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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兴亡》姚文元取代陈伯达成为“舆论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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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垮了,姚文元晋升为全国舆论总管。

从此,姚文元手中的笔,非同凡响,具备了“多功能”:

他的笔,成了指挥棒。他用笔指挥着全国所有的报刊,从新华社、《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到各省、市报刊,总编们的眼睛无时无刻都要盯着姚文元手中的指挥棒,照棒行事,不可稍有违怠,不能奏出一个越轨的音符。

他的笔,成了权杖。大大小小“写作组”,从丁学雷、罗思鼎、石一歌到后来的梁效、池恒、初澜、唐晓文……全都归顺于姚文元麾下。他是这支无耻文人大军的统帅。人们冷笑着,讽之为:“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其实,梁效听命于姚文元。

他的笔,还成了魔杖。他的笔伸到哪里,可以使哪里燃起一场“革命大火”,也可以使那里的反抗的火焰立时烧灭。他的笔能使“造反英雄”青云直上,他的笔也能使“走资派”人头落地。

舆论一律,一律舆论。说一不可道二,指鹿不可曰马。在姚文元主宰中国笔政的年月里,报刊变得清一色,说同样的话,唱同样的调。话,说得空空洞洞;调,唱得难以入耳。江青的“文艺革命”取得“辉煌”成果是:“八亿人口看八个‘样板戏’。”姚文元成为舆论总管的“辉煌”成就是:“读者‘看报看题,看书看皮’!”

沉闷的空气笼罩着中国大地。万马齐喑,思想被锁上镣铐,言论处处受到审查。在19世纪,当欧洲盛行舆论专制之时,一个名叫沙飞的作家曾辛辣地讽刺道:“只有做梦时无审查,只有打鼾时无警察。”如果把这句妙语移来形容姚文元统治下的中国文坛,真是像“定做衣服”一般贴切。

后来,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曾这样揭发“舆论总管”姚文元对广播事业局的控制:

姚文元对广播局进行控制,主要是利用他在中央窃取的权力和地位,打着中央的旗号,发号施令。最基本的是,披着马列主义外衣,大量散布反革命修正主义谬论,在政治上、思想上给我以影响。而我的路线斗争觉悟低,分不清被“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理论和路线斗争的是非界限,更识不破他们玩弄的阴谋诡计,加上又有怕挨整、官迷心窍的私心杂念,这是我接受姚文元控制的错误思想基础。

姚文元对广播事业局的事情管得很宽,宣传、外事、新闻、业务、政治思想、保卫工作他都过问。我错误地把他看成是代表中央来分管广播局工作的,凡是重大事情向中央的请示报告,都经他转报中央。他的黑指示,我也错误地把它看成是代表中央所作的指示,坚决贯彻执行。我们给中央的许多重要报告,在他批了意见以后,才送政治局传阅,有的还送毛主席圈阅后才退给我们,这更增加了我对他的迷惑(此句不通,原文如此。——引者注)。

姚文元控制广播局的具体渠道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当面谈话,下达黑指示。

我来广播局两年,两年多,当面同姚文元直接谈话的次数不是很多,核心小组其他成员同姚文元谈话的更少。

谈话的场合比较多的是陪见外宾之后,我和张振友、王寿仁(核心小组成员,副局长)等都是这样。如我刚到广播局,姚文元就利用我参加陪见外宾的机会第一次单独和我谈过一次话。不久,又同我和张振友一起谈了一次。这是最重要的一次,时间也比较长,对控制广播全局起了很大作用。其他也还有几次,主要谈话内容是要我们召开一次全国电视工作会议。他说: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要反对经验主义,至于如何联系广播局实际,你们先出一个题目,过几个月再回答。他还批评我们对第三世界友好国家的宣传有模糊阶级界限的倾向,提出中央几个新闻单位的外事活动可以成立一个协作小组,搞一个统一计划报批等等。但他并不是每次陪外宾后都找我们谈话,每次谈话也不都是单独同广播局的同志谈,更多的是同时和参加陪见的几个新闻单位的同志一起谈,我也不是每次谈话都参加。姚文元每次同我的谈话我都在核心小组传达或讨论,有的还向全局作了传达。姚文元还规定,他同外宾的谈话记录,整理以后,清样都要先送他亲自审阅修改后才准打印,这也是一种控制。

■ 姚文元(前左二)接见外宾

除此之外,在其他一些场合,姚文元也直接同我谈过几次话。一次是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吊唁总理的灵堂里,姚文元向我下达不准第三遍播放向总理遗体告别的电视片;不准电视记者拍摄天安门广场群众悼念总理的活动;机关里不准搞计划以外的大型悼念总理的活动等黑令。还有一次是在1976年4月7日把鲁瑛、解力夫(光明日报总编辑)和我一同叫到人民大会堂去列席政治局会议,听毛远新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参加《人民日报》炮制的那篇有关天安门政治事件黑文件的定稿,在此过程中,姚文元同我们谈了一些话。还有一次是在1976年9月9日凌晨,毛主席逝世后,中央办公厅通知鲁瑛、解力夫和我到怀仁堂去值班,姚文元在那里也同我们谈了一点话。以上几次的谈话主要内容我已根据回忆写了交待材料。

……

我同姚文元私人之间没有任何来往和交谈。

二、通过新华社对宣传报道的方针和口径严密进行控制。

新华社记者遍布国内外,每天编发大量新闻报道,担负着向国内外宣传和向中央反映情况的任务,处于宣传第一线。电台广播的新闻节目,稿源主要来自新华社。姚文元控制新闻宣传报道的主要渠道是向新华社下达黑指示并审阅新华社的稿件。姚文元对新华社的黑指示传到广播局以后,同样起了严密控制广播、电视宣传的作用。姚文元直接给广播局的黑指示并不多。

