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沙坪坝）岩口买了房子。四千几一个平方，有72平方，32万。首付6万，按揭每月1800左右，15年。刚买的，下半年才交房。主要是为了娃儿，娃儿以后不可能回去做庄稼了，我们这辈子辛苦点，让娃儿那辈轻松点，以后就在城里了。我在不在城里头养老要看娃儿有没有这个能力。庄稼没做了，田土都是荒着的。如果娃儿能干，我就不回去了。如果他也很辛苦，我就只好回去。[1]
前一章集中考察了在城乡固有二元区隔的大背景下，面对社会不平等的现实状况，处于社会底层的“棒棒”对社会地位的感受和认同，展现了他们应对和纾解负面情绪时的思维模式和理解方式，由此发现乡土性的延续对适应过程所产生的促进或阻碍的作用。这是在前面有关“棒棒”在生计方式、社会结合中体现的乡土社会特质的基础上，从更深隐的家庭观念、伦理道德等价值取向的角度对农民的“根性”在都市中延续的体察。以上努力，为本章从情感表述的视角进一步考察“棒棒”社会的特殊性奠定了基础。
本章将集中考察与身份认同和身份归属密切相关的情感表述，同时挖掘这些情感表述背后的文化观念等本质性的内容，揭示乡土性如何构成精神的支撑和超越苦难的动力。[2]第一二部分将呈现“棒棒”在都市交往中的情感表述，分别从与都市人的交往和与同行的交往两个侧面来体察他们的内心世界；第三部分从流动模式着手，考察“家”在打工决策和都市适应过程中的作用。还将关注“棒棒”对“伸缩自如”的“家”的情感，以及“棒棒”在亲情维系上的特殊性表达；第四部分将呈现“棒棒”对乡土的复杂情感，分析这种不确定性如何与情感的归属和自我身份认同发生联系，揭示“棒棒”在对固有身份认同的基调下，所展现出来的迷茫和向往。
第一节 与城里人的交情
一、“有亲切感”
（我）2004年进入社区后，参加党员组织生活。我这几年在社区过组织生活，帮社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他们瞧得起我，很信任我，比如搬运东西、参加活动、布置场地等，给报酬我一般都没要。他们对我那么关心，我把他们这个社区和天星桥街道当成我的第二故乡，当成了我温暖的家……
今年（2008年）进入社区夜间巡逻队，任队长。刚开始，居民并不理解我的工作，不满意让一个外来人当队长……虽然我能力不是很强，但尽我的力量把巡逻队搞好，把辖区的治安工作搞好。我们的职责一是协助社区盘查民事纠纷；二是对辖区治安工作起到防范的作用。现在队员有“棒棒”1个（周建强，53岁，在天星桥苏大姐火锅店那一带揽活），补皮鞋的1个，居民2个，做小生意的农民工1个。
有时社区安排活动，他们（队员）不愿来，我就给他们说：“社区活动毕竟少，有些活动我们还是要参加。”其实农民工、城里人都不愿意做为大家服务的公益事情。社区喊他做什么事，都是三心二意的。昨天街道拔河比赛，我们队员抽了4个去，我把老婆（擦皮鞋为生）也抽去了，因为要女的噻，比起城里的，她力气要大些。我们第三名。输了心里很不好受，回来我总结，第二年如果还有比赛的话，要组织好。我建议下次人员要调整，姿势也要调整，这关系到集体的荣誉。
遇到困难我可以找社区，他们经常给我说不要有顾虑，有事找社区领导。但困难的事没有找过，高兴的事与他们分享。比如娃儿这次高考，考了573分，他们也很高兴……
我租的是一个小间，租正屋的那家把老板怂起，想把房子都租过来，再租给他亲戚。我都缴了半年房租了，就咽不下这口气。我去找一个朋友，他原来是燃料公司的领导。他跟那家老板关系不错。后来就搁平（解决）了。这是我唯一的城市朋友。五十七八岁，开党委会认识的。[3]
范顺发的上述叙述传达了“棒棒”在都市社区生活中的某种感受。他对社区的情感是显而易见的，这既与其政治身份归属有关，也形成于其作为农民工在都市生活中的两难状态。在以下的段落中，将对他与其他报道人的感受进行比较，讨论范对社区和城里人的情感是否具有典型性，并试图理解这些不同表述所展现的“棒棒”与城市人交往的不同方式和态度。
大多数报道人都提到入城打工后，特别是“捞棒棒”后，对揽活场所或生活区域经历了从不熟悉到熟悉的过程。由于生活区和揽活区重合程度不同，他们的表述所呈现的感受和情感成分也各有差异。超市门口的“棒棒”，白天在相对固定区域揽活，晚上回出租屋，他们在谈到与城里人的交往时，内容主要集中于老主顾如何照顾他们的生意方面。而在像白崖口这样生活和揽活区域完全重合的“棒棒”，他们会更多地流露出与当地社区和居民交往的感受。其中，他们的表述有城里人对他们的信任，如：“有个开火锅馆的很信任我，他搬家，把钥匙给我，很放心，价格也不会亏待我。”有的则表达了对自己在当地居民中“很出名”的自豪：“到这边街上，你说‘伊拉克’（邹忠超），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晓得。”有的表达了成就感，如：“白崖口这些大活路，都是我们这几个做。得行（能干）的指小李、我、（陈）波娃、‘高人’等七八个。”还如：“白崖口这些树都是我们栽的，这棵黄桷树，八个人，挖个洞，放进去，搞了将近一个小时，得了20块钱。”如果说这些感受还停留在业务谋生的层面，小李以下的表述则传达了一种难以言状的情感。
