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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棉花,红棉花》第四十九章毛坨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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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一场政治风波席卷而来。

那是一个春夏之交的星期天,我从学校回了家。我去离家一里多路的泉水井里打了一担水,挑着正往家里走,路上遇到老农民刘壮娃。刘壮娃与我爹同辈分。我跟他打招呼:“壮叔!”

刘壮娃扯住我的水桶,笑着问我:“重五,你恨不恨邓小平哦?”

我诧异:“我干啥要恨邓小平吗?”

“长沙好多人游行骂邓小平咧!你还不晓得?”

“不晓得!干啥要骂?”

“骂他把我们都搞乱嗒咧!骂我们都吃了他的亏!”他轻蔑地笑着走了。

我心里突然很沉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领导中国从“文化大革命”的废墟中站了起来,让我们吃饱饭、穿暖衣、住瓦屋、有书读,他搞乱了啥呢?我们吃了他么子亏?

回到家,我闷闷不乐。刘壮娃有亲戚在长沙,他可能刚从长沙回来。他每次从长沙回到庄子湾时都摆出一副自以为是的模样。

我把刘祥娃的话说给母亲听,母亲气愤地说:“邓小平摘了刘壮娃一家‘四类分子’的帽!如果不是托邓小平的福,他家还不被人批斗啊?还不得挨饿啊?他忘了他爹是怎样活活饿死的了!”

但我还是要感谢刘壮娃,是他最先把那场政治风波的消息告诉了我。

回到学校没几天,听老师说,桃江已经乱了。紧接着,县城的学生串联到修山镇来了。我们的课堂上,一个年轻老师“痛心疾首”般“针砭时弊”,骂邓小平。

母亲在张目桥也听到了风声,她专门跑到学校来找我:“你千万别跟着他们胡闹!邓小平是好人,是好领导!如果不是邓小平,全国人民还在过紧巴日子咧!”

“放心吧!你回去告诉我爹,我清醒着咧!不仅没跟他们胡闹,还劝告班上同学不要参与咧!”

母亲见我立场非常坚定,满意地点点头,朝我笑了笑:“乖崽!”

那真是一场可怕的政治风波啊!那些看似血气方刚、忧国忧民的年轻人,他们不辞劳苦地从县城呼啸而来,又不辞劳苦地叫嚷着转移。他们糊涂的大脑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在那些不愿意看到中国国富民安、不愿意看到中国发展强大、不愿意看到中国秩序井然的人精心设计的圈套里,做着可笑、可怕、可恨的胡闹和瞎折腾。

所幸,我们伟大的党以英明的政治智慧,迅速稳住了局势,迅速解除了那场危机。

那是一次深刻的教训!

希望人们都能吸取那次教训,保持清醒的头脑!

乐怡嫁给了她的如意郎君——修山粮站的会计师和审计师钟世辉。乐怡与钟世辉的婚礼非常低调。婚礼只摆了三桌,也就是双方的亲人们聚在一起吃了个饭。

乐怡出嫁后,爹爹微薄的退休工资成为我家唯一的经济来源,我家从小康线降至温饱线。家里的电视机、缝纫机、洗衣机、三线锁边机、自行车全作为嫁妆转移到钟家。我家三间砖木瓦屋内,又显得空空荡荡和寒气逼人了。

不久,母亲尝到了初当外婆的喜悦。

那是一年中最热的日子。俗话说“六月六,晒红绿”,就是说六月初六那天,家家户户要把红的绿的衣服或被褥拿出来晒。那天,清波在益阳市人民医院生下一个健康的男婴。一星期后,清波母子转移到朱家的偏房里坐月子。偏房很矮,房顶盖着薄薄的大栅瓦,骄阳烤着,热得透不过气。暑天的热气及房里的热气不利于婴儿的健康,也与婴儿缺水的五行不合,清波和朱世祥商量,给男婴取名朱沁,小名就叫沁沁。后来沁沁到广州工作,他的一些同事不认识“沁”字,读成“心”,把好端端的“朱沁”念成“猪心”。

