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地址写的是30室，三楼却是从31室开始，二楼到29室为止。返回一楼问门卫，原来要坐电梯到夹层。我很难想象这栋大楼的结构，楼上楼下跑了几次，终于找到写着“30”的门。
开门的正是艾哈迈德，满面笑容，圆圆的眼睛充满善意，也多了些倦意。他从会议中抽身，引我们去办公室。走廊墙上挂着公司的名字：“法塔赫勒巴巴工程公司。”路过几间办公室，一眼望去没什么装饰，十来个职员坐在各自办公桌前，桌上堆满了文件夹和纸张。
3年前第一次见到艾哈迈德，是在穆巴拉克下台后反对派第一次大会的现场。会议目的是选举产生一个20人委员会，在权力过渡期间负责向军方提交民间各种诉求。不同派别代表轮流上台讲话，有人情绪激动，好像又回到了解放广场抗议时期。有的讲话获得欢呼，有的激起咒骂，有人急于争辩，有人吵得面红耳赤。
我走出来透透气，见到一个高个子站在门边，垂下来的右手包着纱布，便问他是不是抗议期间受了伤。他说他叫艾哈迈德·法塔赫勒巴巴，一个多星期前在广场上，警察施放催泪弹、对空鸣枪，他跟朋友们一起跑，跌在一大块碎玻璃上，刺伤了手。
“这点伤不算什么。”他自豪地扬起那只手，引用另一个艾哈迈德——埃及诗人艾哈迈德·邵基（Ahmed Shawqi）的句子：“通往自由的门是红色的。”
艾哈迈德毕业于开罗美国大学工程系，经营家族企业。他定义这次革命的主力是“中产阶级”：“这不是为了面包的革命，而是为了自由。”
我问他，经济实力能不能保障埃及中产阶级多一点自由？他摇头：“过去30年，穆巴拉克统治下，自由和人权都非常有限，国家在政治经济方面积累的矛盾，最后变成腐败和不公正。”作为企业主，他在工作中常常感受到这些矛盾，“即便你有自己的生意，如果不认得高官，项目就做不起来，如果你需要任何手续，任何官方文件，就得行贿，来换取本来正当的权益”。最让他烦心的竟是交通状况。“5年前，我从家里到公司开车半小时，现在却要一个多小时，这说明政府根本不在乎我们的生活……”
一个经济状况良好的人，为何舍得以性命相搏？“某些时刻，你不得不克服自身恐惧，去做对你、对国家好的事情。”艾哈迈德还鼓励脸书上1500多个朋友出来抗议。
说到未来，他双眸殷切：“政治工作是宏大的，不仅仅关于选举，或者谋求自己的利益，应该启蒙民众，让他们知道自己的权益。我的角色只是一个‘活跃分子’。”这次他以“平民”身份观摩反对派大会，并不寻求什么政治地位。
我们走回会议现场时，有人打起来了。一个人揪住另一名发言者的领子，两个人从台上打到台下，两边的人加入进来劝架，看上去却像是一团人相互撕扯。吵架的原因，据说是其中一个强调青年在革命中的作用，要求在20人委员会中分配给他们更多名额，而另一个相当不满……
现在，艾哈迈德的手伤早就好了。我问起3年前引用的诗句，他笑得风轻云淡：“那门上染了太多的血，但是，门还没有开。”他摇摇头，像是否认什么，“2011年革命的时候，大概死了1000人，接下来3年，几千人付出了生命，我自己就有不少朋友牺牲了，还有老师，我能数出五六个，其中有跟我非常亲密的”。
“贪污腐败还跟原来一样，甚至更糟。”他又笑了，像是在谈论一桩别人的蠢事，“堵车也没有好转。”经济不景气，艾哈迈德的工程生意自然也受影响。“上次我说革命不是为了面包，现在好多企业主，特别是小生意人，期待任何可以快速稳定局面的方案：‘不要自由，给我面包吧，我真的需要。’”
