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公园无话儿
海德公园演讲角啊。
1884年夏，诗人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和朋友开着敞篷小车，插着小红旗，到这里宣扬社会主义。听众不少，躁动不安。“我很紧张，不知道为什么……我准备好了，警察会过来抓人……”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一天，警察终于抓他进局，盘查3天，罚款1个先令。演讲角初开，并未享受彻底自由。
1902年，32岁的列宁是海德公园演讲角的常客。他为学英语而来。靠狱中自学的英语翻译了一整本书，却从没听过、没讲过一个英语单词。初到伦敦，听不明讲不清。列宁在回忆录中说，于是跟同志们去海德公园，站在前排听讲。他追随一个爱尔兰讲者，因为“他的口音容易懂些”。激辩现场，列宁见到无神论者、商店小贩、救世军等英国众生相。他没有谈自己的感受，不过描述了同行的人对伦敦这个资本主义重镇充满好奇，“脸上露出光彩”。
1945年冬，演讲角外4个卖左派报纸的小贩被抓，乔治·奥威尔写文章打抱不平。这时距离海德公园一角辟为自由集会区已经过去70多年，但乔治·奥威尔说，英国的言论自由常常被高估，需要不断斗争。
记得20世纪90年代，有位中文作家写过，抱着儿子逛海德公园，在众声喧哗中感受民主气氛。现在终于轮到21世纪的我，坐上驶向海德公园的巴士。偏安剑桥一年，来伦敦的机会不多，海德公园演讲角，却是不可动摇的朝圣之旅。老伦敦马丁劝我，别去了，尽剩些宣传宗教的。我不太相信，猜想马丁对家门口的景点缺乏热情。谁也不能拦着我去演讲角的雄心。
海德公园漫无边际，演讲角在东北。一下车就到，不收门票。人不算多啊。不见“肥皂盒上的民主”——过去讲者大多踩着装肥皂的木箱振臂一呼，也没有人山人海的听众，开口的那位也就原地一站吐气发声，或兜转四处派发传单，又或自带铝梯，一支开，一攀高，滔滔兴起。
说什么呢？这位说末日快来了，大家快信耶稣。那位说，伊斯兰教最崇高。左边竖着牌子“上帝只有一个，奥运会崇拜古希腊那帮傻子众神，是基督徒就抵制奥运”。右边一位打扮似判官，捧出《圣经》，争辩第几页第几行到底启示了什么。围着的四五个人中，有一个不服气，手指快戳到讲者脸上：“你说第几页？不可能，我告诉你……”谁也说服不了谁，谁也搬不动谁的神，到最后只有各自伤神。
转来转去，好容易找到一位讲时政的，登在铝梯上睥睨四方，一张口“小布什祸害全人类”。什么年头了，奥巴马一任都干完了。听了几分钟，推理简单，阴谋论连篇，这水平还比不上北京的哥。不过，到底是英国人，揶揄成性，见一中年听众衬衣一半在裤腰里，一半在外，讲者指指他说：“嘿，你怎么半裸着就来我的派对呢？”众人哄笑。对方当然不服，你来我往什么段子都出来了。到海德公园就看了场斗嘴？
盘桓半小时后，我决定到对面草坪吃个冰激凌。绿草如茵，每一个树影下，都是一幅游春图。拖家带口的，情侣成双的，书本相伴的，或卿卿我我或静静谧谧，哪管几步之遥有人在喊末日到来。
演讲角真的衰落了。为什么？19世纪中后期，一波又一波工人运动冲击英国社会，要求一个自由讲话之所的愿望越来越具体。1866年7月的一天，一拨游行工人在海德公园门前遭警察拦截，他们冲过封锁线，摆开阵势就地宣讲——似乎每段历史都有这么一个无心插柳的开始。6年之后，这个地方以法律形式定为自由讲区，无须警局批准，任何人可以占地为王即兴抗议。就是这一方角落，日后成为英国社会主义运动阵营，也是近代言论自由的标地。其他国家澳大利亚、新加坡、泰国等相继仿效，在公园辟出一角，供胸中肿胀的人一吐块垒。