清波生下沁沁后缺少乳汁,姐夫朱世祥就到商店买一种母乳化奶粉。那种奶粉很便宜,三块五一包,一包有一斤多重。沁沁喝着这种奶粉泡的奶长大,倒也健康聪明。

清波生朱沁前的春天,乐怡生孩子。母亲高兴坏了,她一边在家张罗着第一次当外婆的准备工作,一边焦急地等钟家人来我家放鞭炮报喜。谁知乐怡在钟家的卧室里折腾了一天一夜还是生不出来。小姐夫钟世辉找来一辆三轮车把乐怡送到修山镇卫生院,卫生院的医生护士们让乐怡打针吃药,折腾了两天一夜,婴儿还是生不出来。家人只好把乐怡送到县人民医院,到县人民医院的当晚乐怡生了一个女婴。但生下来时,女婴已断了气。乐怡躺在医院的产床上伤心落泪,母亲安慰乐怡:“不幸中有万幸,大人平安无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明年生个胖小子。”

那年深秋,小哥毛坨第四次当爹。小嫂刘放云在接连生下三个女儿后,生下一个健康的男婴。有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封建思想的毛坨终于得到一个儿子,他高兴得逢人就笑着递烟。母亲在心里说,她早就预感毛坨两口子会瞒着她不遵守计划生育,她总感觉到毛坨的亲爹曾章甫会给毛坨送一个崽来。爹爹给新添的孙子取名“刘达宇”。

第二年暮春,乐怡再次生娃。这次她和小姐夫吸取上次的教训,肚子刚发作就坐三轮车赶到县人民医院。

乐怡顺产生下一个男婴,这是钟清宇老先生的第三个孙子。钟清宇老先生给这个男婴取名为“钟琨”。“琨”是美玉,也许是名字的缘故,钟琨长大到了广州,成了一名玉雕工艺师。

小哥毛坨终于生了个儿子,自己却在不久后病逝了。小哥病逝时,他的儿子刘达宇才11个月大。

达宇满月后,小哥准备到县城郊开一家大型废品收购站,面向全县收购各乡镇的废品,修山那家收购站继续保留。他相信,新开一家大型收购店的收入将大大超过他在修山的收入。就在他认真酝酿他的宏伟蓝图之际,他感到脑部疼痛难耐。他先以为是感冒发烧,后来又以为是若干年前在庄子湾摘梅子时石头砸着头留下的后遗症。疼痛让他难以走路,躺在废品收购站的床上辗转反侧。他原以为熬几天就会康复的,没料到痛了半个月还不见好转。他去修山镇卫生院看病,卫生院建议他去县人民医院。

小哥接受了修山镇卫生院医生的建议,在吉高叔爹的陪同下,从修山街坐车到了县人民医院。医院用刚买进来的设备给他诊治,怀疑他患了“恶性脑肿瘤”。医生说,这是绝症,活不了多久了。

吉高叔爹匆忙赶回庄子湾告诉爹爹(当时爹爹已从三个姐姐那里“云游”回来)和母亲。吉高叔爹说得含混,但越是说得含混,越让母亲焦急。母亲立即安顿好家里的事,叫上小嫂一起赶到县城。

60岁的母亲和小嫂及姐夫朱世祥一起照顾小哥。母亲回忆说,她一到医院,医生就说这病治不好,病人活不了多久了。母亲强忍着巨大的悲痛照顾小哥,希望能延长小哥的寿命。母亲想的不仅是儿子的性命,更有孙子孙女们的成长。

毛坨住院的时候,他的三个女儿分别才十二岁、六岁、一岁半,儿子才两个月。

县人民医院治不好,就往省城医院送。母亲叫车把小哥送到湘雅医院,湘雅医院也说治不好。

湘雅医院的病人告诉母亲:“你们如果不缺钱,可以到广州治治看。有些在长沙治不好的病人,到广东省人民医院就治好了。”

有一线救治的希望也要极力争取!

母亲和小嫂商量,决定租一辆车把小哥送到广州去。

朱世祥和小嫂陪护小哥到了广东省人民医院,并迅速给小哥办了住院手续。

小哥在广东省人民医院肿瘤科的墙上的“医生榜”上看到一位叫“曾耀武”的医生!

小哥没见过曾耀武,但他知道他的亲爹爹曾章甫有一位最要好的朋友叫曾耀武,听说过曾耀武留在他爹爹和母亲的新婚洞房过夜的往事,但同名同姓的人很多,他估计这位曾耀武医生不大可能是康家山的曾耀武,因为张国安说曾耀武在汕头的一家部队医院里。

小哥把康家山曾耀武的事跟朱世祥讲了。朱世祥说:“部队要转业的,那个张国安掌握的情况未必准确。如果他就是康家山的曾耀武,那你的病就能更快治好了!”

