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他们关起来，然后呢？》前言

此地遗世独立，风俗特异，律法、衣着、礼仪皆自成一格，是活死人居住之处。他们与外界隔绝，生命截然不同。

——陀思妥耶夫斯基

“姆藏古！”警卫操着斯瓦希里语[1]咆哮，意思是“白人”。去你的。

我想保持低调，但白人女性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Kampala）的贫民区，要不被发现难如登天。穿过这道侧门就是卢济拉（Luzira）最高戒备监狱，里头环境混乱不堪，原始收容上限是600名囚犯，但据统计目前人数已达5000，男女老幼皆有，也包括死刑犯。系好藏在外衣下的防弹背心，我朝乌兹冲锋枪接近。

“你要干吗？”对方又嚷嚷。

我堆起一脸假笑，嘴里说着“志愿者”“拜托”“先生”“谢谢”。对方还没听完就不耐烦地甩甩手，好像遇上恼人的蚊虫。

五分钟后，我带着另一位志愿者走回来。她已经在当地待了四个月，取得管理机关核发的正式文件，可以合法进入卢济拉监狱，尚未取得正式批准的我只能偷渡。上星期执勤的组长说：“教课啊，那就进去吧。”却什么证件也没给我。

人多好办事。经过不断鞠躬哈腰、不停说拜托和对不起，我们总算低头经过冲锋枪，踏进监狱。最先映入眼帘的是管理人员宿舍，外观就是铁皮屋，后面有武警营房。来到中央大门时，狱警挥手催促我们进去，一群群穿着鲜黄色制服的男囚与我们擦身而过。通过一扇混凝土门，面前竟出现一座小图书馆。

“午安，贝兹教授。”

一整天，或者应该说一整个礼拜以来，首次有人对我这么客气。乌干达有许多特色，可惜人情味不在其中，旅馆的柜台人员肯礼貌性地点点头我都要谢天谢地了，面露愠色似乎是当地专业表现的一环。愿意亲切接待我的人反而是一名囚犯，名字叫做巴法基·威尔逊，他有很多外号，“威尔逊校长”“波玛区长”等等，源于他是同侪推选的管理员，负责卢济拉监狱的图书馆以及代号“波玛”的牢区。图书馆是由非政府组织“非洲监狱计划”（African Prisons Project）所成立，伦敦和坎帕拉都有该单位的办公室。

“今天过得如何？”威尔逊一如往常露齿而笑，热切地看着我。他有双全乌干达最和善的眼睛，今年30岁，集孱弱老人和活泼男孩两种极端于一身：个头矮小，笑容爽朗，眼神充满朝气，常戴着一顶过大的鲜黄色软帽，活脱像个大男孩；然而，他的动作略显迟缓，尤其说话方式特殊，抑扬顿挫像是在不断朗诵马丁·路德·金的演讲稿。

“还可以，威尔逊。”回答时我不禁嘴角上扬，这是我今天第二次对人笑，但这次是发自内心。与他握手之后，我逐一与另外十几个学生握手问好。图书馆的格局方正，学生围着中间的木桌而坐，有的在活页笔记本上涂鸦，有的随意翻书，像是《挪威语入门》《哈姆雷特》《英国乡村导览》等等，不过没认真读。

这堂课的主题是文学创作，威尔逊坐在我左手边朗诵诗词，咬字十分清晰。我昨天先发了马娅·安杰卢（Maya Angelou）[2]的作品讲义下去。

历史任你书写篡改，

污蔑扭曲我的模样，

随你践踏我于脚下，

但如尘土我将飞扬。

第一堂课我就请学生写自传，于是知道了威尔逊的故事。他出生于乌干达乡下，当地一夫多妻制依旧盛行，家中孩子多达60多个。威尔逊尚在襁褓时母亲便过世，他因为遭继母们虐待而逃家。后来犯了罪，由于没钱缴罚金或行贿，只好乖乖坐牢，沦为3.5万名乌干达囚犯之一，乌干达的监狱系统超收人数已达上限6倍。近百年前的殖民者兴建了这些监狱，原始目的是恫吓人民达成社会控制；但威尔逊入监超过一年，至今尚未接受审判，这情况在此见怪不怪，因为乌干达过半的囚犯都是未审先关。威尔逊算是适应良好，在监狱里面建立了信心，自我改造后成为波玛区长。

