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啥子（什么）都不会，只有（会）下力。捞“棒棒”就是自由，没得（有）人管。又是现钱，放了“棒棒”就拿钱。[1]
中国农民工以就业型迁徙为主。由于受教育程度低和技能受限，他们构成都市低端劳动力的主体，并主要位于全球供应链中的各个环节上（如制造业、物流业、销售业等）。然而，除这些正规经济形式外，中国经济中还存在一些无正式雇佣关系且位于现代经济体系之外的非正规经济形式。此类非正规经济形式的从业者多为低（无）技术劳动力，如散工、拾荒者、游走小贩、保姆等。这一现象反映了迁徙波动与都市就业市场波动的紧密关系。[2]
本章将试图理解农民工中的一部分人是如何投身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底层的，分析“棒棒”行业的特点如何与其成员的谋生方式、生活方式发生联系，或者说在行业特点与流动决策间有何种必然联系。希望通过考察报道人对打工经历的感受，以及对当下“棒棒”行业的认识，来讨论受到自身条件限制、在就业中处于劣势的“棒棒”，如何表现出在流动和谋生策略上的能动性。
本章第一部分将首先考察“棒棒”的打工经历，追踪打工经历与目前所从事行业的联系；第二部分将考察城市低端劳动力市场和零散人力搬运业这一非正规就业形式的从业空间，并特别注意可能影响“棒棒”取得入行渠道的相关因素；第三部分考察该非正规就业形式的特点，特别关注生计方式的特殊性与农民自身条件和需要的联系，探讨从业者文化观念和生活习俗与特定生计方式的关联，揭示从业者们的从业决策。
第一节 打工历程
在过去的30年中，几代农民工在被广泛接受的迁徙行为模式的影响下，成为“打工潮”中的一分子，并“孜孜不倦”地往返于乡村与都市之间。“打工”改变了中国农民靠土地谋生存的传统生计方式，也改变了所谓田园式的乡村生活方式。对个体而言，打工也已经成为他们生命中挥之不去的历程。
一、多样的打工形式：“以前哪样都干过”
在国内农民工流动发展的不同阶段，由于结构性因素、多样性的心理性因素，打工的策略及流动行为的特征存在差异。以流动距离为例，外出打工的目的地与农村的距离不同，农民工往返于农村与都市之间的频率也必然存在差异。这些多样性的迁徙行为反映了多样性的迁徙策略。
入城捞棒棒是一种近距离流动的迁徙策略，其目的是为了增加收入，具有短期性流动的特点。在入行初期，“棒棒”一般在不足一天车程外的都市打工，都市对他们而言只不过是挣钱维持家用、补贴农业的场所。以自己的家所在的农村为重心的心态明显表明生命的意义追求在农村。然而在延续了十几、二十几年的打工生涯中，打工的动因、意义、意图都慢慢发生了变化，不断积累的都市打工经验，使其流动、就业、迁徙的决策更为理性。
有关白崖口黄桷坪39名来自农村的“棒棒”从业时间的统计显示，最长的29年，最短的3年，平均为8年。因此，对于“棒棒”的研究就绝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当下的田野之中。虽然进行多年的历时调查不现实，但对研究对象完整的打工经历的基本观照是不能缺失的。因此，本节将通过追溯打工经历，来揭示这些数字背后的选择，并充分反映“棒棒”群体所具有的复杂的个体差异。
个案一
我1955出生，广安花桥人。这一辈子都在外头，以前哪样都干过，就是没做过庄稼。1971、1972年初中毕业，1976年当兵。当了6年兵。回来接了媳妇，生了娃儿，母亲（患）食道癌，药费花了很多钱，就欠了账，再加上买房子。两弟兄，父母在，就自己借钱买了房子，我一个人背起铺盖棉絮出来了，那时候不知道朝哪儿走，到了火车站说到福建，我就上了车，到福建在闽江桥下睡了一晚上，当时在桥脚（下）认识了几个岳池的（老乡），他们比我先去，他们说建桥梁要（招）人。第二天就去问，他（老板）问有好多人，我说有十几个，然后就一直做。在福建运气还是好，搞了三年多回来就挣了一座楼房，花了两三万，在我们那儿是最早的。1988年回乡自己修房子，欠得不多。我然后就到重庆来，几个月就把钱还清了。在重庆还是搞建筑，看哪儿钱高（工资高）就做，钱低了不做。到重庆沙坪坝马家岩待了十几年，先搞建筑、后在预制场搞管理。2003年去抬滑石粉挣“外水钱”，结果腿受伤。休息了半年。侄女婿在贵阳包了澡堂，我又去烧了两年锅炉。在西南医院做血管瘤手术，然后又休息了半年，之后在杨公桥电器厂打工。由于工资低，2006年到白崖口捞棒棒至今。[3]
个案二
我1956年出生，广安人。1991年随同乡到重庆上清寺捞棒棒，干了5年。1995年广安建市，回去搞开发，但主要是为了照看儿子，在广安搞建筑搞了5年。结果工伤肋骨打断，不能做重体力劳动。2000年，经老挑（妻子的姐夫）“猫儿”介绍到白崖口捞棒棒至今。[4]
以上两个个案的最大差异在于，前者是捞棒棒前有过到外地打工的经历，后者首次入城就扛上“棒棒”。事实上，“棒棒”打工经历差异性很大。有的有到外地打工的经历，甚至有过多次打工的经历；有的自入城就扛上“棒棒”，但断断续续；有的自入城就一直捞棒棒，没有明显间断；等等。[5]
报道人往往将“棒棒”作为打工生涯的一个阶段。在他们介绍完个体和家庭基本概况后，大多会无不感叹地谈及当“棒棒”前的打工经历，然后才谈到捞棒棒的经历和感受。他们不厌其烦的回忆与叙述，从表述的方式来看，隐含对自己生命历程的评价和态度。为了让我这样一个“闯入者”能清楚了解他们，他们都认为有必要从打工伊始谈起。在他们看来，捞棒棒也是打工，与其他打工形式没有本质区别。捞棒棒只是他们打工生涯的一个阶段，是走南闯北后暂时的驻留。他们的打工经历呈现了在结构性和社会、文化等影响因素作用下的共性表现，其生动的故事更表达了报道人个体能力、性格、期望甚至机遇方面的多样性。“棒棒”这种当下的生存状态，是定格在纷繁的打工经历中的一段生活，是个性化、能动性和自主性决策的结果。因此，从事“棒棒”前有怎样的经历，并如何与现在从事的行业发生联系，关系到报道人对“棒棒”行业的认识和态度。
