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怡继续从事她的缝纫事业。
她成为我家经济生活的顶梁柱。我家从益阳买来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每到晚上，邻居们就到我家来看电视。我家凳椅不够，他们自带小板凳来。我记得，电视连续剧有《八仙过海》，后来有《上海滩》。母亲一般不允许我看电视连续剧，我常听到隔壁传来乡亲们“嗬——嗬——”的喝彩声。
我家还买回洗衣机及台式、立式电风扇，清波和乐怡早就有了手表，乐怡还有一辆上海产凤凰牌女式自行车呢。
购买这些高档货，用的大部分是乐怡赚的钱。乐怡还出资让爹爹带着母亲去了一趟长沙和武汉。那次在长沙，母亲第一次见到了湘绣展品。爹爹对母亲说：“你当年如果学下去，比这还要绣得好咧！”
离开长沙，爹爹和母亲到了武汉。那是母亲第一次走出湖南省。母亲在爹爹的陪同下坐公共汽车去了她的堂兄钟具兴家。钟具兴家住汉口，解放前夕他曾在我外婆手中借走了我外公清华大学的毕业证书。
乐怡自从当缝纫师傅起，就不断有媒婆上门。母亲以“满20岁以后才考虑”为由，一次次谢绝热情似火的媒婆们。等到乐怡满20岁后，媒婆们不惧在帮清波做媒上受到打击的事实，执意要帮歌声美过刘三姐、漂亮胜过李谷一、身高一米七、收入超过省委书记的乐怡找个好小伙。那时候已经出现彩色照片，媒婆们拿着小伙子们的彩色照片给母亲欣赏。母亲对各路媒婆统一采取“拖”的战术。
爹爹和母亲从武汉回庄子湾不久，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母亲在湘山中学的同学、曾任荷塘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刘石柏。
刘石柏原来一心想当革委会主任，但那年革委会主任钟吉丘交流到县农业局当局长后，县水利局的局长交流来荷塘公社当革委会主任。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刘石柏从荷塘乡党委副书记的位置上退了休。他的五个儿女都已长大成人，较大的三个女儿在县城，老四到广西当兵后不久就牺牲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战场上。
刘石柏从失去老四的悲痛中走出来时，他家老五刘上进已经到了该找老婆的年龄。刘上进在乡中学的食堂工作。
有一次，刘石柏的堂客拿着几块布料来我家锁三线，见到乐怡后，就动了心思，她想让乐怡当她家的儿媳。
她回去后找老伴刘石柏商量，刘石柏一听，心里有些打鼓[1]。他记得自己原先嫌母亲成分不好，在公社会场外故意不理母亲，他感觉给母亲的内心肯定带来了不小的伤害。但那事发生在特定的年代：以阶级斗争为纲，并不是他瞧不起人。他满儿子刘上进虽然只是个炊事员，但毕竟是个正式职工，而他大小也是个国家干部，乡党委副书记呢。那个乐怡虽然长相不错，会裁缝，但说到底还是个农民呢。他左思右想，觉得这事靠谱。
在老伴的怂恿下，他鼓起勇气来我家，亲自为刘上进和乐怡牵线，并向母亲诚恳地道了歉。
母亲热情地接待了他，母亲一边做擂茶款待他，一边笑着说：“老同学有出息，我为你高兴咧！你如果不说那个事，我早不记得了！那不能怨你，要怨也只能怨那害死人的‘文化大革命’。”
母亲真的没有记他的仇，但他为儿子提亲的事，母亲既不反对，也不支持。她说：“清波找男人是我和她爸当了家，乐怡的事由她自己当家咧！”
乐怡认识刘上进，她对刘上进没有感觉。
刘石柏夫妇的心思，刚冒了个头便再也没有下文了。
乐怡在自家办了几期培训班后，张目桥周边地区的大姑娘小媳妇愿意学缝纫的都学完了，招生开始出现困难。母亲跟舅父商量，把乐怡的缝纫培训班办在修山镇麻竹垸村的舅父家。
那里的大姑娘小媳妇蜂拥而至，她们带着缝纫机来，不几天就把舅父家的堂屋挤满了。