艾哈迈德的办公室在纳赛尔城。这是61年前埃及共和国建立之初的新城区。如今，新城早就住满了人，水泥建筑林立，但有的好多年还没有封顶，钢筋支棱着。绿荫道上，凤凰树开花，火红连片，仿若云朵无声燃烧。上午10点，地铺商店陆续开张，伙计们各自泼水打扫门前的人行道，动作缓慢。
穆巴拉克下台之后的一年，艾哈迈德还经常去广场，参加各种集会，当时人们要求军方还权于民。但是，他渐渐意识到“街头运动分化”，最初集中爆发的那股力量散了，反对派内斗不断，穆斯林兄弟会执政期间“犯下严重错误”。
“我学到的教训是：你得先准备好。几次游行不能彻底改变社会。埃及文盲率高，大批人口在贫困线以下。这些都不是在街头能够解决的。”
艾哈迈德身边很多人离开了埃及，他理解那是因为“高高的期望撞上了墙”，但是自己并不打算放弃。他的战场不再是广场，而是用经营公司赚来的钱，开办夜间学校，教授宗教知识，第一年就有1000人参加；跟朋友一起办视频网站，自己出镜主持短片，也制作MTV，还用动漫讲解“什么是政府”“什么是宪法”等，这些正是他3年前发的愿：“启蒙民众。”虽然网站上一些短片获得几十万点击，艾哈迈德也清楚这样的努力仍然微小，只是自己“从来没有停止”。
3年前，他无惧抗争；3年后，他勇敢地把2011年革命称为“一场失败”：“我曾经有梦想和期待，现在我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如果真要打开那扇门，恐怕它会非常非常红。”但是他绝无悔意：“那是我人生经历过的最纯粹的事情，人们真诚地为了一个更好的未来而去抗争，只可惜我们没能成功。”他笑得甜蜜，眼睛似乎望见遥远的地方：3年前，最初的广场。
我们交谈了将近一小时，艾哈迈德还要继续开会，他的电话不断在响。离开公司的时候，我又看了一眼走廊里的铁牌。那么巧，艾哈迈德的家族姓氏“法塔赫勒巴巴”，在阿拉伯语里正是“开门”的意思。
二
埃及出租车通常没有空调，夏天窗户大开。正午穿越整个城市，后座上热风长驱直入，我觉得自己像一块干衣机里的抹布。一小时后，新开罗[1]到了。连排单色别墅，棕榈轻扬，仿佛沙漠蜃景。这里的安保似乎比城里更严格，汽车必须在栏杆前停下接受问讯。一个年轻人在门口等我，接我进去，也不多说话。
当天上午，吉妮打来电话，邀我参加在新开罗举行的一场朋友聚会。吉妮是我念书时约旦同学的闺密。同学建议我到了埃及尽快联系吉妮，因为她正要移民美国。
我们第一次见面，约在扎马利克岛上离她家不远的一个餐厅。这座岛被视为开罗的“富人区”，为尼罗河左右环抱，虽然有桥梁通向岛外，但地理上和心理上，还是隐约与开罗其他地区的喧嚣隔离。吉妮微胖，皮肤和头发的颜色都非常浅，样子更接近欧洲人。吉妮并不知道自己祖上有任何非阿拉伯血统，现在已经结婚一年多，先生也是埃及人，两人都有在美国生活的经历，决心移民，因为“现在的埃及不适合养孩子”。
推翻穆巴拉克3年了，但在她看来，一切却变得更糟：“我刚去内政部更新护照，2005年‘通路子’花了50镑，今年涨价成200镑了！”
“如果不给钱呢？”
“不找关系他们就刁难你！”她穿过内政部办公室的时候，看到那些漫不经心的职员，很难相信3年前他们也曾出来抗议。