但那天上班的医生里,没有曾耀武。

朱世祥找护士打听,护士说:“曾主任到美国开研讨会去了。”

“请问您知道曾主任老家是哪里的吗?我有个湖南亲戚也叫曾耀武。”

“曾主任就是湖南的呀!”

“他湖南哪里的?”

“不知道!”

“这位曾主任什么时候回来上班?”

“他昨天还上班呢。得三个星期后才能回来。”

“医生榜”上有照片,可惜小哥不认得。他们没有照相机,没办法照下来带回庄子湾让母亲辨认——四十多年过去了,母亲也未必认得出来。

朱世祥跟小哥说,可以去曾主任家找他家属证实一下。小哥却灰心地说不要折腾了,八成是同名同姓的。

广东省人民医院对小哥的病做了诊断,医生说这病已到了晚期,治愈的可能性不大,要么冒风险做开颅手术,要么回家保守治疗。医生倾向于保守治疗。

朱世祥和小嫂给小哥办了出院手续。办完手续后,朱世祥写了一张字条交给护士,请护士转交给曾耀武医生。

字条上写的是:“尊敬的曾主任:请问您是汉寿县太子庙镇康家山人吗?如果是,康家山曾章甫的儿子在您这里住个(过)院。请您打个电话给我。朱世祥”。

我家那时候没电话,为了保险起见,朱世祥在字条上留了两个电话号码:一个是益阳市日杂公司业务部的公家电话号码,另一个是满姨家的电话号码。

小哥出院时,医生告诉朱世祥和小嫂:“估计活不过今年了,除非有奇迹出现!”

小哥转回桃江县人民医院。

小哥转回桃江不久,满姨夫到医院里来,告诉了母亲一好一坏两个消息。

好消息是,那个曾耀武医生就是康家山人,就是曾章甫的好朋友,他留了他家的电话号码。坏消息是,曾耀武在电话里说他回单位上班后立即调取了小哥的材料,他说小哥的病确凿无疑是恶性肿瘤的晚期了。

母亲在满姨家给曾耀武回了电话。曾耀武在电话那头再次确认了小哥的病情,并叫母亲坚强面对事实,提前准备后事。

母亲天天守护在桃江县人民医院,怀着绝望与悲痛,她常背着小哥流泪。她恨命运如此不公,硬要把她和曾章甫生育的好孩子一个个地逼上不归路。

在桃江县人民医院又住了半个月后,小哥出院回到庄子湾。他自己并不知道他的病情。经过在医院几个月的吊瓶吃药,他又能走路了,又能逢人就递烟闲侃了。人们欣喜地说:“毛坨的病治好嗒!”

小哥、小嫂带着四个孩子在我家过了中秋佳节。小哥的孩子们不知情,年幼的侄女们在我家开开心心地吃月饼,一边哼唱着“月亮嗲嗲糯米粑粑”的民谣。

那是小哥保持着俊朗、热情、欢快的外形,度过的最后一个中秋节。节后一个星期,小哥晕倒在他家的睡椅上,小嫂喊人帮忙把小哥抱上床,小哥再也没离开那张床。

小哥睡在床上,一直昏迷不醒。

清波不再住在学校,她带着儿子沁沁住回我家,每天放学就匆匆赶去看望小哥。乐怡把儿子琨琨交给婆婆,也赶回来陪护小哥。

母亲更是每天一早就到小哥家,深夜才回来匆匆睡个觉。

秋天的一个星期六中午,我向老师请了假,跨上自行车直往家里奔。强烈的直觉告诉我,小哥生命垂危。

我急匆匆赶回家,家里只有爹爹孤零零地在家守屋。我放下书包一路疾跑到均田冲的小哥家。

听到我的声音,母亲和姐姐们忙高声对床上的小哥喊:“重五回来嗒!重五来看你嗒!”

