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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兴亡》华国锋压下了“江青代表毛主席”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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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已经拼好的大样,上面的大字标题这么印着: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首都人民

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广大革命群众决心深入批邓,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抗震救灾斗争,用实际行动回答毛主席、党中央的亲切关怀。

这是一条“流产”了的消息。

消息一开头便写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于8月26日,冒雨先后到北京新华印刷厂、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看望和慰问广大群众和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鼓励大家认真学习毛主席一系列重要指示,深入批邓,抓革命,促生产,积极支援灾区人民。”

这条消息排好后,连姚文元都不敢批发,转到了华国锋那里,被华国锋压下,没有见报!那是因为,毛泽东早已一次次申明:“她(指江青)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可是,在毛泽东病重之际,江青却硬要为自己制造舆论,要发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江青同志代表毛主席党中央看望首都人民》的醒目消息。在她看来,毛泽东已气息奄奄,未来的中共中央主席理所当然的是她——虽然毛泽东已指定华国锋为接班人,但是她并没有把华国锋放在眼里!

华国锋也理所当然地压下了这条消息。

江青加紧了活动。在毛泽东病重的那些天,江青显得格外活跃:

8月28日,江青来到天津小靳庄。她在那里发表讲话说:“邓小平是造谣公司的总董事,也叫总经理。”她又忽地说起“母系社会”来。她说:“在生产力中,女的是最基本的”,“在氏族社会,是女的当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还是女同志”,“男的要让位,女的来管理。”江青还直言不讳地说:“女人也能当皇帝!”

8月30日,江青头扎白毛巾,像个陕北老农模样,出现在济南部队某团“登城首功第一连”。她又是絮絮叨叨地讲话,内中有一句双关语颇为惊人:“主席不在了,我就成了寡人了!”

9月2日,江青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是要去大寨。起初,毛泽东没有同意。江青这次报告,毛泽东才勉强同意。这时,毛泽东病情已很重。

9月3日,江青到了山西昔阳县大寨,在那里召开“批邓会”。江青在那里发表讲话:“你知道我这次来是干什么来了,我是和邓小平斗来了!……有人要想打倒我江青,要把材料送给毛主席。结果材料落到我们手里,他们的目的没有得逞。所以,我江青还活着!”江青又说起了“母系社会”:“母系社会就是女人掌权。到了共产主义社会还有女皇,也要女人掌权!”

江青在大寨拍了许多照片,内中既有骑马的照片,也有拿着青草喂鹿、逗兔的照片。

毛泽东病情转危。9月5日晚9时半,中央紧急通知江青火速返回北京。

大寨交通不便。夜11时,江青从山西阳泉上火车,两个多小时之后到达石家庄。一路上,江青跟警卫、医生一起打扑克。

一架专机在石家庄等候江青。

上了专机,飞行20多分钟,这才赶到北京。

毛泽东是在8月下旬病情加重的。8月28日,趁江青去天津,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李敏前来看望父亲毛泽东。那时,毛泽东神志尚是清醒的,他拉着李敏的手,艰难地说:“娇娇,你来看我啦。你为什么不常来看我呢?”李敏说不出话来,因为她要经过层层批准,方能进来,毛泽东哪知道这些呢?

“你今年多大了?”毛泽东问。

“三十九了。”

“不,你三十八。”这句话,表明毛泽东的记忆是很清楚的。

江青在大寨骑马上虎头山(杜修贤 摄)

江青在大寨打谷场

江青在大寨养殖场蚕房

江青在大寨养殖场喂鹿(杜修贤 摄)

不过,这一句话,似乎勾起了毛泽东对贺子珍的思念。他叹了一口气,想说什么,喉咙里发出混浊的声音。李敏听不清,只看见父亲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连成一个圆圈。生怕会加重毛泽东的病情,李敏不敢久留,含泪走出毛泽东的卧室。她一直不明白毛泽东那手势是什么意思:会不会是要她向贺子珍问好?因为贺子珍的原名叫“桂圆”。

9月7日早上,江青从大寨回到北京,毛泽东已处于垂危之中。江青赶到的时候,毛泽东虽然神志还清醒,但是双眼紧闭,已经气息奄奄。

据毛泽东医疗组李志绥、陶寿淇、吴洁、陶桓乐、周光裕、方圻、王新德、翟树职、潘屏南、朱水寿、薛世文等在1976年10月14日所写的材料,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

主席刚入睡,江青不顾医生的劝阻,老给主席又擦背,又活动四肢,抹爽身粉。当日晚,江青进来就找文件,找不到就发脾气。我们主张毛主席多休息一下,江青尽送一般参考资料,硬要主席看。当时主席床头灯光已很强,主席怕热,但江青又硬加上一座灯。江青离开后我们即将灯拿走。

江青除了在毛泽东那里翻找文件之外,又为一笔钱的事,在毛泽东那里闹。

张玉凤在1976年10月22日曾写下这样的揭发材料:

1973年10月,江青来见主席,提出要一笔钱,江青走后,主席对我说:“她看我不行了,为自己准备后路。”然后主席流着泪,从自己过去的稿费中批了三万元钱,让我去办。我把钱给江青送去。她看到钱马上对我说:“小张,这些钱对我来说是不够的。我跟你不一样,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的养着,这个难些。”这笔钱主席批给江青已有三年。在这三年里江青变化无常,经常借着钱的事来干扰主席,一会说“让小张替我保管存单。”一会又“不要小张管,要远新管。”过些天又让我管,来来去去,江青无数次的打扰主席,直到毛主席去世前两天她还在闹,江青说:“我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这些钱我不要了。你(指主席)要是一定要给我,那就让小张代管。”……

关于这些钱的使用,张玉凤处还存有上一章讲述的江青1975年1月7日亲笔写的一张条子。

向来办事不后悔的毛泽东,却对于自己与江青结合感到后悔。然而,他又无可奈何。毛泽东曾对卫士长李银桥以及汪东兴透露自己心中的烦闷:

他曾经对他的卫士长李银桥说过,我办事从来不后悔。事实上,他在很多事情上是后悔的。他承认过,他同江青结婚是过于草率了,江青没大过错,不好离婚,而且按照他的身份,这样做影响也不好,只得凑合着过。这是婚姻上的后悔。而他最大的后悔是看错了一批人,用错了一批人。

汪东兴曾经介绍过毛泽东晚年的一些情形,在1971年林彪出了事,毛泽东异常痛苦,他说:“是我瞎了眼。”他的身体明显地衰老了下来。以后对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他都很失望,说,我看错了一批人。在延安时,毛泽东说过,我们党内有50个真正懂得马列主义的人就行了。王洪文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是经过毛泽东点头的,但这个人并不真懂马列主义,甚至连马列主义的皮毛都不懂,毛泽东对于自己把他选作接班人,是很后悔的。

他对于江青,毛泽东不仅是在婚姻方面后悔,他对于这个人在文革中的行径也是很不满意的。林彪把江青抬了出来,江青是借着林彪的力量从一个无名之辈一下子上升到政治局委员。开始,她与林彪伙在一起,毛泽东要把他们扯开都扯不开。给江青从九级,提到五级,也是林彪干的。连中办主任汪东兴都不知道。以后报告了毛泽东,他很生气,明令把多发的钱都退回去。江青和林彪,是后来才分成两派的。江青等人进入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是九大选的,那次会是两派的权力分配。

毛泽东对江青的所作所为不满意,是越来越严重,不让她插手国务院的人事安排,以至提出了“上海帮”、“四人帮”的批评,为以后中央采取行动,粉碎江青篡党夺权的阴谋,提供了依据。(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