我们见面的第二天就是总统选举日，军人出身的塞西（Abdel Fattah Saeed Hussein Khalilel-Sisi）看起来稳赢。吉妮不打算去投票，她指指周围背靠尼罗河玩自拍的年轻人：“这些人都不会去，我们不要军政府。”
吉妮从来不是广场上的积极分子，只是经过的时候去看一看。所以她建议我见见她的朋友们，“曾经都是真正的革命者”，这次聚会也可能是她离开埃及前的最后一次。“不过，他们在派对上不会聊政治。”吉妮嘱咐我，“大家都厌倦了，需要休息。”
可是电话里吉妮没告诉我新开罗私人别墅举办的是泳池派对。10多个青年男女穿着清凉，在水中嬉戏，有人半躺在草坪上，打开整箱整箱酒精饮料，或是高声讨论烧烤用哪种酱汁更好吃。如果这些人曾经是广场上的抗争者——面对此情此景，我很容易相信：埃及革命完蛋了。
这些人的年龄在二三十岁左右，有记者、商人、公益活动者、音乐人，大多出身中上层家庭。2011年穆巴拉克刚下台的时候，他们曾站出来反对军政府不肯还权于民，穆斯林兄弟会执政时期，他们也曾经抗议宗教组织不务实事。但是2013年夏，军队废黜民选的穆尔西（Mohamed Morsi）推出了自己的总统候选人，让这些年轻人失望透顶：3年革命，权力只是在军方和宗教组织间反复易手，而满腔热血的世俗青年，被推到了一边。
在一个禁止公开售酒的国家，派对上的啤酒、伏特加来自黑市，价格比在其他地方贵出好几倍。别墅很新，还没摆全家具，空荡荡静候人潮。新城别墅区，是扎马利克后代们向外拓展的又一个隔离岛。不论是日常喧嚣，还是革命大潮，在开罗你总能找到躲避这一切的小小天堂。
眼前这些年轻人享受的物质生活、关起门来开派对的自由，跟他们的欧美同龄人没有任何差别，更叫我惊奇的是，他们相互之间说的是英语，偶尔夹杂一些埃及方言。吉妮跟所有人只讲英语，我以为是为了我——我会讲阿拉伯语，但对方言有些生疏。“噢，不是因为你。”吉妮澄清，他们平时就是这样交流的。初次见到吉妮的时候，我们用阿拉伯语交谈，但很快她就切到了美式英语。
别墅女主人是33岁的萨拉·诺瓦亚，一头黑色卷发，围一条沙滩裙，正在查看各种烤肉的成熟度。她从父母那里借钱买下了这栋别墅。我没有任何泳池派对的装备，就过去给萨拉打下手，可没想到她一见到我，劈头盖脸就问起中国河北复制狮身人面像的事情，这在埃及官方和民间引起很大反响。“难以置信！他们究竟在干什么？”作为一个自豪的埃及人，萨拉的表情很受伤。我表达无奈之后，赶紧转换话题，问她最近忙什么。
萨拉的专业是环境学，两年前从欧洲拿到一笔基金，帮助埃及农民把产品卖到扎马利克岛，绕开抽取大量利润的中间商。这个叫作“Nawaya”的项目，还介绍欧洲专家到埃及，教农民种植附加值更高的有机产品。萨拉第一次下乡充满挑战，农民们不明白这个城里来的姑娘要干什么，“刚开始他们以为我是间谍”。等到产品卖出高价，农民们才欢喜起来。“Nawaya”的阿拉伯语意思是“种子”“意愿”。
她打开手机上Nawaya项目的脸书网页给我看。“105天的土鸡，35天内会生蛋，30埃镑一只！”“素食者福音：阿拉伯椰枣汁，天然无蔗糖！”“Nawaya在德语媒体上发表文章，阐述家禽养殖新概念。”“为期两天的Nawaya工作室，专家向农民讲解土壤与种子的关系，如何合理使用化肥。”
每一条消息都以英文、阿拉伯文两种语言发送，多数配有照片。其中一张，在扎马利克市集的摊位上，一个黑头巾黑长袍包裹下的农妇，站在3个穿T恤牛仔裤的女孩中间，背后小黑板上的产品介绍全是英文。