那年秋天，乐怡在大姑刘静琴的介绍下，与修山粮站的职工钟世辉认识、相恋了。母亲和爹爹对钟世辉非常满意，认为他虽然不如朱世祥灵活，不如朱世祥能说会道，但读书比朱世祥多，性格比朱世祥沉稳，有固定工作，有会计、审计专业技术，更重要的是，粮站是当时最好的单位之一，家里买面粉、面条、菜油、茶油，再也不用找朱世祥从益阳带过来了。
但乐怡的缝纫事业不久就遇到霜冻，缝纫行业开始大面积滑坡。让母亲始料不及的是滑坡首先在县城出现。仿佛一夜之间，县城就出现了很多装修华丽的时装店铺，卖的衣服款式新颖，色彩鲜艳，充满都市活力。再加上店铺门口的大喇叭不停地播放《月光下的迪斯科》《冬天里的一把火》等流行歌曲，吸引男女老少驻足。时装店顾客盈门，生意兴隆的同时，城里的缝纫师傅就冷了场。
时装店铺从县城迅速蔓延到镇上，甚至荷塘乡交通要道上的舒塘、红茶厂也出现了时装店铺。
不久，一个令人激动的消息像细胞分裂一样迅速传递：县城十字街市场从外国进口了数不清的“洋垃圾”，有西服、牛仔服，料子很好，款式新颖，全是崭新的，价格却便宜得吓人——不论款式和大小，每套都只要十块钱。人们从四面八方赶到县城抢购。人们穿着抢购的“洋垃圾”喜滋滋地结伴回家，一边走一边赞叹外国的垃圾衣服居然比桃江的高档衣服还好。
那阵子，农村爱美的姑娘小伙有事没事常到县城，也常到镇上逛。他们谈情说爱的阵地从山村田野、茶山竹林转移到了城镇，也开始舍得花钱：啃雪糕，看电影，买时装……
烫发的潮流从城里姑娘开始，迅速蔓延到农村姑娘。紧接着，这股潮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城乡男青年也卷进去。年轻人不分男女，到城里的烫发店一坐。店里的师傅便把烧得通红的鸭嘴形火钳从煤炉里取出，迅速插入一旁的水桶里，然后飞快地把白气腾腾的火钳往端坐着的年轻人的头上夹。一股股焦味嗤嗤地冒出，头发就变成了卷毛。
年轻人在自己浪漫享受的同时，也记得讨好准岳父母或准公公婆婆，于是农村老头老太也穿上了时尚的衣服。如果不看那晒得皲裂的脸和粗糙的手，光看衣裳的话，已渐渐分辨不出谁是城里人谁是乡下人了。
这样，乐怡和她的徒弟们就日益没有了用武之地。作为“家庭三大件”之一的缝纫机也成了摆设，顶多在需要缝缝补补的时候才偶尔派上用场。渐渐地，缝缝补补也成为历史——人们再也不会穿磨破了膝盖的裤子了，再也不会穿磨破了肘关节的衬衣了。
“生活富裕了，大家都愿意花钱买新衣，你也落个轻松吧！”母亲豁达地安慰乐怡。
小哥毛坨的废品收购生意却一直红火。
在吉高叔爹和刘拉灯两个忠实、勤劳的帮手的操劳下，小哥的生意做得既愉快，又轻松。
“荒货佬”来了，吉高叔爹和刘拉灯过秤、算账，小哥付钱。后来付钱的工作也交给了吉高叔爹和刘拉灯——小哥叮嘱他们按母亲的教导，以各种名目给“荒货佬”们添点钱。小哥自己则只需请“荒货佬”坐下歇息，再递上一支烟，端上一碗茶，问他们家里的收成和老人孩子的情况。遇上某个“荒货佬”家里有成绩优异的儿女，小哥会捎几块钱给他们作为奖学金。
他爱交朋友，人缘好，依法纳税，遇到找上门来借钱求助的，他尽量满足人家——当然有很多钱借出去收不回来。修山街上的无业青年向他讨几块钱，要他请个火锅什么的，他都能满足。他后来常叫那些无业青年帮他送废品押车到县城，再给他们一点儿劳务费。
不久，篾匠、“荒货佬”出身的毛坨刘式农当选为桃江县工商联修山镇分会副会长。
沾溪乡废品收购站那个姓符的老板见修山街上的毛坨抢了他的生意，曾经带领沾溪河边的几个地痞来闹事。那几个地痞提着铁棒大摇大摆地走到小哥的收购站，正准备开砸打人，不料见到他们混世的“师父”、修山街上无业青年的头儿们在武松一般高大威猛的毛坨的指挥下正忙得不亦乐乎地往货车上装废品，吓得脚底抹油——溜了。