想看我绝望崩溃？

想看我垂头丧气？

肩膀似泪滴垂落。

恸哭至声嘶力竭。

学生拍手。“贝兹，我不得不说，”威尔逊感叹，“这首诗除了优美，的确道出我们在狱里的心声。”其他人也沉重地点头。

后来两小时的时间，我们沉浸在美妙的文字中，大家分享自己写的诗，气氛很愉悦。威尔逊写了一首《解放者》，感叹东非各国落入独裁者手里，结尾是期许乌干达能有灿烂的明日。另一个学生的作品开头就是：“艾滋，噢，艾滋，为何要夺走我的家人？”

下了课，我收拾好教材，和威尔逊握手道别，祝他今晚能有个好梦。

“我在这里没有一天睡得好，应该说根本没有地方可以睡。”他这么说的时候，脸上依旧挂着笑容。

我必须做好心理准备才能跨出图书馆回到外面的世界。坎帕拉的犯罪率很高，但真正使我不安的却是维安系统无所不在。恐怖组织肆虐东非，2010年的大爆炸案造成76人死亡，类似攻击事件层出不穷，于是他们将自己国家看作定时炸弹，无处不设保全警卫，甚至军事岗哨。这里的生活犹如大型障碍赛：第一关是狱警；第二关是一个白人女性走在贫民区；第三关则是出租车失约，留我一个人想办法。就算出租车来了，还得和司机讨价还价，即便早上明明才谈判过两轮。坎帕拉的交通、社会氛围，坎帕拉人的那副愠容，还有炸弹检查哨加上金属探测器，以及更多板着脸的警卫，更多冲锋枪和安检程序……我唯有回到饭店才能勉强呼吸。

确实没人说过这趟环球旅程会轻松写意。

是矫治，还是惩罚？

我将展开为期两年的全球监狱之旅。

提起这计划时，大部分人都很好奇。而我早已习惯别人对我的各式身份感到好奇：白人、教授，但专门从事非裔美国人的文化研究，喜爱加勒比海嘉年华，又在监狱授课、推动司法正义，还是美国公共广播电台的兼职节目制作人，雷鬼音乐迷，住在纽约的犹太人，却还是个不可知论者。我以前做过记者、乐评人，当然也是学者，甚至拍过两部纪录片，主题分别是嘻哈文化及司法体系。

挑起别人的好奇，是因为我自己的好奇心永不满足，于是游走于诸多不同领域。每回迷上某样东西，我就一头栽进去，譬如爱上牙买加雷鬼乐以后，我无法甘于当个小乐迷，非要钻研到学术研究，为此常常亲自拜访当地。同样狂热的好奇心指引我带着马娅·安杰卢的诗作，来到乌干达监狱。

就我个人成长历程而言，监狱不带浪漫色彩，也不是家常便饭。我在纽约市布朗克斯区长大，20世纪八九十年代当地居民多半会接触嘻哈与雷鬼文化。成年后我进入纽约市立大学（CUNY），虽是公立学校但规模大且极为多元，光是分校就有来自160国、使用127种不同语言的学生。纽约市立大学和纽约市一样，用丰富的文化将我熏陶为国际公民。

进修英语博士学位时，我专攻非裔美国人研究，主题是美国文化中的种族隔阂：界线如何生成，由谁界定，又有谁大胆跨越？为何我有志于此？因为在我看来，种族之见毫无道理。我无法理解为何人类在社会政治诸多层面始终受到这种概念宰制，种族分明是主观认定，而非生物学事实。若就基因来看，不同人种的相同处远多过不同处，但为何大家将这种人为的区别视作理所当然？针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心得，成就了我的首部著作，内容为社会史上真实和虚构的黑白融合案例。

