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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兴亡》清除“中央文革”异己刘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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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月4日是多事之日:这天,《文汇报》“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夺权,成为上海“一月风暴”的开端;这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第四号人物”陶铸被突然打倒;也就在这一天,刘志坚——当时除担任总政副主任外,还担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全军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一下子也成了打倒对象。

前一天——1月3日,刘志坚还正处于高度忙碌之中。那天,许多“红卫兵”要揪斗陈毅。叶剑英知道了,急召刘志坚,要他做工作,不许揪斗陈毅。刘志坚刚到叶帅那里,周恩来总理来了电话,要刘志坚火速赶往钓鱼台。到了钓鱼台,周恩来也要刘志坚出面做工作,劝造反派们不要开批斗陈毅大会,希望刘志坚对学生们讲几句话。

这天晚上,49所大专院校派出100多名代表,来到人民大会堂,要求召开批陈大会。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刘志坚出面劝导。谈了一晚上,未能完全说服学生代表。于是,1月4日晚,在人民大会堂继续跟学生代表谈话。周恩来总理发表了讲话,劝告学生们不要组织批陈大会。刘志坚也讲了话,赞同总理的意见。然后,刘志坚又说,陈毅同志对部队的讲话如有不妥之处,首先的责任在于他——因为他是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他正在说着,忽听得康生拍了桌子,厉声道:“刘志坚,你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里的代表。要揭开军队里阶级斗争的盖子,首先要批判刘志坚,打倒刘志坚!”

康生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康生这么一发威,那些学生代表就大轰大嗡起来,高呼口号“打倒刘志坚”。接见会成了打斗会。一直折腾到5日凌晨,“打倒刘志坚”之声仍不绝于耳。当刘志坚好不容易回到家中,天已蒙蒙亮了。

那些学生代表迅速把康生的“号令”传遍各校。5日,五千“红卫兵”前往国防部,要求叶剑英、萧华接见并交出刘志坚。叶剑英、萧华拒不接见。刘志坚闻讯,怕波及他们,便给叶帅打电话:“我去国防部见学生。”叶帅叹了一口气,说道:“你去了就回不来了!”

冒着严寒,刘志坚还是去了。到了那里,刘志坚立即陷入重围之中。他的帽徽、领章被揪了下来,一顶高帽子按在他的头上,“打倒刘志坚”的口号声震耳欲聋。

果真,刘志坚去了就回不来了。批斗之后,当天晚上,刘志坚被关押在一辆大卡车上。接着,被弄到一间空房子里关了起来,那房子原是总政一位副处长住的。

1月8日,刘志坚被转送到北京卫戍区部队,关押在北京顺义县。此后,大会批、小会斗,他头上的“帽子”也越来越多,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表”,升级到“两面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三反分子”,以至升级到“叛徒”。

刘志坚被打倒,导火线是陈毅问题。其实,“中央文革小组”要把刘志坚“端”出来,已经筹划多日了。

那位“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江青,早已感到刘志坚“不听话”。她发觉,刘志坚常在叶剑英、陈毅那里汇报工作。江青便说刘志坚这人“不可靠”。

1967年1月4日,“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左派”们一齐上阵,向刘志坚开火。除了康生开了头炮之外,江青说:“像刘志坚这样的人物,我们帮你们揭发。我名义上是军队的文化顾问,但是他从不同我汇报……他是典型的两面派。”江青还说:“在军内贯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就是刘志坚为首的全军文革小组……刘志坚不向中央文革小组请示。全军文革小组必须改组。”

陈伯达则“揭发”说:“刘志坚是叛徒!”

不久,林彪发话了:“全军文革小组要改组。刘志坚犯了大错误,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军队的代理人。他发表不少不正确的指示。撤工作组,本来他同意伯达同志的意见,以后又反对。”

这样,1967年1月11日,中央军委下令改组了“全军文化革命小组”,宣布撤销刘志坚的组长职务。一时间,“打倒刘志坚”的大字报、大字标语,撒满全国各地。

这里先按下当时强加在刘志坚头上的种种不实之词不表,单说说那所谓的“叛徒”问题。

在“文革”中,动不动给人扣上一顶“叛徒”帽子,是流行的“整人术”之一。

其实,刘志坚出身贫苦,要过饭,做过六年长工,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他的双腿,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曾三次受了重伤:1934年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1935年在长征途中,1942年与日本军队作战时。

三次重伤,使他双腿变得行走不便。但是,他一直在军队工作。

他,怎么忽地被说成“叛徒”了呢?