你没有看到我们头顶烈日、脚踏热土的时候，一步一个脚印、汗水。拉上坡是恼火！一个人拉起，旋过去旋过来，没有人推，确实是孤立无助。有时候差一点点力，其实轻轻推一下就上去了，但就差那么一点，就拉不上去。你只有退下来，我们那时候拉板车，拉泥巴除渣，拉到晚上两三点钟才回来。说老实话，十一年了，白崖口每个角落都有我们留下的脚印。有时候拉一千多斤。如果旧城改造，这些地方拆了，我们“棒棒”恐怕就生存不了了。[4]
照片8-1 “我们是社区夜间巡逻队队员”
将以上的表述与范的表述比较，我们发现其他报道人很少流露出对于社区的情感，只有对于某个谋生地的情感。范的表述为什么表现出这样强烈的归属感呢？他所在的社区有何特殊性吗？还是他个人境况具有特殊性？在走访相关部门后，我认为这与当地政府针对入城务工人员开展的宣传和工作有关。沙坪坝天星桥街道社保所周所长这样介绍：
我们根据每个社区的不同情况开展对农民工的服务工作。如天星桥区把农民工作为城市的主人进行宣传教育，而且在实际的工作中让他们参加社区的管理活动，让他们体会到作为主人的权利。比如，把进城的务工农民（如“棒棒”）组织起来参加社区的巡逻活动。他们穿着制服在夜间巡逻，也体会到作为城市管理者的主人公地位……总之，每个社区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展开适合自己地区的工作，内容也就相当丰富。[5]
范所在的正是天星桥社区，该社区将农民工组织起来参与社区活动，这是针对农民工普遍归属感不强的现状而展开的专项工作。一街之隔的柑子村社区朱书记对农民工的城市归属感有如下的理解：
我们社区位于沙坪坝的第二商贸中心。流动人口较多。用身份证在社区登记造册的有514个农民工。我们在2005年开始关注农民工。他们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受教育的程度也不一样，人文风情也不一样，和城里面的各方面有一些隔阂，压抑、自卑，自己感觉语言也比城里人土气。针对这些现象，我们开展“三解决，一填补”的工作，“解决压抑心理、解决自卑心理、解决封闭心理，填补空虚心理”。通过开展这些活动，培育他们的社区意识，实质上是关心他们，免费为他们开放图书室，晚上在社区看电视。[6]
在中国的城市中，社区作为政府意志体现的末梢，是直接接触农民工的城市基层组织。一部分社区工作者已经开始关注农民工，认识到农民工在城市融入上的心理问题，希望通过开展有针对性的活动增强农民工的主人公意识。比如，柑子村社区针对农民工健康意识薄弱的现状，与沙坪坝第三人民医院一起为本社区农民工每人免费进行体检，建立了健康档案；此外，还组织了人力搬运协会。当朱书记谈到如何结合“棒棒”的职业特点开展活动时，认为在策划职业技能比赛时，应将搬运技能也纳入。“比点技术性的东西，不仅要挑得重，还要挑起不荡、不洒，要使巧劲，既然是技能，就不能只使蛮力。”当时，我以为他只是说说而已。一周后笔者在梨树湾农民工聚集区调查时，有报道人提到“昨天柑子村社区搞活动，有个‘棒棒’掰手劲、扭扁担，挣了120块钱，拿了两个一等奖。”他表示很遗憾，应该去试一试。
照片8-2 社区农民工服务工作 照片8-3 “我也了解一下”[7]通过对相关背景的调查和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范的个案的确有些与众不同，因为其他个案对于社区的情感远没有达到那个程度，其独特性显然与政府开展的农民工服务工作有关，而这些背景则折射出当前农民工都市融入程度的普遍现状。
不过，范的表述也隐含着农民工对于城市人的情感。比如，他提到与唯一城市朋友的交情，这在其他“棒棒”中也是比较普遍的。
有一天晚上我在杨明高家里和杨一家聊天，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不时跑进来玩，杨的爱人见他调皮，干脆把他抱在怀里。杨解释：“这是我的干儿子。隔壁邻居的外孙不好带，就抱（养）给我。他是城镇户口，爸爸妈妈在石桥铺上班。”后来我在黄桷坪街口经常看到杨的爱人抱着干儿子去买菜，看来两家走得很近。像这样与城市人建立亲密关系的“棒棒”家庭并不在少数，往往是由于双方关系很好，对方主动提出认“干亲”。李书说：“那时候我喜欢打牌，在茶馆和当地人接触多，认识的都是白崖口本地人。像她（二女儿）干妈就是这儿的人，她硬要认干女儿。她老公在开出租车。”这种建立在一个城市家庭和农民工家庭之间的情感是单纯的，没有业务的因素，唯一的基础是“耍得来，感情好”。这种感情在女性“棒棒”或男性“棒棒”的配偶中更为普遍，因为对于女性而言，相互之间更容易建立亲密的关系。比如陈定禄的爱人任蓉就表示与某些城里人有相当深厚的感情：