书中大量提及跨越人种隔阂、嘻哈文化、文化拥有权及超越学术定义的身份认同，并结合了流行音乐界在新千年初期，也就是埃米纳姆（Eminem）时期的种族和音乐时代思潮。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进行博士后研究，某一年我为《纽约时报》杂志撰写封面故事，在此过程中几乎见了所有想见的饶舌歌手，还和音乐人“史努比狗狗”（Snoop Dogg）一起巡回。后来我说服一位《洛杉矶时报》的编辑，纵使他认为雷鬼音乐已随鲍勃·马利（Bob Marley）死去，仍旧给我机会发表一篇当代牙买加乐手的专题报道。

因此我访问到贾·库尔（Jah Cure），他是拉斯塔法里风潮[3]下的雷鬼明星，因强奸罪名被判刑八年，走红期间本人尚在监狱里服刑。我飞到牙买加首都金斯敦（Kingston）与官员协调，希望得到入监采访许可，但功败垂成。出于不舍，我依旧将故事放进报道内容中，也主动搜集强奸案的资料细节。库尔声称清白，遭到司法歧视，因为拉斯塔法里教徒在当时加勒比海地区的上流社会仍是一种文化烙印——我个人也无法接受，这个唱出我觉得最动听、最有灵性的情歌的男人，会犯下强奸罪。倘若他真的犯了罪，为何有权利在狱中发表音乐？反复播放着他的歌曲，我心中对人性、对监狱制度浮现一个大大的问号。监狱的存在是要矫治，还是惩罚？假如监狱的意义只是剥夺人身自由，库尔的音乐是否可以流出？我更进一步思考，假设库尔真的有罪，那么他创作出的令人屏息的情歌，是否可视为一种对社会致歉，甚至是补偿的行为？

这样的疑惑在我心上挥之不去，也出现在我之后发表的两篇文章中：其一针对纽约市警局某位探员成立专门小组监控饶舌歌手，他们被戏称为“嘻哈警察”；另一则是《洛杉矶时报》的头条报道，主题是饶舌歌手在狱中发表作品成为新趋势。之后我与洛杉矶一位制片人合作，将这两篇故事转化为纪录片，并在各大有线电视台播出。虽然两部影片都针对主流观众，我却没有忘记自己对于司法本质的困惑，所以我继续研究，也促成了《禁锢与节奏》（Rhyme & Punishment）这部监狱研究和嘻哈研究相结合的纪录片。而我对此越来越认真，越来越深入。

探究之后，我发现极其骇人的数据。美国这个国家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狱卒，监控着230万名囚犯，比例上每百名成年人就有一个人在坐牢。虽然国家人口数只占全球5%，囚犯人数却占了全球25%；每31名成年人之中，就有一名正在接受某种惩教管制，总数达700万人；成年受刑人之中，有25%罹患精神疾病。美国有大量囚犯是因为药物滥用而长期服刑；在联邦监狱（federal prison）中，这样的比例高达51%，抢劫犯仅4%，杀人犯仅1%；在州政府体系中，药物犯罪比例是20%，同样高于其他类别；3700名美国人从未有过暴力犯罪记录，却在加州坐了25年牢。政府认为青少年尚未成熟，不得购买酒类商品和参与选举投票，却又认为他们成熟到能住进成人监狱，无视监狱受刑人遭性侵害的比例有一成之高。这种情况尚有14个州未立法禁止。

我也见证了惊心动魄的种族不平等。现在被刑事监督的非裔美国人人数比1850年的黑奴还多，相较于白人，黑人因药物而入狱的概率高出6倍，这数字也稍微解释了为何每14名黑人男性就有一位正在坐牢。若以18岁为基准，四分之一的黑人在成年前面对过父母坐牢的困境；美国家事法庭内出席的儿童，有94%为黑人或拉丁裔。许多研究显示，在司法程序的任何阶段，从裁判羁押、检察官态度，以至于判决采取社区服务刑或者监禁，黑人始终没得到与白人同等的待遇。《纽约时报》于2015年报道，美国有“150万黑人失踪”——背后的真实含义是24～54岁的黑人男性，有1/6从公共生活中消失，或者因为早逝，或者进了监狱。