农妇的名字叫乌姆·阿卜杜拉，住在离首都开罗100多公里的法尤姆。她和3个孩子5年前被丈夫抛弃，生计艰难。一天，她听说有个Nawaya组织在邻村办“椰枣节”，便立刻爬上自家椰枣树，打下一篮子跑去加入，成了其中一员。现在，她根据Nawaya的培训，养了几百只当地土鸡。不过，跟传统放养方式不同的是，这些鸡吃有机饲料，喝净化水，夜间还有煤气暖灯保温，市场价格自然也更高。扎马利克岛民或其他地方居民可以通过电子邮件订购。
网页上还有萨拉和乌姆·阿卜杜拉一起腌制鸡腿的照片。美国福特基金会赞助的英语媒体专栏，报道了Nawaya的故事，标题是《埃及女企业家身上仍能感到革命精神》。
农民占埃及总就业人口的三分之一，但3年前反对穆巴拉克的大规模抗议示威，集中发生在城市，而城市中产与农民之间向来缺乏联系，所以当革命的后续发展令城市青年深感失望后，他们希望更多地了解自己的国家，其中一些人选择的，就是最近又最陌生的农村。
萨拉一再提醒，Nawaya的规模还很小，至今总共培训了20户农民，再由他们向其他农民传授种植经验。Nawaya并不是唯一从城市走向农村的青年组织，具有类似专业背景的年轻人也在尝试，其中几个团队还与Nawaya结成伙伴。一名常驻开罗的法国环境科学记者报道了这个趋势，称之为“可持续农业：埃及静悄悄的革命”：
规模中等或小型的有机、可持续农业，革命之后在埃及扎下根。但是要把开罗遍是垃圾的房顶变成蔬菜花园，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埃及政府一般倾向大的农业公司，帮助他们出口农产品，很少理会小农业主……
穆巴拉克倒台之后，年轻人的力量并没有消失，就像其中一个指出的：“革命给了我们很大鼓舞，最近几年很多青年丢了铁饭碗，刚好开始追求自己的梦想。”
我指指文章中反复出现的“革命”，萨拉的表情有些苦涩：“革命过去了，但我们还在做事情。”吉妮连连点头，说自己闲的时候，曾经开车帮萨拉到农村送种子，以前她从未下过乡。Nawaya无疑是萨拉最爱谈论的话题，她的眼睛越来越亮：“明天一早，有两个我们项目的农民，在扎马利克市场上摆摊，你可以过来看看。”
“不谈政治”的禁忌，不过是一层薄薄的自我保护。一个穿白色比基尼的女孩在充气鸭子上晒阳光浴，萨拉招呼她过来认识我：“这是你同行。”比基尼女孩在一家刚刚开办10个月的新闻网站工作。过去一年多里，埃及记者经历了穆巴拉克时期都不能相比的严酷，我好奇她的工作会不会遇到很多限制。“至少，我们不做自我审查。”她说。不过，能做到这一点，只是因为网站太新了，影响力还不够，尚未引起重视。比基尼女孩预估“忽视下的自由”可能长不了，但是他们能做的，也就是姑且继续。
泳池里的人陆续上岸，围坐着开始吃肉。聊起来，我才发现，不愿回忆革命，除了出于现实的挫败感，还因为这群朋友中有人受伤，有人牺牲，这些是不敢轻易碰触的伤口。他们中几乎一半都打算离开埃及。“可我们会回来的！”吉妮说。萨拉则希望20年后，曾经为革命付出代价的人会占据社会重要岗位，推动埃及真正的改变。“毕竟，革命是我们开始的！”她举着一条鸡腿说。在我告辞离开的时候，大家干杯：“为了革命！”