照片8-4 “棒棒”个人健康档案
照片8-5 柑子村农民工协会人员名单
照片 8-6 柑子村社区力工基本情况调查表
和城里面的人交往一般是一起干活的人。有几个城里人，我还是和他们有感情，但是对我好的已经死了。她是这里的人，叫罗晓燕，她对我特别好。她穿得漂亮，不合适的漂亮衣服就给我穿。上次我头痛，到人民医院去检查说是脑血栓。我和她开玩笑说，我们肯定都活不了多久了。我就说我们反正都是一年（出生）的，你就先去，我后面肯定跟着也就来了。结果她死了。她死了之后，我把她送给我的那些衣服全部都扔了。我不是怕死人，是我老想她，看到了衣服更放不下她。我也对得起她。她得癌症，扩散了之后全身痛，我买东西去看她，还照顾她。自从我跟她烧了香之后，从来没有梦见过她。和社区的人也没什么感情，因为城里面的人不喜欢和农村人交往，一进家门就把门关了，也不串门耍。瞧不起我们的人也有，对我们最好的都是这里的老年人。[8]
此外，也有因在业务往来中认识，进而发展为私人关系的个案。他们相互之间也许还谈不上有很深的感情，但由于“棒棒”与他们相处时没有被瞧不起的感受，所以“棒棒”往往会把他们当朋友看待。女性“棒棒”苗复碧深有体会：
城里面也有些朋友，恒鑫花园那个吕姐，她很能干，开有公司。她对我很踏实（好），比我大点儿，喊我小苗。她星期天喊我担东西，我们经常摆龙门阵。她摆（谈）她老太婆如何对她呀。我还劝她，毕竟她儿（吕的丈夫）有本事，就要顺着老人的意思。我觉得跟她在一起很自在，也觉得跟她合得来。她经常关心我。原来还有那个陈老太婆，她死了，也是旁边的居民，我们也很谈得来。那个卖酸奶的，我跟她女儿做清洁，她就请我吃了顿汤锅，看得起我。[9]
“棒棒”在都市普遍被排斥，像这样“合得来、谈得来”的城里人并不多，因此，即使没有经济的资助或业务上的关系，当他们与这些城里人相处的时候，也会感觉到温暖。被城里人“看得起”，是“棒棒”暂时摆脱自卑心理的外在因素。特别是当遇到“有素质”[10]的城里人或者是比较善解人意的主顾时，他们这方面的感受特别明显，如“老板对我们豁达，递烟抽呀，我们做起（干活）就高兴”。由于受到了起码的尊重，他们对这些经历都记忆犹新，回忆时还表现得很激动。
那天给小李子搬家，100块钱一天，搞到晚上12点钟，结果拿了160（元），老板订的席给我们吃，这些“棒棒”都欢喜得很，酒拖两箱来等你喝。欢喜惨了！钱也搞得多多的。我们国庆节抬轿子，先没跟他讲价，本来以为半天给50（元），结果一人给了100（元），还有4个红包，每个2块。吃得很好，有鲶鱼、龙虾，从来没有吃过。10个人一桌，起码500多一桌。吃了饭有专车送我们回来。[11]
同样的情况，我在对其他主顾的访谈中，也得到了印证。“我请的‘棒棒’都是熟人，都不斤斤计较，碰到中午吃饭，就叫着一起吃。”这在一些城里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事，在“棒棒”看来却传达了一种尊重，所以他们自然会获得心理上的安慰。
由于大多数“棒棒”通常在一个固定地方揽活，会与当地居民有多年的交情。秦孔宴这样以为：
我们在这儿待了这么久，还是有亲切感，很熟悉了。这儿的住户，百分之六十都认识。只是姓什么，不完全清楚。我们给他搬过东西的，出来碰到都要跟我们打招呼。还有就是跟别人建立关系的。你这个人做事老实，留下电话号码，以后有事就会经常喊你。有时有困难，比如有什么法律上的搞不懂，就咨询他，他就会跟我解释。[12]
有时这种业务上的关系可能为“棒棒”提供其他方面的帮助，甚至能解决实际问题。李云华到政府机构办事感到无助时，体会到业务上的一面之交解燃眉之急的好处。
我到国土局，问哪个收件（资料），根本没得人理睬。有人告诉我，没有预约，见不到。因为房子是大事，去盖手印，那天我们一家人都去了，李磊请的假。结果到国土局说不得行。还好，我遇到一个以前在白崖口的人。她看到我们李鹏，乖sāng sāng（非常可爱，讨人喜欢）。还抱我们李鹏，她说她带我去找人。她说话别人就买账，她说我是她“老邻居”……我一大沓材料，都是我一个人跑下来的呀，我一直都在努力。只要有点消息，我马上把事情搁在一边。走到今天真的不容易，茫茫人海，走到哪儿问哪个都不晓得。不过在哪儿，只要有一面之缘的，帮你说个话都好。[13]
“棒棒”在都市中普遍表现出无助感与无力感，因此要谈他们对都市、对社区的归属感尚早，在个人境遇中感受到的“合得来”、“谈得来”、“耍得好、有感情”等微观的情感体验都是基于地位身份的被“瞧得起”的判断。在普遍存在自卑心理的“棒棒”群体看来，城里人对他们的平等相待和尊重，哪怕是些许的认同，都足以让他们感受到温暖和欣慰。