刑期长短也是族群不平等的一环。世界上有20%左右的国家采取不得假释的无期徒刑，而美国不只保留该制度，竟还适用于单一的非暴力犯罪。目前美国约有16万人受无期徒刑，对照组澳大利亚是59人，英国是41人，荷兰为37人。2005年，“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组织统计发现，逾2000美国人因为青少年时期的犯罪而被判处终生监禁不得假释，美国之外，全球仅对12名儿童做过同样处罚。世界上只有九个国家同时实施无期徒刑和死刑，美国是其一。

我无法忘记这些数据。回到纽约以后，我进入约翰·杰伊刑事司法学院（John Jay College of Criminal Justice）任教，该院为纽约市立大学分部，学生多半有志于法律、社会服务及其他司法相关领域，而既然我的授课内容是跨学科的种族、犯罪与文化，长期萦绕心头的思辨就融入了课堂中。

以时间和隔离为代价，仿佛就“文明”了起来

同时，不少信件从监狱来到我办公室，寄件人多半读过我的文章、看过我的影片。他们亲笔写信，篇幅很长，狱中生活跃然纸上，自发地向我告解，有时候还制作精致手工卡片当礼物。其中一封信是来自拉丁裔发展会（Latino en Progresso），这是沙瓦岗克监狱（Shawangunk Correctional Facility）内囚犯自发成立的团体，他们邀请我去年度餐会演讲，而我欣然应允。

我去过监狱的会客室，但以志愿者身份与身陷囹圄的人进行知识层面的交流，则是头一遭。当天谈话的内容是种族的社会建构，我引述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拉尔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等人的著作。放下资料、开放现场提问时，他们蜂拥而来，引经据典提出许多意见。时间过得飞快，转眼他们就得回牢房去，我也要离开监狱重返自由世界。

从监狱回到纽约上州[4]冰凉的空气，我心头沉重。对于美国有部分最杰出、最聪明的人被关进监牢，其实我并不吃惊，可是那天我第一次对现实深感悲哀。我不天真，能想象那些穿着绿色囚服的人当中有很多真的犯下重罪，只不过我仍能从他们身上看到巨大的可能性，这是一群有潜力对社会作出伟大贡献的人。为什么我们竟容许社会最棒的资源，也就是我们的优秀公民，被困在监狱虚掷光阴？

大约同一时期，我定期前往另一间矫治机构探望朋友，他20到30岁的大半岁月都在狱中度过。入狱以后他信奉犹太教，我花了好几个钟头时间说服管理人员：没错，“准许物件”的清单中真的可以有祈祷披肩这一项。会客室成为我对监狱甩不开的印象。铁丝网和煤渣砖组合的丑陋建筑矗立在诺曼·罗克威尔（Norman Rockwell）[5]风格的乡间风景上，亲友们机械化地排队、亮出证件，换取时间与父亲或丈夫玩几场拼字游戏。室内气味（贩卖机的火腿三明治和墨西哥玉米片经过老旧微波炉加热）、声音（硬币投入机器中，汽水瓶盖被打开），还有几近超现实的景象：会客室像是一口锁起人性和情绪的箱子，不可思议地混合了被揭开的疮疤和最压抑的深情。那气氛太过冲突诡异，想忘也忘不掉。

我最初的好奇心，以及怀疑整个系统出了大差错的直觉，经历一切之后，全部得证，于是不由得对监狱制度本身做出一番长考。

学院学生多半觉得天经地义，“犯罪就坐牢”是一贯回答。大家认为做错事就该去监牢待一阵子，与时常大喊大叫就会失声同样理所当然。但事实上，监狱是相对新颖的发明。技术上而言，或许可以说监狱存在几百年了，不过直至19世纪为止，监狱都以短期拘禁为主，犯人在里面等待开庭审判，或犯下小错关个几天就完成惩戒。换言之，监禁是通过司法之道，而非司法本身。大规模监禁则直到20世纪70年代才成形。

