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是毛泽东的一种“政治习惯”，每当面临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他往往要离开首都北京。他要让斗争的局面明朗化，才回到北京整肃。“文革”前夕是如此，他差不多在南方杭州一带住了一年；“九一三”事件前夕也是如此，他巡视大江南北，跟各地领导打招呼、“吹风”。
眼下，在亲自主持了那次批评“上海帮”的政治局会议之后，他走了，离开了北京。
他先是去湖北武汉，下榻于东湖宾馆。他的视力越来越差。在武汉，大夫确诊他患老年性白内障。虽说这是老年人常见的眼疾，手术也简单，但必须待其成熟才能动手术。这样，他就不能不暂时忍受视力日衰的痛苦。他的生活由张玉凤照料着。
1974年10月13日，毛泽东的专列驶抵长沙。他下榻于中共湖南省委大院西边的九所6号。那里原叫陈家山，是一片丘陵地，中共湖南省委在那里盖了一个招待所，叫“九所”，专门接待重要的客人。九所有六幢小楼。毛泽东过去在九所3号住过，这一回住九所6号。
他喜欢长沙，因为他是湖南人，而且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又正是他信得过的华国锋。那时华国锋已调到中央工作，仍兼管湖南，毛泽东在湖南的一切，都由华国锋一手安排。这一回，毛泽东在长沙长住，直至1975年2月3日才离去，一共住了114天。
北京果真面临着严重的斗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里，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小宗派”为一方，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为另一方，激烈地斗争着。双方争斗，围绕着即将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展开：自从1964年12月21日至1965年1月4日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大以来，已经十年了。按照宪法规定，四年换届一次。如今，已经逾期六年了。
四届人大已是个“老话题”了。早在1970年3月8日，毛泽东就提出准备召开四届人大。
筹备四届人大，引发了一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林彪争当国家主席，在庐山会议上遭到惨败，最后以“九一三”事件告终。
这一次重提召开四届人大，又面临着一场权力再分配的斗争。江青取代了当年的林彪，野心勃勃，着手“组阁”，抢夺那几项重要的职务：
国家主席——刘少奇屈死已经多年，国家主席一直空缺。由于毛泽东明确反对再设国家主席，自然，谁都不敢吱声。
委员长——三届人大选出的委员长是朱德，眼下已是88岁的高龄老人。江青要让王洪文取代朱德。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已病重住院，来日不多。江青要让张春桥取代周恩来。
江青的如意算盘是：毛泽东已是垂暮之人，她将是未来的中共中央主席。这样，加上未来的委员长王洪文，未来的总理张春桥，中国的未来便是属于她的了！
她还着手预拟各部部长名单，让她的一批党羽、亲信去占领“要津”。
1974年10月1日出版的第十期《红旗》杂志，发表梁效的《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一文，借古喻今，把话说得明白不过：“刘邦死后，吕后和汉文帝以后的几代，都继续贯彻了刘邦的法家路线，并重用像晁错、张汤、桑弘羊等法家人物，让他们在中央主持工作。由于中央有了这样一个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
此处，倘若把刘邦换成毛泽东，吕后换成江青，晁错、张汤、桑弘羊换成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法家路线换成“文革”路线，那么，就成了江青“组阁”的写照。
就在此文发表不久，10月11日，中共中央就召开四届人大发出了《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决定，在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国内外的大好形势，中央认为最近期间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适宜的。”
《通知》以黑体字醒目标出毛泽东的一段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就在这份传达了毛泽东要“安定”、“团结”的《通知》下达后的第六天，中共中央政治局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