二、“以心换心是少有的”
在熟悉的社区生活多年后，“棒棒”会有一定的感情。但与在都市融入过程中遭受的羞辱和尴尬相结合，就构成了“棒棒”这样的认识，即都市只是自己谋生、栖息和实现梦想的地方，而不是最终的归属。一般情况下，他们普遍表现出对城市、对社区的冷漠，是城市发展的旁观者。就此问题，我与小李有过这样的对话。
问：比如重庆要修好多公园，人居环境更好了，你关心吗？
李：我管都不管！我不关心那些。我只关心我这房子拆了，是要钱还是要房子。房子远了，我就不干（要房），我就要钱。拿到钱，我就又在白崖口买二手房住。
问：比如又要修大桥了？
李：不去管那些，不关我的事。城市人要关心，我不关心，我是外来务工的。我不可能在这儿生活一辈子。我不管你房子修得再高，公园修得再多，管他哪儿堵车，哪儿不堵车。现在我家没人开车，有人开车了，我就要关心油改税、停车费。
问：公共设施，比如公园？
李：不关心。我又没得时间去耍。我那次和我哥哥去杨家坪动物园耍，走得疲沓嘴歪（很累），还不如我捞一天棒棒，我心头还踏实点。去动物园，门票都遭（花费）25（元）一张。
问：重庆空气质量关心吗？
李：不关心！对空气污染没得意识，没得恐惧。想都不想那些。我关心莫地震了，把房子震垮了，只关心自己的安危。那些事对你们是国家大事，对我们是鸡毛蒜皮。
问：你对城市的便捷、发展的看法？
李：城头公路便捷，确实比在农村方便。在农村怕下雨，不好走路。我们只考虑自己的出行方便，不会考虑更远大的城市交通那些问题。只管自己的切身利益，不会考虑国家，不会考虑公众。不光是我，你问一百个“棒棒”都是这样的。[14]
都市在他们看来，只是谋生、获取物质保障的地方，但需要强调的是，这并非表明他们不向往城市生活，不希望尽快融入都市。恰恰是因为社会结构性的压力的存在，他们尽管生活在都市这个空间之中，但并不是都市的主人。他们将都市视作难以接纳他们的地方，与都市彼此成为“他者”。这一点是李云华带给我最强烈的体会。与乡土社会中的人与人关系对比后，他的表述和意识显然形成于这样一种认知，即他们在都市谋生和生活过程中有对都市的情感，但现实证明农民并不为都市所接纳。他毫不隐讳地将自己与都市的“感情”定位为“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
问：这里留下了你的脚印和汗水，那你对这儿有无感情？
李：我留恋我老家，对这儿没得好多感情。这个地方是尔虞我诈的。有朝一日如果我在屋（农村）里待久了可能会想到在这儿付出了十几年的感情。（想了想）对这个地方没得感情！
问：只是利用这个地方找钱？
李：你这句话确实说得非常对。这个地方没得人情味儿。在老家有人情味。比如谁家种的菜先长好，就先吃谁家土里的。那才有感情，这个地方哪有感情哟，是互相利用的“感情”。[15]
从以上的对话，我们看到“棒棒”在对都市或都市人情感中的两难。一方面，他没有完全否认对都市的感情，特别是对居住地的感情；另一方面，都市人的冷漠，如同一扇铁门挡住了他们对都市的认同和情感的归属。小李认为其根源在于，“‘棒棒’所接触的人也是冷漠无情的，所接触的就是做事、拿钱、走人。几乎都是这样千篇一律的事情。有啥子感情嘛，拿钱走人。我跟你做事，你给我钱。要想换心那种是少有的”。这是报道人对都市社会中人与人关系本质的认知性评价。这构成了“棒棒”在都市适应过程中所面对的新的感知对象的重要方面。他们对此的理解和态度也成为都市感知的重要内容。
总的来说，“棒棒”有和都市人的交情，有对生活环境的亲切感，有对某些细节或片段的感动和情怀，但在充满异质性和排斥性的都市，特别是以工具理性为主的都市社会关系中，寻找乡土社会的道德情感化的人际关系并非易事。
第二节 同行的情谊
在考察“棒棒”社会结构及其内部关系时，笔者关注的是合作方式和生计技能本身，并没有给予“棒棒”相互间情感的联系和表达以足够的重视。当时分析认为，“棒棒”始终处于情感与工具理性的纠葛之中，“棒棒”社会内部的社会关系受到人伦道德、文化观念的道德情感因素的影响，也有将血缘、地缘这些传统资源工具化的倾向。
然而，这只是传统乡土社会的情感在都市生计中的延续，“棒棒”之间在经历长期的交往和合作后是否培养了某种情感？当然“同行生嫉”是不争的事实，但“合得来”不仅是能力上相当，还有性格上“合得来”的未尽之意。而且事实上，在生计过程中他们有着很多必须共同经历的场景和可以分享的体验。比如身体上的配合和共同担当、受伤时的互助和帮忙、共同面对苛刻主顾的场景、协作完成一笔大业务的欢欣、一起玩乐的开心……这些日常生计过程中的惯常体验是否有助于增加“棒棒”成员间的情感？中老年农村男性为主的“棒棒”群体成员间的情感是如何表述的？这种情感是否在一定程度上发挥着消解“苦难”，提升都市适应能力的作用？
