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您1947年出生在广东梅县——刚好也是杨德昌的故乡——您的父母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离开大陆来到台湾？
侯：其实我在大学时期，有整理过我的童年记忆——因为那时候有看书——没有想要拍，但就是一直在日记本里想一些自己的事情，就记录。但是真正要拍《童年往事》的时候就问我姐姐。因为我姐姐大我七岁——她来（台湾）的时候差不多就是七八岁——所以她很多记忆比较清楚，可以问她。我才知道我父亲是在1947年的时候，台湾“二二八”[1]之后——应该是我出生四个月的时候——他就来台湾。
为什么会来台湾呢？因为战争结束后他是广东梅县的教育局长，他是学教育的，中山大学教育系毕业的——后来战争就加入国民党的政战系统，他有一些官职，基本上都是在战争期间。1947年，广东有一个省运会在广州，他带学生去参加运动会，碰到他在中山大学的老同学李荟。然后李荟要来台中当市长，就问我父亲要不要当他的主任秘书，我父亲讲说，“好，试试看”，李荟就要他来。
我父亲（觉得）来台湾不错，因为有日本殖民的建设，二战轰炸台湾的（地方）并不多，我姐姐记得我爸还写信说这里有自来水，就托人把我全家——我爷爷已经去世了——我奶奶、我母亲的舅舅，我姐姐、哥哥、我，这五个人接来台湾。就在台中做了一年吧！我父亲不习惯政治因为他是学教育的，他在汕头办过报纸，不喜欢政治。可能就调到花莲。听我姐姐说是爸爸的一个同学，在当花莲县长，所以又去那边当主任秘书。（后来）就回教育部，搬回新竹，父亲在台北上班，是当督学，全省的学校都可以去跑。因为在北部，身体就不好了，就会气喘。他本来以为过几年就可以回去大陆，但是1949年国民党政府撤退到台湾，回不去了。就一直留在台湾。
白：因为年纪太小，您个人对大陆应该没有什么亲身记忆吧？但小时候对大陆有没有什么想象或眷恋？
侯：懂事了以后，有些记忆根本记不得了，也不知道了，然后（父亲）就调到高雄县政府当合作社主任。那边比较炎热，因为是夏天，对身体比较好，但他的肺病没有比较好，所以长年住院。从小父亲就一直坐在那个位置，不是写字就是看书，不是看书就是去上班。后来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台南疗养院，所以家里并没有讲到什么。
白：在《童年往事》里，奶奶经常讲到那条“回大陆的路”，您自己对大陆有什么样的一种想象？
侯：那时我还小啊！人的意识对现实已经分不清了以后，奶奶以为走过那个地方就可以到了，到那边走走走就可以到她的梅江桥，湾下村，“回老家了”重复好几次。带我去，都带我到凤山旁边有个地方叫赤山（台语），就是往北门那边走，每次都走到别人家的番石榴园。可能我奶奶去了好几次了，都很熟，待一待吃吃番石榴不就回来了吗。我那时候调皮捣蛋，对这完全无感。
有一次我一个姑婆来，等于是我爷爷的妹妹，他们很早移民南非，来了很多人，我爸有很多西装都是那时带来的，姑婆也待过一阵子，我很小也没什么记忆。有时候会通信，南非寄来的邮票很漂亮，我们都会剪下来泡水然后贴在窗上，像《童年往事》这样，接到南非辗转过来的信，讲家里面的一些状况，就是“三反”、“五反”的时候啊，“大炼钢”啊，有一点点这种印象。
白：50年代的台湾是个相当艰苦的时代，当时你们家里的经济状况——尤其是您父母过世以后——是怎么样？父亲走了以后，你们这几个孩子是怎么过的？
侯：我父亲是在高雄县政府，一个月六百二十块要养八个人——我祖母我父亲我舅舅，我姐姐我哥哥我，两个弟弟——我舅舅那时候已经独立了，出去做事了，所以八个人。我爸爸（留）二十块，我姐姐跟我讲那是剃头用的；其他六百块就给我妈妈，我妈妈就是会来衡量啊。所以我那时候会多报一岁嘛！我身份证是1946年，属狗的，但我很清楚我是属猪的，我姐姐说我不是属狗；因为来（台湾）的时候，报户口，多报一岁，可以早一点领到粮食。（那时候的制度是）大口、小口、中口，几岁到几岁大口，几岁到几岁中口，这样。我们不吃粮食，面粉就会拿到市场去换别的东西啊！连萝卜的叶头都会腌来吃，蛮辛苦的。
