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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兴亡》蓝苹、狄克和崔万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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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苹,总是脚踩两只船:在生活上,既跟唐纳同居,又跟小俞来往;在创作上,既争斗于银幕,又纠纷于舞台;在政治上,既混迹于左翼,又来往于……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去世。作为左翼电影演员,蓝苹曾参加鲁迅葬礼,并发表了《再睁一下眼睛吧,鲁迅!》[35]:

一个挨着一个,静默地向前移动着。

当我挨到了棺材前的时候,突然一种遏制不住的悲酸,使得我的泪水涌满了眼眶,同时从深心里喊出:

“鲁迅,你再睁一下眼睛吧!只睁一会儿,不,只睁那么一下!”我张大了眼睛期待着。但是他没有理睬我,仍旧那么安静的睡在那儿,像是在轻轻的告诉我:“孩子,别吵了,让我安静一下,我太疲倦了!”于是我带着两汪泪水,一颗悲痛的心,悄悄地离开他,攒进了那个广大的行列。

这种难以言喻的哀痛,在不久以前曾经苦恼过我一次:在看复仇艳遇的新闻片里,我看到另外一位斗争到死的伟人──高尔基。我看到高尔基生长的地方,又看到他老年来那种刻苦的精神,最后那个占领全银幕的,紧闭着眼睛的头,使我像今天一样的噙着眼泪恳求着:“高尔基!再睁一下眼睛吧,那怕只睁一下!”但是……

我像一个小孩似的,在戏院里哭了。

由于千万个人组成的那个行列──那个铁链一般的行列,迈着沉重的,统一的大步走着。无数颗跳跃的心,熔成一个庞大而坚强的意志──我们要继续鲁迅先生的事业,我们要为整个民族的存亡流最后一滴血!

太阳像是不能忍受这个哀痛似的,把脸扭转在西山的背后。当人们低沉的哀歌着“请安息”的当儿,那个傻而执拗的念头又在捉弄我:

“复活了吧,鲁迅!我们,全中国的大众需要你呀!”

没有一点儿应声,只听见那刚劲而悲愤的疾风在奏着前夜之光。

黑暗吞没了大地,吞没了我们的导师。每个人像是失去了灵魂似的,拖着滞重的脚步,跨上了归途。

但在每个心头都燃烧着一个愤怒!

应当说,22岁的蓝苹,能够写出这样的文章,表明她确实是左翼电影阵营中的一员。

当然,在“文革”中,说30年代的蓝苹是“跟鲁迅站在一起,并肩战斗”,这又未免言过其实了。

后来江青在与美国记者维特克的谈话中,这么吹嘘道:

鲁迅在《申报》“自由谈”里称赞我,我没有见过他。他是看了我的戏。我演了《娜拉》、《钦差大臣》、《大雷雨》。其实我不想当明星,一举成名,电影老板都来找我订合同。但“四条汉子”,就是周扬、田汉、夏衍、阳翰笙搞分裂,想搞死我。你知道,中国有个女明星叫阮玲玉被迫自杀了。他们想逼我当阮玲玉第二。

“四条汉子”提出国防文学,是典型的汉奸文学。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就是两个口号之争。于是他们围剿鲁迅,我也是当事人,被围剿……三十年代在上海,我是第一流的演员,但这并不是我的主要工作。我做革命工作,地下党,领导工人运动。最主要的是领导文艺运动。那时鲁迅是革命文艺旗手,是对我很赏识的,不仅对我的戏,对我的文章,对我这个人。鲁迅说我是个真正的革命女性……

哎,真惨啦,在那个时代,鲁迅贫困交加,生了肺病,国民党迫害他,“四条汉子”围攻他。

1936年鲁迅病逝了,我们组织上万人的大游行,也就是送葬行列。我扛着大旗,走在最前面。一排人手挽手,昂着头,你想想,那有多么神气。我一点都不害怕国民党特务……

她明里是左翼演员,然而,暗里又与右翼文人眉来眼去。

1982年,香港的《百姓》半月刊,连载了数万言的长文《上海岁月话江青》。此文作者,乃崔万秋。

上海的老报人都熟知此人—他是当年上海《大晚报》副刊“火炬”的主编。然而,这只是他为人们所知的公开身份。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了南京,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的档案中查获,崔万秋为军统上海特区直属联络员。

历史的安排,竟是那样的奇妙:在“文革”中,江青和张春桥同为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同任中共第九届、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而在20世纪30年代,同在上海,同时跟崔万秋取得了密切的联系。

当蓝苹在1935年春天来上海演《娜拉》的时候,比她小三岁的张春桥,在这年5月,从济南来到了上海。

1936年1月1日,蓝苹在崔万秋主持的《大晚报》“火炬”副刊发表了《随笔之类》一文,谈论演员与天才的关系:

随笔之类

在我童年的时候,每当听人家说到“天才”二字,不知怎的,就会莫名其妙的竦然起敬!不过,在那个小小的,简单的头脑里,却又时常起伏着以下的疑问:天才?天才是甚么呀?难道是天给的才?那么,天又是谁给的才呢?