为了加强宣传业务上的联系,了解中央宣传意图和精神,广播局总编室一直派人每天晚上参加新华社总编室的汇报会。批林批孔开始后,一度中断。我来广播局后,感到广播局了解情况太少,宣传上不好掌握,经征得朱穆之同志同意,并报告姚文元批准,又恢复了这种联系。总编室每天去参加新华社汇报会的同志,把了解到的情况和新华社的宣传意图,主要是姚文元对新华社的黑指示的精神,写成书面记录材料供核心组、总编室和各宣传口的领导同志传阅。我对姚文元在宣传上向新华社下达的那些黑指示十分重视,把它看成是了解中央宣传方针的主要来源。有些还作了批示,要总编室讨论研究,贯彻执行。两年多来,广播、电视的宣传完全纳入了“四人帮”另搞一套的轨道,如对邓小平同志的攻击不断升级;突出宣传“按既定方针办”;不准提“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等等,都是从这条渠道来的。总编室存有参加新华社汇报会的记录档案材料。组织上可查阅。“四人帮”被粉碎后,我曾整理了一下,摘记在我的工作笔记本上,已上交专案组。

我来广播局后,还曾想同《人民日报》也建立这样的业务联系渠道,同样是为了想从那里更多地了解姚文元黑指示的精神。经过几次交涉,鲁瑛不同意,没有搞成。现在看,倒是一件好事。否则,我的错误会更大。……

姚文元还规定,中央电台转播《红旗》的文章,每期都要交报目录,经他审批决定。

三、直接电话联系。

姚文元(或经他的秘书郭文)通过电话向广播局发号施令,有直接打给我的,有打给总编室和局办公室的。打给总编室和局办公室的,当时都有电话记录。打给我的,凡是重要的,我也有简要记录。遇有重要事情,我和总编室也直接用电话向姚文元请示报告。张振东、王守仁是否同姚文元直接打过电话,我记不清楚。

我来广播局后,到1976年9月,直接同姚文元的电话联系不多。经回忆,还能想起来的大致有以下几次:

1. 1975年评论《水浒》开始时,姚文元给我来电话,说主席最近对《水浒》有个重要评论,新华社和广播局没有宣传任务,所以没有告诉你们。但还是送给你们看一下好。过了几天,朱穆之同志就把姚文元送给我们看的主席的批示和姚文元关于评论《水浒》问题给主席的一封信在看过以后就转给了我。我看后退给了姚文元。

2. ……

3. 1975年9月15日,为纪念毛主席为广播题词十周年和广播局成立三十周年,我们准备开一个文艺晚会,除请中直单位、新闻单位和与广播局工作有关的一些单位的负责同志参加外,还准备请江青、姚文元和登奎同志、东兴同志参加。在事前报批的计划上,姚文元在他的名字下批了“到时再看”。9月13日,我打电话给姚文元,问他是否能来?他考虑了一下,要我们把晚会日期推迟几天。我照他说的,改到9月18日。当天上午又联系,姚文元说可以来参加,登奎同志也说可以参加,东兴同志说不来了,江青找不到(后来才知道到大寨去了)。可到了晚上,姚文元又来电话说,政治局要开会,不能来了。我们瞎忙乎了一顿。

4. 1975年10月。我在上报的准备召开全国电视工作会议给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有“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提法。姚文元看了之后,第一次并没改,第二次改掉了,退给我重新打印上报。我当时不了解背景,没有引起重视,在同时批发的另外一个有关农村有线广播工作的通报中,仍然有“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提法。总编室根据这个文件编发了一期工作简报,也是我批发的。姚文元看到后大发雷霆,要郭文打电话找我。当时正是晚上,我有外事活动,在饭店陪外宾吃饭。郭文把电话通到饭店,说你们报告上“以三项指示为纲”的提法文元同志已经给你们改过了,那是认真考虑过的,怎么在广播工作简报上又出现了?这时姚文元接过话筒对我说:“我那样改,你们仔细想过没有?为什么不想一想?广播工作简报要立即全部收回。”他把我批了顿,第二天我向核心小组说了此事,仍然不知道错在哪里。只好将简报收回,我并向姚文元写了一个检讨,才算了事。

……

8. 毛主席逝世后准备追悼大会期间,技术处干扰科忽然收到一个可疑的新的干扰频率讯号。当时我们估计可能是苏修为干扰追悼大会的实况转播搞的。我当即先在电话里向姚文元作了报告,接着又写了书面报告。姚文元要我们继续注意。并说已报告了华国锋同志。

9. 毛主席追悼大会结束后,第二天姚文元来电话问广播和电视的实况转播情况。我说转播情况良好,未发现干扰。电视实况的转播录像已在审看,不大理想,主要是华国锋同志致悼词的镜头偏向东侧,我们准备采取一些技术措施,如问题不大,打算重播。电视片正在洗印编辑。姚文元表示同意。

据我再三回忆,在这次电话联系之后,姚文元就没有再来过电话,我也没有向姚文元再打过电话。

……

姚文元通过各条渠道控制广播局,首先是控制我。为了达到控制我的目的,他甚至采取极其卑鄙的资产阶级政客手腕。有关情况,我过去已有过详细揭发,这里就不重复了。

邓岗  1978年5月25日

说明:有些事实的时间已记不具体,确切,因手头材料都已上交,请组织上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