正当沾溪乡废品收购站的符老板也想溜时，被毛坨热情地喊住。毛坨向他表达了歉意，真诚地与他交流了生意经验。后来，毛坨帮符老板中考落榜的儿子联系进了桃江三中读高中，还举荐符老板当了桃江县工商联沾溪乡分会理事。
母亲曾替毛坨的生意担心过，她担心农村家里的烂铜烂锡烂铁被收购光了，废品收购就难做下去了。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母亲的顾虑是多余的。烂铜烂锡烂铁固然是越来越少，但农民家里的生活越来越好，旧电器之类的东西越来越多，旧书旧报纸旧衣服也越收越多，啤酒瓶一两天就能收满满一货车。
不久，小哥毛坨的废品收购站从街尾搬到了最繁华的中心地段——轮渡渡口上下坡处的第一间大店，面积由原来的两间房一百多平方米扩大到五六百平方米。三堂街、九峰、沾溪那一带乡镇的废品收购站嫌跑县城太远，他们不再送货到县城，而是就近送到毛坨这里。毛坨买下他们的货后，再集中运到县城。
无论是手扶拖拉机家庭，还是大汽车家庭，都众口一词地公认毛坨刘式农成为张目桥村“首富”。母亲欣慰地对毛坨说：“荒货里流出油来嗒！”
那年春，康家山缺红薯种，不仅康家山缺，整个汉寿县都缺。康家山派农民张国安到桃江找红薯种，张国安童年时跟毛坨关系很好。毛坨随母亲离开康家山时，才八岁，张国安七岁。张国安一路问红薯种，一路找毛坨。当时，张国安不知道毛坨已改名为刘式农，也不知道母亲已不再常用钟祝华的名字。他从三堂街进入桃江县境内，仅凭“从汉寿改嫁”“娘屋里是修山的”“小名叫毛坨”等信息，居然找到了我家。母亲喜出望外，像桃花源里“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人一样向张国安询问康家山的人和事，还匆匆派人把毛坨从修山喊回来叙旧。
母亲从张国安的嘴里得知了康家山的很多情况：夏主任快七十岁了，还健在；“慧堂姨”家刚建了新屋，两口子过得很幸福；曾耀武在广东的部队里曾被打成了“右派”，平反后在汕头一家部队医院当军医……
毛坨与张国安二十多年未曾见面，他俩有太多的话题聊，在庄子湾聊了两天两晚还嫌不够，毛坨邀请张国安到修山参观他的收购站，说去修山接着聊。
毛坨带张国安回到他的收购站时，房东家出了大事。
那天中午，房东家办扎根酒——房东的小儿子与汉寿女朋友扎根。扎根酒不请百客，也不请亲戚，只是男女双方及两边的父母和媒人一起吃个饭。扎根酒结束后，房东的小儿子带他的女朋友到修山轮渡口欣赏乌篷船上的鸬鹚。一辆货车从轮船上冲下，把那汉寿姑娘撞飞几丈远后逃之夭夭。
来不及送县城，被撞飞的汉寿姑娘被立即抬进修山中心医院止血抢救。进医院不到一个时辰，姑娘便断了气。
毛坨赶紧去医院，听说那姑娘是汉寿太子庙人，张国安也跟着毛坨进了医院。
张国安一眼看到，趴在姑娘尸体上失声痛哭的老汉，竟然是康家山的何黑岩！
毛坨没有料到，自己与那个曾经重重打了母亲一耳光的何黑岩的重逢，竟然会在这样的地方、这样的场合。
多少年来，毛坨一日未曾忘记何黑岩！毛坨当生产队队长之前，一直深深地记着何黑岩的仇。他恨何黑岩，害得他的亲生父亲曾章甫含恨上吊身亡，害得母亲远走他乡！
母亲那些年一直努力消除毛坨对何黑岩的仇恨。母亲常对他说：“那个年代里的何黑岩并不是真实的何黑岩。当年的何黑岩其实也是当年政策的受害者。事情过去几十年了，我们都应该原谅过去所有的事情。”
此刻，毛坨眼前的何黑岩正在承受丧女之痛，他是那么悲痛，那么可怜。他为了给女儿扎根体面穿了一件新棉袄，但棉袄里藏着的烂毛衣透露出他的贫穷，毛衣领口露出来的衬衫领子洗得发了黄，软塌塌地蜷缩着。何黑岩的老伴穿着一件路边地摊上常见的大花夹棉衣，头发稀稀疏疏的，快要掉光了。
毛坨心里一软。那一瞬间，他在内心彻底原谅了何黑岩。
毛坨不仅原谅了何黑岩，还主动为他家提供了帮助。当他得知何黑岩家经济状况不好时，塞给何黑岩500块钱，还请一个朋友开车送姑娘的尸体回康家山。
500块钱是他全家一年的收入了，何黑岩两口子对毛坨充满感激。让他们更感激的是毛坨请朋友帮忙把他们女儿的尸体运回康家山——谁都认为运尸体不吉利，不花几千上万块钱，谁肯干这不吉利的事呢？