二、成为“棒棒”：“捞棒棒也是打工”
在对都市美好想象的“幻影”下，入城打工成为“棒棒”改变生活现状的重要途径。想象和期望多是美好的，陌生的都市却是现实的，城乡在结构性地位、文化观念上的差异更是无法漠视的。如果一切都在预料之中，都在想象之中，都在期望之中，那么初入都市时的困惑、尴尬和担忧，巨大反差后的失落、沮丧就会有所缓解；也不会有反反复复数次终止打工和重新开始的经历；也不会有在十几、二十年的打工生涯中面临不同的无奈和对新的未来的期盼。应该说，“打工”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直是农民追求改善其生活现状的重要命题。围绕打工这一生计方式而展开的家庭生活方式、价值观的变迁在这个过程中得到新的体验和呈现。几十年来，正是梦想驱使农民一次次踏上离家打工的征途。然而对不同的个体而言，在一次次“打工”的过程中，他们对谋生方式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坎坷几十年，其间有挣到钱的欢欣、有拿不到工资的愤慨、有劳累和奔波，在这样的打工经历中，在都市一次次的洗礼中，他们走到了当下，成为“棒棒”群体中的一员。
无论是打工伊始就一直从事这个职业的“棒棒”，还是有过其他打工经历后最终在这个行业中驻足的“棒棒”，较之“当棒棒”，他们似乎都更在意“入城打工”。因为，在他们看来，“当棒棒也是打工”。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而言，较之身份的、生活方式的、精神感受的考虑，能挣到钱最为重要。有过其他打工经历后，在可选择的谋生方式中进行比较和取舍之后，一部分农民工最终扛起了“棒棒”。这是一个反思和调整自己行为的过程。
他们看似“懵懵懂懂”，但对于大多数有过多年打工经历的农民工而言，他们以“棒棒”谋生，并停留在这个行业多年，绝对不是瞎“闯”，而是根据打工所获取的经验与判断，在对自我都市谋生能力以及家庭需求的综合考虑下，做出的高度能动性的理性的谋生选择。在他们的表述中，自己如何当上“棒棒”，都有经济的、文化的、家庭伦理和情感的、生活方式等因素的考虑。
他们每一次外出的动机和每一次返乡的原因也并非一致，是留守农村，还是再次外出，外出到哪儿、干什么等，都与其个体的多样性情境高度相关。他们的表述尽显历经生存磨炼的农民在行业选择、理性谋生方面的能动性。当然，这种选择从主流的视角来看，是极为有限的，是受到社会结构制约的。但是，作为真实生命的个体，他们虽然有无奈、有被迫，但却仍然在自我可掌控的微观层面经营着自己的人生和家人的生活，经历着与都市、与主流同样的欣喜和悲情。
在关于打工经历的叙述中，明显存在着一种共识，即“打工”在农民工生活历程中居于主体地位，是人生重要的阶段，也是长见识、在感知都市的过程中认识和理解都市的过程，而“棒棒”不过是打工经历中最接近当下且还在持续的一个阶段。过去的打工经历中面临的诸如远离家乡、生活不习惯、无法照顾家人、无法兼顾农业、被拖欠工资、收入不高等困难和困惑，都成为他们可能从事新的行业时不得不考虑的因素。能够弥补这些不足的行业，肯定会成为他们的首选。总体上，这些个体会囿于自身文化、身体和技能的限制，根据自己与都市联系的程度、家庭经济和子女发展现状，结合自己所掌控的资源、个人实力和生活方式的偏好，并综合考虑未来行业的生计特征，不断地做出策略上的调整。
第二节 从业空间与行业准入
经济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长期以来已经注意到迁徙波动与都市就业市场的波动的紧密关系。在都市就业机会有限的时候，工作机会通常是迁徙决策的根本制约因素，有可能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有条件入城；当这种局限不存在时，无论是高端劳动市场、低端劳动力市场都向农民敞开，流入城市者可能来自农村的各个角落。[6]本节将关注重庆零散搬运业的就业空间。此外，由于无论就业机会充分与否，从业者都会面临就业渠道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将有助于形成对决定零散人力搬运从业者是否顺利从业之外部条件的基本认识。
一、行业规模：“形成了气候”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特别是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以来，重庆的城市规模和经济飞速发展。在这个过程中，重庆零散人力搬运的规模也在不断壮大和发展。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其从业人员（即“棒棒”）主要集中在主城各区的中心地段。据报道人回忆：“那时‘棒棒’还没形成气候，以前都是在中心闹市地区转。”而近年来在市区随处可见“棒棒”。重庆都市化向非中心区域的推进，为该职业群体提供了更大的活动空间。同时，在农民工入城打工的浪潮中，此行业的从业者数量也在迅猛增加。市民普遍感受现在找“棒棒”很方便，而以前需要到“棒棒”集中的菜市场“喊棒棒”[7]。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居民聚集区、住宅小区外一般都有“棒棒”，搬东西随叫随到。虽然难以统计该职业群体的总体数量，但从“棒棒”及其相关群体，如市民、政府、媒体对都市发展过程中“棒棒”现象的描述和关注中可见，“棒棒”是重庆主城的普遍现象，“喊棒棒”也极为普通。零散人力搬运作为都市底层体力劳务产业配置的重要构成，在重庆城区已具有相当规模，其规模化发展的缘由，本文认为应该从制度、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加以理解。
