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我的浏阳兄弟 » 我的浏阳兄弟全文在线阅读

《我的浏阳兄弟》祖屋里的金银能动了

关灯直达底部

1989年,小学快毕业了。有一天放学回家,我看到一位陌生妇人。

她穿着月白底色的碎花小衬衫,留着齐肩短发,大大的眼睛,小小的唇,覆额的刘海衬得小巧的脸庞秀气精致。

母亲正热络地和她聊天,母亲在说,她在听,额头略倾,嘴角抿起,带着浅浅的笑。

看到我,母亲忙不迭地招呼我过去。

“这是曾老师,快叫人。”母亲拉着我,急急地催促。

我望着这个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美人儿,有些局促不安。

“老师暑假给你补课,”母亲推了推我,“是一中的老师呢。”

一中,是浏阳城里最好的中学。原本是座孔庙,保留原址,扩建成浏阳一中。飞表哥升上初中,就在那里读书,不久前带我去玩过,红砖大瓦,参天古树,我们还去看了孔庙,破败不堪,正殿门前有浮雕,上面雕着龙。

曾老师并没有在意我的失礼,她向我伸手,把我拉了过去,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对母亲说:“其实我不赞成补课的,只要成绩跟得上,暑假就让他玩好了。”

因为这句话,我对她的好感又增添了几分。

母亲显然不这么想,急急地说着好多理由和她的隐忧。

妇人一抿嘴,嘻嘻地笑了,她扶着我的手臂,将我扳向她,冲我眨了眨眼,“背首唐诗给我听吧。”

我望着她,脑袋里一片空白,以前可以拿来炫耀的长诗,都不知所踪,想了老半天,才磕磕巴巴地背出一首。

别路云初起,

离亭叶正飞。

所嗟人异雁,

不使一行归。

老师的表情有些愣怔,少顷,她愉快地笑了,拉着我的手说:“如果有兴趣,我们就一起看看书吧。”

不久,放暑假了,每隔一天,我都会去严家冲的曾老师家。

严家冲在西湖山下,从家里走过去,需要半个小时,从东到西,横跨小城。

有时候我沿着大街走,经过商业大厦、电影院,电影院旁边有气枪摊子,一把气枪用木架固定,不远处立着一块一人高的白布,上边缀满气球,一毛钱五枪,打中三个球有奖。有人玩儿,我就站着看一会儿,多半是打不中的。电影院对面,是卖辣干子(一种辣味很重的豆制品)的老店,一缝小小的门面,从门口向里一张长条桌,摆着一溜的大玻璃瓶,装着各种辣干子,辣油浸着,红璨璨地勾人胃口。电影院的另一侧,有一个电子游戏厅,不到十台机器,挤满了小孩,那个店的老板是个年轻人,留着三七分的头发,喜欢讹小孩子的钱,总不及时找零,说:“你先玩儿,等下给你送来。”玩儿完了也不见来,再去问他要,他会装出一副很吃惊的表情,“我找了啦!不是给你了噢?”再多说两句,就开始耍无赖,随手往里一指,“我找了钱,你去问他要。”被讹了一次后,我再没有进去过。

有时候我会走到河边去,沿着河堤走,堤前停着一溜渔船,岸边的菜地一畦挨着一畦,顺着河岸延伸开去,空气中弥漫着水肥的味道。

两条路线最终都能到西湖山脚。我开始爬山,沿着沙石路,在一片又一片的茶林中穿过,路面坡度不大,走得悠闲,茶耳朵已经长残了,蜘蛛在灌木上结出像字符一样的网,林间的鸟语伴着远处的钟声,很安静。爬到包公庙,不进庙,绕着庙墙走到庙的侧后方,山壁下有一处泉水,简易的塑胶管子从上方垂下,头上装着一个水喉。我随身带着一个空的小塑料鼓子(指塑料壶),装得下五斤泉水。

提着泉水,从山的侧面走下来,走到山脚的严家冲,就到了曾老师家。她家是一座新建的二层小楼,建在公路边一处凹进去的山坳里,闹中取静,围墙围起来的小小院落,种着几株芙蓉花。

“多看,多写。这些书,你们都可以看的。”在老师的小书房里,她这样告诉我和另一个孩子,“上了初中自然会学的,现在不教。你们该多看书,看别人怎么写,怎么样把合适的词,用在合适的地方,表达出你想表达的意思来。”曾老师轻轻地揉着头。她常常是这样疲惫的样子。

她的小书房里有一壁柜的书,塞满了,装不下,桌上、地上摆了许多,有童话、小说、历史,还有杂志,多数时间,我们都在静静地看书,偶尔我们会讨论一下书里的情节,主人公为什么会那样?