任教于约翰·杰伊学院期间，我利用图书馆资源重启了几年前拍摄纪录片时就开始的研究，但每个结论都使我摇头摇得更用力。对于一项重要社会制度的演变，还有前监狱时代的司法模式，我怎么知道得这么少？

以色列人设立了“枷锁屋”（beth ha-asourlm）来拘留欠债者和候审犯人。古希腊罗马的类似建筑称为“carcer privitus”，到了中世纪“carcer”一词还代表修道院内处罚修士的禁闭室。监狱，或者说矫治机构，这个概念真正在欧洲落实，是以阿姆斯特丹和罗马的矫治所、巴黎的巴士底监狱及伦敦的布莱威监狱为起始，即便如此，它们的设计也以拘留为主，就结构上与现今认知的监狱有重大差异。古代司法制度有其他实现正义的手段，包括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做法，而雅典人则用财产充公、公众砸石、捆绑于木桩、通过仪式降下天神诅咒，或者切断社会关系等方式。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处理破坏社会秩序者，有鞭打、放逐、服毒或者从事修缮工作等方式，主要着重在受害者是否得到补偿，而不是一味要惩罚犯人。以东非基库尤（Kikuyu）人为例，通奸、强奸的代价是9只山羊或绵羊，杀人的代价是100只羊或10头乳牛。流放也是历史悠久的刑罚，许多非洲民族驱逐危害社群的人，比方大家认定的女巫或者惯犯。以前欧洲各国也采取将犯人送往各殖民地的做法，殖民时代的北美常见的刑罚有足枷、颈手枷、浸刑、公开鞭刑等等。从这些刑罚的执行方式来判断，重点在于当众羞辱，类似的思想可以在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的小说《红字》（The Scarlet Letter）中看见。中国直到公元3世纪还以鞭打为主要刑罚，法国到20世纪70年代仍使用断头台将死刑变成盛大的街头庆典。

18世纪末，各社会经历重大转变。资本主义诞生，工业化与随之而起的城市化进一步导致贫困和犯罪率提高。美国革命成功，于是英国失去一大片流放刑场。当时律师、作家和自由思想派对于时代演进和人性充满信心，期盼会出现完全不同的刑罚手段，更精致、更利落，尤其更理性——毕竟那段时期称为“理性时代”。他们讨论相关议题时追随当代流行加入了医学词汇，认为犯罪如同传染病，可以通过科学手段加以治愈。18世纪50年代，英国法官兼小说家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提出“矫治心灵”而非肉体，主张“最放纵堕落的人”也可以通过独处和禁食重拾理性秩序。18世纪90年代，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对英国国会提出建议，设计出更有效率的“圆形监狱”（panopticon），牢房呈现分层环形蜂巢状结构，围绕着中央高塔，囚犯时时刻刻受到监视，也必须持续进行体力劳动。如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巨著《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之中所言，自从犯罪者不再承受肉体折磨，改以时间和隔离为代价，世界起了重大转变，仿佛一瞬间“文明”起来。

我们现在称为监狱的机构，其实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如同资本主义的圣殿，也就是工厂，是建立在特殊结构上。边沁提出的圆形监狱源自其弟为俄国凯瑟琳大帝设计的厂房。监狱系统和资本主义如出一辙，维系于控制肉体劳动和时间分配；资本主义将这两个要素转化为金钱，监狱系统则将其对应于罪行的轻重。

甫独立成功的美国服膺贪婪至上的资本主义，却急于证明自己比起欧洲殖民者更为进步，所以摒弃这种极端手段。此时出现了最讽刺的现象：民主的诞生和监狱的诞生竟是一体两面——崭新的美利坚合众国是自由的图腾，却也是不自由的烙印。正是托马斯·杰斐逊本人描绘出了最初的监狱设计图。

在美国这片土地上，理论很快化为现实。19世纪20年代，现代化监狱问世，而且一次有两家美式监狱开张竞争。费城的东州教养所（Eastern State Penitentiary）实现了边沁的圆形监狱理念，也就是人犯时时刻刻处于隔离。纽约州奥本监狱（Auburn Prison）实行另一种“静默制度”，囚犯在类似工厂环境中劳动，只要开口出声就会遭到鞭笞，和奴隶没两样。另外一大讽刺：监狱内犯人沦为奴工；而内战时北方却致力结束南方的奴隶制。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并未宣布奴役非法，而只是说，除作为犯罪惩罚之外的奴役是非法的。