我疾步走到小哥的床边,看到小哥紧闭着双眼,一动不动。

后来,母亲和姐姐们告诉我,小哥一直是深度昏迷的,但他听见我去看他,竟然奇迹般地动了动放在棉被外的左手的手指头。

我两只手赶紧握住他的左手,我感觉到他的手掌粗糙而温暖。他也用力握紧我的手,拉着我的手在他的胸口徐徐地移过去又移回来。我大声呼唤他,我以为他能开口说话。但他只能用宽大的左手拉着我的双手徐徐移动,却睁不开眼睛。他的嘴唇微微张开,但发不出一点儿声音。

“毛伢子,你跟重五讲话啊!”母亲在一旁大声喊。

数双眼睛紧紧盯着,数双耳朵竖着,我们希望他开口说话,但他一直没能说话。我们看到他的眼睛里流出了泪水。

那两天,我守在小哥身边,只有晚上才回我家睡觉。

那两天,田家冲有个中年农民来小哥家,他说他很佩服毛坨的人品和能力,他希望能施法帮毛坨治病。他到床边煞有介事地看了看小哥的手,问了小哥的生辰八字,然后当众翻看一本他随身带着的书。

“这病保证能好,书上都写着咧!”他对我们说。

没错,那时候书上写着的东西,淳朴的农民是不会怀疑的。那时候在桃江农村,人们还不知道什么叫非法出版物。他们只听说过圣贤书,虽然也曾经对我的堂叔爷刘龙舫读圣贤书表现得不屑一顾。

但我们几姐弟是不相信他那本书的,母亲也不信,只有小嫂信。她兴奋地说:“要是救得好我男人,我送你两只母鸡和一个大大的红包!”

星期天的早上,在病魔折磨下熬过又一个漫漫长夜的小哥,抛下他心爱的家人与世长辞了。

一朵跟随母亲从康家山移植而来、饱经风霜雪雨打击的不屈的生命之花正在蓬勃怒放的时候,猝然间凋谢了。

花甲之年的母亲再次承受失去爱子的痛楚。

白发人送黑发人。

小哥的三个女儿跪在床前哀泣,11个月大的儿子在摇窝里使劲地号哭。小嫂感觉家里的大梁瞬间坍塌,她没有准备好,她不知道该怎么带活小哥抛下的四个儿女。

屋里老老少少都在哭泣。我虽然万箭穿心,但没有流泪,只是紧紧咬着嘴唇。这是我自懂事以来第一次面对失去亲人的痛苦。

我站在小哥的遗体旁,看着他沉睡般的脸。我在心里默默地对他说:“最最亲爱的小哥,你的四个儿女交给我吧!我会尽到一个叔父应尽的责任!”

处理完小哥的后事,一家人商量该怎么帮助小嫂母子五人。

清波和朱世祥商量后提出,他俩愿意抚养小哥的二女儿刘宏宇,带她做女儿。这个想法却引发了异议。我的一个远房堂姐说:“清波你接的是你爹爹的班,你在你小哥刘式农的女儿刘宏宇身上花一块钱,就应该在你大哥刘道任的女儿刘蓉身上花一块五!否则你就对不起你大哥!”

清波性格一贯懦弱,对堂姐的话一时竟无言以对。

母亲考虑到这事关爹爹的亲儿与继儿的关系,她不便开口。

爹爹替清波解了围,他说:“清波接的是我的班,但她挣的钱是她自己流的汗,不是我的汗。她帮助嫂子和侄女理所当然,这跟道任一家扯不上关系。”同时,爹爹也表达了对清波和朱世祥带刘宏宇做女儿的忧虑:“带作女儿麻烦多,矛盾也多。帮助侄女是应该,不如按期资助她一些钱,这是看得见的帮助。很多带孩子当崽女的家庭,最后闹得不欢而散,恩情没得反得仇。你们应该再想清楚一点!”

清波和朱世祥还是坚定地带刘宏宇做了女儿,把她带在身边,作为家庭的一员,并送她念完了大学。这期间,朱世祥下岗,清波抱病,家里生活陷入贫困,清波和朱世祥宁愿少吃一口,也要让两个孩子吃饱。那些年,清波和朱世祥几乎没买过新衣,他们把一分钱掰成两分钱花,省吃俭用地把钱用在两个孩子身上。有时候过新年,他们没钱给两个孩子各买一件新衣,会毫不犹豫地买给刘宏宇。后来朱世祥做了对不起清波的事,导致两人婚姻破裂。刘宏宇依然把朱世祥视为爸爸,她从内心深处感激朱世祥对她十几年的抚育之恩。母亲虽然对清波的不幸婚姻充满愧疚,但她怎么也恨不了朱世祥。母亲说:“朱世祥这孩子咯样多年尽心尽意抚育我的孙女宏宇,他的心地很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