我搭吉妮的车回城里，一个正要移民瑞士的男孩坐在后座。说起派对上的人，吉妮忽然想起来：“带你进来的那个男孩，是阿曼·努尔的儿子！”阿曼·努尔是穆巴拉克时代最知名的反对党党首。穆巴拉克在西方压力下，允许努尔的“明天党”注册。努尔曾在选举中挑战穆巴拉克，但不久便遭囚禁。3年前，我在开罗采访他时，穆巴拉克刚刚倒台，欧洲议会官员“第一时间”拜访了他。但是，3年来努尔在埃及政治舞台上作为有限。过去这几年，旧势力此消彼长，新团体雨后春笋般出现，谁曾经受到西方重视，并不能保证什么。
原来别墅门口见到的是他儿子，但后来一句话都没讲过，全无印象。他也没有加入我们的讨论。“努尔的儿子很低调，对外从来不提自己的家庭。”吉妮说，父母都是政治积极分子，也有意推动他从政，“可是他怕了。”
正说着，一个交警拦下我们的车，指示吉妮摇下玻璃窗，然后说了一通什么。吉妮面露慌张，用英语问后座搭车的男孩：“他说什么？”这时我才信了，她的方言真的不合格。警察查了驾照车证，问问去哪儿就放行了。
第二天早上我打电话给萨拉，约她去市场看看。长长的铃声过后无人接听。下午两三点，才接到回复，她的声音慵懒，歉意连连：昨天喝多了，市场也早就结束了。那两个农民由Nawaya其他同事带着，他们的买卖倒没耽误。
三
走进万豪酒店咖啡厅，我一愣。唯一空着的，竟然是3年前同一张桌子，露天花园里，正对草坪中间那张。
鲁特菲几乎同时走进来：“你来得真巧，下星期我就不在埃及了。”他住在附近，两次见面，都约在扎马利克岛的这家酒店。鲁特菲落座，却神色不宁：全家搬去美国的行李都收拾好了，只是运送宠物狗的手续还没弄清楚。
鲁特菲是朋友的朋友，3年来，我们常在社交媒体上见面，但我对他的认知总是因种种巧合加深。2011年2月，从香港飞往开罗的飞机上，我随手拿起一张英国《金融时报》，有篇报道讲到如火如荼的埃及革命，标题是《沉默的中产阶级发出声音》：
鲁特菲·穆罕默德从来没有投过票，也没有参加过抗议，过去他的精力都放在地产生意上。
但是1月25日，当数万人在开罗游行要求穆巴拉克下台，他感到必须上街，还叫上了两个朋友：一个投资银行家和一名市场经理。
37岁的他，第一次感到自己可以对埃及的未来产生影响。沉默的自由派中产阶级，在这次史无前例的起义中发挥重要作用。
穆罕默德先生承认他曾经害怕：“我不是一个士兵。”但是他亲眼见证抗议规模不断扩大，令人鼓舞，“如果只有两三百人参与，我会担心人身和财产安全，但是他们无法逮捕4万人，无法起诉4万人，无法打击4万人”。
……
中产阶级是埃及社会中的小部分，他们生活舒适，与贫困大众几乎隔离。但是生活在一个官僚、腐败、低效甚至不安全的体制中，中产阶级同样感到失望，而这种失望，现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表达出来。
穆罕默德先生在社交网络上看到反穆巴拉克帖文，发现在他的阶层之外，还有许多人像他一样愤怒。“我不是因为个人的经济状况而抗议，”他说，“但是过去10年，特别是最近5年，埃及社会总体上变差了。”
他希望抗议能够产生一种新的政治力量，产生值得信赖的领导，让像他这样的人，在政治上有参与感……
当时我还没见过鲁特菲，只听朋友介绍他是地产商，他们在一次商务活动中会面，鲁特菲为人热情，顶着毒日头带他去看金字塔。报道中这位“鲁特菲·穆罕默德先生”年纪和名字吻合，姓氏却不对——更换了假名，是记者为了保护采访对象常用的手法。我心里划过一个火花，但又觉得这样的概率很小。
