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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兴亡》“江记写作组”大造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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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手下,拥有一大帮“秀才”,论“做文章”,个个是行家里手。

张春桥、姚文元是江青手下的两位“大秀才”,掌握着舆论大权。

由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有四个庞大的御用“写作组”(又称“大批判组”)。

一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以笔名“梁效”(“两校”的谐音)闻名全国,一时间有“小报看大报,大报看梁效”之传言,足见“梁效”的威风。

“梁效”是在1973年10月成立的,最初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批林批孔研究小组”,由当时两校的军宣队负责人迟群、谢静宜主持。他们占领了北京大学朗润园一座幽雅的小楼,组员多达30余人。这些“秀才”们根据来自钓鱼台的指令,炮制了200多篇文章,内中有30多篇重点文章,成了当时的“学习文件”。他们的文章,连篇累牍在《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发表,拥有“权威性”。除了常用的笔名“梁效”之外,还用过笔名柏青、高路、景华、安杰、秦怀文、郭平、施均、金戈、万山红、祝小章、梁小章等。

二是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班子,以笔名“罗思鼎”著称(取义于雷锋名言“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罗思鼎”为“螺丝钉”的谐音),成立于1971年7月,直属张春桥、姚文元。除了常用罗思鼎笔名外,还用石仑、康立、翟青、齐永红、石一歌、史锋、史尚辉、曹思峰、梁凌益、戚承楼、靳戈、方岩梁等笔名。

三是中共中央党校写作组,笔名“唐晓文”(“党校文”的谐音),成立于1973年9月。

四是文化部写作组,笔名“初澜”,取义于“青出于蓝”,“青”即江青,“蓝”乃蓝苹,“初澜”及“出蓝”之谐音。

江青手下的御用写作组,像放鞭炮一样,噼里啪啦,在中国大大小小的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批判孔子,批判儒家。一时间,那“大批判”的文章整版整版冒出,那势头令人记起批《海瑞罢官》的年月:

9月4日,“梁效”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在《北京日报》发表;

9月15日,“石仑”的《论尊儒反法》发表于上海《学习与批判》创刊号上,《红旗》第十期予以全文转载;

9月27日,“唐晓文”的《孔子是“全民教育家”吗?》发表于《人民日报》;

紧接着,《“焚书坑儒”辩》、《秦王朝建立过程中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兼论儒法论争的社会基础》、《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资产阶级和儒法斗争》……一连串的“大块文章”,从那一个个“江记写作组”里炮制出来。

江青的“重点工程”,是指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汇编了《林彪与孔孟之道》。

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致函毛泽东,附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建议以中共中央名义转发全党,以在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

毛泽东批示:“同意转发”。

于是,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并发出了《通知》。

《通知》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

《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共分八个部分:

一、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

二、鼓吹“生而知之”天才论,阴谋篡党夺权;

三、宣扬“上智下愚”的唯心史观,恶毒诬蔑劳动人民;

四、宣扬“德”、“仁义”、“忠恕”,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五、贩卖“中庸之道”,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

六、用孔孟反动的处世哲学,结党营私,大搞阴谋诡计;

七、鼓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剥削阶级思想,攻击“五七”道路;

八、教子尊孔读经,梦想建立林家世袭王朝。

江青借助于中共中央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大力掀起“批林批孔”浪潮。

1974年1月24日,江青等人在北京召开在京部队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翌日,江青等人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在京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八十有二的郭沫若就是在这次大会上被点名,被迫在万目睽睽下站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