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2月22日晚上，正在上海组织“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判文章的“女客人”，待大幕拉开之后，悄然步入上海愚园路218号的红都剧场。
她只是来看戏的，不想惊动剧团。那是上海爱华沪剧团在演出沪剧《红灯记》。她借口身体不好，没有接见演员，但在中场休息时说了一句：“这个戏很不错。”
江青很早就注意这个戏。那是1958年，哈尔滨京剧院新编了一出现代题材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江青看了沪剧《红灯记》，觉得比《革命自有后来人》好。
这时的江青，要一手抓“批判”，一手抓“创作”，用她的话来说，叫作“大破大立”。她要“立”的第一个戏，便是《红灯记》。她从12个同类剧本中，选中了爱华沪剧团的本子，决定改编为京剧。
须知，早在1931年1月22日北平的《晨报》上，便登载过这样的广告：“山东王泊生昆剧团来平，李云鹤演出《玉堂春》。”17岁的李云鹤，后来成为蓝苹，后来又成为江青。她自幼在山东省立实验剧院学平剧、昆剧。对于戏剧的爱好，尤其是对于京剧的爱好，使江青着手发动“京剧革命”。
不过，江青最初还不能最直接给剧团下达任务，不能不借助于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
林默涵曾如此回忆：
《红灯记》宣传画
在上海休养的江青看了上海爱华沪剧团演出的《红灯记》，她向我推荐这个本子，建议改编成京剧。我看了觉得不错，便交给了阿甲。阿甲同志是精通京剧艺术的，他不仅写过剧本，擅长导演，而且自己的表演也很精彩。在他和翁偶虹同志的合作下，剧本很快改编成了，即由阿甲执导排演。全戏排完后，请总理看，总理加以肯定。后来，江青也看了。在《红灯记》的修改过程中，江青横加干预，给阿甲等同志造成了很大困难。
一天晚上，江青忽然跑到总理那里发脾气，说京剧院不尊重她，不听她的意见，纠缠到快天亮。总理无奈，只好对她说：“你先回去休息，我叫林默涵抓，如果他抓不好，我亲自抓！”第二天，总理的秘书许明同志（在“文革”期间，她被“四人帮”迫害死了）打电话告诉我这些情况，她说：“总理说要你抓，你若抓不好，他亲自抓。”我说：“这样的事情怎么好麻烦总理呢？我一定努力抓，请总理放心！”
为了提高《红灯记》的演出水平，我建议《红灯记》剧组的同志到上海学习、观摩爱华沪剧团的演出（这是在1964年8月——引者注），由我带领。还有哈尔滨《革命自有后来人》剧组的同志也一块去。爱华沪剧团为我们演出了两次。为了答谢上海爱华沪剧团的同志，我们邀请了沪剧团的导演和几位主要演员来京观看京剧《红灯记》的演出（这是在1964年11月——引者注）。那天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给毛主席及其他领导同志演出，主席同爱华沪剧团的同志们亲切握手，他们非常高兴。[6]
阿甲，亦即符律衡，在延安曾与江青同台演出过京剧《打渔杀家》。在京剧方面，阿甲兼演员、编剧、导演于一身，富有经验。接到江青推荐的沪剧《红灯记》剧本，就仔仔细细地进行改编。
关于《红灯记》的改编，江青曾这样讲述过：
为《红灯记》我是花了不少心血的。我为了想查明这个故事是虚构还是写实，曾到处打听作者的地址。想和他谈谈，就是找不到，我真怕作者用了真姓名而又未搞清事实。假如这个剧本竟为叛徒立了传，那可怎么办？单是这件工作，就占去了我很多时间。其它关于剧本处理方面的，就不说它了。
对这个剧本（爱华沪剧团的演出本），我是既喜欢，又不喜欢。喜欢它，是因为它写好了几个革命的英雄人物；不喜欢它，是因为它还不是从生活出发的，没有写清楚当时的典型环境。可是，我看了很多同一题材的不同剧本之后，感到还是爱华沪剧团的本子好。其它有的剧本对人物简直有很大的歪曲，使我看了一半就想走开。所以，决心把这个戏介绍给中国京剧院……
其实，《红灯记》故事最早脱胎于电影剧作家沈默君的电影《自有后来人》。1957年，沈默君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1961年底摘帽。沈默君根据当地收集的生活素材，在1958年写成电影剧本《自有后来人》，后来被拍成电影，1963年在全国上映。1958年哈尔滨京剧院根据电影剧本《自有后来人》，排演了京剧《革命自有后来人》。上海爱华沪剧团也根据电影剧本《自有后来人》，排演了沪剧《红灯记》。
“痛说革命家史”一场剧照（选自1970年《红灯记》明信片）
中国京剧院的京剧《红灯记》中，李玉和一角最初由李少春扮演；李铁梅一角本来选定唱功极佳的杜近芳，但是杜近芳毕竟年岁偏大，改用刘长瑜；李奶奶一角由高玉倩扮演；鸠山一角，自然非袁世海莫属。演员阵营颇强，加上阿甲编导功力深，京剧《红灯记》波澜起伏，谱成一台嘹亮的崭新的“国戏”。
面对如此阵营强大的剧组，江青却如一个唠叨不已的老太婆，絮絮叨叨地发“指示”。她在1964年5月23日、5月31日、6月20日、7月1日、7月13日（这天两次）、11月5日，七次接见剧组，随口而说，说了一大堆琐琐碎碎的意见。她的每一句话，每一条意见，都成了“指示”，导演必须遵命。
以下摘录她的原话，可见她的种种“指示”之一斑：
“铁梅举红灯跑回场，可缩短些。”
“奶奶的服装补的不是地方！”
“七场（指监狱）景太堵心。”
“李玉和一家人进、出门，要随手关门，要给群众一个安全感。”
“铁梅上场（第一场）不要戴围巾，见爹爹递纸条后，临走时玉和把自己的围巾给她围上。”
“铁梅叫奶奶的声音太刺耳，不要那么高。”
“这个戏不适合用‘南梆子’。”
“李玉和受刑后上场，可以扶住椅子。”
“刑场上的石头，要靠前些。”
“粥棚场，磨刀人不要吃粥。”
演李玉和一角的李少春，为人耿直，对江青的“指示”不愿句句照办，后来由B角钱浩梁所代替。
钱浩梁1934年出生于上海，父亲钱麟童是上海新华京剧团麒派主演。1950年，钱浩梁从上海来到北京，以一出《林冲夜奔》得到主考周信芳的赏识，从而进入中国实验戏曲学校研究班深造。1962年选调进入中国京剧院一团。
编导阿甲由于“不听话”，在“文革”中受够批斗，幸存于世。1987年，八十高龄的他，是他从事戏剧工作五十周年纪念。他复排《红灯记》，在北京公演。他曾感慨万千，说了这么一番话：“有的人把《红灯记》看作是江青搞的，其实这出戏的创作与江青没关系，是她剽窃了我们的创作成果……”[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