一、情感的沟通：“摆龙门阵很快乐”
大多数“棒棒”的生计节奏都是“自由”的，他们“耍”的时候就是彼此沟通的机会。因此除了跟着他们搬家、下货、挑货、拆墙、清理化粪池、除渣或者到家里访谈……我都是在街口、路边与他们聊天，或者是他们聊天的听众。因为，等待业务（揽活）的间隙是相互间信息频繁交流的时刻。还记得在合川隆兴天佑村见到返乡的李安明时，他就谈到：“回农村不习惯，留恋白崖口的生活，如果不是因为那事，还是想回去。在重庆怎么也可以挣点钱，还留恋和老朋友聊天吹牛的生活。”[16]第二天，他就放弃回家务农的打算，回到了白崖口。聊天是“棒棒”生活的一部分，而且他们对此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棒棒”没事时经常聚在揽活地点“摆龙门阵”。有的随地而坐，有的坐在棒棒上。连附近副食店、停车场、烟摊的人都表示“他们一天好耍得很”。而“棒棒”自己对此有这样的感受：
我们没得事，就吹牛、摆龙门阵，聊的都是关于自己遇到的事情。谈平时做了什么活路，哪个人怎么样，你给他做了活路，他拿了好多钱，他大方不，给大方点的人做活路，就要做好点。财（吝啬）点的老板该拿10块的只给6块，而且还挑三拣四，下次他喊到我，那个活路该10块，我就要喊30，说得拢就做，说不拢就不做，反正我就不打算做他的活路。以后那种财的老板就出名了，没得哪个愿意去做。还有就是说屋头的房子空起（没人住）。在城头买根棒棒要两三块，在屋头，把树子砍下来，要做好多根。平时吹（聊）看电视好不好看，遇到什么古怪的事情。讲如何防骗算得上事情。我们在这儿没得孤独的感觉，久了大家都混熟了。在一起摆龙门阵，好耍得很，时间也混得快。反正有活就去做，没事就聚在这儿耍。[17]
“摆龙门阵”是“棒棒”没有活干的时候打发时间的方式，是干活之余的休闲方式。从以上表述来看，聊天内容既涉及业务，也包括生活，甚至包括城乡生活的对比。在这样的场合，他们互通信息，比如主顾的为人、如何防骗、哪儿有出租屋等。“棒棒”通过这样的交流，增强了对都市的了解，加强了生活适应能力及规避麻烦的能力。他们普遍认为“摆龙门阵是最快乐的时候”，而且，“担重了很恼火，心头烦躁，摆龙门阵说点笑话就要好点了”，“做活时有什么不高兴的，说了以后心里要好受些”。因此，“摆龙门阵”是消解身体劳累和烦恼的一种方式。参与其中的每个成员在聊天时都是快乐、轻松的，相互之间的关系是融洽和谐的。
心中的烦恼通过“摆龙门阵”得到适度纾解的原因何在？因为他们有着共同的身份、共同的地位，而且有着相似的遭遇、经历、爱好和生活方式，有着共同关注的话题。可以理解为他们在“接受着同一的意义体系”，“同样的刺激会引起同样的反应”。[18]
“棒棒”并不一定都住在一个地方，但每天揽活之余就聚在一起“摆龙门阵”，这是一个最能获得职业身份认同的场合。在其间，每个人都是“棒棒”，没有城乡的差异和排斥，正如他们所言“再能干也不过是‘棒棒’”。大家感觉都是平等的，相处起来很自然，没有压力。如果说在都市生活中他们没有倾听者，但在这儿他们会有很多听众。“摆龙门阵”是他们在都市中与人交流、沟通，获得身份认同的有效方式。
白崖口的报道人在谈到聊天时还将话题归类。“没做活路的时候一般都在聊天。我们聊天话题多得很，随时都在转变。第一谈搞钱，如哪个找钱最多。第二谈女人。”“摆龙门阵”往往涉及最私密的话题。比如评价女人（包括过路的女性）、交流性消费的经验。相互之间的玩笑与调侃是消解疲劳和烦闷的途径，用他们的话说是“苦中作乐”。
大多数“棒棒”很节约，但有了大业务或过年这样的机会时还是会聚在一起花点儿钱。比如，“像做了大业务，高兴，我们还是要到大馆子吃饭。每个人就扣二十块钱去吃饭。还是有舍不得的，就不去。吃了还请人唱歌，三块钱一首，一人点一首”。李云华平时非常节约，在外地做业务，凑钱“吃馆子”，他都舍不得，但2009年春节他居然有过这样的想法：“去年过年我要是不回农村，我们就一起过年。一个人拿几十块钱，‘私章’（王明高）、‘伊拉克’（邹忠超）、杨军娃（杨军）都要参加。尤三娃（尤光权）、满娃（程泽贵）不得干，他们舍不得钱，我起码喊得了（能约）十几个人去。”
在小龙坎雾都大厦一带揽活的“棒棒”，大多住在探矿机械厂附近的农民工聚居地。他们除了白天“摆龙门阵”，晚上也常常十几个人串门聚在一起吃饭、喝酒。朋友之间也相互走动，“一般送100（元），基本上吃火锅”[19]。
更具典型性的是，有些报道人由于经常在一起揽活、干活，关系很密切，双方家属的感情也很好。我在石碾盘碰到的李姐与刘姐就以姊妹相称，他们的丈夫（分别为赖廷光和王云林），都在石碾盘车站一带揽活。
照片8-7 “摆龙门阵” 照片8-8 快乐的“棒棒”二、难言的“患难情”