“环境对一个人的影响很大,譬如有一家,祖祖辈辈都爱书,他们的孩子自然会受到影响,这是小环境,”曾老师说,“大环境,譬如社会,如果处在动荡的年代,打仗了,或者闹了灾荒,人们流离失所,没有家、没有工作,吃不饱、穿不暖,就会有斗争的心情,想要反抗,这样的人多了,就会有革命。”

“旧社会就是这样的吗?”我问。

曾老师愣了一下,望着我,抿着嘴笑了笑,说:“是啊。”

老师每周布置写一篇作文,她出一个题目,内容随便我们写。“想象力很宝贵的,把它写出来,多棒啊,”曾老师扬起手臂,苍白的脸上泛起一丝红晕,“其实连题目我都不想给,可考试都会这样啊。”

另一个小孩姓黄,家住指背冲,浓眉大眼的,与我同岁。第一次见面,他问我:“你知道毛主席的生日是哪一天吗?”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不知道。”他昂着头,很得意地告诉我:“12月26号。”又用指头点点我的胸,表情很严肃,“记得啊!”

可每次批点作文,曾老师总是说他:“写作文,语气不用这么革命,可以从身边的小事写起,尽量平和些。”

老师对作文的点评,褒奖多于批评,一个用对了的词,她会在旁边画上红圈,她觉得写得好的地方,会很开心地跟我们讲,告诉我们为什么那里那样写会很好,她说:“不要在作文里写意义,意义是要放在心里的,你可以表达你的情绪和想法,但是不用教别人去发现。”

曾老师有很严重的贫血,这大概是她总显得疲惫的缘由,在我的印象里,她总是坐着,拿着一本书,十分慵懒。她家的中餐总有一碗猪肝汤,她的饭量总是很小。

曾老师的丈夫在县供销社办公室上班,每天写材料。瘦高瘦高的,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嗓门儿很大。见到我们,总是笑眯眯的。他们家还有一位阿姨,花白头发,整天做不完的事情,做的饭菜很好吃。

夏天快要结束时,一天晚上,曾老师两口子到了我们家。她像个小姑娘似的,被丈夫牵着,走进门来,还带来了一提时令水果。

母亲忙不迭地说:“颠倒了,这弄颠倒了。”

那一晚,曾老师两口子和母亲在灯下坐着,东一句、西一句地聊天,老师有些不安,几次欲言又止,过了许久,母亲才察觉,问:“您是有什么事吗?”

我按母亲吩咐去父亲办公室将他拖回家时,母亲切好了西瓜,三人正围坐着吃。父亲站在小小的客厅里,皱着眉头,望着众人。

曾老师没有说话,矜持地坐着,她丈夫讪笑地站了起来,母亲忙不迭地给他们做介绍。

父亲脸上堆起了笑容,大人们又是好一通寒暄,我感觉有些无趣,走出屋去,穿过走廊,走到院子里。机关大院里的桂花开了,似有似无的香气在空气中氤氲。楼前的路灯昏黄,灯晕里有很多小虫在飞,路灯旁有一棵玉兰树,很老了,树干笔直,枝叶葳蕤,我坐在玉兰树的阴影里,百无聊赖。前方是一片果园,种着橘子树,在没有月光的夜里,那些树木像黑暗中的伏兵,仿佛随时要起身扑向夜行的路人。再往前,是大片大片的夹竹桃,傍着红砖的小楼茂盛地生长,黑暗中,有昆虫的鸣叫,此起彼伏。

我在树影下坐了很久,直到走道里传来脚步声。

父亲、母亲陪着曾老师夫妇出来的,老师看到我,走过来,摸了摸我的头,笑眯眯地说:“我要走啦,明天不上课啊。”

父亲带着二人离开的。

我问母亲:“他们这是要去哪啊?”