在制度层面上，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可能不再依赖土地谋生，日益宽松的户籍制度允许农民从农村向都市流动。特别是在“城乡统筹”的大背景下，子女就读、医疗保障、廉租房等惠民政策的深化有助于农民从农村到都市的流动更为顺畅。有理由认为，农民工这一中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土地制度、户籍制度和社会福利制度演进的产物，为重庆零散人力搬运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
随着体制内人力搬运行业逐渐放弃零散人力搬运市场，重庆当地零散人力搬运市场转向了非正式经济形式。这一行业利润低，吸引不了资本的注意力；此行业从事的都是又累又脏的活，稍有技术的劳动力都不屑于干这一行，但这个微利的行业对重庆周边农村处于较低经济水平的农民还具有吸引力。而且鉴于这部分农民工多属于低（无）技能劳动力，其就业空间极为有限，当这一行业为低学历、无技术的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并在一定程度上能满足他们的某些需求时，他们自然进入这一最低级的劳务市场。这一现象反映了市场经济中劳动力市场需求与就业之间的关系。近年来，这种劳动力供需关系出现了新的特征。因为“棒棒”的主体一直为中老年人，从业者随着年龄增长逐渐退出此行业，而新生代农民工无论是自身的条件和所追求的生活方式都与此生计方式差异巨大，他们不愿意从事该行业。这样一来，退出与加入此行业者在数量上颇为悬殊，重庆“棒棒”的总量越来越少。随着时间的推移，“棒棒”缺口越来越大，零散人力搬运市场供不应求的现象将越来越突出。
此外，零散人力搬运业还需要被放置到重庆当地社会文化中来认识。人力搬运在前工业时代是城市转运的中坚力量，在民国时期重庆当地就活跃着大量以靠搬运为生的“苦力”。1949年以后国内大城市的人力搬运大多转化为体制内的人力搬运，并随着机械化程度的提高，逐渐被现代化的交通业和物流业取代。但是，由于“山城”重庆特殊的地形地势，人力搬运现在依然为重庆交通民俗的重要内容。考虑到重庆被农村所包围的人文区位特殊性，重庆这个“大农村”本身带有明显的乡土性，重庆市民的生活习惯、消费习惯、人文性格与“棒棒”固有的乡土特质有某些类似之处。“棒棒”来自川渝农村，与重庆市民语言、习俗相通，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重庆人对“棒棒”较高的接纳度。事实上，“棒棒”经常出入私人居所，而市民并没有表现出对陌生人入室之“严重后果”的担忧。市民与“棒棒”之间的往来是非正式的、随意的、非契约化的，甚至有着明显信任感的交往。零散人力搬运生计方式本身带有明显乡土特质，如面对面的接触、现金交易、无制度化的管理等，因此才在重庆当地的社会土壤中，有存在的必要和可能。今天的零散人力搬运也不单单局限于搬运业，他们承揽了一切机械完成不了的体力劳务，是重庆城市建设和市民生活的一部分。
在制度、经济和文化的背景中来思考零散人力搬运业大规模存在的必然性，可以宏观地呈现零散人力搬运这一非正式经济形式的就业空间与劳动力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以不同于经济学和统计学的视角揭示零散人力搬运业在重庆大规模存在与当地交通民俗与文化性格的联系。除此此外，农民怎样进入这个行业的问题，需要作更为细致的微观层面的行为考察，其中，揭示形成流动行为策略背后的从业渠道尤为必要。
二、入行渠道：“一个带一个”
（一）血缘、地缘与从业渠道
2008年夏，笔者在田野期间适逢冯胜康过生日。冯是李云华的“老挑”[8]。在冯的出租屋里，我见到了李云华爱人杨智华的母亲、大哥、大姐、二姐、三姐、四姐、妹妹、三姐夫、四姐夫、妹夫，还有妹夫的弟弟。杨的丈夫李云华、三姐夫焦成军、妹夫冯胜康及冯胜康的弟弟冯生发都是“棒棒”，杨的四姐夫柯平也刚刚改行。当小李向我介绍这些亲戚时，说：“真不好意思，我们都是捞棒棒的。”小李由其“老汉”[9]李安明带到重庆捞棒棒，随后杨智华、三姐、三姐夫、四姐、四姐夫、妹妹和妹夫，都相继入城。
就在同一个夏天，我与陈定禄的爱人任蓉有过多次的交谈，从她那儿得知陈定禄是任蓉的继父苟伟带下来，而苟伟由邻居李安明带下来。以她和陈定禄为中心，我了解到了任家和陈家在白崖口的其他亲属。[10]而陈、任两姓的亲属关系又与李姓的亲属关系发生联结。此外，李安明把同乡方太学带到重庆，方太学又把弟弟方太亮、妻子侄女婿郭华权带到重庆，再加上李云华带下的同乡尤森林等。