乔治·奥威尔的年代，演讲角是英国最自由的地方，但自由的尺度是逐渐争取来的。他说，应该把公园扩大到全国。今天，在英国，要发表政治观点，多少个电视电台频道等着Call-in高谈阔论，发一条推特，写一篇博客，转瞬收到若干回复。要看意见交锋，打开议会直播频道，卡梅伦、米利班德辩得脸红脖子粗，好像两只说着优雅英语的公鸡发出最强音：
“这个国家不会原谅他们！（对着议长讲，不用“你们”，直接指鼻子太粗鄙）我们举办奥运会，我们增加工作，他们干了什么，留下什么，至今还不道歉！”
“他令整个国家丧失信心！他说要提振经济，现在是什么样子！”
两厢大臣要员起哄架秧，议长木槌敲得山响：“Order！Order！（肃静！肃静！）”
演讲角几乎见不到年轻人。他们要上班要健身要还房贷追时尚，好容易到了星期天——电影《去也门钓鲑鱼》（Salmon Fishing in the Yemen）里，英国男主角见到穆斯林在清真寺前祷告，喃喃自语：“他们周末上清真寺，我们周末都改去Tesco（超市）了。”
意识形态大开大合的年代已经过去，还有多少值得争辩。当然，今日英国不是没有集会，没有抗议，只是阵地转向了海德公园之外。“占领华尔街”风靡全球之时，伦敦圣保罗教堂门前那条街也坐卧了不少年轻人。只是演讲角在今日英国不再特殊，人们可以在任何地方发出声音。
原来演讲角的没落，不是民主的失落，而是争取言论自由的先驱们，任务完成洗洗睡了。
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一个军官告诉我，20世纪90年代他接待一队伊拉克军官。他们来到伦敦，一不逛摄政街，二不看莎士比亚，点名要到演讲角。当他们看到随便一个英国百姓，叉开腿挺起胸就可以骂政府，羡慕感动涕泗横流，摄像机拍干了几节电池。
我仍不甘，就在宗教广告和笑骂斗贫中离开演讲角。总能遇到个把忧国忧民口才了得的英国人吧？
好容易找到一位讲时政的，登在铝梯上睥睨四方，一张口“小布什祸害全人类”。
忽然，演讲区边缘看见一名老者支小马扎端坐，胸前挂着大大的纸牌：“It’s going to get worse（势必每况愈下）。”终于有人关心社会问题了！是养老金吗，是教育制度吗，是媒体“窃听门”吗，是欧债危机吗？……
我一个箭步冲过去，屏住呼吸左拍右拍，终于捕捉到老人严肃深邃壮心未已的神态，放下相机问：“请问您反映的问题是什么？”
老者清清嗓子：
“糖尿病。”
五英镑里的平等
演出开始了。皇家阿尔伯特大厅，红色天鹅绒旗帜低垂，上绣一个近130岁的名字：BBC Proms（BBC夏季音乐逍遥季）。仿佛一有声音震动，就会掉落灰尘。金色包厢，暗红软座，雕梁画栋，乐声浩荡。
开场前几分钟，我才赶到，包厢里的香槟底朝天了，青葡萄没了大珠剩了小珠。坐定俯身一看，最靠近舞台的前沿阵地，却是两三百个站着挨着、不穿礼服姿势随意的“杂民”。传说在这个“站区”可以躺下听音乐，实际上人多的时候，坐卧几乎不可能，也不礼貌。