第一次见鲁特菲前，他在电话里表示欢迎我的到来，乐意一叙，但绝不接受电视采访。在万豪酒店的这张桌子上，我摊开《金融时报》，一丝得意浮上他的面孔：“那个人是我。”《金融时报》驻开罗记者通过社交网络发现鲁特菲，于是写了他的故事。第一次与我见面时，穆巴拉克刚刚倒台，鲁特菲还沉浸在兴奋中。他在脸书上十分活跃，推特都积累了一万多粉丝，他称之为“手机抗议”。
不过，他笑着指出报道中有个错误：“坦白说，我属于‘upper-class’（上层阶级），而不仅仅是中产，我是想说，富裕阶层也是坏制度的受害者。”
3年后，我们点了一模一样的饮料：两杯咖啡。上一次他抽起水烟，这次没有。不知为什么，我们刚开始聊天，酒店客房阳台上就有人大喊大叫。鲁特菲回头看看：“要跳就早跳，别让我们等太久。”又转向我，“开玩笑的。”花园咖啡厅里所有人抬起头看，但没人理会。喊叫几分钟后停止了。
自由来了，长出尊严。我眼前的这个中年人说，穆巴拉克下台前，他每天都去广场，对那里着了迷。“我不是扔石头的那种。”他说自己去广场，是为了看那里的各种喜剧表演，有人模仿穆巴拉克，有人唱饶舌讽刺政治。“你知道埃及人最喜欢开玩笑，打破政治禁忌之后，突然找回了我们是谁。”中年人说到这里，眼睛湿了。我猜他的体验是，自己又成了生动活泼、有血有肉的人。
3年前，我写的这个“中年人”就是鲁特菲。3年后，他正好满40岁。“我在埃及有生意，日子过得不错，但是女儿现在11岁，有时上街就听见枪声，我得为她着想。”他们全家打算在临近纽约的新泽西州重新安家。扎马利克岛相当于开罗的曼哈顿，新泽西则稍稍偏远，离开自己熟悉的环境并不容易吧，我心想。
过去3年，鲁特菲除了继续“手机抗议”，还资助了5个小政党。“我没有加入任何政党，只是帮不同党派出谋划策，我认为埃及政党间的对话还不够。”在第一次议会选举前，其中4个政党就解散了，只剩下一个“正义党”，但在议会选举中没有得到任何议席，不久也跟其他党派合并了。“我是政党杀手。”鲁特菲自嘲。他用生意人的角度解释：“党禁全开之后，埃及一下子冒出几百个政党，就像汽车工业刚来到某个国家，谁都想在其中插一脚，竞争到最后，就剩下几个大公司。小政党消失很正常。”
2014年总统选举前后，埃及注册政党有85个。实际上，具体数目随时可能改变，因为成立政党的法律尚无定数。比如，穆巴拉克交出权力后，原来唯一的执政党民族民主党随即解散[2]，300万党员（占总人口大约3%）原则上可以自组新党，或以独立身份参政。前执政党党员很快重组了12个新党。但这些新党或个人能不能参加议会或总统选举，法律解释反复在变。政党过多、条文不明，都反映了埃及的政治空气仍然没有稳定下来。
鲁特菲的专业是经济学，3年前他联合革命伙伴们写了一份如何整顿埃及警察队伍的报告，“这个部门变成了一头不受控制的庞然怪兽”。警察正是埃及社会矛盾焦点，2011年1月25日开始的游行，最初口号正是反对警察暴力执法，在网吧打死一名叫哈立德·赛义德的年轻人。
2011年以来，鲁特菲揣着这份周详的报告，找过监国的军政府，找过穆尔西政府，找过穆尔西之后的过渡政府，但每次都没有回音。“这回我没有去找塞西，因为这份计划的起草人中，有一半都遭到他的通缉。”打击穆斯林兄弟会的同时，军方对革命期间活跃的世俗反对者也不放过。
政治抱负处处碰壁，鲁特菲的朋友圈也起了变化。他在社交媒体上发表讽刺军政府的内容，“上层人士”聚会不再欢迎他。“我也拉黑了很多人，我们不再有共同语言。”他叹了口气，身体陷在椅子里，“现在埃及的问题是，杀穆斯林兄弟会，世俗派转过头去不管；打压世俗派，穆斯林兄弟会也不出头。”