2009年初当笔者再次回到田野时，“棒棒”们告诉我瞿广乾因脑溢血去世了。他的爱人是白崖口的居民，有精神上的疾病。其婚姻令“棒棒”们费解。不过，大家普遍认为他是为了“吃低保”才和这个有病的人结婚。结果，他转为城市户口“吃低保”不到半年就过世了，大家很同情，都感觉“太不值了”。
李云华经常提到经济条件比他差的同行。其中一个是任太平，他是陈定禄的妻弟。他不善言辞，见到生人，脸红，双手不停地搓。后来由于捞棒棒难以维持家用，他去商店“打（舂）糍粑”，偶尔也回来捞棒棒。2008年8月底小李告诉我，任太平的老板又在喊他回去，还说任太平打糍粑手都打变形了。旁边的尤光权说：“老板要人就要人，不要人就把人放了，这叫做老板看不起人噻。”不过没过几天，就听说他还是去了。他们有过这样的议论。
李云华：任太平老婆疯了，好惨。他现在下（装卸）啤酒，1200元（包吃）每月养不活一家人，昨天才出来捞棒棒。他最惨了。生第二个，又是女儿。把娃儿甩在床上，她又不闹，好像智力有问题。（倒）霉得很！
陈国伟：他就不该带二娃，他没得这个能力。
李云华：太平，我想帮，怎么帮嘛，除非有钱。[20]
李与陈的对话尽显对任的同情。后来，小李在电话上又提到任的近况：
老婆前段时间出走了，后来又回来了。两个娃儿没人管，太平只有回去务农了。我上次回农村看到他买把锄头，21块钱。背个背篼，买菜秧回去栽。很悲哀！联产地也要明年上半年做，下半年才有收成。我们那些地方都是水稻为主，要到明年秋分才吃得到（粮食）。现在只有买（粮食）吃。回农村，锅碗瓢盆都难得制（购置），还有买猪崽、小鸡来喂，都要花钱，娃儿也还要用钱。他苦得很！[21]
表述中反复使用“很悲哀”、“惨得很”、“霉得很”、“苦得很”这类的词语，一方面凸显了“棒棒”个体境遇的艰辛，另一方面以非常感性的方式表达了报道人对同行同情但又爱莫能助的矛盾心理。就此，小李有过非常动情的表述：
对于在一起做事的“棒棒”，发自内心地说，我有能力我确实要帮助他。上次在歌乐山过，路上一块石头落下来砸到杨小书腿上，开了一条口子，耍了好多天。他妻子又不好（生病），开刀遭（花费）了几万，说实话我是相当想帮助他，我要是有钱的话我甩几万块钱给他，手长衣袖短。我有钱的话我还不是可以献爱心、上报纸。对于城里的人我就不管了，他们本来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好的环境里面。我们这么远过来，都能建立起一个温暖的家，如果他们还不能生存的话，那就是他们个人的问题，不值得同情。[22]
报道人在表达同行间的感情时，不自觉地在进行“我群”与“他群”的划分。面对都市人，他们具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认同。因此，同为都市的“他者”，他们之间有互助的意愿与情感。相比之下，都市人本来就拥有优越的社会地位和谋生条件，“不值得同情”。
2009年陈国怀从楼梯上摔下来受伤，休息了一个多月。小李很同情他，想到当时他还介绍自己买房子，所以送钱给他，以表心意。“他死活不要，我们像打架一样，我三次把钱放在他包里，他坚持不要，我也没得办法。”虽然经济资助鲜见，但田野观察发现互助还是经常发生的。比如王明高爱人犯病，李云华和杨军一起帮忙送到医院，杨给钱，他们怎么也不收。瞿广乾脑溢血发作，也是同行冷二将其送往医院。特别是一起干活的，如果某人受伤，同伙都会赶紧背着送到医院。2009年9月郭华权脚部骨折后，李云华一直背他到医院。小李后来还开玩笑：“去年你送我去医院，今年我背你去医院。”看似玩笑，但“棒棒”之间的互助很普遍，同行之间的感情是存在的。
虽然作为“大老粗”的“棒棒”不善表达情感，但相似的处境和困惑呼唤出人性深处的同情。他们感性的表述和互助的行为反映了朝夕相处的同行之间的情谊。为了进一步求证报道人对此的感受，我与小李有如下的对话：
我：“棒棒”间有兄弟伙的感情吗？
李：当然哟。“棒棒”间有嫉妒，巴心不得别人不好，但抛开那些，还是兄弟伙（朋友），还是患难之交。
我：其他“棒棒”有无这种同患难的感情？
李：都有哟。我们曾经邀约过，“‘伊拉克’，以后老了，到我们这儿（合川）来耍。我们到你们垫江去耍。”就像曾经当兵战友的感情，朝夕相处的分别后一种依依不舍的感情。嫉妒和这个各是各的（不是一回事），不是永远的嫉妒，只是当时的感觉。曾经一起做活路，值得留念。[23]
来自不同地方的农民工在一个地盘上捞棒棒，往往会建立朋友般的感情，甚至在多年后还留恋。访谈发现，“棒棒”普遍用“朋友”、“兄弟伙”表达他们之间的关系。然而，我的报道人并不会将他们之间的相互的同情、理解视为感情。一提到感情，部分报道人会直摇头。其中李云华对于“棒棒”之间关系的理解与他的行为表现存在差异：