以前小时候根本没有零用钱的，都是我洗碗很勤奋，我妈妈才说给我一毛钱。父亲在我差不多十三岁念初中一年级的时候去世，其实我父亲有很多同学在台湾（帮忙），我母亲就到凤山国小当护士——她以前是高小毕业，是可以当老师的，我父亲去世以后她就去凤山国小，在卫生室当护士（相当于护理教师）。但有时候要靠一些标会啊（应急）。
那我姐姐哥哥就没办法（念大学）。我姐姐成绩非常好，本来在台北念北一女，后来搬到高雄念省立凤山中学。我哥哥是念省凤而我也是，他们初中毕业后都去念师范学校：我姐姐念高雄女师、我哥哥念屏东师范，全部生活费用都由公家负责，但是毕业以后要教几年书。
白：后来他们一直在教育界工作吗？
侯：我姐姐一直教书到退休。我哥哥也是当到教务主任又当到副校长退休，去年中风，处理太慢，有一部分记忆不见了，我看他样子就知道他记不得我了，不过还好啦！
白：您小时候有什么样的爱好？
侯：我小时候是我们家最野的。在新竹的时候我念了半学期的小学一年级，因为我身份证报的是1946年，所以我很早就入学了。记得几个事，我有一个大的铁弹珠，（镀）银的，很宝贝。我家巷子后面是木材场，完了有一天弹珠“啪啦”掉到那个木材缝里拿不出来了，记得很清楚。
我在《风柜来的人》有用到这个画面：跟着巷口一个男的在走去乡下的路上，他用一个竹竿把蛇打死了，后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去看，结果蛇只剩下一层皮。
还有一个印象是偷钱，我念一年级，偷了我妈妈五块钱去买糖果，糖果很便宜才四毛多——出不到五块钱。（花剩的钱）藏在日本式房子底下，那是垫高的，旁边有一个铁，我把它藏在里面，我妈妈一看就知道，就去把钱取出来，把我打一顿。大概就是这样，在新竹的印象。
到凤山以后呢，因为我们家是在凤山县衙里，一堆老的区，就是县政府的宿舍，一排老的房子，我们家旁边就是城隍庙。城隍庙是很本土的，我来不久就跟我同学去城隍庙了，他家住在那边，就买了一些弹珠跟他们打，每天都在城隍庙跟他们混。
每天都很喜欢赌博嘛！打泥巴啊！在那里练，洞很大，对方就把它给补满，把人家泥巴都赢来。橡皮筋，用弹的。每一个陀螺，去木匠那里刨出来，然后放在那边给人家批，玩到最后就直接用丢的，打陀螺。圆圆的叫尪仔标，就是圆圆的牌，后来有熔铸的塑料各种图形的，那种叫尪仔仙。那时候我们什么都赌，最后就是赌钱。还有赌“掷钱”，就是画一条线，五六个人玩，每一个人赌两块，把那个铜钱丢过去看谁最靠近那条线。丢过那条线的，如果跟别人的钱连在一起，那钱就是你的。其他的就是最靠近那条线的，什么都是你的。每天赢一些钱就去买苹果吃（笑），有一阵子常常吃。什么都赌，很厉害。
过年呢就是（待在）城隍庙，“摇三六”赌骰子，你押一二三四六，通常是三个骰子用一个碗盖起来，一个碟一个碗盖起来，当庄家的只能跟你摇一下，前面是先给你看的，譬如说三颗红的一个给盖起来的，你要多摇没人要赌。过年都在那里赌。
差不多中午我弟来叫我吃饭的时候，我的钱都输光光。压岁钱耶！然后我就去跟我祖母混，我祖母很疼我，因为算命的说我长大以后会当官——想想也对，当导演也算官吧！所以就比较疼我，给我一些钱。我哥哥是不跟他们混的，很认真念书的那种。我那些朋友的哥哥们是一起的，他们的叔叔爸爸们是一起的，台湾话叫角头，就是地方上的一些人常常聚集这样，外面有事他们会对付，差不多到我们这一代的时候，经济慢慢稳定就开始有流氓——其实也不是流氓。
[1] 二二八事件（1947），起因于台北专卖局取缔四十岁寡妇林江迈非法贩卖私烟，引爆一连串的暴力事件，数日内便扩及全岛，台湾人与新近移居的大陆人之间持续冲突，导致台湾本岛的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大量被捕、遭到屠杀。有关此事件的更多资料请参见赖泽涵、马若孟、魏萼著，罗珞珈译，《悲剧性的开端：台湾二二八事变》，台北：时报文化，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