醒着的人总是痛苦的。我想起最近读到他的一则推文：“小时候，我怕黑，而现在，看到电费单的时候，我怕光！”埃及人为追求光明付出的代价不菲，连鲁特菲都“怕光”了。“没想到，连你都要走。”我慨叹一声。“可是我没有放弃。”鲁特菲抬起眼睛望着我：“除了地产，我还有1000多人的纺织厂在这里，还在赞助非政府组织。我每年至少回埃及两次。”后来我发现，他在美国也保留着埃及的移动电话号码。
第二次见面之后没多久，鲁特菲搬去新泽西，5个月之后，又一条新闻在我心里划亮火花：
一批私人投资者成立的伊斯梅尔集团，在开罗市中心买下24栋楼。这一区有许多法国式老房子，但年久失修，伊斯梅尔打算修复。
初看上去，伊斯梅尔的目的符合政府意愿：恢复市容市貌。但是伊斯梅尔的作用似乎更加复杂：他们以低价鼓励艺术家使用这里的空间，其中一个受邀进驻的是喜剧明星巴塞姆·尤素夫（Bassem Youssef）。这里的艺术家网络，与2011年活跃的革命者产生交集，比如2011年运动中的涂鸦艺术家，在这里开办了学校。
因为大举收购，有些人被迫迁离这一区。伊斯梅尔首席执行官（CEO）鲁特菲·穆里说：“人们本来就被挤出去了，40%的楼房在他收购时已经空置。我们只是把它们变得更有商业价值，这是挽救这些老建筑的唯一方式。”多数当地居民认为穆里先生对这一区产生的影响是“积极的”……（英国《卫报》）
这次的新闻人物连姓氏都一样。我打电话过去，鲁特菲认得干脆：“是我。不过我刚刚辞去CEO，现在只是伊斯梅尔的主席。”
不久，我们因为那个共同朋友的活动邀请，在瑞士苏黎世又见面了。鲁特菲张开双臂抢先说：“这是第一次在埃及以外，在平静的世界里相见。”他看上去更精神些，新家安顿好了，宠物狗也落户美国。唯一的烦恼是，女儿从打扮到脾气都变得古怪起来，“不知道是因为搬家，还是正好赶上她的青春叛逆期。她染了白头发描了烟熏妆，仿佛一觉醒来，从11岁变成了41岁”。
晚餐安排在保龄球馆，吃饭和比赛同时进行。鲁特菲和他的埃及同事哈桑打起球来最为活跃，跟队友们击掌大笑，仿佛压抑了的能量都要在这里充分释放。在场的好几个瑞士人议论说，鲁特菲光头尖鼻子，活脱脱好莱坞大片里的埃及法老。
我想起3年前，他曾为解放广场上的喜剧表演着迷，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内容处处幽默，“伊斯梅尔”也邀请了脱口秀明星巴塞姆·尤素夫进驻，似乎要把人心里的火种从广场传递出来。巴塞姆·尤素夫被称为“埃及的乔恩·斯图尔特”[3]（中文网络上多译作“囧叔”），2011年以来制作脱口秀针砭时弊，在阿拉伯世界大受欢迎，还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全球百大人物”。
说到伊斯梅尔，鲁特菲收起保龄球场上的肆意，变得非常谨慎：“那篇报道说得不对，说我们保护革命者，其实我现在清楚地把生意和个人喜好分开。”具有穆斯林兄弟会背景的穆尔西执政时，巴塞姆·尤素夫嘲弄他去其他国家接受“名誉博士”，遭到拘捕（美国“囧叔”在节目中声援巴塞姆）。鲁特菲告诉我，塞西上台后，巴塞姆“完全停止了表演，还不得不离开伊斯梅尔的剧院”。伊斯梅尔的收购规模，引起官方注意，曾经接受严格审查，所以鲁特菲强调这些生意“没有任何政治意图”。