不断制造对立，却期待社会更安全！

国内监狱运作完美，美国便将监狱出口到国外。

19世纪欧洲学者越过大西洋进行参访，必到的一站就是监狱。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也曾经参观监狱，后来萨克森自由邦、俄国、尼德兰的君主，还有来自法国、奥地利、荷兰、丹麦、瑞典的官员都去过。见识过美国监狱的名人之中，反应最为激烈的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和狄更斯（Charles Dickens），两人都认为里面的景象太过骇人。狄更斯称美国囚犯几如“遭到活埋，花上好几年时间才能慢慢挖出，过程中对一切麻木，受到无尽的焦虑绝望摧残”。

但美式监狱仍然渗透全球文化，不仅限于欧洲，也进入各国殖民地，还经由西班牙到了哥伦比亚，经由中国进入日本与印度。全球各地开始模仿美国监狱的设计并传承至今，其内容一言以蔽之就是“大规模监禁”。

1990～2005年间，美国平均每10天就成立一所新监狱。数字相当戏剧化，但来龙去脉很清楚：社会学家一路追溯到对毒品宣战的20世纪70年代，然后发现1980年因毒品被捕的每千人中有19人入狱，1992年提高到104人。犯罪学家托德·克莱尔（Todd Clear）分析后，总结出三个导致20世纪80年代监狱数量增长的趋势：非监禁的替代手段使用率下滑、刑期增加、受到社区监控的犯人返回监狱比例提高。监狱数量的增长原因分为三个阶段：其一是将更多人送进去；其二是让他们在里面待更久；其三是所谓的精确量刑（truth-in-sentencing）法案确保囚犯不能提早离开。克莱尔进一步指出，年龄、性别、种族、地区都是关键因素，打击毒品政策将焦点放在贫穷的少数族裔地区，特别是生活水平落后地区的年轻黑人男性身上；相较之下，白人使用药物如可卡因则不受到重视，也就是说该政策本质并非针对用药本身，而是猛烈打击民权运动时期取得的种族进步，还能有效转移大众对日益增长的收入不均的注意。1979～1996年间，全社会95%的财富集中到最富有的5%的公民手中。

追溯监狱史使我胆战心惊，怀疑自己揭发了用心歹毒又所费不赀的全球大阴谋。美国在矫治机构上已经花费超过500亿美元，过去20年里监狱预算的增长幅度是高等教育的6倍，每年花费8.8万美元来囚禁一个年轻人，却只花费10653元提供教育。州政府亦然，某些城市里特定区域犯罪率太高，单单针对这种地区就拨出百万以上的监狱经费，也因此被戏称是“百万街区”（milliondollar blocks）。更可怕的是，美国花在矫治机构的金钱已经超过地球上一百四十个国家的GDP，并持续拖垮数个州政府而导致破产，所以政府不得不设法降低囚犯人数。

知道了这么多，让人很难不想做点什么，无论多渺小的努力也罢。我怎能眼睁睁看着状况恶化？于是请我演讲过的监狱再度邀约，我也一直答应，并因缘际会就在狱里开了非正式课程，有空就去上一堂课，之后还邀请有兴趣的同侪加入。过程中我与狱内拉丁人社团负责人拉蒙熟悉起来，某次餐会上他提到自己16岁就入狱，当时还不会说英语。我听了一愣，因为不久前我才看过他站上讲台，拿着切·格瓦拉的海报滔滔不绝针对改变、成长和革命发表20分钟的演说。拉蒙又提到自己有三年时间都是独自度过的，我完全无法想象。

与拉蒙聊天时，我内心依旧感慨，眼前又是一个天赋异禀却被社会否定的人才。这时候，欧提斯维尔监狱（Otisville Correctional Facility）一位管理人员走过来攀谈。

