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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兴亡》姚文元的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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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人帮”之中,最后一个离开人世的是姚文元。那是在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因糖尿病去世,终年74岁。

姚文元去世的消息,是在姚文元病故之后半个月,由新华社披露的。2006年1月6日,新华社用简短的篇幅报道姚文元之死: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姚文元因患糖尿病,于2005年12月23日病亡。姚文元,男,74岁,于1981年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6年10月刑满释放。

香港媒体披露说:

新华社的此条消息是姚惟一的官方讣闻,不过港台报刊和国外媒体却多有报道。曾为“四人帮”成员逐一撰写传记的某上海作家说:“新华社消息出来后,美国《洛杉矶时报》等七八家媒体都有打电话来,我没有接到国内媒体的一个采访电话。”他认为,官方讣闻的发布是特意选择了周五的下午时间,因为接下来是双休日,以此避开海内外媒体的注意力。

不言而喻,内中提及的“曾为‘四人帮’成员逐一撰写传记的某上海作家”,显然是指在下。

姚文元从1996年10月刑满释放之后,住在浙江湖州、上海,后来住在离上海甚近的江苏省昆山市。不过,姚文元毕竟是“四人帮”之一,他出狱之后的行动仍受上海市公安局的监视和限制。笔者曾经多次与出狱之后的徐景贤见面,并向上海市公安局负责管理姚文元出狱生活的戚先生申请采访姚文元。戚先生虽然与我熟,但是无奈地说,可否采访姚文元不在他们的权限之内,必须向公安部申请并办理相关手续,而这种申请通常难以批准。

在1998年6月,姚文元曾提出有生之年的两个愿望:出版回忆录,重新入党。

对于姚文元的“重新入党”,理所当然遭到拒绝。然而他要求出版回忆录,有关部门倒是认为可以考虑。于是,姚文元送交了42万字的回忆录,由于内中涉及尚未解密的党、政、国家机密,至今未能出版。

跟张春桥之死一样,姚文元的离去也引起海外的一阵议论。我在2006年香港《开放》杂志发表文章指出:

姚文元死得不早不晚,“挑选”了一个最敏感的时刻:在姚文元病逝前不久——2005年11月10日,是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40周年的日子。正是这篇“宏文”,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姚文元去世之后不久,迎来了2006年——“文革”40周年祭,粉碎“四人帮”30周年庆。姚文元之死,唤醒了众多中国人对于“文革”的记忆。

然而,2005年12月23日,姚文元病亡,中国诸多年轻人竟然不知姚文元为何许人,问“姚文元是谁”?也有的年轻人听说姚文元是“四人帮”中的一个,便问:“‘四人帮’是哪四个人?”在网上,还可以见到年轻人的种种奇谈怪论:“姚老走好!”“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死得默默无闻啊!”甚至有人在网上我的一篇关于姚文元的文章上留言:“我党伟大出人才!”

姚文元之死引发的一系列怪现象,凸现了中国也有“教科书问题”:尽管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彻底地否定了“文革”,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有人对“文革”讳莫如深,有人甚至主张“淡化文革”,使年轻一代不知“文革”。

其实,记住“文革”,研究“文革”,如同巴金所言,是为了防止这样的浩劫在中国重演,是为了中国不再产生“张春桥笫二”、“姚文元笫二”以及各种各样的“小张春桥”、“小姚文元”。时至今日,中国并没有彻底铲除“文革”重演的“左”的土壤。1983年那极左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席卷中国大地之时,连巴金都惊呼“文革”又来了!幸亏胡耀邦及时制止,才使这场“后文革”运动半途而终。

香港《亚洲周刊》也报道了我关于姚文元之死的谈话:

传记作家叶永烈对《亚洲周刊》说,年轻人不了解中共史,这是个十分严重的问题。姚文元去世后,作为具体的个人,“四人帮”可以说是全部消失了,但“四人帮”的历史是不能抹去的。

我在上海郊区寻访了姚文元的墓。

姚文元的墓,坐落在一群普通的墓之中。墓碑上并没有署姚文元的名字,而只是写着他的妻子金英的名字。

金英是在1996年8月19日病逝的。由于同名同姓叫金英的人颇多,所以金英安葬在那里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谁都没有想到这个金英就是姚文元的妻子。

金英病逝时,姚文元尚在服刑期间——虽说离姚文元刑满只有一个多月。

金英出生于1933年4月28日,终年63岁。她的墓是在姚文元出狱之后的1997年7月建造的。她的墓上刻着“慈母金英之墓”,下面署繁体汉字:“女金虹丽群继红 婿浩岐 殷伟 圭章 孙颖婷 沐春 冰聪 金星”。不言而喻,为了避人耳目,女儿只写名字,没有写“姚”姓。

墓碑是一块黑色大理石,正面刻着四个金字:“真理真情”。背面用金字刻着一首词《蝶恋花》,虽然没有标明作者的姓名,从词的内容可以判定出自姚文元之手:

遥送忠魂回大地,真理真情,把我心涛寄。碑影悠悠日月里,此生永系长相忆。碧草沉沉水寂寂,漫漫辛酸,谁解其中意。不改初衷常历历,年年化作同心祭。

从词意可以看出,这是姚文元专为妻子的墓碑而写的。

从这首词中也可以看出,墓碑正面刻着的“真理真情”,出自这首词。

姚文元过去写过类似于顺口溜式的诗。这首《蝶恋花》倒是他的晚年精心之作。词中一连用了“悠悠”、“沉沉”、“寂寂”、“漫漫”、“历历”、“年年”六个迭词。词意隐晦,“漫漫辛酸,谁解其中意”,而点睛之笔在于“不改初衷”、“真理真情”。

据公墓负责人告诉笔者,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姚文元妻子之墓,更不知道姚文元病逝之后,也安葬在这个墓中。他们后来才得知,在姚文元生前,曾经几次到这里凭吊妻子。

姚文元之死,为《“四人帮”兴亡》画上了句点。“四人帮”俱亡,这四颗灾星,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文革”,永远值得反思;“文革”的深刻教训,永远值得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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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伍修权:《往事沧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2) 萧思科:《超级审判》,济南出版社1992年版。

(3) 伍修权:《往事沧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26页。

(4) 据唐纳夫人陈润琼1995年2月28日巴黎来信称,“1945年抗战胜利,唐纳从重庆回沪,即任《时事新报》主笔;根本未去英国新闻处工作。”见1995年3月24日《南方周末》。

(5) 本书作者曾误写为副总编辑,现据唐纳夫人陈润琼1995年2月28日巴黎来信更正。

(6) 本书作者曾误为1947年8月,现据唐纳夫人陈润琼1995年2月28日巴黎来信更正。

(7) 1990年7月22日叶永烈在北京采访原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刘志坚将军。

(8) 当时北京大学的文科学制为五年,理科为六年。

(9) 胡痴:《萧力与解放军报夺权风暴》,《百年潮》1999年第2期。

(10) 总编领导小组组长是“文革”期间特殊的职称,相当于总编辑。

(11) 阎长贵、王广宇:《李讷在“文革”初期》,2012年7月19日《南方周末》第23版。

(12) 据杨银禄:《江青的亲情世界》,《同舟共进》2010年第6—7期。

(13) 峻宏:《王洪文胞弟谈家事》,《家庭》1998年第12期。

(14) 上海《联华画报》1937年6月5日9卷4期。

(15) 郁风:《蓝苹与江青》,收入《巴黎都暗淡了》一书,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6) 王年一2005年10月15日致阎长贵信。

(17) 据余汝信:《与戚本禹面对面》,《枫华园》第432期(2004年1月9日)。

(18) 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版,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