我的朋友安德鲁就在其中。他介绍我来看这出埃尔加（Edward William Elgar）的《基督使徒》（The Apostles）：“有清唱团，声音上扬，非常适合阿尔伯特的穹顶。”安德鲁的门票5英镑，我的包厢入场券32英镑。不是手头宽裕，而是订晚了，别无选择。安德鲁更谈不上拮据，算个伦敦中上阶层。但作为纯粹乐迷和不事张扬的英国人，买站票不但不丢人，还是一份身体力行的骄傲。英国人最憎显摆，老贵族有双新皮鞋，得先交给仆人磨出点旧相再自己穿。女王得闲在御花园做些木工，表明自己不是个“无用之人”。花5英镑而来，内行人在乎音乐本身，不是包厢里的葡萄美酒。
除了安德鲁这样“站立的中产”，阿尔伯特音乐厅设立站区的初衷，是让蓝领工人有机会均享艺术财富。时至今日，未必个个蓝领对古典音乐产生了兴趣，但是当他们只花5英镑走进这个地方，会发现无论贫富，在精神世界里可以平等。
站票未必累人，反而自有乐趣。《基督使徒》清唱段落歌声飞扬，轻轻滑落在音乐厅最高层，称为“环形看台”的那一圈。环形看台是另一个站区，安德鲁说，一次他站在那里听拉尔夫·威廉姆斯（Ralph Vaughan Williams）的弦乐变奏，音乐一层层漂浮上来，仿佛身处教堂穹顶。
跟安德鲁还看过一次5英镑的莎剧《理查三世》。鼎鼎大名的环球莎士比亚剧场[1]，站票区在舞台与环形坐席之间，没有顶棚——闲看暮云舒卷，但也可能大雨泽被。英国人总说，淋雨才是真正的英国体验，而站立，正经是莎士比亚时代人们看戏的方式。
那天站在距离舞台最近的地方，累了，下巴架在台上，哪个包厢都不如我视野清晰，捕捉到名角马克·里朗斯（Mark Rylance）念错台词时眼神一闪。下半场一开，大雨接踵而至。站区有个人，被戴着“急救”绿箍的人员抬出去，其他观众无声无息，没一个打伞（打伞会遮住视线，有经验的穿防水服而来），脚下雨滴汇成小溪的声音，应和着台上死生婉转、大忠大奸的剧情。
皇家歌剧院也常有廉价站票，西区剧场未必有站区，但边缘座位的价格绝对“承受得起”。安德鲁不无得意地炫耀，下个月看皇家芭蕾舞团名角艾琳娜·科约卡茹（Alina Cojocaru）的《天鹅湖》10英镑，明年听多明戈唱《威尔第》15英磅……
排队，显示英国人的服从性。站着看戏，显示艺术在英国人中的草根性。顶级音乐水准的Proms，金钱门槛很低，BBC 3台还全况转播、一再重播，不过那些掏腰包看现场的，是不会满足于听收音机，所以完全不用担心皇家阿尔伯特坐不满。而无论金融风暴怎么吹，哪个政客也不敢砍掉不赚钱的BBC 3。
中场休息，几个“杂民”突然敲锣打鼓唱起来：“你们捐了34000多镑！34000多镑！”包厢站区欢声雷动，仿佛大家一起干成了一件旷世工程。捐款队是站区乐迷自发组成，散场时他们负责在门口，特别是包厢出口，敲着水桶鼓励募捐。34000多镑是今年夏季音乐会收到的捐款总数。这不仅为赔钱的艺术带来报酬，他们的工作本身，就是对音乐厅常年低价娇宠的回馈。
5英镑里的平等，催生了一大批爱好艺术的人们，反过来，广泛的群众基础又养活了英国文化艺术。
英国大部分博物馆免费，出名的还每周一两次开到深夜。撒切尔夫人时代削减政府支出，博物馆运营经费从哪里来？除了开办连锁纪念品商店，很大一部分是靠志愿者管理。降低金钱门槛，培养了一大批愿意为艺术奉献热忱与精力，而且有相当水准的观众。泰特现代美术馆的无薪实习，都排到好几年之后了，申请者大多是美院科班学生。
“上班的地方临近国家美术馆，吃完午餐溜进去看一圈画，再回去上班。”
“博物馆那么多，又免费，总是不知怎么的就走了进去。有时出去买菜，过了好久老公打电话来问：‘你在哪里？’‘喔，我在博物馆呢。’……”
这是两个英国人向我描述他们生活中的博物馆。免费不是省去几个英镑的问题，而是它与日常生活间突然没了隔阂。
蜜罐里的英国人，艺术对他们而言，不在殿堂，而在街道拐角。
