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三，四，五，六……
每次数到20左右，我就忘记了。在巴格达，数一数每天经过多少个检查站、多少次被盘查，雄心很容易被疲惫和厌倦取代。
数不清的检查站和临时增加的关卡，把交通变成一场噩梦。汽油又是那么便宜，一升约合人民币两元。日本车，韩国车，中国的奇瑞、长城、吉利，还有阿拉伯人最爱的烧油大户美国越野车，常常蜿蜒成串，在地面升腾的蒸汽中喘息。
巴格达交通遭遇的最大诅咒，是绿区（Green Zone）的设立。在市中心稍稍偏南的位置，横向撕裂出一片7平方公里的禁行区。里面集中了伊拉克政府机构、西方代表处，以及跟伊拉克政府沾亲带故的有钱人。车辆进出绿区需要特别牌照，人员也要申请许可证，否则一概莫入——这大概相当于在北京封闭了二环。2009年采访总统塔拉巴尼（Jalal Talabani）的时候，我住在绿区。5年后重临，里面的外国人已撤走，日渐萧条，大路朝天，汽车可以任意加速。在外面憋坏了的司机，一有机会开进绿区，就报复性撒野，把车开到飘起来。虽然武装人员有时拿火箭筒守候在防爆墙背后，但比起外面，绿区终究安全得多。
问题是，美国没有能力把巴格达全城变成绿区，更不用说整个伊拉克了。
于是，伊拉克人默默修建自己的绿区。一些什叶派、逊尼派混居的区域，各自用防爆墙圈起来，防止汽车炸弹冲击。我们的司机穆拉德常常边开车边嚷嚷：“怎么这里又围起来了？前两天还没有！”
为了安全，源自恐惧，在伊拉克，每个人都为自己修一座监狱。社区防爆墙也是隔离墙，限制与人交往。民选总理马利基（Nouri Maliki）很少离开绿区到首都其他地方活动。2014年2月，我在巴格达的时候，当地正举办“阿拉伯文化首都”活动，邀请几十个国家的文化人士到场。巴格达大学文学专业毕业的马利基，一手促成了这项活动在伊拉克的举办，还答应了要来闭幕式。可最终，他只给绿区外的闭幕会场送来了“总理关怀”的大横幅。
有钱人大多移民了，离开了伊拉克这个大监狱。留下来的，不管平民还是高官，都在坐牢，不知道刑期多少年。
街头，比商业广告更多的，是反恐宣传画。画上有全副武装的伊拉克士兵单人像，也有士兵站中间，各族各派群众分列两厢。最多见的，是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总理马利基周围。马利基的长脸看上去有些疲累。捍卫什么，就是什么快不行了。
什叶派杀逊尼派，什叶派杀什叶派，逊尼派杀什叶派，基地组织杀西方外国人，外国基地杀伊拉克人，已经说不清楚每一次爆炸都是为了什么。有一阵，医生律师是主要目标。过一阵，聚在一起踢足球的小孩又成了目标。为什么？去问谁？据“伊拉克点尸网站”（Iraq Body Count）统计，包括2003年阵亡的士兵在内，开战10年来，伊拉克因暴力失去了18万6千条人命。
没有安全保障，伊拉克特色的民主选举是这样的：不搞拉票，没有大范围公开讲演，候选人在军警保护之下，能够活到投票日已经大吉大利。2013年省级议会选举前，20个候选人横死。
安全缺失，一切无从谈起。在我所来处，在中国，人们谈论伊拉克往往一叹一笑，感叹暴力猖獗，命如草芥，然后又嘲笑这一切源于美国人一声炮响，给伊拉克送来了民主。约翰·邓恩（John Dunn）在《民主的历程》（Democracy:The Unfinished Journe）序言中提到：“俯瞰民主2500年的历史，非常之有戏剧性，它时而使人鼓舞，时而让人寒心。”那么，在战后伊拉克，民主干脆被描绘成杀人犯。
为什么“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挡不住那些爆炸？在巴格达一星期，每天都要穿行密密麻麻的检查站，可我越来越怀疑它们的有效性。
检查站水泥防护墙下，通常站着四五个人，穿着不同制服。美军迷彩给了军警，一身黑衣戴夜视仪的是反恐警察，蓝色制服是内政部派来的。武器大多是老式苏制或中国制造，绿区才多见美式装备。检查没有标准程序，有时挥挥手就让过了，有时停下来查护照，有时问你去哪里，有时只查司机驾照。关键是，他们并不在乎答案。
一天，中国公司职员小张开车接送我们。他讲非常地道的伊拉克阿拉伯语。
“去哪儿？”检查站一个军人问。
“中国大使馆。”
对方带着笑容挥挥手放行。
“不是去你们公司吗？”车再次发动，我问小张。
“他才不管我去哪儿、这条路对不对呢。这里所有中国人被拦下来，都说是去使馆。”
接下来一个检查站，被问到为哪家公司工作，小张也是随口报了一个。警察不怀好意地笑笑，探头进来。我想，这下大概起疑心了。警察问：“你听什么CD呢？”
