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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兴亡》江青终于和毛泽东结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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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岁的江青,终于和45岁的毛泽东结婚了。

结婚的时间,一般笼统地说是“1938年秋”。朱仲丽说是1938年11月。

倒是徐明清的回忆更具体,她记得是1938年11月里的一天—那一天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了延安。

笔者查阅了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中国现代史大事记》,该书记载:“1938年11月20日,日机轰炸延安,死伤三十余人。次日又轰炸。”

笔者在延安查阅当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在1938年12月20日该报上查到《反对敌机滥施炸轰延安边区各团体致全国同胞函》,内称:“最近敌在回军华北、围攻晋冀察边区,受到我全体军民重大打击之后,竟于羞怒之余,始以大飞机狂炸西安、榆林等不设防城市,继于11月20、21两日袭击延安,计前后敌机共来三十余架,投弹一百五十九枚,死伤共一百五十余人,毁民房三百零九间,牲口九十余匹,损失无算。……”

另据1990年8月20日《延安精神》报所载《陈云遇险》一文记载:“1938年11月20日,正好是星期天,天大亮了,但太阳还未从清凉山露脸。突然从东北方向响起了一阵沉重的嗡嗡声,只见十几只黑乌鸦(指日军飞机—引者注)出现在延安上空,紧接着听到的是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那天,陈云躲进一孔窑洞,那窑洞被炸坍了。七八个人在外边扒土,这才把陈云救了出来。

笔者访问了毛泽东在凤凰山下的旧居—那是一排三孔窑洞。据介绍,这三孔窑洞在那次轰炸时被炸坍,后来重新修复的。那天被炸的,还有光华书局、组织部、训练班,以西北旅社前后为最严重。

在日军飞机轰炸的当天,中共中央机关决定迁往西北郊的杨家岭。毛泽东和江青亦于当夜迁往杨家岭,成仿吾让出了自己的窑洞给毛泽东、江青居住。

这么一来,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的日子,可以考证出来,即1938年11月20日,也就是徐明清说的“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那一天”。

徐明清回忆说,那天,她和丈夫王观澜接到毛泽东的通知,请他俩去吃晚饭。她在路上见到许多被炸死者的尸体[93]。

毛泽东不在合作社请客,而在他自己当时所住的凤凰山的窑洞里,请一位厨师掌勺。那天,一起被邀请的,还有洛甫(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罗瑞卿等。客人们坐满一桌。

客人们都知道这是毛泽东跟江青结婚而请客,但毛泽东却又没有明说。反正主人和宾客都明白,心照不宣。江青坐在毛泽东身边,殷勤地为客人们敬酒夹菜。

那时,徐明清是陈云的部下—她在中共中央组织部当妇女科副科长,部长便是陈云。

不过,徐明清说明道:“在那天以前,以后,毛泽东分批请客。因为一个厨师来不及烧几桌菜,所以只好分批地请。这样,很难说那一天就是他们结婚的日子,反正就在那天左右。”

这里要说明一句的是,徐明清记得毛泽东请客那天,张闻天在座。但是,张闻天夫人刘英则说,由于张闻天反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所以毛泽东没有请张闻天吃喜酒。

刘英是在江青与毛泽东结婚之后从苏联回到延安,她回忆道:

我对贺子珍是很爱怜的。她十八岁在永新城偶遇毛,两人一见倾心,她就离开父母跟着毛主席上了井冈山。她文化素养确实低些,连着生孩子,也没有养成读书的习惯,脾气也不大好,常常干扰毛主席,有时争吵起来贺子珍还忍不住动手。所以在他们的婚姻上,我觉得两人确实不大般配。现在看到江青成了毛主席窑洞里的人,毛主席言谈中也表现出满意的神色,我随口对毛主席说:“你身边确实需要有人照顾。你同贺子珍也实在合不来。”听我这样一说,毛主席兴奋极了,把大腿一拍,连说:“刘英同志,你才是真正理解我的人啊!这事不少老同志反对哩,你要给我做解释,做宣传!”