我们喜欢摆龙门阵，比如“又没有搞到钱”、“人又遭不住（太累了受不了）”。但所受的歧视，很难受的事情不得说，其他人知道了反而要嘲笑。“棒棒”一天没得事，没得话找话说，没得事找事做，嘴巴闲着的，就要说。不得管别人的感受。往往抓住别人的痛处说，还故意打击你。“棒棒”间没得真心，明知道别人的痛处，就要说，不过我还是不去揭短。有些人好像说别人的短处是他的乐趣。“棒棒”之间没得体谅。你今天（一）分钱没搞到，他巴心不得。他巴心不得你闯祸、赔钱。这些人正中下怀，会想“你搞这么多钱，也有今天!也有赔狗儿（赔钱）的时候。你冤枉搞这么多钱。赔死你！”我曾经说过好多回了，“棒棒”是一盘散沙，没得组织，没得纪律，没得同情心，没得怜悯心，没得号召力，是散的。“棒棒”不可能组织起来。“棒棒”从来没有团结起来、统一起来。“棒棒”之间纯粹没得帮助。你遭难（遇到麻烦），连句同情的话都没得。哪个同情你嘛。“棒棒”之间太冷酷了。你有时听过有关心的话，那都不是真心的。哪个真心嘛？不晓得，“棒棒”这个群体怎么这样？[24]
他的表述中呈现了“同行生嫉”的一面，而且在这样的情感基调下，他用“没得同情心，没得怜悯心”等非常感性的词汇来描述人情的冷漠。在同一个田野点，从其他“棒棒”那儿也得到了“七爷子八条心”、“没得耿直人”、“没得同情”、“狗来了各顾各”、“愿人穷，不愿人富”和“吃里扒外”等表述，诸如此类的词汇将“棒棒”之间的关系刻画为十足的冷血和无情。李云华也在问自己“棒棒”为啥就是“一盘散沙”，不能团结起来。他后来理解，这是因为平时接触的人都是利益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
总的来看，“棒棒”之间的交往，对成员个体而言，是得到了“有意义的社会交往模式的支持”[25]的。“棒棒”之间无所拘束的相处使他们在都市中获取人际和情感支持的基础，对不幸者的同情也是他们情感中真实流露的一部分，特别是他们“共患难”的情谊令人动容。但人性的温暖与利益争抢的无情共生。人伦的、价值取向的观念与“挣一分钱是一分钱”的理性和算计的生存现状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棒棒”之间人际关系中情感与工具理性的双面性。
第三节 家的眷恋
农民工是中国农业劳动力从农村向都市流动的产物。城乡空间的转换带来农民工实际居住地和居住模式的变迁，进而引发家庭关系和情感等方面的新特点。已有研究关注到农民工家庭模式上的特征以及维系家庭关系的主要因素，发现农民工家庭模式以分居为主要特征。在有的分析中，经济被理解为维系家庭情感的重要纽带[26]；在有的分析中，分居为感情波动、家庭破裂的根源。[27]农民工群体内部差异性很大，加之中国农民工流动已经历时30年左右，个体受都市生活方式、价值观、婚恋观影响的程度也存在差异。随着家庭成员之间空间距离的改变，家庭成员与家的固有联系在发生着变化，农民工事实上家的某些要素（如家庭流动规模、居住模式、家的形式、家的规模和家的构成等）的变化对家庭成员之间沟通方式、情感表达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而且，由于“棒棒”在生计方式和社会地位方面的特殊性，其对“家”的维系和情感表达上较之其他农民工群体又有着怎样的特殊性呢？本节拟考察“棒棒”的家庭迁徙模式，分析其影响因素，透过他们在夫妻情感、亲情等方面的表达方式，呈现在都市融入的过程中该群体内隐的家庭观念和生活信念的现状，探讨“家”如何构成这一都市底层群体的情感支撑和精神动力。
一、事实的家：家庭迁徙模式及其影响因素
（一）举家外出的流动趋势
“棒棒”多为中老年男性，择偶和成婚多在入城从事零散搬运之前，对象一般为当地人。偶有现在三十出头的人，到重庆主城从事人力搬运业前曾外出打工，经介绍或自由恋爱与外乡人结婚（白崖口黄桷坪有2例），但配偶也几乎是农村户口。用他们的话来说，“‘棒棒’对象都是农村人，在城里找对象的只有‘夺窝雀儿’[28]”，“现在两地分居的少了，像我们黄桷坪的‘棒棒’都带了家属的，都是成双成对地出来的”。该田野点的家庭结构整体情况如表8-1所示。
表8-1 白崖口黄桷坪“棒棒”家庭结构情况表 （2008年10月数据）[29]
说明：
1. 主干家庭中有2户为入赘家庭，女方老人住在农村，在城里的家庭结构实为核心家庭；其中2户是老两口在田野点，没有分家，但儿子一家在其他地方，在城里的家庭结构实属核心家庭。除了只有一户主干家庭报道人的父亲长期在城市居住，其他主干家庭在城市的家庭结构仅包括夫妻和子女。以核心家庭型方式居住的家庭数应大于现比例，以主干家庭型方式居住的家庭数应小于现比例。
2. 6个轮值家庭中3户家庭的老人定期到城里居住，其余3户家庭的老人住在农村，由其他子女照顾，但在城里打工的子女按规定支付赡养费。
3. “其他”为由一对无子女夫妇构成的家庭。