白崖口的“棒棒”数量较多，而且他们的居住区域与揽活区域重合，其家属也多在此区域内打工，因此血缘和地缘关系在入城渠道中的重要性表现得非常突出。在黄桷坪街口的39名农村户口的“棒棒”中（2008年数据，包括当时已改行但还在白崖口者居住或打工者），就有25人在以李安明为源头的链条上。如果包括已经改行或者到重庆其他区域的报道人，数量超过32人。这个入行渠道的源头还可追溯到苟尚勇，他与李安明为老表（表兄弟）关系，当时在白崖口拾荒。入行渠道的结构犹如树木由根出发，不断分叉和发展（如图4—1）。“连锁移民”[11]的分支链条都有同等发展空间。
还有的报道人是因为周围的老乡中外出捞棒棒的很多，自己就跟着干上了这一行，白崖口的滕大文就属这种情况，他自己也说不清楚是谁带来的。他当时在杨家坪打工，到白崖口这边来看老乡，觉得干这行还可以，就留下来了。报道人无一例外会谈到自己是如何入行的，通常无外乎两种情况：一是别人带下来的；二是自己本在重庆进厂或建筑工地，或者去外地打工路过重庆，看到捞棒棒收入还可以，就干上这一行了。大多数报道人属于第一种情况。他们的表述中时常出现：“我老表喊我下来的”、“我老辈子（长辈）喊我下来的”、“我们挨着住的（邻居）喊我下来的”，并用“一个带一个”来描述“棒棒”入城的方式和相互间的联系。
图4-1 白崖口“棒棒”入行渠道图
同为合川县太和镇人但与李安明相关的从业渠道无任何联系的杨某说：“你看老李最早来，他找到钱了，回去把侄男侄女（侄儿侄女）都带下来、亲朋好友、三亲六戚都带来了。在沙坪坝捞棒棒的时候，我四五个舅子、两个娃儿、我舅子的舅子又是六七个，就是十几个挨着（一个接一个）就出来了。吃水还要领路人。”
当笔者以随机拦截的方式进行走访调查，在小龙坎雾都大厦附近与一群“棒棒”聊天时，得知他们主要来广安和涪陵，其中一涪陵籍“棒棒”说：“我最早来是自己来的。到现在有二十年工龄了。后来一个带一个。我带了五六个人下来。”可见，即使是孑然一身扛上棒棒者，也有可能成为众多亲戚和乡邻扛上棒棒这个“连锁”链条的起点。
第二章中论及都市信息来源的时候，讨论过人际传播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及其互动性和可信度等问题。现在讨论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在入行渠道中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上述讨论，当都市不再停留于想象，而是存在于实践和体验中时，乡土资源的作用就表现得淋漓尽致。当农民面对完全陌生的都市时，利用血缘和地缘关系是农民工适应都市的策略。在入城初期，无论是提供住、吃等物质的资助，还是提供从业的信息，甚至是在情感依赖方面，乡土固有的人与人的关系都是最为强有力的支持。透过从业渠道，我们也可以看到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力量，以及“棒棒”如何理性地运用这些资源，形成应对陌生都市的策略与适应机制。[12]
（二）“带”与回报
移民研究将“棒棒”这种“一个带一个”的从业方式视为与个体主义的策略相对立的群体取向的策略。[13]事实上，借助乡土社会中的关系和资源，本身也是都市适应过程中的一种理性选择。在群体取向的策略中，移民往往求助于他人，通常是亲属、同乡和同族的人。尽管这样的策略比单靠移民自己能获得更多的资源，但这是在互惠原则的框架下进行的，受惠者也有义务为他人贡献自己的资源。这样的策略构成了人类学家所描述的众多合作的、建立在亲属关系上的社会的典型性适应模式，与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个体主义形成鲜明对比。[14]
“一个带一个”是“棒棒”进入都市打工的渠道。被带入的“棒棒”往往对带自己到都市来的亲戚或老乡存有感激之情，特别是刚来时吃住在一起，就要分担家务，听从先来者的安排。与个体自己入城相比，依靠关系进城的人愿意接受这样的义务以作为对经济和情感支持的回报，如果有人做得不好，往往会成为话柄。“带”是乡土性在从业渠道和适应策略上的不自觉体现，而由此产生的责任义务则是融合了价值、工具型理性的情感性“报恩”文化的延续和拓展[15]，从而，也印证了中国社会的混合型关系社会兼具情感性和工具性关系的特征。[16]
1997年小李从天津打工回来后，到重庆南山拉过十几天电缆。回农村后还是期望有机会进城挣钱。他在李安明回农村时，请“老汉”带他到重庆。1998年春，栽完秧，他就随老李一同到了重庆白崖口。当时李安明、李安才、苟伟、陈定禄、方太学5人合租房子，房租每月50元，5人平摊。陆陆续续地陈定万、陈定平都来了，小李来后就只有睡在临时搭的楼板上。除了5个“元老”，其他人1元/夜，交了房租后多余的部分，由5位元老平分。最多的时候，他们一屋里住了十来个人，而且在“同一个灶吃饭”。李安明先垫钱买菜，一天三顿吃了后，晚上算账后平摊。大家轮着煮饭，由于年轻人爱睡懒觉，一般都是李安明和周伟煮早饭。小李当时每天清晨5点钟去帮人担面，从来没煮过早饭。大家对他都有意见。在田野期间，李安明时常提到当年对李云华的关照，而且时而埋怨小李现在“不认人”了。李云华也承认是“老汉”直接带他下重庆的，但由于老李年龄大了，与他干活不合拍，他无法在业务上照顾老李。尽管双方有相互不理解的因素，但都难忘当年如何带领他人或者如何被带入“棒棒”行业的这段经历，这说明从业初期“引路”很关键，受惠者理应有回报的姿态。
陈定万、陈国怀、陈国伟都由陈定平直接带下来，相互都“有人情来往”。但是，陈定平对三个“家门”（同姓）的态度并不一样，这都源于他所期待的回报与现实有一些出入。