那天，缠着几层白布的尸体装上车后，房东一家充满负罪感地送太子庙的人上车。毛坨也在场，他吩咐开车的朋友把车子开稳些。
何黑岩的老伴和其他家人都上了车，何黑岩却迟迟不上车。
房东一家很纳闷，不知何黑岩有什么想法。房东老汉不安地揣摩，何黑岩是不是想索讨一大笔赔偿金？
谁也没有料到，何黑岩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双膝往毛坨跟前一跪，磕起了响头。
毛坨忙乱地抱他起来。
何黑岩不肯起来，眼泪和鼻涕一块儿流了下来。
何黑岩的老伴在车上也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喊：“毛坨！你黑岩叔这些年后悔打你翁娘，后悔害死你爹！他这人嘴笨，有话说不出来！他是在向你家里人悔过咧！你回去要跟你翁娘讲咧！”
清波给爹爹与母亲带来巨大的欣慰，她完全按照爹爹与母亲为她指定的路线规规矩矩地前行——她与朱世祥的恋爱进展顺利，教学工作兢兢业业，赢得乡联校领导同事们及广大家长、学生的好评。
从与清波认识以来，朱世祥表现出色，逐渐赢得美人心，与清波确立了恋爱关系。经过长达四年的交往和恋爱，清波与朱世祥领了结婚证，并在益阳市举行了婚礼。
举行婚礼那天是一个星期日，我们毕业班在学校补课，我没能参加他们的婚礼。
那天我放学回家，听邻里说新郎官派的喜烟是“万宝路”，他们舍不得立即点燃，拿回家要美美地闻几天再抽。
在益阳市，爹爹和满姑、满姑父，及大姑、大姑父参加了清波与朱世祥的婚礼。大姑父钟作舟从桃江三中退休后，托满姑和满姑父的关系，在益阳市科委传达室工作——益阳市扯得上关系的单位的传达室，几乎被我家的亲人“承包”了。
清波与朱世祥的婚礼上，爹爹和母亲对满姑说了几箩筐的感谢话——他们的女儿终于嫁到益阳市来了！
其实在清波出嫁前，爹爹和母亲不得不接受了一个残酷的现实：清波虽然跟益阳市的职工结婚，但她的工作并不能调进益阳市。也就是说，清波的工作单位并不随着婚姻走——让清波成为“益阳大城市人”的希望像肥皂泡一样无情地破灭了。
清波婚后还是在荷塘乡境内教书，在张目桥、担水坝等不同村级小学调来调去。
清波嫁给“益阳大城市人”的待遇，就是在益阳市人民医院生了娃，在益阳市公公婆婆家一间热得像蒸笼的狭窄的偏房里坐了月子。满月后，她带儿子朱沁回了庄子湾继续休产假。产假结束后，她还是在荷塘农村当教师。
清波自己没享受到“益阳大城市人”的实惠，但她恋爱结婚的“路线”被张目桥有条件的两个姑娘照仿。
几年前，满姑托人捎信叫母亲带清波去益阳市相亲的消息，经捎信人四处宣传，弄得张目桥村人人皆知。张目桥人暗暗佩服我爹爹和母亲这些年来总是能“下出一盘好棋”。这一消息在张目桥有未婚未恋女儿的家庭中如石子投池，引起阵阵涟漪，他们也开始想方设法把女儿嫁到益阳大城市去。张目桥村里与清波一样嫁给益阳人的女青年还有我的堂叔刘光顶的女儿刘伴喜、村支书刘桂生的女儿刘艾春——刘艾春的娘曾经热情地叫刘庆余买下母亲的半边豆，并热情地送给母亲一支白糖冰棒。
这是城市对农村的一种“爱情掠夺”，城市男青年轻而易举便可抢走农村最出色的女青年，令农村男青年恨得咬牙切齿却又无可奈何。城市男青年到农村掠夺爱情的资本，既不是才华，也不是长相，甚至不用拼爹，是户籍制度给他们添了分量。
后来，也许是农村男青年在咬牙切齿时下了狠咒、施了巫法，总之，清波也好、刘伴喜也好、刘艾春也好，都在出嫁几年后离婚。对这些曾经年轻、漂亮、优秀、引人注目的女人来说，嫁给城里人而后离婚，是她们的父母，包括我的爹爹和母亲，造成的悲剧，更是时代造成的悲剧。
[1] 打鼓是桃江话，形容内心忐忑，拿不定主意，或想办事却没有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