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昆兹曼
他是一位职业赛车手。参加过印第安纳波利斯八百公里汽车大奖赛。
“梦想总是很难捉摸的，所以才要永远追寻下去。”
“每年五月，只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一个地方就有一百万喜爱追求刺激的观众。到目前为止，赛车有着世界上最广大的观众群。”
对我而言，美国梦就是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八百公里汽车大奖赛中取胜。我做其他任何事情都是为了朝这个方向努力。我赢过三十次职业车赛，可那些都是大目标前的小小垫脚石。一切都要追溯到那一天，我听着广播，命运从此改变，这个目标左右了我的生活。
那天是阵亡将士纪念日，我十二岁，我真正的梦想就此起航了。我坐在那儿听八百公里汽车大奖赛的广播节目。我家人想让我起身，出门去参加家庭野餐，可我不愿动，直到比赛结束。我一个劲儿地对父母说：“将来有一天我也要去参加八百公里汽车大奖赛。”
也许是广播员解说比赛时那种魅力迷住了我。不管怎样，要去参赛的念头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必须得这么做。生活里的其他事都是次要的。
满足感这东西很难捉摸。一旦你完成了某件事，那件事看上去就不那么难了。于是你把梦想更延伸一点，让它更难实现。我参加过四次八百公里汽车大奖赛，两次进入了前十。起初，这样的结果很让我满意，我是参赛的全世界三十三名顶尖赛车手之一。可在我完成了这个之后，目标又变成了在比赛中取胜。我的梦想就是得第一名。
要想入围八百公里大奖赛需要跨过许多关卡。你的履历十分重要。近几年来，比赛费用飞涨，荷包鼓鼓的人相比其他人就更有优势了。（笑）他们的账户里有很多钱。如今，年轻人想要和我有一样的梦想变得困难了。光是买汽车就要花七万五千美元。发动机每台四万，一场比赛要用掉好几台，总共要花费二十五万到三十万美元。通常，像我一样的赛车手会受汽车老板或赞助商的资助：我开你的车参赛，需要付若干美元。
我不认为一个人能获得彻底的满足。如果一个人拥有一生的梦想，他会害怕实现它吗？你认为你能伴随着真正的成功生活吗？我想，许多人没有实现他们的梦想，是因为他们害怕那些伴随成功而来的东西。
我实现的第一个梦想是我祖父给我做的一辆踏板车。他是艾奥瓦州伏尔加城一座小农场的铁匠。我那时七八岁。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之后我狠骑了一阵，意识到它不够快。于是我祖父换了一套传动装置。
因为他对这套机械装置很着迷，我也开始着迷起来。他想到一种改进方法来让车跑得更快。从那以后，我就迷上了机械装置。自从汽车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每个年轻人就很自然地和它打起交道来。有些人对它的兴趣比其他人来得更长久。童年的梦想贯穿了这种人的一生。而在其他人那里，这兴趣很快就淡漠了。
我从小就喜欢改造东西，让它们完成本来做不到的事。我致力于如何让人和汽车结合一体。这恰恰是当赛车手的关键所在。汽车成了我身体的延伸。那件工具，那件物体，那辆车成了我实现梦想的一种方式。我不是孤单一人，我们两者合二为一。开车时，我觉得汽车在告诉我它想怎样。我也会告诉它一些我想让它做而它不想做的事。我们就那么说来说去的。如果比赛时人们能听到我头脑中的想法，他们一定会说我是个怪人，因为我真的在和那辆车说话。我说：“汽车，你不能那么做。”而汽车告诉我：“不，我可以。”
对我而言汽车是通人性的。它为人不怎么低调，我不能让它来主导我。我要主导它。我说：我要利用你来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尽管你不想这么做——来实现我的梦想。
我觉得自己比这机器聪明太多了，我能做的事更多，比它反应敏捷，我能改变自己，随机应变。我说：我是A型计算机，我比B型计算机聪明。而如今，有时计算机比我聪明。它装有的内置特性我想象不到，也无法解释。
从事一件总处在灾难边缘的事情，你会一直想去触碰极限。很快，你发现自己可以突破局限，继续活着。这让你产生了再往前一点的需求。你还处在灾难的另一边，保守的一边，事故并未发生。