2011年革命后，伊斯梅尔空间里仍在继续的，是每年三四月间，遍邀阿拉伯各国艺术家、音乐人举办“现代都市中心艺术节D-Caf”。这又是鲁特菲的骄傲。“如果我一定要看‘杯子满的那一半’，我想3年前的革命，不管怎么说，打开了人心，对任何人来说，想再关上就太晚了。人们开始讨论，开始参与，任何人想彻底阻止这一切，都太晚了。”
宴会结束时，鲁特菲说明天飞回美国，下飞机马上参加纽约的大游行，抗议警察打死黑人却免遭起诉的事情，“我喜欢上游行的气氛。”我看了他一眼：“埃及人还真是上瘾了！”“不过，游行结束后，我就去参加一个葡萄酒品尝会。”鲁特菲摸着自己的光头笑了，“纽约的抗争是不同的。”
四
艾哈迈德·法塔赫勒巴巴传来视频网站链接。网站名叫“部落”，本意指阿拉伯社会原始形态，这里的意思是，现代社会中，人们因志同道合，而非地理远近，组成新的部落。其中一段9分钟短片，艾哈迈德当主持人，介绍埃及最古老的清真寺爱资哈尔[4]：埃及人曾经在那里反对拿破仑、反对英国、反对以色列，800多年前，它成为一所大学。视频中，一个瘦劲清奇、戴白圆帽的人多次出现。
我忽然意识到，艾哈迈德脸书上的头像正是这个人。一查，他是爱资哈尔著名伊玛目阿马德·伊法特（Emad Ifat），2011年年末，在要求军方还权于民的抗议中，他被一颗子弹直穿心脏。伊玛目阿马德广受尊敬，他的葬礼掀起社会怒潮，连基督教牧师都来参加，数万人喊着“打倒军方”上街游行。
“伊玛目阿马德是我的老师。”艾哈迈德在邮件里回复我。他本是美国大学学生，一天和朋友们到爱资哈尔游玩，遇到伊玛目阿马德，伊玛目欢迎他们随时过来学习宗教知识。在埃及，像艾哈迈德这样的“混合体”并不鲜见：成功的生意人、西方学习背景，又是虔诚的穆斯林。当他们无法解释家国命运的挫折时，往往会回归本民族扎根最深的文化——伊斯兰教。不过，他们并不一定加入或者支持特定的宗教团体，只是希望从本土信仰中获取对未来的解释。虽然殊途，萨拉、鲁特菲，其实也在寻找回归自我的力量源泉。而这种源泉，对于萨拉是科技和土地，对于鲁特菲，则是自由愉悦的心灵。
我一遍遍回看当天对艾哈迈德的采访录像，他表面上若无其事，然而旧朋成新鬼，心里不可能没有深深的悲哀。
网站上点击率最高的一首MV中，艾哈迈德扮演的是一名清真寺伊玛目，宣讲的时候嘴巴上贴着胶布。下一个画面，是画家的笔失去颜色，写字的手戴着镣铐，课堂里老师满嘴谎言，学生转过头去……“心中的巨人醒来，即便在火中央，他依旧活着/我们不惜反抗，必须革命，我们内心的光明必须胜利……”
当唱到“只要心中有一个声音，谁能够满足沉默”，艾哈迈德扮演的伊玛目，一把撕去了嘴上的封条。画笔有了颜色，写字的手挣脱锁链，课堂里听到真话。
3年来，革命的挑头者中产阶级以及整个社会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可是，回首往事，艾哈迈德拒绝悔恨，就像歌曲的标题《那时非如此不可》。
“所有的伤口都会愈合，我们的太阳必须放光……”那天采访结束时，艾哈迈德给我看手上已经变浅的伤口，3年前他在广场临时救护站草草包扎，后来故意没再去医院缝合。“我想留着这个印记。”他又笑了。这次，他的笑容泛着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