回到家里,我同闻天讲了去看毛主席的情况。闻天连忙说:“你可不要管,江青的事你不要管!许多老同志有意见,不是反对毛主席同贺子珍离婚,而是不赞成他同江青结婚。”闻天告诉我,毛、江要结婚时,议论纷纷,反映很多。原在北方局做秘密工作的王世英同志,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写了一封信给中央,说江青在上海桃色新闻很多,毛主席同她结婚很不合适。信上签名的人一大串。根据地也有打电报、写信来的。意见都集中到闻天这里,中央的几位领导同志也向闻天反映,希望闻天劝说。

闻天觉得这种个人私事,别人不便干预。他也了解毛个性很强,认准了的事很难回头。但是大家的意见确实很有道理,党的领导人的婚姻也不能等闲视之。考虑再三,闻天综合大家的意见,以个人名义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信写得比较婉转,大意是:你同贺子珍合不来,离婚,大家没有意见,再结婚也是应该的,但是否同江青结合,望你考虑。因江青是演员,影响较大。这样做,对党对你,都不大好。信是让警卫员送去的。毛读罢大怒,当场把信扯了,说:“我明天就结婚,谁管得着!”第二天在供销社摆酒两桌,闻天自然不在宾客之列。[94]

关于毛泽东和江青结婚请喜酒还有另外的回忆。

那是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贺龙从前线回到延安,前去看望毛泽东。

贺龙走进毛泽东的窑洞,正遇江青从里面走了出来。贺龙并不认识江青,也就没有跟她打招呼。不过,贺龙已经风闻毛泽东新婚。

贺龙见到毛泽东,故意问道:“走出去的是个什么人呀?”

毛泽东也知道他是明知故问,便说:“你这个问题问得真‘毒’呀!”

贺龙大笑道:“主席家里走出一个我不认得的人,我为什么不能问?”

毛泽东也大笑起来:“好,好,我请客!我请客!”

叶子龙则是这么回忆毛泽东与江青的结婚:

此后有一天,江青找到我,把两张戏票塞到我手里,说是请主席看戏,要我也去。那时,延安的文化活动很多,经常由部队和地方的文艺团体演节目。无论官兵一律购票入场,每张票五分钱。我把票交给毛泽东,他真的去看了,是江青主演的平剧《打渔杀家》。

后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多次接待过江青,他们于1938年夏天以后就生活在一起了,没有举行什么结婚仪式。当时处于战争环境,结婚一般也不举行婚礼,当事双方写个申请,由领导签字批准就行了。毛泽东与江青生活在一起是中央几位主要领导研究同意的,由江青照顾毛泽东的日常生活。

11月19日,贺龙与毛泽东谈完工作,临出门时半开玩笑地说:“主席结婚大喜,为什么不请客?”

毛泽东马上对我说:“想喝酒了,好啊,子龙,办两桌饭,请他们来吃一吃。”

延安时期,物质生活条件很差,吃饭以小米、各种豆类等粗粮为主,很少吃得到荤腥。这一点部队的干部战士和老百姓都是一样的。记得1943年,有一次毛泽东邀请当地的20多位60岁以上的老年人吃饭,为他们祝寿。在枣园的一片树林里摆了几张桌子,几样家常菜,喝着本地产的味道很冲的白酒,大家还一起跳了秧歌舞,气氛欢快而热烈。临了,有几位老太婆要带些吃剩的东西回去给孩子吃,毛泽东没有同意,说:这是专门慰问你们的,只许吃不许带走哟。可见当时的生活条件是很艰苦的。

我带上两元钱,开着车到城里采购,当时一元钱能买200个鸡蛋,我买了一些肉、蛋、水果和新鲜蔬菜。

出席的有朱德、周恩来、贺龙、王若飞同志。王若飞是很能喝酒的,但这次不知怎的,还没喝多少,他就醉了,嘴里喋喋不休地说:“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见状,让我把他扶回了住地。

第二天又办了一桌饭菜,参加的人有张闻天、李富春、蔡畅、罗瑞卿、滕代远、王观澜、徐明清等。

正吃饭时,遇到日本飞机的轰炸。在滕代远的极力劝说下,毛泽东当天从凤凰山搬到了杨家岭。

那天,我正在发高烧,没有随毛泽东搬过去。第二天,毛泽东就派人传下话来,说他吃不上饭了,让我赶快搬去,我马上让管理员买了不少菜送去。第二天也搬到杨家岭的山沟沟里。

■ 毛泽东、江青在延安杨家岭窑洞

毛泽东在杨家岭的窑洞处在半山腰,一半石头,一半土的。窑洞后墙有防空洞与我住的窑洞相连。

日本飞机从11月20日至21日,连续两天轰炸延安。毛泽东在凤凰山住的窑洞被炸塌。在清凉山的新华书店附近牺牲了几个同志。他们的遗体埋葬在宝塔山下,毛泽东亲自参加了葬礼。[95]

结婚以后,江青名义上仍是中共中央军委档案秘书,实际上就在毛泽东身边,照料他的生活。

新婚不久,毛泽东从凤凰山迁往杨家岭的三间新窑洞。那窑洞在山脚,地上铺着砖,墙上刷了白灰,窗格子上糊了薄薄的白纸,屋里显得亮堂。有些家具是新做的,但没有用油漆漆过,因为那时油漆短缺。