“约翰·杰伊学院为什么没在监狱开课？”他问。

我带着这个问题回家，向院长杰若米·崔维斯（Jeremy Travis）提起。

“我想开课，”我告诉他。院长答应了，所以在2011年，约翰·杰伊学院的“监狱直升班”（Prison-to-College Pipeline）项目正式成立，除了提供学院课程，也协助出狱不满五年的犯人复归。入学者在监狱内开始上课，出狱回家之后能立刻获得纽约市立大学学生身份，因此取得学位并融入新社群。计划目的在于使大专院校成为刑满释放人员新生活的重心，受益于校园资源，如课程、人际网络，以及免费的医疗、心理、学术咨询。

在监狱直升班项目中，我除了教授英文课程，也身兼教务长。起初我不明白自己即将接触到什么，在监狱内开班就很多层面来看并不难，学生们求知若渴，对教授来说，这是教学天堂。我没料到的是，坐在这位置就仿佛经历心理上的过山车，巨大的情绪起伏有时令人难以招架。学生假释失败，或者回家后发现自己无路可走，又被逮捕甚至中弹伤亡，这种种都成为我的心头创伤。不过看到在监狱里教过的学生出现在校园，看着他们急急忙忙找教室的模样，又令我宽慰下来。

监狱渐渐成为我情感和思考的重心，然而身边多数人依旧没有意识到一个简单明了的结论，那就是监狱根本无效。事实上，自1973年来，美国服刑人数稳定成长，但是从未看到对应的犯罪率下降。为什么监狱没效果？概率论和心理学研究都证实监狱的威慑作用是假象，因为害怕监狱而放弃犯罪的人少之又少，犯罪的时候，监狱根本没有进入他们的思考。更糟糕的是，监狱具有反效果，将犯人与社会大众隔绝，成为犯罪训练中心。囚犯最终必须回到社会，到时他们的犯罪手段更上层楼，人际和财务又更加边缘化。换言之，监狱系统是促进犯罪的。这解释了全国公共广播电台2014年的一则头条新闻，听起来反而令人莞尔：“司法部长霍尔德表示，美国监禁人数下降的同时，犯罪率也下降了。”数据显示，2007～2012年间，入狱比例下降最多的几州，犯罪率平均降低12%。

托德·克莱尔与其他研究者将这个现象称为都市监狱的“副作用”。克莱尔解释：“监狱造成家人离散，削弱家长提供的社会控制能力和囚犯的经济能力，并造成他们敌视社会，曲解政治主张。”研究也发现，曾入狱者若有小孩，孩子入狱率较高，而刑期也严重损害受刑人的社会资本及人际关系。我们怎能一再制造这样的公民，却期盼社会变得更安全？

为何我们应该关心做错事的人？

有许多人认同监狱存在的第三个理由[6]是矫治。然而那是否真的有效？1954年，原美国监狱协会（American Prison Association）更名为美国犯罪矫治协会（American Correctional Association），但真正致力于“矫治”的方案却屈指可数。矫治经费只有6%投入监狱内，而明明六成到八成的囚犯有药物滥用前科，相关治疗计划自1993年以来却减少一半，于是2012年监狱内等待毒瘾戒断协助的人数已经累计到5.1万人。2004～2005年，州立监狱内仅四分之一的囚犯参与教育项目，接受职业训练者低于三分之一，但有约三分之二在狱内从事劳动工作。研究显示，如我所开设的高等教育项目，是降低累犯比例的关键，但是自1994年以来类似计划大幅减少，因为被监禁的学生被排除在联邦或州政府的教育奖助外。监狱系统内一度曾有350个教育项目进行，仅一年之内直坠到剩下7个。

我了解这样的状况以后唏嘘不已，不过我也明白好奇心随着时间的流逝会衰退。对我而言，有关监狱的光怪陆离慢慢显得没那么有冲击力了。由于太常出入监狱，脑袋做过太多分析，我不禁担心自己最后会思考僵化，失去洞察。有一回我和计划赞助人聊天，居然下意识描述在欧提斯维尔监狱的经验“就像在家”。我自己听了吓一大跳，身处以前全然陌生的环境，我真的觉得就像在家？

