬着喉咙学大人回应：“唉！”
大哥的新屋有四间全部盖瓦的正房：两间卧室、一间书房、一间厨房。还有一间盖着瓦的偏房是猪圈和厕所。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卧室后带有像城里人家那样的洗漱间——外面那三个姐姐最不能忍受乡下没地方洗澡。还有，新屋的门锁全是扭锁，就是那种在外面看不出到底是锁了还是没锁的门和锁，也不知道屋里有人还是没人。这完全是城里高档人家的做派，时髦得很。
大哥拆了旧房子后，我家的西边就成了空地，这空地属于大哥家。我跟爹爹和母亲还住在我出生的那个房间里，那间房与大哥家的旧房只一墙之隔。我清晰地记得，大哥拆除了隔壁的房子后，墙顶上梁部位一直没法补砌，只是用木板钉上，用报纸糊着。一到冬天，寒风从那些木板缝里灌进来。爹爹和母亲晚上睡觉都戴着毛线帽，我也常把头藏进被子里。墙若不严实，冬天很难挨，我对此有切肤之感。
[1] 钟发湘又名海涛。
[2] “剪尖帽”指在棉花树苗长到一定高度后，须把树尖部分剪去，防止棉花树长高不长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