三间窑洞一间是起居室,一间是毛泽东书房兼卧室,一间是江青卧室。

屋外,是一块碾平过的平地,摆着石桌、石凳。还有一小块菜地,毛泽东闲时爱种菜。

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只有蜡烛、煤油灯,水则是从井里打上来,盛在搪瓷脸盆里。

江青完全成了一位家庭主妇。这时的她,收敛了,检点了,跟在上海时那般罗曼蒂克,判若两人。

李敏在《我的父亲毛泽东》一书中写道:

爸爸娶江青时,45岁,那时江青24岁。婚后不久,江青从鲁艺调到了爸爸的身边,任军委档案秘书。听爸爸说,他们从凤凰山搬到了杨家岭,住在三孔新窑里。窑洞在山脚下,砌上了石头,刷上了白灰。窗门是木制的,糊上纸,可透进光线。门外有一小块碾过的地,摆着简单的桌子、石凳。三间房分别为起居室、爸爸书房兼卧室、江青卧室。地上铺砖,桌椅是木料的。房子里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灯。

开始爸爸和江青过着平平常常的生活。江青的主要工作是照料爸爸的饮食起居。……[96]

在江青与毛泽东结婚几个月之后,斯诺在延安与江青有过短暂的见面。斯诺从一个美国人的眼光来看,江青是一个苗条而又富于吸引力的少妇,“她扑克打得很好,并且是一个出色的厨娘”。

在延安的高干夫人们之中,江青与她们相比,深知自己革命资历的浅薄: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是资深革命家,朱德夫人康克清上过井冈山、经过长征,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在上海做过多年地下工作,博古夫人刘群先去过苏联、经过长征,张闻天夫人刘英在长征中是中央队的秘书长……在这样的夫人群中,只有像具有贺子珍那样的革命资历才能匹配。正因为如此,江青初入毛泽东的窑洞,不能不小心翼翼,见到谁都微微一笑,点一点头,极少言语。当时人们这么形容江青:“口还没开就先笑。”意即说话前先是满脸堆笑。这时的她,尚是“新媳妇”、“小媳妇”。

和毛泽东结婚后,江青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例如:

1939年2月10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成立,江青为该会理事之一。

1940年1月4日至12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江青当选为该会执行委员之一。

1946年7月底,延安电影制片厂成立,江青当选为该厂董事之一。

新婚之初的日子是平静的。她跟毛泽东相处不错。她给毛泽东织了新毛衣,给他做了充满辣味的菜。闲暇时,那架老式的留声机就在窑洞里唱了起来。这架留声机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进入延安时,带来送给毛泽东的。江青动作熟练地给留声机换上一张张78转的唱片。知道毛泽东喜欢京剧,她就在延安搜集了一批京剧唱片。毛泽东听得入神,有时用脚拍打着地砖,打着节拍,有时嘴里也哼哼几句。

毛泽东的窑洞,常常高朋满座。来了毛泽东的战友,她很少露面,要么递个烟,要么倒杯茶,马上就走开。来了外国记者,她不能不露面,不过,她也只是握个手,点个头,递上盆花生米,就走开了。她显得很腼腆,如同个大姑娘。正因为这样,一位外国记者记述对江青印象:“她直率而客气,很像一位通情达理的贤妻良母。”

这表明,这位曾经成功地扮演走出家庭的反叛女性娜拉的演员,此刻又成功地扮演着跟娜拉不同的贤妻良母型的东方女性。

江青这种“直率而客气”的形象,同样深深地留在范明的印象中。

范明,本名郝克勇,中共在国民党三十八军的地下工委委员、统战部部长。在1942年7月,毛泽东曾电令郝克勇前往延安一谈。郝克勇在1942年12月,来到了延安枣园毛泽东住地。

后来,郝克勇曾写下回忆文章《枣园初见毛主席》,内中主要写毛泽东,但是也写及江青。他的回忆颇为真切、生动。

现把郝克勇(范明)的回忆文章有关江青的部分摘录如下,读者可以从中看出当时江青在毛泽东身边的生活情景:

1942年12月的一天,下午两点多钟,欧阳钦同志奉命陪我到枣园去见毛主席,我好像是冲开笼子的小鸟一样自由地飞翔,快马加鞭,来到了枣园毛主席住地。只见一个由土墙围着的小门前,既无卫兵把守,又无其他人员来往,在一棵大枣树掩映下,显得格外优雅肃穆。

我随着杨清同志(即欧阳钦)静悄悄地走到门内一座茅草房(传达室),坐下和胡乔木等同志寒暄。言犹未了,从窑洞里走出了两位女同志──毛主席夫人江青和叶子龙夫人蒋英,和蔼可亲地招呼我们说:“主席还没起床,先到里面坐。”