于是我决定撞开制度的大门，挖掘最深层的真相，解答挥之不去的疑惑，这样才能召集到具有同样理念和热血的人。

计划在我脑海里逐渐成型。为何我们应该关心所谓做错事的人？我要在全球找出问题的答案，也就是亲眼见识世界各地的监狱究竟是什么模样，通过监狱来了解各个国家。曼德拉（Nelson Mandela）曾经援引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的一句名言：“据说没有进过一个国家的监狱，就无法真正了解那个国家。评判一个国家，不是看它如何对待最尊贵的公民，而是看它怎样对待最卑微的那群人。”

这趟旅程也让我可以好好审视美国颇具影响力的实验和出口产品。2008～2011年间，全球各国的监禁人口提高了78%，换算起来已经有1030万人住进监狱，而且其中有很多人尚未被定罪，必须苦等数年才有机会接受审判，但又缺乏足够的法律援助。舆论很少将目光从美国的监禁危机转向全球的监狱问题——这是美国建立并传播到各地的。

司法应当崇高且公开，由所有公民背书认可。然而，监狱作为今日司法体制的核心，最缺乏的就是透明。它们仿佛从未存在，多数人一生没有看见和接触过，隐隐约约将之视为正确和正义的象征。问题是，既然看不到，为什么你愿意背书？所以我想从最基础的层面揭开这隐秘空间的面纱，寻回几乎被每个国家、整个地球遗忘的那群人。我希望自身以及读者都能担任见证人，因而这趟旅程对于我，还有我的读者，都具有道德上的必要性。

而我在路程起点，就已经预期到这是一趟人性故事之旅。

人性。我们以各种辞藻美化监狱，仿佛那和医院一样是个纯净无菌的空间：“隔离”“矫正”“治疗”“行为管理”，住进监狱的人叫做“狱友”，他们是“受刑人”正在“服刑”，有“管理人员”协助。经过美化，很容易忽视监狱的实际环境，忘记在里头夜以继日、年复一年，乃至于度过数十年或后半生的，是活生生仍会呼吸的人类。我想强迫自己和其他人一起注视囚犯，别转开眼睛，就像我们不能不看阿布格莱布监狱（Abu Ghraib）和关塔那摩湾事件（Guantánamo）一样；那些丑闻是极其难得的机会，美国建立的“土牢”（oubliette）——在此借用14世纪的法文词汇，其原始含义是“被遗忘”——终于忠实呈现在大众眼前，司法体系毕竟源于人性，所以同样有瑕疵，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一点。

为了避免陷入只观望不动手的窘境，我开始自发去监狱做志愿者，不限于研究和写作，而是实地接触。大学提供12个月的休假研究，我申请了学术补助并结合媒体工作机会；这类媒体报道归在文化和旅游类别下，除了提供资金，也容许我探索监狱高墙外面的世界。由于司法制度和所处的社会息息相关，我必须理解文化背景才能观察得更深入。监狱就像一面丑陋的镜子，是社会的黑暗面，也是最清晰的缩影，在监狱的日子好比是经过提炼浓缩、充满讽刺的人生。

针对要探讨的主题，我挑选了九个国家来说明。许多关于司法和监狱的基本概念，我们以往视为理所当然，实际接触以后却又觉得陌生困惑。在各种论坛或造势大会及报章媒体等等，我看到太多改革的呼声，出发点是基于经济压力或公共安全。的确，这些是我们一定要考虑的因素。然而，关于监狱最基础的道德和伦理层面，社会是否有讨论过？这时候，我们应该退后一步，回到理论的草图上。我要再次质疑刑罚、救赎、宽恕、第二次机会这些概念，因为我是从那里起步而成为监狱改革运动者，所以希望能有更多人，更多民主制度下具备投票权和思考能力的公民，不只是关切这些问题，也挺身而出激发真正的改变。

也许我能将热情和好奇传染出去，大家一起成就更好的社会。

第一站，卢旺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