陈定万和陈国伟他们那时在家没得法，喊我兄弟（陈定禄）把他们带下来，我兄弟觉得麻烦。还是我就把他们带下来了。陈国伟和陈国怀喊我老头，老头就是老汉的意思，我是他们长辈。陈国伟买了房子，二十几万，要不是我带他下来，他哪里找得到这么多钱嘛？都是我带下了的，感情最深的还是陈国怀。他是我带出来的，他很感谢我哟！把我当着老辈子看。陈定万和陈国伟他们对我就没得这种感觉。我耿直，他也耿直，我和他合得来。自己心头觉得他对我比我兄弟对我还要好点。[17]
血缘、地缘在打工初期，特别是从业引入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方，都将其视为给自己提供资助和情感依赖的资源，并不自觉地在都市适应中采用这种应对策略。然而，在都市适应的进程中，农民工对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依赖也发生着变化，与从业初期其在都市打工决策中的绝对重要地位相比略有不同，其具体的变化需要进一步的田野考察，并进行历时的对比分析。
第三节 生计方式与从业决策
第一节概括性地讨论了农民打工经历与“棒棒”行业的联系。简言之，都市想象中的期待，及其打工经历中的不尽人意之处，最终汇聚为后来择业决策中的理性因素。在都市的打工经历中，他们对都市的生计方式、生活方式有过深刻的体会，并形成自己的主观感受和评判，这是后来择业决策的理性基础。此外，他们也理性评估了自身的能力、各自家庭的限制，最后形成了寻找与自己的条件和期望之间有更多契合点的行业，这就是“棒棒”感性表述背后的理性择业原则。第二节考察了农民怎样扛上“棒棒”，明晰了“棒棒”的从业空间和从业渠道，认为重庆本土的地域文化、生活方式、消费习惯上的特殊性及其乡土社会的资源是他们从事“棒棒”行业的前提。然而他们为什么扛上棒棒，是一个涉及主观感受、评价和理解的问题。
因此，要明了农民对“棒棒”这个行业的生计感受，我们还需考察农民在主观上为什么会扛上棒棒。这就是要回答，“棒棒”这个行业对于文化程度低、无技术、无资本的农民有何吸引力的问题，及其农民从事该行业是出于无奈还是理性考虑的问题，即揭示生计方式的特殊性与农民自身条件和需要的联系。
一、谋生方式：“下力挣钱”
通常，当重庆市民遇到有车辆进不去，或机械不便施展、技术要求不高，没必要找专业人员完成的体力活时，都会交由“棒棒”完成。在菜市场、商场和生活小区附近揽活的“棒棒”以挑抬生活用品为主；在码头、批发市场、家电商场、建材市场和新住宅区等场合揽活的“棒棒”以扛大件、搬家为主。此外，他们经常从事非搬运的短工，承揽城里人不愿意干的“脏活、重活、苦活、危险活”[18]，如清洁卫生、清理化粪池、除渣、拆房子等。在报道人看来，只要能合法挣钱，无论干什么都可以。所以他们还经常从事非搬运的短工。如抬轿子、拍电影、帮人排队拿房号、到商店排队当“媒子”（“托儿”）、到商店当活体模特等。
“棒棒”具有“散工”的性质，而且，其灵活性较之其他城市的“散工”更为突出。[19]在不同的用工要求下，他们不断调整自己的劳务方式，呈现出“弹性”劳动力的特征。
与其他农民工群体相比，重庆零散人力搬运以“hā糠见米的人”（年龄大的人）为主，而且文化低、已婚男性的比例大，主体为青壮年到中老年（三十几岁到五六十岁）男子。处于这个年龄段的农民工，大都出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之间的农村，成年在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之间，受教育机会极为有限。由于零散人力搬运是靠重体力支出谋生的行业，对从业者无明确受教育程度的要求，因此这个年龄段的农民工从事此行业，其自身条件的局限性与行业对从业者技能需求间的矛盾并不明显。
川渝农村多为山地、丘陵，肩挑背扛为传统农业社会的生活和运输方式，而且以体力劳动为特征的精耕细作是提高农业产量的关键。零散人力搬运从业者入城前在农村有过务农的经验，也有过长期体力劳动的经历。乡村生活的经历锻炼了他们体力劳动的能力，成为他们在农村务农谋生存的资本。体力劳动的劳作方式作为乡村生活的一部分，构成了乡土社会的惯常生计方式。他们对自己现有条件的认识，用他们的话说，是“只有一副气力”，因而就业机会极为有限，只能靠从事重体力劳动谋生。在零散人力搬运从业者谋生过程中，直接产生效益的是体力劳动，在其他因素一致的情况下，收入与体力的支出基本上成正比。因此，这个年龄段的农民工自身条件的特殊性与零散人力搬运的生计方式的特殊性相对容易吻合。
照片4-1 “我现在是张飞了” 照片4-2 “学这个技术，花了几百块钱”“棒棒”的劳动方式非常简单，无须一技之长，无须资金投入，只要有一副强壮的身体，有一根竹杠、两条绳子就能谋生存。从业者入行不需要资金投入。由于没有现代经济交往中资金风险的烦恼，他们在决定是否从事该行业之前没有什么顾忌。用他们的话来说，“试着扛一下棒棒，也不会亏什么。捞2块是2块，还可以买包盐巴，总比一分没得（有）强”。在他们看来，自己的劳动力闲着也是闲着，只要有搬运活干就能挣到钱。
由于零散人力搬运行业重体力、低文化和技术、无须资金投入、无经济风险的特点使之成为无技术、半技术甚至暂时失业的技术人员的“劳动力蓄水池”。一方面，零散人力搬运这一低端劳务形式成为农民工入城初期的谋生手段，众多“棒棒”向上流动的个案可以为证；另一方面，其他行业的劳动力过剩时，剩余劳动力通常流向零散人力搬运行业，比如当建筑工地上的农民工“活路接不上”（没活干）的时候，通常会寻找人力搬运的业务，待建筑工地需要人力时再返回建筑行业。2008年底2009年初金融危机期间，笔者在田野发现多例从沿海城市回到重庆当“棒棒”、经济复苏后随即离开的个案。
