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以来，每逢“五一”、“十一”，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典礼，在天安门城楼上主持仪式的，总是北京市市长彭真。
1966年5月1日，这个“惯例”被打破了，在天安门城楼上竟见不到彭真的身影！
这意味着彭真遭到了“麻烦”。
彭真，果真遭到了“麻烦”：自从3月底毛泽东在杭州一连作了三次批评彭真、批判《二月提纲》的讲话之后，4月1日，张春桥迅即写出了《对〈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汇报提纲〉的几点意见》，给《提纲》罗列了三条“罪状”，朝彭真开了一炮。
4月2日、5日，戚本禹以及关锋、林杰那两篇批《海瑞罢官》“要害”的、“被彭真压了两个半月”的文章，公开见报，对中共北京市委的压力骤然增大了。
康生从上海飞回北京。
康生从北京打长途电话到陕西给正在那里的邓小平：“主席要你赶紧回北京，主持政治局会议，下达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
邓小平坐飞机赶回北京。
4月9日至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康生传达了毛泽东在上海发布的“最高指示”。既然是毛泽东的意见，邓小平只得照办。于是，书记处决定向全党下达一个撤销《二月提纲》的通知。
康生叫列席会议的王力起草一个通知。当时，王力是康生手下的笔杆子，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在中国，有两个同名同姓而又非常出名的王力。其中一个王力，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语言学家。此王力不是彼王力，此王力本名王光宾，1939年加入中共。从事地下工作时，化名“王犁”。1943年发表小说《晴天》时，署笔名“王力”，取“王犁”之谐音。由于“力”笔画简单，他从此以“王力”为名。1958年6月1日当《红旗》杂志创刊时，王力担任编委，从此进入中共中央的“秀才圈”内。从1960年起，王力列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1963年起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
据王力接受笔者采访时回忆[6]，由他起草的《通知》，最初只有一句话：“中央于2月12日转发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现予撤销。”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这一《通知》，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见了，以领袖的高度说道：“通知不应是技术性的，而应当是理论性的。”
也就是说，通知不只是告知全党撤销《二月提纲》，而是应当在通知中从理论的角度批判《二月提纲》。
既然《通知》“应当是理论性的”，毛泽东指定由“理论家”陈伯达另外起草一个《通知》。
陈伯达以为王力“笔头快”，要王力一起写。这样，陈、王二人写出了《通知》的二稿。
中共中央政治局再度开会讨论《通知》，彭真也在座。
康生提出：“要加上一句，《二月提纲》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的文件！”
彭真听了，苦笑道：“那好吧，说就说个够吧！”
修改后的《通知》，再送杭州。毛泽东见了，仍不满意，以为太简单。毛泽东提议，搞个文件起草小组，在上海再起草。
王力在家中（叶永烈 摄）
毛泽东提名陈伯达为组长，小组成员十人，即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吴冷西、尹达、穆欣、陈亚丁。
这个小组，人称“中央文件起草小组”。
这时，35岁的姚文元，虽然写了批《海瑞罢官》的大块文章，但是尚未跨入中央，所以成员之中没有他。
江青提议：“增加姚文元为组员。”
组长陈伯达沉思了一下，说道：“恐怕不合适吧。姚文元的父亲姚蓬子是叛徒，很容易叫人抓住辫子！”
关锋愕然——笔者采访关锋时[7]，他回忆说，直到这时，他才知姚文元是姚蓬子之子，留下很深的印象。
江青一听“老夫子”的话，生气了，说道：“我请示一下主席，由主席决定。”
每逢这样关键的时候，江青总是要用“主席”来作为王牌打出去。
第二天，“中央文件起草小组”会议刚开始，江青便宣布：“昨天我跟主席说了，主席同意了。”
既然是主席同意了，谁还敢反对？于是，姚文元进入了“中央文件起草小组”。
至于江青是否向毛泽东报告过，是否得到毛泽东的同意，那就不得而知了。
姚文元为江青出了大力，“第一夫人”也就为之力荐。江青为姚文元从上海进入中央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4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彭真的问题，决定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
也就在这一天，在上海，“中央文件起草小组”的成员们聚会于锦江饭店。组长陈伯达和组员康生去杭州开会了，小组便由江青主持。
这个小组所起草的文件，亦即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的《通知》。这不是一般的通知，而是中共中央的极其重要文件——后来被称之为《五一六通知》！
刚刚完成《纪要》的江青，此刻居于异常显要的地位。
起草小组每完成一稿，当即由张春桥派人送往杭州，直送毛泽东。毛泽东亲自修改。改毕，派人直送张春桥。此时，张春桥也成了显要人物，人们笑称他成了“秘书长”。
在起草小组举行最后一次会议时，陈伯达、康生从杭州回来了。据王力回忆，这两位“大秀才”居然“这以前他们也不知道主席增改的地方”！
4月24日，在杭州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基本通过了《通知》草稿，决定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
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及有关负责人共76人，江青居然出现在这样的中共高层、核心会议上——尽管她连中央委员都不是！除了江青之外，张春桥、关锋、戚本禹，也都不是中央委员。这些大“左”派们，以“文件起草小组”成员的身份，出席会议。江青踏进会场，显得趾高气扬——因为28年前的“约法三章”，也正是由政治局作出的；如今，她居然可以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不能不说是她的莫大的胜利。
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却没有在会场露面，他仍在杭州。他已反反复复改定了《通知》，交会议通过就是了，用不着出席会议。主持会议的是刘少奇。他半个月前才从国外访问归来，对于急剧变化着的中国政局有点茫然。