我们走进石窑里面,只见一个方方正正的炕桌摆在窑的中央,四边各放着同样大小的四个小方凳。江青和蒋英让我们坐下,倒了茶,解释说:主席的习惯是晚上办公,白天睡觉,到下午四时起床,要我们等一下。

说着,江青取来一副扑克牌,让我和她当对家,杨清和蒋英当对家,打起所谓统一战线扑克来。江青洗牌很快,分牌也很快,出牌也很刁,可是我也能得心应手地配合得好,一下子把对方赢了五百分。

蒋英不服,说我和江青有暗号。江青对蒋英说,没有暗号,他是作统战工作的能手,最能了解对方意图。你要打听你父亲的下落,他一定会知道。

蒋英如获至宝地说:“叶子龙也给我说过,你肯定知道我父亲的下落,他叫蒋听松,听说在第一战区司令官卫立煌处当什么参议,但一直联系不上,你是否知道?”

我当时由于作秘密工作的警惕习惯,有些为难。这时,在一旁的杨清同志会意地说:知道的话,说说无妨。

我于是告诉她,蒋听松确在卫处当参议,和赵寿山有关系,也和党有间接的统战关系。蒋英热泪盈眶,拉着我的手说:这就好了,我被打成特务羔子的帽子可以摘掉了,请你写个证明吧!我望了望杨清,杨点头说:“可以!回头由组织部出面找你再写。”蒋英千欢万喜地向杨和我致谢。

正当大家谈论热闹之际,毛主席身披延安呢子上衣,和蔼可亲地从窑洞后间走到我们的面前。两位女同志即时退了出去。[97]

在谈话中,毛泽东建议郝克勇在进入延安后应该改名,并为他取名“范明”,这个名字竟然一直沿用至今。

在与毛泽东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之后,郝克勇又写及江青:

接着主席又问了关于统战工作的其他一些事情。不知不觉之中,几个小时过去了。这时,主席点燃一支香烟,站起来反复踱步后,略有所思地走到窗口,向外望了望:“啊!黎明前的黑暗,天快亮了,肚皮也饿了,该吃饭了,喂饱肚皮再说。”江青应声端上了菜饭:一盘辣椒炒肉片,一盘辣椒糊烧豆腐,一盘辣椒炒土豆,一盘辣椒红烧延安河里的小鱼,中间放了一盘菠菜豆腐汤。主席把手一挥说:“请吃饭吧!朱夫子说‘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咱们今天反其道而行之,黎明即起,喂饱肚皮,请放开肚皮吃饭,回去好好睡觉,明天再谈。”大家也都笑着拿起了碗,随着主席盛了大米小米混合饭,埋头吃了起来。

郝克勇所记述的江青,在客人来的时候热情招待,而客人与毛泽东谈工作时则赶紧避开──那时候的江青,给人们留下不错的印象。

另外,毛泽东的保卫参谋蒋泽民回忆江青和毛泽东新婚的情形,也对江青最初的印象不错:

毛泽东和江青结婚后,那短暂的一段时间,生活还是平静的。

每周六晚上,江青由党校回来,周一早上再回去。开始是步行来,步行归,以后改为警卫员用马接送。

江青回来后,对毛泽东比较关心,照顾得也还周到。毛泽东工作累了,放下手中的笔在藤椅上休息时,江青立即给毛泽东点支烟,放在他手里,然后打开留声机,放一段乐曲。在那动听的像小河流水一样清清流放的音乐中,毛泽东很快消除了疲劳,又继续挥毫疾书。有时候,江青也给毛泽东唱段京戏,她的唱腔不错,毛泽东微笑着听着,欣赏着。

单调而又冷清的窑洞有了欢声笑语,有了温馨,毛泽东心情愉悦。

江青初到杨家岭时,晚饭后经常陪毛泽东散步,我们警卫战士远远跟随,保卫他们的安全。火红的晚霞中,苍茫的暮色下,毛泽东和江青并肩而行,主席身材魁梧,江青窈窕。望着他们缓缓而行的背影,我从心里祝福他们。

这时,江青对我们或公务员的态度还可以,仍是先笑后说话,比较礼貌。每逢周六她从党校回来时,周少林师傅总是高兴地撑起大勺,给他们改善一下伙食,饭菜做得有滋有味。其实也没什么精米细菜,无非是炒个猪肝,给毛泽东做碗红烧猪肉,再给江青炒个素菜。江青也不挑剔。工作人员尚比较满意,有时背后议论:别看江青是上海来的演员,还是比较随和的,看起来好伺候。[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