“棒棒”行业准入的低门槛特征弱化了零散人力搬运者们自身就业条件的局限性。壮年劳动力的身体资本使得靠体力谋生的零散人力搬运的劳动力配置成为可能。以上有关零散人力搬运靠体力谋生的特殊性回答了该行业的从业要求与这个群体自身的条件对接的问题。接下来，本文将关注此种生计方式的特殊性与从业者需求的关系，以理解这个行业的特殊性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这部分农民工入城打工的期待。
二、报酬方式：“现过现”
入城农民工选择何种谋生方式，离不开其强烈的改善经济条件的欲望。农民自身的经济环境直接影响其外出打工的原因和对都市打工的期望。零散人力搬运从业者通常无文化、无技术、无资金，但在他们这个年龄段其肩负的家庭重担并不轻松。外出打工挣钱补贴家用为其入城打工的主要动机。他们中的一部分有过打工经验，有过被拖欠工资的遭遇。因此，当改变生计方式的机会出现或再次出现时，他们大多不再像以前那样轻信或盲从，如想当然地认为“只要有活干，不怕拿不到钱”，而是将报酬方式列为从业的基本考虑因素。
照片4-3 小心翼翼装起来 照片4-4 分钱的愉悦感“棒棒”一般是在与当地市民面对面的互动中完成“交易”，主顾通常以现金支付报酬，因此获取“力钱”（下力挣得的报酬）这一直接付酬方式得到了从业者的认同，比如“搁了棒棒就拿钱”，“钱来得快，都是现钱”，“没得风险，找一个（钱）得一个”，“不得拖欠工资”，“骑马抬轿，丢了就拿钱”，“从来都是现钱，很少拖欠和收不到钱的”等等。相比之下，其他行业取得薪金，最短周期也要一个月，一般会更长。而且，其他农民工聚集的行业，如建筑业、制造业等，还时常出现拖欠工资的情况。零散人力搬运业“现过现”的报酬方式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入城农民挣钱来支付基本生活开支的需求。用他们的话来说：“装进荷包（衣兜）的都是自己的了。”他们普遍有这样的金钱观：在都市“下力”干活就意味着有现钱进入自己口袋，只要肯干，收入总是在增加。这是“现过现”的持久魅力所在。他们相信只要多付出，就会多一份现钱，每天都有收入。人力搬运行业收入的支付方式，免除了农民对于风险的畏惧，即使偶尔遇到“蛮不讲理”者，在从业者看来，“大不了白干了一次，也吃不了什么大亏，以后不给他干了就是”。他们对该行业报酬上的风险已有较为充分的考虑。
通过以上分析，笔者认为零散人力搬运业报酬方式的及时性，满足了农民“挣现钱”的愿望，因此是吸引农民扛上“棒棒”和依然扛着“棒棒”的重要因素。在农民自身的保守意识和“求稳”的行为准则等因素的影响下，农民基于对自身能力的评价，表示出对“现钱”支付方式的高度认同。能提供“现钱”的生计有助于他们最大可能地规避经济风险，满足其都市适应中最基本的物质保障。“棒棒”报酬方式的特殊性以符合中国传统农民的风险意识和收入观念的方式满足了他们入城打工挣钱的期待。
三、生活方式：“自由”
“棒棒”三三两两聚在街头巷尾打扑克是重庆街头的一大景观。只要没业务，总有一群“棒棒”在揽活的间隙，聚集在地下通道口、小商店门口或码头上“扎金花”或“斗地主”（均为扑克游戏）。他们在日常生计过程中感觉很“自由”、很“好耍”。“自由”是散工的普遍特点[20]，从业者在支配时间方面拥有自主性。
零散人力搬运业从业者入城打工初期一般都有过“两头兼顾”的经历，即在外出打工的同时又不放弃农业，根据农忙和农闲，季节性地往返于乡村与都市之间。这与在北墨西哥所发现的从农村入城从事无技术体力劳动者和农场雇工的短暂迁徙行为相似，都呈现出近距离的短暂迁徙行为的特征。
然而，当“棒棒”从事该行业多年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生活的重心偏向了都市。来自农村的牵绊并不明显，以上的顾虑也不存在。因此，他们看重时间上的自主性就不一定是为了留出返乡的时间，而是出于对某种生活方式的偏好。其实，在有过多年外出打工经历后，他们对零散人力搬运业“自由”的生计特点理解得更为深刻。而这种理解主要建立在与其他雇佣劳动做比较的基础上。用以比较的行业为农民工聚集的行业，笔者做了简要归类（见表4-1）。
表4-1 行业“自由”度对比[21]
图4-2 在街头打牌 照片4-5 “你们聊你们的，我先睡睡”报道人将零散人力搬运的“自由”度与其他行业相比，表明他们所谓的“自由”本质在于“没人管”。没有任何人、任何制度来提醒从业者、告诉从业者或约束从业者何时干活，而这完全取决于从业者自己的经济压力、家庭责任，甚至个人的性格、满足感和对未来的期望。而且，进入这个行业本身也是自由的。此外，从业者可以自主选择业务地点、时间，以及是否接受某项业务。对于肯干、不怕吃苦、家庭责任感强的从业者而言，“没人管”的自由还意味着可以将自己的劳动时间根据需要延长，有通过减少休息时间、晚上加班等方式增加收入的自主性。
有部分报道人表示，在干这行前，就从亲戚、老乡、朋友那儿得知从事零散人力搬运业“能挣一千多两千块钱一个月，而且又好耍”。对于长期在传统农业社会中劳作，以一种不受约束的乡土性的生活方式生活的农民，特别是中老年农民而言，他们在心理上不愿意、也不习惯接受现代工厂的时间约束，对都市生活的制度性和被管理的感受有着强烈的抗拒倾向。在农村，只要不违背农时，就可以自主计划时间，这一对于时间安排的自由追求依然影响着他们的择业选择。而在纪律和制度约束的都市中，只有这种行业最接近乡土社会的时间观念和生活方式，这也是“棒棒”在从农民到农民工的转化过程中，所需转化力度和自我适应改变最小的行业。此行业相对“自由”的生计方式为已经在农村生活几十年的传统农民提供了从乡村生活到都市生活的过渡。因此，重庆零散人力搬运体现在生计过程中的生活方式与他们所“崇尚”的“自由”与乡村生计和生活方式有某种延续性。也可以说，农民在传统村落社会中长期濡染的生活方式的自觉或偏好以一种惯性延续到了其都市生计之中，一起构成了重庆零散人力搬运这一生计方式的特殊性。
