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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中东:全球民主浪潮的见证与省思》糟糕的是,改革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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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夏,统治叙利亚29年的总统哈菲茨·阿萨德去世,次子巴沙尔·阿萨德继位。“强人已逝,机会来了”,叙利亚人苏卜希·哈迪德回忆说,阿萨德去世几个小时后,“求变”像一句心照不宣的密语,传遍了叙利亚,乃至受叙利亚遥控的黎巴嫩也听到了。巴沙尔本是个无心从政的眼科医生,顺应民意又是新政最好的开场白,于是答应:改!

就职演讲中,巴沙尔说“叙利亚不需要西方式民主”,但要“容纳不同意见”。为了证明自己的真诚,他释放了几百名政治犯。

忽如一夜春风来,报纸、电视、电台传出从来没有过的声音,叙利亚人第一次可以讨论,可以批评,不用担心秘密警察敲门。不过,自由仍有限度:批评行政效率低下可以,讨论经济发展道路可以,公开要求民主也可以,但万万不可触及复兴党[1]的执政根本。

地方官不搞任命了,经选举产生,但参选者首先得通过官方认可。

可即便如此,积郁近30年的叙利亚人,仍感到无比舒畅。政论群组遍地开花,热烈讨论着未来。人们相信,“大马士革之春”来了。这个名字充满希望。

迫不及待的知识分子们立即上书,要求司法独立、言论自由,取消特别法庭和紧急情况法。接收联名信的叙利亚副总统哈达姆(Abdul Halim Khaddam)面色一沉:“这是政变。”

上书者不甘罢休,再联合艺术家、大学教授等99人在信上签名,几个月后,发展到千人联名,要求实现多党制。

至此,执政的复兴党终于亮出底线,关闭所有非官方社团,抓捕异见领袖。改革之门砰然关闭,当啷落锁。

巴沙尔惊觉,改革这趟快车一旦启动,竟那么容易超速,那么容易失控,赶紧踩下刹车。短短6个月,“大马士革之春”的春光昙花一现。这个名字充满哀伤。

其实,在巴沙尔极其有限的政改之前,他的父亲老阿萨德已经启动经济改革。阿萨德家族属于阿拉维派(Alawites),什叶派异端,人数在叙利亚大约占十分之一。阿萨德意识到仅仅依靠阿拉维派无法维系统治——更何况,阿拉维派并不见得个个支持阿萨德,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就把占人口大多数的逊尼派拉入了经济建设当中,再加上对苏联援助的悲观判断,叙利亚很早就开放了市场。阿萨德去世的时候,叙利亚一半以上的部门已经私有化,领中东之先。那时候,绝大多数利比亚人还在国有企业领一份10年不变的工资呢。

经济改革启动的40年间,叙利亚出现了规模可观的逊尼派中产阶级。2001年以来,海湾资金流入叙利亚,兴旺了纺织和农产品出口,农村变得富裕。复兴党官员看到有利可图,便挤占私营公司,强霸生意,有时安全部门开路,直接将个体商户充公,引发富人憎恶。到了光景萧条的2008年,官民之间更是已呈水火之势。

2011年年初,“阿拉伯之春”蔓延到叙利亚,富农起事。冲突最激烈的哈马、霍姆斯等地,原本走私活动畅旺,人们个个持枪——安全部门长期纵容从中赚取保护费的结果,然而冲突一点燃,就成了武装斗争。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有这么一句结论:“对一个糟糕的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是它开始了改革。”他认为,路易十六时期的法国实际上比之前更富裕、更开明,可是革命发生的时候,往往不在人民生活越来越坏的年头,相反,是在人们发现暴政压力减少、铁钳慢慢松开的契机——他们开始相信,自己有能力推翻暴政。

变革,是一道通向不归路的门。巴沙尔掀开一条门缝,看到背后竟是要玩真格的,慌忙掩门而去。然而,一丝新鲜空气已经渗入叙利亚。

巴沙尔的开门动作,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老阿萨德的经济改革带来繁荣景象,但开放40年后,经济发展遇到的问题无法依靠封闭的体制解决,不改不行。

一扇门,要么打开,要么关上。尝试改革的人终究都会发现,世上没有半开半合的门。半开半合的努力,不过是在跟时间赛跑。

“半开半合的门”,听上去像一个哲学命题,穆巴拉克亲身实践过。20世纪90年代,为了缓解社会压力,吸引外来投资,埃及政府悄然放松钳制,对集会、结党表现得更加宽容。穆巴拉克指望政府能够掌控改革的速度和程度,把持“面包与自由”的百分比。结果呢?

2004年,中产阶级发起“够了”运动,反对穆巴拉克把总统职务传给自己的儿子。

2005年,反对穆巴拉克的“明天党”(El-Ghad Party)获得合法身份。不过,党首参与埃及总统竞选后,被捕入狱。

2006年,纺织工人罢工,要求设立最低工资;抗争持续数年,到2008年,“四月六日青年运动”[2]发起网络串联,7万青年声援工人罢工,政府最终让步。

2008年,独立于政府的工会成立。

2009年,亚历山大一名青年在网吧被警察打死,引发大规模抗议。

到了2011年1月25日,埃及爆发反对警察的示威游行,“够了”运动、“明天党”、“四月六日青年运动”和工会联手加入。18天后,穆巴拉克下台。

“求变”像一株野草,在极其有限的空间里,也会有生长的无限可能。梳理埃及变天的原因时,埃及裔英国教授马哈·拉赫曼说,过去10年的有组织斗争固然重要,但学界往往忽视了另一种形态的抗议:即兴的、无组织的。家庭主妇集会反对食品涨价,出租车司机停车要求加薪。虽然不致引起强烈反响,但这些举动令示威“常态化”,“穆巴拉克”不再是不可撼动的禁忌。人们的胆子越来越大,终于“向畏惧发起无畏的进攻”。

身陷内战风暴的巴沙尔·阿萨德,是该后悔开启了改革的门,还是该懊丧关闭得太早?

是谁出的题这么的难?

[1]Arab Socialist Ba’ath Party,全名为“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于1947年成立于叙利亚,它结合了阿拉伯民族主义、泛阿拉伯主义与社会主义,追求在阿拉伯世界建立一个统一的阿拉伯国家,但只曾在伊拉克与叙利亚掌权,且两国的复兴党已于1966年分裂。叙利亚的复兴党一直由阿萨德家族控制。由于复兴党坚持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与主张泛伊斯兰的穆斯林兄弟会格格不入。前述1982年的哈马起义与大屠杀,即在此背景下产生。

[2]通过脸书、推特、Flickr等社交网络媒体而崛起的抗议团体,旨在号召埃及北部大迈哈莱地区的青年在2008年4月6日当天进行罢工。参与者大多是教育程度良好、过去没有参与政治的青年。抗议的焦点集中在埃及政府内部的结党营私、裙带关系与经济萧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