母亲笑眯眯地说:“你爸带他们去找领导。”

“什么事情啊?”我问。

母亲拉我进屋,关上门,很神秘的样子,“北正街的粮店你知道吧?”

我点了点头。

“那里是曾家老屋,你老师家的祖业。曾老师房契、地契都有呢,后来才收归国家做了粮店的。”母亲轻声地说。

“那她是想把房子要回来吗?”

“她没说,我也不知道呢。”母亲蹙着眉头。

“那她是要干什么?”

“房子不要了,房子里面的东西要啊。”母亲笑眯眯地摸了摸我的脸,“粮店这几天要拆了,老师着急了,她们家在里面藏着东西呢。”

“是宝藏吗?”

“是啊!”

第二天的晚上,父亲回家,很兴奋,和母亲在饭桌上聊开了。

母亲问:“找着没?”

“找着了,就在东厢,内墙,一锤子下去,银子水一样流出来。还有金条呢。”

“好啊,”母亲抚着胸,长吁了口气,“该她得的。”

“书记说,要优先国家收购呢,也得几十万吧。”父亲摸着头核计。

“这么多,”母亲惊讶地张大嘴,“几辈子花得完?”

“西厢还有一处呢,也是她家祖上留的,拆的时候才发现,被哄抢了。”

“老天爷,”母亲有些气愤,“抢的要抓起来吧。”

“怎么抓?”父亲笑了,“工人、围观的几百人呢,你抓谁?”

“可惜了一份祖业。”母亲惋惜地说。

他们的那些话,我没有全懂,只晓得老师祖上留了宝藏,一些她保住了,一些让人抢了。

后来的某一天,一次补习完,曾老师和我一起回的家,她拉着我,走过天马大桥,踩着河堤,在满眼青绿中缓步走着。她又穿上了那件碎花小衫,下面是墨色长裙,河风吹来,将她的头发剌剌地吹向脑后,一股香气迎面吹来。

到了家,母亲请她喝茶,留她吃饭,她笑吟吟地答应,待母亲去厨房准备菜肴,她端起茶杯,轻轻地嘬了一口,抬头看着我,有些犹豫,终于招手让我过去。她从坤包里拿出一个小布包,轻轻放在桌上,摸着我的头,“跟你妈妈说,我有事要先回去,这是送给她的一点儿心意。”然后,她站起身,走了出去。

我从桌上摸起那个长方形的小布包,死沉死沉,像包着一坨铁。我不敢打开,拿进厨房去给母亲,母亲变了脸色,关了灶火,拖着我就追出门去。母亲急急地跑,拽得我上气不接下气,一直撵到天马大桥,母亲撑着膝盖喘着气,做饭的围兜没有解,还系在身上。

“老师走路很慢的,可能没走这边。”我对母亲说。

“那我们等等,”母亲抹着汗,目光在人群里寻找着,“不行就到她家去。”

她解下围兜,摊在地上,我们在桥边坐下,母亲还没喘匀,眼睛盯着大街口,我开始害怕起来。

过桥的车不多,行人熙熙攘攘,自行车按着铃丁零零地驰过,这里靠近汽车西站,小贩很多,卖盒饭的、卖冰棒的、卖糖水的,挑担子卖甜酒的,打眼前路过,可我没有心思央告母亲买来吃,我就像一个共犯,垂头丧气地等着我的老师。

过了许久,母亲忽然站起来,向前方冲去,我起身跟着她跑,她看见曾老师了,飞奔过去,拦住了她,在曾老师的推辞下死活把小布包还了回去。母亲的嘴角在抖,我知道她很生气,但是忍住了,只是反复地对老师说:“不要这样,老张会生气的。”

曾老师终于没有再坚持,她将小布包丢进她的小坤包里,定定地看了看母亲,忽然向母亲鞠了个躬,然后转身走开了。母亲舒了口气,拉着我往回走,她的心情又好了,遇见卖冰棍的,叫住了,居然买了两根奶油的。走出一段路,我忍不住回头看,夕阳下,晚霞像火一样沿着远处的西湖山铺展,那个小巧的美妙的身影,披着霞光,慢慢地融进了人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