综上所述，零散人力搬运业凭体力挣钱的谋生方式、现金交易的报酬方式和劳动时间上的自主性等特征，呈现了从事零散人力搬运的这部分农民工自身的条件和期待与此行业的需求和生计方式之间的联系，其中农民的文化观念和生活习俗对零散人力搬运业这一生计方式影响重大。
小结
本章分析了农民工进入零散人力搬运业的外部和内部条件，以及这些因素影响下的从业决策。通常来说，从对都市的想象到确定采取何种方式谋生，“棒棒”大致经历了这样的过程：他们基于自身的现实条件和对“棒棒”行业的理解和感受，被都市想象与“棒棒”行业的吸引力之间的对接内容所影响，借助血缘、地缘等乡土资源进入“棒棒”行业，并积极地利用血缘、地缘等乡土资源，使之成为一种谋生的策略。
本章研究发现，乡土性不仅体现在血缘关系在入行渠道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上，而且还体现在“棒棒”行业本身的特点上。零散人力搬运的突出特点是通过体力劳务获得收入，这与农业劳作有类似之处。从事零散人力搬运意味着，在从农村到都市的空间置换过程中，农民维持了一种与原有劳动形式有着密切关联的生计方式；而且，“现钱”不仅有助于他们最大可能地规避经济风险，满足都市适应中最基本的物质保障，而且对这种面对面的现金交易方式的认识和评判本身也受到农民人际交往方式和文化观念的影响；此外“棒棒”“自由”的生计方式有助于他们在都市生活中最大可能地避免受到现代生活节奏的影响和制度的束缚，维持与乡土社会相对接近的生活方式。
重庆“棒棒”生计方式的特殊性与农民自身条件和需要有着密切联系。从业者近距离流动迁徙过程中对此等联系的认识，反映了重庆“棒棒”这些低（无）技能劳动力在就业过程中的理性选择。他们清楚自己的需求，并且对这个行业能在多大程度上满足自己需求有明确的预测。可以说，“棒棒”对生计方式的认知和谋生方式的决策，体现出其生存实践中的能动性。不过，以上这些现象与经济学对劳动力市场中的理性的选择的发现有所不同，因为此处的理性不只是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也是基于传统文化观念层面的理性。
就本文的关注而言，这种传统文化观念层面的理性揭示了从业者文化观念和生活习俗与特定生计方式的关联。在《学会劳作》中，学生努力地为他们作为一个体力劳动者而进行着文化上的准备。[22]而本研究中的零散人力搬运从业者在进入都市体力劳动力市场之前，就已经具有文化的准备。零散人力搬运从业者从事体力劳动的文化准备就是基于其固有的乡土性而形成的对于都市生活方式的选择。乡土性之于“棒棒”的体力劳动，就犹如亚文化之于学生未来从事的体力劳动的重要性一样。本文力图表明的是，农民所固有的乡土社会的文化特质在零散人力搬运业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延续，并成为该行业特殊性的重要内容。不仅于此，重庆当地市民的文化性格与从业者的文化特质的某些吻合可以成为探讨重庆零散人力搬运就业空间和市场需求的一个切入点。
总之，我们可以认为，乡土社会的固有特质在“棒棒”这个行业得到了延续，乡土性是“棒棒”行业特点的重要内容。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考察在行业基础上形成的“棒棒”社会本身的社会结构和结合方式，分析在入行和择业阶段明显表现出来的乡土性在“棒棒”社会内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更为全面地考察乡土性是不是“棒棒”社会文化的本质特点。
[1]报道人：李云华；报道场景：2008年2月14日李云华家。
[2]有经济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作出分析，在都市就业机会有限的时候，工作机会通常是迁徙决策的根本制约因素，有可能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有条件入城；当这种局限不存在时，无论是高端劳动市场、低端劳动力市场都向农民敞开，流入城市者可能来自农村的各个角落。参见Graves, Nancy and Throdore Graves, Adaptive Strategies in Urban Migration，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1993，（3）：117-151。
[3]报道人：王开荣，男，1955年出生；报道场景：2009年4月24日上午白崖口黄桷坪街口。
[4]报道人：方洪润，男，1956年出生；报道场景：2008年9月12日晚上白崖方洪润家。该报道人2009年初去新疆打工。
[5]差异性的打工经历参见 附录二：本文部分“棒棒”简历。