穷得奥运会都不敢大手大脚的英国政府，不是没有试过少往文化事业上撒钱，无奈民意难违。而政府埋单的文化盛宴菜单上，还充满批评、背叛、独立思考之原料。它提升民众的素质，才能保障有质量的民主。更何况，艺术熏陶的投入无法量化，“辣妹”乐队最红的时候，为国家创下的年税收，超过了英国整个钢铁产业。
阿尔伯特音乐厅，最靠近舞台的前沿阵地，却是两三百个站着挨着、不穿礼服姿势随意的“杂民”。
惹得起国王，惹不起大众
168岁的《世界新闻报》（News of the World）终于走到尽头。
坐拥传媒帝国的默多克，哑然受挫。
都说是“窃听风暴”导致《世界新闻报》一夜关张，但值得琢磨的是，窃听丑闻对这张全球最好卖的英文报纸原本并不构成致命打击。
它不怕得罪王室。《世界新闻报》一名编辑2006年被控偷听英国王室成员电话留言。“未来国王”威廉打给弟弟哈里的留言外传，哈里吸毒成为《世界新闻报》头条。编辑因此入狱一年，但报纸仍在运作。
它也不怕招惹权贵。《世界新闻报》涉嫌监听的名单，据说有4000多人，包括前首相布朗、英国足球协会主席、无数演艺名流……报纸对此似有准备，成立赔偿基金，拿得出证据的窃听受害者可以获赔金钱。
它还敢叫英国国会议员“闭嘴”。传英国前首相布莱尔曾通过继任者布朗，要求国会议员沃森停止追问《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几任英国首相，与《世界新闻报》的交情都不浅。
谁让它那么受欢迎呢？关门那一天，都还有750万零售读者（揭露“窃听丑闻”的英国《卫报》发行量大约33万份）。《世界新闻报》创刊定位是满足“刚识字的工人阶级”，售价低廉。“前手机”年代，类似“窃听”的争议手法已经为《世界新闻报》所用，譬如披露警察局未经公开的记录、街头妓女口述，等。
20世纪初，《世界新闻报》老板乔治·瑞德（George Riddell）有天碰到另一份报纸总编弗雷德里克·格林伍德（Frederick Greenwood），向对方介绍自己的报纸。过了几天，他问格林伍德：“我的报纸怎么样？”格林伍德回答：“看了，然后扔进垃圾桶，但转念又怕我的厨师会看到，我就烧了它！”
别以为权贵阶层“看不起”就等于“不看”，暗地偷窥《世界新闻报》的不在少数——从阅读隐私获得“罪恶的快感”。香港作家陈冠中形容“犯罪的快感”（Guilty Pleasure）应该是“永远嫌自己不够瘦的女人偷吃哈根达斯，或者电影学院老师躲在家里看《霹雳娇娃》”。
讽刺的是，虽然职业操守欠佳，《世界新闻报》的准确性居然一流。因为他们不惜手段“掌握”到真实情况，可信度很高。
这么一份有着强大“群众基础”“上面有人”的报纸，究竟惹了谁才会招致杀身大祸？
一个普通的13岁女孩，米利·道勒（Milly Dowler）。媒体披露，米利遭绑架，《世界新闻报》涉嫌雇佣私人侦探，窃听她的手机留言。侦探擅自删除了几条旧记录，以便显示新信息。这一举动误导警方，以为米利还活着。米利最终被撕票。
还有英国驻阿富汗、伊拉克阵亡将士的家属，伦敦地铁袭击案死者家人，为了拿到第一手资料，《世界新闻报》也将他们的对话列为新闻来源。
这两件事掀起伦敦7月热潮，英国公众怒了——用来揭权贵名人老底的“下三烂”手段居然用到我们普罗大众的头上！每一个《世界新闻报》的读者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如何对待名流权贵，在英国可以有所争议，一旦触怒公众，《世界新闻报》的真正金主——广告商就跑光了。默多克提议最后一期，免费给公益团体登广告，结果连公益团体都不肯沾《世界新闻报》的边！