后来,徐向前元帅曾这样说明了事实的真相:“陈伯达说刘志坚同志是叛徒,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那是在抗日战争时的一次战斗中,我们的部队遭到敌人袭击,刘志坚同志被俘了。冀南部队司令部接到地下情报组织的消息,说日本人在某时通过某地。根据这个情报,我们的部队在敌人通过的路上打了一个伏击,当天就把刘志坚同志救出来,根本无所谓叛变。”

刘志坚长期在部队担任领导工作,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作出许多贡献。因此,他在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穿军装的刘志坚,本来跟“中央文革小组”的那些“大左派”秀才们无缘。只是因为历史的偶然,他作为总政第一副主任,不能不参加那个以“林彪委托”名义召开的江青“一人谈”座谈会,从此跟江青有了工作上的来往。也正因为这样,他成了“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刘志坚毕竟是将军,是在中央军委领导下工作的。虽说在《五一六通知》下达之后,全国处于大动乱之中,但他在叶剑英、萧华支持下,仍努力维护军队的稳定,对军队的“文革”作出种种限制性的规定。例如,“文革”初期,毛泽东不在北京,根据刘少奇指示,在叶剑英元帅的主持下,刘志坚协助、起草文件,把部队的“文革”限定于“五界”之内,即院校、文艺团体、体工队、军乐队、八一电影制片厂。规定师以下不准搞“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不久又改为军以下不准搞“四大”,并规定大军区如果要搞“四大”,必须报中央军委批准。

也正因为这样,1966年8月,刘志坚出席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时,建议“十五条”中增加一条,变成了“十六条”。刘志坚执笔,补写了这新增的一条:“部队:部队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按照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指示进行。”

这一条被一字不易补入《决定》,使“十五条”变成“十六条”,被全会通过。

由于补充了这一条,强调了部队与地方的不同,使部队的“文革”受到严格的限制,诸如不许组织“红卫兵”,不许成立“战斗队”,不许搞串连,坚持正面教育,运动必须在党委领导下进行,等等。

江青日渐不满于刘志坚。那时,“中央文革小组”的“大本营”设在钓鱼台。刘志坚住在二号楼。但是,他是军队的干部,是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帅领导下工作。叶帅住在北京西山,常要找他谈话。他干脆从钓鱼台搬到了西山去住。那时,聂荣臻元帅也住在那里。陈毅元帅则常去西山。由于刘志坚跟几位老帅的关系密切,江青便要整掉刘志坚。

最使江青不满的是1966年11月13日、29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贺龙一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院校师生代表,就军队“文革”问题作了重要讲话。叶剑英指出:真理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是错误,就变成了谬论。学习毛泽东著作,不是学耶稣基督教的圣经,不是迷信。他指出,军队少数人在“文革”中表现不好,明明看到有的老同志心脏病发了,还要抓来斗,这些人是在败坏我军光荣传统。

据刘志坚回忆,陈毅元帅是萧华打电话请来的。叶、徐、贺三帅讲话时都有稿子,叶帅有时离开稿子讲些话,而陈毅没有讲话稿。心直口快的陈毅,尖锐地批判了那些“大左派”们,而且明确地说:“我的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

于是,江青迁怒于刘志坚,要刘志坚检查。刘志坚不得不在12月中旬写了检查,江青看后骂道:“隔靴搔痒!”

此后,造反派们要批斗陈毅。周总理找刘志坚谈话,要刘志坚出面做劝阻工作,终于导致1967年1月4日晚康生拍桌子那一幕的发生。

刘志坚在顺义被关押了三个月,受到许多次批斗,然后,被押回拐棒胡同家中看管。一个排警戒着那座四合院。刘志坚被关在一间空空的小屋里,一张小床,一张三屉桌,床前一盏一百瓦的灯泡通宵达旦亮着,时时受到严密的监视——他,一位久经沙场的中将,已道道地地成为囚徒——在没有经过开庭,没有审判,没有依据任何法律的情况下。

不久,萧华也被打倒,张春桥出任总政治部主任。

刘志坚的夫人刘莱瑛被关押在另一处,两年后,她才获释。但是,她不能探望丈夫。在林彪“折戟沉沙”之后,她才被允许每个月回家一次,看望刘志坚。

在刘志坚被打倒之后,“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只剩下江青和张春桥了——另一副组长王任重在刘志坚之前便被打倒了。

打倒了陶铸,“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只剩康生了。

组员之中,谢镗忠、尹达、穆欣也先后被打倒。

这么一来,“中央文革小组”中的“异己”被逐一清除,剩下的是清一色的“左派”阵营:

组长:陈伯达;

顾问:康生;

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张春桥;

组员: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