[6]Graves, N. B., and Graves, T. D.，“Adaptive Strategies in Urban Migration”，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 3：117-151（Volume publication date October 1974）.
[7]“喊棒棒”表示主顾向“棒棒”提出用工需求。
[8]“老挑”是已婚男性对妻子姊妹丈夫（即妻子姐夫或妹夫）的称呼。
[9]“老汉”是对与父亲同辈的同姓男性的称呼。
[10]参见附录六：陈定禄的亲属关系图。
[11]爱森斯坦最早指出在迁移中，亲属或其他有关系者接踵迁往同一目的地的现象。他被认为是连锁迁移（chain migration）研究的先行者（参见John S. MacDonald，& Leatrice D.MacDonald.“Chain Migration Ethnic Neighbourhood Formation and Social Networks[J]”.Social Research, The Milbank Memorial Fund Quarterly，Vol. 42，No. 1（Jan.，1964）, pp.82-97）。后来，“连锁迁徙”被广泛地应用在人类学移民研究中。
[12]连锁迁移的内在机制一般被认为是传统网络的延伸，其功能在于帮助迁移者更好地适应迁入地社会。大量的研究也表明很多移民群体就业的同时也会考虑到入城的交通、入城的住宿等问题，这些都成为就业渠道是否畅通的影响因素。新移民往往向亲属或同乡寻求帮助以解决交通、住房、就业和其他都市生活的问题，而事实上先到城里的亲属或同乡也乐于提供这些重要的帮助。 参见Friedl, E.，“Kinship, class, and selective migration”，In Family in the Mediterranean, ed. Peristany, J.，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 Salisbury, R. F.，Salisbury and M. E.，The Rrural-oriented Sstrategy of Urban Adaptation：Siane Migrants in Port Moresby，See Ref. 30, pp. 59-68，1972.
[13]Graves, N. B.，Graves, T. D.，“Adaptive Strategies in Urban Migration”，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 3：117-151（Volume publication date October 1974）, p. 129.
[14]Graves, N. B.，Graves, T. D.，Inclusive Versus Exclusive Behavior in New Zealand School Setting：Polynesian- Pakenha Contrasts in Adaptation.Roy. Soc. N.Z. Res. Rep.2，1973.
[15]有关报恩的论述，可参见麻国庆，《家族伦理与延续的纵式社会：家族化公民社会的基础》，《永远的家：传统惯性与社会结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第60—61页。
[16]杨国枢，《人群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心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第230—233页。
[17]报道人：陈定平，男，1969年出生；报道场景：2009年4月15日上午陈定平家。
[18]简仕明，《山城“棒棒军”：进城农民工社会生活调查》［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第17页。
[19]有论者认为以出卖体力劳动为主的散工是“劳动力后备军”。可参见周大鸣，《广州“外来散工”的调查与分析》，《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5期，第47—55页，第50页。他在对广东散工的研究中发现散工在工作上较之在农村选择弹性增加。参见周大鸣、周建新、刘志军，《“自由”的都市边缘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第52页。此外，项飚认为城市没有固定职业，聚于街头或大桥底下的散工是等待随时被召的劳动力。参见项飚，《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
[20]周大鸣、周建新、刘志军，《“自由”的都市边缘人：中国东南沿海散工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第49、251页。
[21]根据报道人表述整理。
[22]Wilis, Paule, Learning to Labor:How Working Class Kids Get Working Class Jobs.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1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