会上唱主角的是两个人：一是康生，向大会传达了毛泽东跟他在杭州三次谈话的内容，批判了彭真、陆定一；另一个则是“新星”张春桥，5月6日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地介绍彭真、陆定一等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对抗文化革命路线”的情况。
彭真、陆定一成了会议攻击的主要目标。加上已经遭到批判的罗瑞卿，还有为所谓“窃听器事件”蒙冤的杨尚昆，变成了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遭到挞伐。彭真、罗瑞卿、陆定一都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尚昆为候补书记，罗瑞卿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陆定一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杨尚昆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会内会外，火力交叉：
5月9日，《解放军报》发表江青化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同时，《光明日报》发表关锋化名“何明”的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伪》。
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同时刊出姚文元的长文《评“三家村”》。今非昔比，与半年前那篇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大不相同的是，5月10日下午，刊登姚文元的《评“三家村”》当天的《文汇报》从上海空运至北京，刚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散发，翌日送来的《人民日报》已全文转载了姚文元的《评“三家村”》。《红旗》杂志也在第7期全文转载。作为党中央机关报刊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迅速转载，充分显示了姚文元的“权威性”。全国各报刊（包括各省报）也全都转载了姚文元的《评“三家村”》。5月11日，《红旗》杂志发表戚本禹的《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5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林杰的《揭破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
历史的车轮，终于滚到5月16日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通知》。由于是在5月16日通过的，也就被人们称为《五一六通知》。
据戚本禹回忆，《五一六通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时的情景是这样的[8]：“先是主持会议的刘少奇请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表决，未有反对意见。其后，刘少奇再向坐在后排的列席人员说，你们也表表态，这样，列席者也纷纷举手，算是出席、列席会议的人都‘一致通过’，但后者应不计入票数。”
《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宣言书，是进行“文革”的纲领。历史学家已经把《通知》称之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通知》的通过之日——1966年5月16日，定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之日。
主持会议的刘少奇，竟然并不知道《通知》中所说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指的就是他！
《通知》中的这一段话，概括了进行“文革”的目标：
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由于《五一六通知》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此“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一词也就从所有的报刊上消失了。
5月18日上午，林彪面对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与会者，作了那次大念“政变经”的著名讲话。林彪摊牌了，诬陷彭真联合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搞政变，一手炮制了大冤案——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
如果说，攻廖沫沙、批吴晗、揪邓拓是“文革”的序幕，那么清除“彭罗陆杨”则是“文革”开幕第一仗。从挖“三家村”的后台，抓出了彭真，由彭真牵连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姚文元为揭开“文革”序幕，立下了“汗马功劳”。
林彪的“五一八讲话”，把“三家村”的“彭罗陆杨”联系在一起，清楚地说明了“文革”的序幕为什么会从对“三家村”开刀开始：“罗瑞卿是掌握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是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可能搞得起来，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
林彪捏紧了拳头，捏高了嗓门，拖长了声调，说道：“我们同他们斗，但内部要团结，要以毛主席为中心来团结，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来团结，他们这些家伙的共同点，就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无论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邓拓、吴晗、廖沫沙等等都是这样，材料太多了。”
就这样，“彭罗陆杨”被打成“三家村”的“黑后台”，七个人的名字用一根“黑线”串了起来。哦，“围城打援”是第四步棋，而如今的“挖后台”是第五步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