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除此以外，十几年来您也拍很多广告。广告的制作和拍摄，会不会对您拍片有所贡献？还是觉得会分散您的精力，您本来可以把那资源拿来拍您自己的片子？
侯：拍广告是无意间开始，人家找我拍的。大概是十八年（前），第一部是拍麦斯威尔咖啡，之前这广告蛮成功的一句话，“好东西要与好朋友分享”，孙越代言，他的声音语调很有感染力。我接的这个文案，讲一位燕京大学的教授来到台湾，怀念以前的咖啡——以前他们在燕京校园里面喝咖啡，在宿舍谈论时事。我感觉这有意思，《联合报》有很多历史镜头的老照片，就将它结合在一起。
他们拍广告的，一般不会找我——都是那种文人的（广告类型），因为对他们来讲，那种难拍。后来要我代言麒麟啤酒，我说我绝对不代言，那问我，不然就帮他们拍，我说拍可以啊，可以找吴念真来演。后来有一家威士忌出到一千多万——一千五百万——要我代言我都不肯，他们说你的日本好友北野武也代言啊。我绝对不代言商品。最早有那个credit card，美国的American Express，他们不是付酬劳给我，而是透过广告公司来说：他们拍过很多名人，这摄影师很有名、会从美国来，他们想拍我，当然没有酬劳，但是他们是这样，（我就成为）AE卡的名人。我说我基本上对资本主义有点反感，我直接这样说，很好笑。不然是怎样，他们以为给我一顶皇冠，我应该感到荣幸吗？！
白：但是幕后拍广告，跟当个代言人，您觉得在本质上有很大的差别吗？
侯：因为幕后是一个技术，影像技术可以卖，个人形象不可以卖——我为什么要用我这张脸去卖东西？现在的广告片，都是直接的卖，不只台湾，全世界都这样。先前的广告片，有一种人文的味道，那表示台湾有些人还接受这种东西，还有效用。但这种东西已经无效了，现在都直接叫卖的，所以我不拍也拍不来，就是这样。那我先前拍呢，因为我是拍电影的，拍的跟他们不一样，所以想要有某种效果的，才会来找我。
早先我帮一个汽车拍广告，“三菱”他们的概念，车子是家庭的延伸，我说好吧，我帮你们拍。就拍新婚夫妻要结婚、布置家的一种状态，最后是车子在跑，连续三个这部车的jump cut——但我拍车，其实拍得很丑，我根本不会像他们那样拍漂亮车，而且连续跳接——他们一直搞不懂为什么要这样子弄，那位日本的创意总监说太过头了，不需要这样连续。我说车子就像家庭，重复剪车子，感觉车子是有意识的，是活的！他们听不懂，但我很硬啊，他们不能改的，拍出来果然（大卖）！他们新推的车叫Lancer，那个总经理林信义，后来当“经济部长”，跟我一个鞠躬。我说我只提供一个想法，再把这想法发挥出来，主要是你们自己销配的机制，定价、定位什么的做得很好。他说不是，很多妈妈带孩子来，说：“一定要买这个车！”那时候才知道广告渲染力很强。之后又拍了三个，要再拍我就很烦了，因为都同样的东西。后来我就说差不多了，就不去开会。
就换“麒麟”，“日本电通”在台湾的头。那个（负责）人很不错，他们专业，而且很尊重，说可不可以请我演，我说不演；他说可不可以请我拍，我就拍了广告。我为什么会接受，因为他们的构想是探索台湾之美，就是偏僻的、没有人发现的那种地方，我想这个可以，就拍这个。当时有一种氛围，广告片当人文在拍。我找陈明章来配乐，不料那条歌大红，“有缘无缘，大家来作伙，呼干啦，呼干啦”，大街小巷都听得见，变成年度语，而且麒麟啤酒一下冲上来，变成进口啤酒里销售最好的，把台啤吓了一大跳（笑）。
至少不拍片的时候，拍广告这钱可以养我公司。后来就越来越少，因为一直拍些有的没的，我根本懒得理他们；他们也懒得找我，因为我要的钱比他们一般的都高。最近拍法国的那个云南茶，我觉得脚本不错，然后公司太久没拍片了，开销很大，我就说好吧，对我来讲这只是一个礼拜工作的事情。
白：是您第一次到大陆拍广告吗？
侯：算是。在西双版纳，实际拍摄两天，就是要拍有雾的清晨，主要是找场景，要判断。找毕安生（Jacques Picoux）来演，他是在台湾的法国人，在台大教书，最早（拍）李天禄那时候，我就认识他了，我电影的法文字幕都是他翻译。李天禄叫他“毕龟”（台语），因为演布袋戏的一个人驼背叫毕龟。他小我一岁，之前拍Toyota的车子，“锯车”也是找他——他做拼贴画很有名，一双手修长漂亮，就找他来锯车。因为我一个很熟的广告创意朋友阿川（林森川），他只想到锯车，可是不知道怎么弄，叫我来，我说好吧，让我帮你想一想吧。
他们的要求是想给观众看一部锯开来的车子。他们把一部车子切开，就像切西瓜一样，切开给你看。切开车子当然可以，但是那个“说法”到底是什么？跟朱天文正好聊到卡尔维诺的《给下一轮太平盛世的备忘录》（Six Memos for the Next Millennium），其中有一篇卡尔维诺引一个诗人的话说，“深度是隐藏的，藏在哪里？藏在表面”，我就把这句话当作广告语了（笑）。深度是隐藏的，就藏在表面，是文字与文字结构透露出来，跟电影很像，影像之间透露出某种讯息，所以就用这个说法来锯车。
广告已经很久没拍了。后来会接一些公视啦、故宫博物院啦或政府的，但是不多，说穿了还是人文一些的。这次上海世博城市馆部分，台北馆有参加，市政府他们直接来找，因为鸿海郭台铭说他是台北市民，出钱捐了硬体的建筑，里面有360度的银幕，找我做关于台北的3D立体影像，我说好吧，为了台北市民在上海世博不要太漏气，就帮忙。但是很麻烦，非常麻烦，接了台北馆这两个主题，一个是垃圾回收，一个是宽频上网，剪成《台北的一天》。3D立体实拍是很难拍的，连器材的使用都限制很大，而且台湾还没有这种技术，他们新进了一种，还是做不到，结果台湾有一个做了很久土法炼钢的效果反而还好。
最近不是十二月要推出全球联映的《阿凡达》——就是《铁达尼号》的导演James Cameron，那个很厉害，但是他是实拍的，他都不敢太“凸”，因为太凸逼到眼前很难看，尤其是拍人。
白：某些人说，电影的未来就是以拍3D立体为主的，至少所有的大片都是3D的。您觉得不太可能吧？
侯：美国现在都立法，不能太凸，太凸会伤害小孩的眼睛。而且那种看多了，也懒得看，因为不过就是个（新奇）玩意儿。只有在动画，3D动画还比较可能，香港迪士尼乐园里那个3D做得很棒，完全不会让人不舒服。但是香港机场航空中心什么的戏院那个3D是实拍的，简直难看到不行，又不好看。
那个东西很难，因为违背了我们的眼睛，那是一个假象，而且在艺术性上是很低的，那个形式会破坏艺术性，老实说，不值一提。最主要是美国占优势，他们的3D立体产业一直在扩张，你搞不过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