真正吸引我的东西，我猜，是逃脱灾难。我一直很享受做那些不特别保险的事，那些自由狂野、要冒风险的事。那种生活让我感到刺激。我愿意做开飞机等不那么安全的行当。我的个人气质偏向铤而走险那种。我一坐进汽车里，就从一个随和、平静的人转变成一个极度专注的车手，肾上腺素激增。在高速公路上，我开得十分淡定。我开着一辆小型汽车，时速才六十公里。可一旦坐进赛车，经过急转弯跑道时，我又变成那个开快车的、争强好胜的家伙。
我在广播里收听八百公里大奖赛时，听到过几场事故。我不记得有没有死人。当时这件事对我并不重要。爬进赛车时，我不觉得自己会因此受伤。我受过伤。不过我心里想的只有享受。如果有意外发生，也只是整件事的一部分。就像晨跑时不小心踩到石头扭伤脚踝一样，只是个小障碍而已。
1970年，在密苏里州，我第一次撞车了，是一项机械故障引起的。车子本来跑得好好的，可突然出了毛病，我以一百四十公里的时速撞上了水泥墙。车子冲出赛道很远，像罗马焰火筒一样爆炸了。救援人员一时赶不过来。我困在一个停车场中间，脖子、背部、左臂和左腿都受了伤。车子在燃烧，我困在里面。这种处境怪怪的。我的求生欲望很强，根本没考虑到自己会致残或死掉。那似乎并不重要。这份职业并不是自取灭亡型的，而是奋力求生型的。这一行里人们求生的欲望比其他任何行业都要强。
我那次差点丢掉小命。我屏住呼吸，坚持了好久。如果我吸一口气，就会吸入烟和火，当然了，然后会死于肺炎。我意识到没人能过来救我。我的右臂卡在了汽车里。我判断出右臂没有折断，但其他地方伤得很重。我必须作出决定。我是把胳膊拉断从车子里出来呢，还是待在车里等待救援？很幸运，我抽出了胳膊，逃出了汽车。我活下来了，逃过一劫。我的胳膊受了伤，不过我出来了。他们很久不敢搬动我，因为我伤得太重了。幸运的是，我的一个朋友是医生，那天他碰巧在场。他做了一副特殊的担架把我送到了医院。所以凭着求生本能和现场这位医生，我活了下来。1973年，我试开新车时出了另一场事故。这些伤疤是第一次车祸中留下的，就像1970年刻下的刺青一般。
那些看台上的观众不是来看赛车手怎样致残的。他们来观赛，因为他们敬佩你。我认为他们来看比赛，是想看自己的梦想通过赛车手来实现。他们在利用赛车手来满足自己的幻想。他们仿佛看到自己坐在驾驶室里。他们挑选出自己最喜欢的赛车手，你成了对他们有重要意义的那个人。
我要说，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大约5%吧，是来看撞车、受伤和死亡这些疯狂的事的。或者站台上有人因为汽水瓶爆炸摔下来，那部分人也喜欢看，不过95%的观众是来看你实现他们的梦想的。
看台上有大约60%的观众每年的收入超过一万五千美元。其中又有60%的人收入在两万四千至三万五千美元之间。他们晚年也许会很富裕。他们有钱，可以把自己的幻想投射到别的东西上。
在赛车时表现出色是首要的事。你日程中的每件事都围绕这个来制定：个人生活、家庭生活等都是如此。最紧要的是，这些会怎么影响我赛车？当然，我的个人生活因此受到了影响。我的外貌改变了，我这辈子5%的时间是因为赛车受伤在医院度过的。不过，这些都不重要。和其他事相比，赛车是我最想做的。
我还没有成家。我把这件事一直往后推。赛车会干扰家庭生活。我认为，只因为我想要赛车而让人家受到牵连，是一件不公平的事。这也许是我的借口。相比于面对现实、成熟起来，我更愿意说，这对对方不公平。
当赛车手要保持避免私人交情，就算对他们的机械师也是一样。你的生命都得依靠那个人。假如你感到他不可靠，想换一个，你们是朋友的话就会很不好办。更重要的是，要是你在比赛中想超过某人，有时你得采取一些战术把他甩在后面。如果你们是真正要好的朋友，就很难下手了。于是你变成了一个有点冷漠的人。
如果我从没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八百公里大奖赛中取胜，我确定我也能活下去。如果能胜出，我会活得更开心。人们的大多数梦想都没办法完全实现。梦想总是很难捉摸的，所以才要永远追寻下去。
克劳德·汉弗莱
他是职业橄榄球队费城之鹰队的防守队员。作为亚特兰大猎鹰队球员，他曾多次入选全明星队。
“你得让自己怒气冲冲，不这样就打不好球。”
1978年，他宣布退出球坛。
我是在上大学之后开始想当职业球员的。高中时，我曾告诉那个后来成了我太太的姑娘，我要成为杂志中的风云人物。我们俩那时常去孟菲斯市的市中心，下了公交车就是一个报摊。我把那些体育杂志从头翻到尾，告诉她有一天我的照片也会出现在上面。上大学后，我果然上了杂志。
在田纳西州，我的一切都围绕着当上职业橄榄球运动员这个目标。我不知道没当职业球员的话我会做什么，因为我只想着这个。
