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司”的处境，已经越来越危险。
“联司”依然在反抗着。
“联司”在7月21日广为印发《备忘录》，向王洪文抗争，向王洪文声辩。
《备忘录》全文如下：
备忘录
现在上柴黑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和背后支持他们的人，日益加剧对我“联司”进行迫害，现在他们更是抓住解福喜的死来达到其目的。为此，我们提请市革会政法指挥部、工总司的一些负责人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上柴厂群众之间的对立、斗争和武斗现象不断发生，是上柴黑党委内一小撮走资派和背后支持他们的人一手策划和由上柴“东战部”挑起的，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对“联司”的政治迫害，我“联司”战士5月份以来，尤其在“六·二九”、“七·一八”大惨案中严重流血，这笔账我们一定要算的，我们坚决要求惩办打人凶手，揪出其幕后策划者。
（二）对解福喜死的问题。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以及入院病历，确实证明解福喜的死因，根本不是什么“被打死”的，而主要是急病或中暑。
经我“联司”代表赴法医所观验，发现解福喜的尸体已遭破坏，已不足为证。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为此，我们要求由全市革命造反派组成调查团，就这事进行调查，并要求中央迅速派人，一起对解的尸体进行解剖分析，在此之前尸体不得毁证灭迹，否则，那就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阴谋。
（三）由某些人组织的江湾体育馆会议（七·二〇）、“七·二一”人民广场会议是挑动群众斗群众，陷害“联司”，扩大事态的极不光彩的活动。由此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由会议策划者负完全责任。
（四）近日《解放日报》散发了大量的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传单，我们保留在必要时对“传单”炮制者及其幕后策划者采取必要革命行动的权利！
此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上海柴油机厂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 1967年7月21日
“联司”在上海并不孤立。虽然王洪文召开了一次次声讨“联司”的大会，动辄几十万人，可是“工总司”的老对手们几乎都站到“联司”的大旗之下。就连“工总司”的反对派们的子女，居然也组织起一个个“小支联站”！
“小支联站”的成员们，据说有500多人。他们的任务是五花八门的。据一位17岁的“小支联站”成员说，任务如下：
一、贴标语，发传单；
二、看见“东方红”或“公革会”（即“公安局革命造反委员会”）的汽车停在那里，就把轮胎的气放掉；
三、扰乱批判“联司”的大会会场，起哄或撒传单；
四、救护“联司”伤员，送进医院；
五、看管好“联司”的汽车。
“支联站”也不时召开万人大会，高呼“联司必胜”的口号。一支名为“压勿煞战斗队”活跃于上海滩，成为“支联站”中的生力军。
王洪文派人前去暗中查访，吃了一惊：原来，这支“压勿煞战斗队”的队长非别人，乃是他的宿敌、“一兵团”的“司令”戴祖祥之弟戴祖大！
怪不得“支联站”层出不穷，原来都是这些几经较量而“压勿煞”（上海土语，“压不倒”之意）的人物。
戴祖大也给王洪文抓起来了，被迫写了“自白”。这份“自白”被“工总司”印成传单，曾广为流传，题为《我为什么要“支联”，反工总司？——原北上返沪第一兵团戴祖大的自白》。这份《自白》是戴祖大在王洪文的高压之下违心而写，言不由衷，不过，多少还是反映了“支联站”的组成人员的一种特殊心态和“压勿煞”的原因，值得一读：
我是原北上返沪第一兵团的工作人员，我哥哥名叫戴祖祥，是原北上返沪第一兵团的坏头头。
今年2月份，戴祖祥大搞分裂工人运动，要争名争地位，保住自己的那个山头，实现他的野心。就在2月中和其他组织一道搞了个分裂主义的“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大反工总司，走上了反上海人民公社的反革命道路。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的革命群众都一致起来反对，并要求把这些坏头头揪出来。在3月中的一个晚上，戴祖祥被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关了起来，现在仍在押。对此，我对王洪文为首的工总司刻骨仇恨，并把我哥戴祖祥的拘留归罪于他们，因此，我就一直想乘机报复。就在这种思想根源上，我就和上柴“联司”站在一起，开始了反工总司、市革委会领导的罪恶的阶级报复活动，于7月底正式组织了“压勿煞战斗队”，并散发了好几种伙同“联司”反王洪文等革命领导人的传单，也在大世界对面贴了《评“解福喜事件”》的巨幅大字报，向全市人民放了不少毒，给社会上带来了极大的毒害，是一株彻头彻尾的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
所谓《评“解福喜事件”》一文的要害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其目的是向无产阶级权力机构的负责人徐景贤、王洪文等进行猖狂的进攻，妄图实现阶级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