最近和朋友们重又谈到了“天才”问题,争辩所得的结论是:──认为“天才”是不存在的,只是在人的本质上分着高低而已,光靠先天的赋与是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演员的!

很明显的例子:何如让一个生活在洋楼,出坐汽车,对于下级生活一点儿也不熟悉的小姐去扮演一个女工,试问能够成功吗?但是我并不是说小姐不能扮演女工,这只是说决定她的成功或失败的,是她的生活经验和她对于社会的理解,而不是所谓的天才!

■ 蓝苹及她写的纪念三八妇女节的文章

因此,一个人如果专靠着美貌,或是一点儿聪明去做一个演员,那是危险的!

一个成功的艺术家,一个成功的演员,他不但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以及对于社会深刻的认识,而且他还需要许多工具—各种艺术理论、文学、科学等书籍,这些东西可以帮助他更加深刻的去解剖并认识他周围的现象!

同时,一个演员,更应该尽量的使自己成为一个多方面的演员,决不要把自己封锁在一个狭窄的圈圈里!因为一个演员要是只能扮演那种比较适合自己的角色,那就谈不到演技,那只是一种自我的表现而已!

就在蓝苹文章发表后的两个多月,3月15日,张春桥便化名“狄克”,在“火炬”副刊发表那篇攻击鲁迅的《我们要执行自我批判》。

蓝苹也成了崔万秋的联络对象。由他主持笔政的《大晚报》“火炬”副刊,发过蓝苹的文章、照片,也发过吹嘘蓝苹的影评、剧评,称她是“典型的北国女性”,山东戏剧运动的“功臣”。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国大陆批判江青、张春桥,提到了《大晚报》“火炬”副刊,也提到了崔万秋。

崔万秋的反应如何呢?

“崔万秋对上述两项攻击,当时一笑置之,未予理睬。”

不过,他后来毕竟还是“理睬”了。他先是为香港《百姓》半月刊写了《上海岁月话江青》,然后又为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写了《江青前传》一书。

《江青前传》的内容提要中,便写及崔万秋和当年的蓝苹有过“推心置腹”的交谈:

与这个时期的江青有过交往,并且是关系密切的人,环顾海外,可说寥寥无几,而唐纳与崔万秋可说是最为人所知的。

唐纳是江青的前夫,而本书的作者崔万秋,则与她有一段颇为“相知”之交。

崔万秋,三十年代在上海《大晚报》任职,其时江青沉浮于艺海之间,演戏的往往希冀拉拢到文化人的捧场,他俩就这样认识而交往了。

江青在上海这一段生活,其烟视媚行、颠倒众生、艳名四播的浪行,以及要“露峥嵘”、强出头的个性,当时近在咫尺的本书作者,无不看得清清楚楚,听个明明白白,再加上与她有过数次称得上“推心置腹”的交谈,种种印象,虽然相隔了半个世纪,但作者仍能以惊人的记忆力,挥洒自如的笔触,细细向读者道来……

崔万秋在《江青前传》中回忆,他在《娜拉》排练场结识蓝苹之后,便以为“蓝苹,是一个个性很强,自我中心的女性”。

他记得,蓝苹演完《娜拉》之后,曾经打过电话给他,“谢谢《大晚报》为她捧场,并表示想来看我,叙叙乡情”。

于是,崔万秋约蓝苹到霞飞路白俄经营的DDS咖啡馆聚会。

那天,他们“从琅琊台的名胜,谈到诸城的人物”,从“开通山东的风气”的王乐平,谈到王尽美、邓恩铭(均为中共一大代表)。

崔万秋说,他和王尽美、邓恩铭都曾是山东励新学会的会员,而且,“邓恩铭还是我一中的同学”。崔万秋注意到,“蓝苹听得非常热心”,虽然,他当时“知道她是左倾分子”,但是,“不知道她在青岛已经加入共产党”。

接着,崔万秋又陪蓝苹去上海锦江饭店会晤阿英。他们一边吃,一边喝。蓝苹“既不拘束,也不粗野,不像是初出茅庐”。

他们谈论起京戏。蓝苹说:“程砚秋是革新派,梅兰芳是守旧派。”

他们谈论起女明星。在胡蝶和阮玲玉两人之中,蓝苹毫不含糊地说喜欢阮玲玉,“有人批评胡蝶为石膏像,木美人。”

他们谈论起美国电影。蓝苹说“她很喜欢看葛莱泰·嘉宝演的电影”。

……

崔万秋所回忆的和蓝苹的谈话,大体上是两个话题,即故乡山东和戏剧电影。至于更深层次的谈话内容,《江青前传》中并没有写及。他自称和蓝苹“虽然是同一年(1933年)到上海,而且是山东同乡,但一直到1935年初夏才由洪深介绍见面。相识之后,同在十里洋场的文化界兜圈子,但除了文化界集会时偶尔见面外,私人往来很少”。这与该书封底所印“内容提要”上的介绍,似乎大相径庭。

耐人寻味的是,蓝苹和狄克,同时往来于崔万秋家中,是历史的巧合耶,还是历史的必然?

月亮,总是把光明的一面朝着地球,而把阴暗的背面隐藏着。许多历史之谜,就隐藏在那阴暗的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