在大学时我的教练是乔·吉列姆，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他儿子在匹兹堡钢铁人队当四分卫，他是第一个打这个位置的黑人。他上中学我上大学时，我跟他一起打过球。而我第一次作为职业运动员和他比赛时，却没有掺入一丁点个人情感。我不会故意让他受伤，可不管是不是朋友，我绝不会轻易放过他，我又抓又踢，用尽一切招数。
一个星期天，我们在坦帕打球，我冲破防线面对道格·威廉姆斯时，状况有些不同了。我产生了一种跟遭遇其他四分卫时有所不同的感觉。我真的有机会把他放倒、伤害他，可我却发现自己有所退缩，没有去攻击他。他是第一个打四分卫位置的黑人，似乎表现很不错。他们也让这家伙放手去打，看看能发挥到多好。在我要把他放倒时，我却发现自己不能够……不能够……（声音淡出）我希望这个黑兄弟表现出色。你懂我的意思吗？如果那天是乔·布罗当四分卫，情况就会不同了。
如果队里有三个黑人四分卫，我可能也不会有这种感觉。但只有一个黑人小伙子有这个机会给人们展示他的本事。和其他队员一样，四分卫是整支球队的一部分。所有人都要团结协作，投球手和接球手都是如此。我希望人们懂得这个道理。每个人都可以当四分卫，不一定非得是白人。
威廉姆斯打得很漂亮。他已经成功完成一次长传和两次落地球。我发觉自己不想伤害这家伙。我当时在想什么呢？我意识到自己希望他表现出众。尽管他表现好会对我队不利，不过我觉得这没什么。我不想搅了他的局。
我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呢？你会以为，我不想伤害道格·威廉姆斯是因为我想讨好乔·吉列姆。但这并不是我的想法。我猜我知道吉列姆没有多少机会，因为布拉德肖【188】的缘故。但在现场，人人都看着威廉姆斯，期待他成为英雄人物。我希望他作为攻方连连持球触地得分。
就是在这时，我觉得我得坐下来，好好审视一下自己未来的橄榄球职业生涯。因为我不能再打了，这项运动不是我那样玩的。我想，我可能正在失去比赛的本能，也许该退役了。
走出球场，我的个性全变了。我不得不变。首先，这是一项关乎技巧的比赛，但也是充满侵略性的比赛。你得让自己怒气冲冲，不这样就打不好球。你必须编个理由这样做。约翰·威廉姆斯是公羊队的截锋队员，他是我的好朋友。可我在比赛中面对他时，我不得不对自己说，约翰想伤害我。他想让我的家人没饭吃。他要让我难堪、出尽洋相。比赛时我想着所有这些约翰对我做的事，气得发疯。我一旦对他生气，就不会手下留情了。怎么解气怎么来。伤了他也没什么。你知道我的意思吗？要是他受伤了，他就不会断了一个孩子全家的生路了。我对他一点私人感情也没有。我怎么对待他都行，因为他不再像个真实具体的人了。
比赛一结束，他又变成了约翰，我的朋友。我会跟他去喝啤酒、聊聊天，当好哥们儿。可一旦来到球场上，我们就是敌人。
我在球场上一个朋友也没有。就算是自己队里的人也是敌人。要是我和一个队友合作，可他没做好，那他就是在害我的家人没饭吃。如果他没做好，就会影响我。可那个星期天，那一刻，道格·威廉姆斯却不是我的敌人。这件事让我很想不通。
回到家，我思考了这件事。我觉得我没尽到职责。那感觉就和我受伤之后一样。我下了决心，再打球也没什么意义了，因为我的比赛精神已经荡然无存。所以我决定挂靴，回去种田。
目前，我还要再打两年。我希望自己的比赛本能更强烈些。比赛时我常常自言自语，我想着要怎么抓住四分位，如果他逃了，我就绊住他，要是我踢中了，就算我走运。我能看到自己拉住那家伙的胳膊，和他纠缠在一起。我看到自己占了优势，粉丝们大声喝彩。
我要取胜。但我给自己设立了一些准则，如果做不到，那我的球队取胜也没有意义，没什么可高兴的。如果我们输了比赛，但我每件事都是按照我的准则做的，我会为球队输球而沮丧，也会为我自己做的事感到欣慰。你懂我的意思吗？这比赢球更重要。
我不想当教练，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法做教练该做的事。我没法将我过去那种做法教给孩子们。我觉得那是不对的，不符合逻辑。在我看来，在同一天里，一会儿憎恨一个人，一会儿又转过头来和他做朋友是不合逻辑的。
我用一个星期来酝酿仇恨，好在星期天能对那家伙来个大爆发。伤人而不感到内疚，这是不对的。我相信感情，认为不该无理由地伤害别人。出去打一下狗或踢两下牛都是不对的。这不是上帝想让我们做的事。你懂我的意思吗？等到我离开橄榄球这行的那天，所有这些纠结的感觉就会烟消云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