最重要的底线不是“该不该窃听”，而是绝不能伤害公众。首相卡梅伦自正身形，大声疾呼：“现在我们讨论的不是名人影星，而是谋杀受害者，恐怖袭击死难者。”
默多克集团准备扩张前，“窃听丑闻”再嚣尘上，无论动机为何，推手是谁，至少说明，在英国，也许惹得起国王，却惹不起大众——尽管大众曾经为“窃听”而窃喜，曾经为“窃听”而掏一份报纸钱。
洋版《官场现形记》
英国人觉悟真低。一出挖苦自家政府的话剧《是的，首相先生》（Yes,Prime Minister），自20世纪80年代演了30年，扩充成电视剧、广播剧，今年又添新料，重返舞台，全英巡演。戏中首相自辩：“我是人民选出来的，我要什么就代表人民要什么。”既然如此，人民何苦寻官府的开心？更加匪夷所思的是，20世纪80年代此剧初登舞台，时任首相的撒切尔夫人不但不怒，反而公开热捧，还帮着写了几句台词，与民同乐。最近，首相卡梅伦也自认粉丝，还说唐宁街10号的生活与剧情雷同。这句话在周三首相例行答辩会上，被议员抓了把柄追问不休，卡梅伦干笑着奉劝对方：“要有点幽默感。”
英国首相真惨。不但供全国人民娱乐，关起门来还常遭秘书修理，阁员也不一定买账。幸好官场待久了，防人手段自然不弱，找来“特别顾问”出谋划策。百密一疏，媒体无孔不入，不依不饶，电话随时打进办公室，逼得首相钻了桌子。
英国首相真倒霉。经济不振、欧元危机，还有环境议题凑热闹。好不容易出现金主，某斯坦国开出天文数字，愿救欧洲于水火之中。斯坦国外长驾到签约，英国首相百般逢迎，休提帝国当年勇。初谈万事大吉，签字前夜斯坦外长却突然提出要找个花季少女陪睡。首相府这下可乱了套。经济利益与良心道德，私密手段与公众知情权，一团乱麻搅到首相跪地求神。国库空虚，民主、道德似乎沦为笑谈。斯坦国大使哈罗毕业，牛津深造，底色算是英国人，此时却以斯坦国价值观戏弄英国官府脆弱幼稚的道德底线：“什么人权，你们不曾在意过伊拉克阿富汗女孩……”“大使，如果有人要找斯坦国的女孩呢？”“只要不是我的女儿。”究竟谁的底线更低？
平心而论，剧中英国首相不过具备一般政客都会犯的毛病：野心比能力大，私欲比公益重要。成天呓语要是英国救了欧元，自己就该成为欧盟主席。选举前做的一切，就是为了上位，上位之后，全部目标就是保位。当局面终于搅黄，哭着喊着要找女王请辞。二号秘书终于看破，冷冷道：“首相，其实您的位子保不住，对百姓并不是坏事。”唐宁街大小人物，都被一根看不见的绳索牵制，那就是民意。一切都是为了取悦民意。媒体或理直气壮，或死缠烂打，也是因为公众舆论后盾坚强。
难道英国人不怕剧中一切发生在现实中？邻座一名中年女观众说，窥到“门背后的一切”很兴奋，“这些事情当然可能发生在现实中，可是你看看他们的下场！”另一位朋友说：“英国百姓必须笑啊，不然只剩下哭了！”英国幽默与政治的关系暧昧绵长，约翰·梅尔（John Meyer）撰文，幽默对政治是一剂安慰，可化解紧张，松弛对立，“让事情看起来仍在掌控之中”。这么说，娱乐民众也可以是政治漏洞的包庇犯！
走出剧场，4月冷雨扑面。我打了个寒战，心想：说到底，英国人真傻，花上十几或几十英镑，穿戴整齐跑到剧场里笑两个小时。而我们，只要免费点击微博，时有新料。四面八方，不相识的人们，不约而同，发出又酸又痛的偷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