小张向新来的中国人传授经验：“别搭话，越说越多，伊拉克军警就爱找人聊天。”检查站的工作紧张苦闷，常常看到军警们在水泥墙缝隙里插上塑料花，或者在执勤时抽烟。
有些岗哨地上装了一盏灯和摄像头，可以拍到车盘底下有没有炸弹。但是，连接摄像头的监视器前，却常常没有人值守。一次，手检人员接过我的背包，拉开第一层是空的，第二层鼓鼓囊囊还没打开，他竟说：“可以了，走吧。”
可能因为对象是外国人，伊拉克守卫才特别放松。但就算是专门针对外国人的检查，也并非那么严密。我们的行李中有大量摄影器材，事先请伊拉克驻北京使馆开具通关证明。证明总共3页纸，巴格达机场4个检查人员，一人拿一页，最后一个脑袋凑过来与人合看，翻来倒去足足研究了10多分钟，最后跟我们握手放行。
我冷汗都快下来了。因为证明上摄影师的护照号码完全错误，没有一个数字或字母是对的。当时在北京已经发现证明有误，但因为赶飞机，没来得及改，所以我准备好了在机场好好争辩一番。
长期专制统治下的人们，不那么偏爱思考，不善独立处理问题，做事最稳妥的办法是“走程序”和“请示长官”。看完器材清单后，机场抵达出口的一个检查人员说，摄影机要拉到专门查货物的地方再做安检。拖着行李走出大厅，他突然回过身问我：“你有车吗？”
“没有。我刚飞到巴格达，怎么会有？”
“那我们怎么过去呢？”
“多远？”
“不远。”
“走过去？”
“走过去又太远。”
“机场没有车吗？你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吗？”
“也不是。”
开出租的凑上来问要不要车。检查员在原地想了想，决定返回找领导。回大厅要穿过四五道安检。我们如此往返了两次，又押着我去银行兑换伊拉克第纳尔[1]，预付出租车费。大概我满脸乌云伤害了他的善意，一番折腾之后，检查员强调：“这不是我的错，这是机场的错。”这下我不生气了，只感到熟悉亲切。
新华社驻巴格达首席记者梁有昶告诉我，他曾经问一个熟悉的军警“发现车上有炸药怎么处理”，对方回答：“赶紧让他通过啊！”这些军警大多来自巴格达郊区农村或外省，每月800美元工资，不算低，却也没有高过他们对自己性命的估价。关键是他们的家庭大多不在巴格达，他们也分什叶、逊尼。每个人都可能自我安慰：也许是去炸另一边的呢，我何苦当炮灰。
巴格达绿区内，仍保留着根据萨达姆手臂放大的持剑雕塑。
社区防爆墙，也是隔离墙，限制与人交往。为了安全，源自恐惧，在伊拉克每个人都在为自己修一座监狱。
跟许多阿拉伯国家相似，伊拉克人首先忠诚于信仰派别和部落宗族，“国家”的概念仍在发展中。美国推翻萨达姆之后，“国家”更成了支离破碎的虚名——尽管马利基政府在官方典礼上首先奏响的是国歌，然后才是宗教祝祷。
当然，正如发展中国家遇到的所有问题一样，伊拉克的安全黑洞最终可以归咎于“外来势力作乱”。几年前，英国媒体经科学家试验后揭露，一家英国公司卖给伊拉克的ADE–651型炸弹探测器，根本查不出爆炸物，其中的芯片只有超市防盗功能。伊拉克政府可是花了8500万美元引进的设备，如获至宝地分发到各检查站。《纽约时报》跟进调查，找人开车载两支AK–47步枪和一些炸药，结果顺利通过9个检查站。另一个机构再做试验，车载火箭和导弹通过23个配备ADE–651探测器的检查站，没有受到阻拦。调查报告指出，ADE–651探测器“未能阻止伊拉克境内炸弹袭击，应该为平民丧生负责”。
1920年，英国人取得对伊拉克的委任统治，预见到统治成本太高，只要了10年委任期（美军或许早该料到自己的驻扎期限）。英国人临走前划定伊拉克、科威特边境，以各自的椰枣林终点为界。结果当天夜里，伊拉克、科威特两边都开始疯狂补种椰枣树。边界争议，正是萨达姆后来入侵科威特的理据。
2013年，制造伊拉克人一切苦难的英国黑心商人被判入狱10年，伊拉克安全部门官员则因涉嫌收受75%的回扣遭逮捕，却没了下文。
更无法解释的是，直到现在，ADE–651仍然在巴格达检查站广泛使用。每天回到曼苏尔酒店，保安都一本正经举起这种手持探测器，绕汽车一周，然后信心满满地为我们打开铁门。问他知不知道这玩意儿不管用，他说记得新闻报道过，还曾经有个住酒店的英国人指着探测器上的“Made in UK”告诉他是假货，但保安自己说不好这是真是假，也没有人通知不能用，那就这样吧。另一个保安悄悄爆料：伊拉克内政部曾经下文“必须继续使用”。
我也只能依赖他们的检查。每次看着保安用探测器庄重绕车一周，铁门吱吱嘎嘎打开，我不知道应该放声大笑还是使劲痛哭。十几米外，就是原安全部大楼，多次被炸，焦黑一团，好像蔡国强在那里做了永久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