4. 白崖口黄桷坪街口此揽活点40个个案，非城市户口个案39名。有2户家庭分别涉及2个个案，所以农村户口“棒棒”的总户数为37户（包括一户未婚者）。
这些数据表明“棒棒”目前的家庭规模和居住模式的核心化倾向。36户家庭（排除未婚者家庭1户，有35户夫妻健全家庭和1户鳏居者家庭）共有49名子女。有未成年子女家庭16户。3户家庭有未成年子女在农村（其中1户家庭1子女与母亲在农村，2户各1子女随婆婆爷爷在农村）。其他13户家庭的未成年子女都随父母在白崖口，学龄儿童在白崖口小学或附近中学就读。有2户家庭的成年子女当过“棒棒”，现都已改行。成年子女共36名，其中14人在外地打工，22人在重庆打工，多数与父母住在一起。36户家庭中32户有子女随父母同住。该田野点绝大部分家庭在都市以核心家庭的模式居住。这与八九十年代农民工孑然一身外出打工形成鲜明的对比，以核心家庭为主的家庭流动和居住方式已成该田野点“棒棒”外出流动的主要方式。
与该田野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两江门码头“棒棒”的流动方式和在城市的实际居住模式。两江门码头的“棒棒”有一半以上无配偶陪同。此田野点“棒棒”在水运旺季入城，淡季返乡，具有典型的季节性流动特性。白崖口“棒棒”的揽活区域属于居民社区、商业区，社区内的成员活动的季节性特征远没有受制于气候因素的码头业务那样明显，能代表重庆主城大部分场所“棒棒”业务的状况。其他场所的调查资料都呈现出与白崖口“棒棒”流动类似的趋势，即由家庭分居型过渡到家庭子女分居型，再到全家外出型。
（二）影响流动模式的因素
大多数“棒棒”采取了以核心家庭为单位的流动方式。在某些研究者看来“外出家庭决策模型”是家庭利益最大化的结果。[30]诚然，选择举家外出时，他们有经济的考虑，夫妻共同打工有利于增强经济收入，节省家庭开支，正如他们所言，“一个人是一碗菜，两个人也是一碗菜”。此外，他们也认识到都市谋生的收入远远高于农业收入，如果将城市打工的钱用来资助农业是“极不划算”的做法。因此，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逐步彻底放弃了农业。“棒棒”从业者打工的目的就是为了挣钱，而且大部分是为了满足生活需要和家庭正常开支。但是，在进一步考察了“棒棒”配偶收入现状后，笔者发现夫妻外出打工的规模与收入并不一定有着必然联系。
如果迁徙决策只与家庭最大化利益相关，田野中一些普遍的现象就很难解释。比如，一些年龄偏大的女性配偶到都市里来是为了照料丈夫生活；有些中年女性在家带小孩。还有一部分报道人的子女在重庆主城区就读，费用比在农村时高出几倍。如果只是出于经济考虑，孩子留在农村会更经济。由此可见，提高经济收入不是“棒棒”举家外出决策的唯一原因，流动的决策也并非只出于对家庭利益最大化的考量。
举家外出决策通常出于“一家人在一起有个照应”的考虑。这多少带有对“小家庭”的责任和对温馨家庭的追求。李云华就曾明确表示，当初把他爱人（杨智华）也带到城里打工，想到两个人都挣钱能更好地改善家庭生活。但现在他回过头想，认为“经济只是一方面，现在能存钱买房子，还是因为一家人在一起，心才定下来。心里踏实，少了顾虑，家里有人照料，我才能够专心挣钱”。
笔者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夫妻两地分居必须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都春林解释道：“比如男的在外头，女的在家里头，别人在你老婆面前说你在外头这样那样，就很有可能吵架。你如果不信任他，就最好不要让他出去，或者一起出来。”事实上，部分报道人在女性配偶进城前有过独自在外打工的经历，且部分有过性消费行为，但在配偶随同打工后性消费次数明显减少。
其实，这种担忧和不信任也是双方的。李云华的配偶杨智华曾当着笔者的面抱怨小李：“当时我在农村，他都是晚上突然回来，有不放心我的意思。”如此看来，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毅然举家外出的决策过程中，有对家庭的责任、生理和情感等需要的考虑。
二、情感的家：夫妻情感的表达
像“棒棒”这样的近距离流动群体近年来逐步摒弃了单身外出的流动方式，放弃“两头兼顾”的生计模式，呈现出以全家外出型流动为主的特征。单身外出的农民工，与传统家庭居住模式所不同的只是农民工个体周期性地往来于农村和都市，呈“钟摆”状态[31]，其家庭生活的地理位置、社会空间和情感寄托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举家外出打工的“棒棒”的家庭生活则在都市中进行，而且实际生活的空间、居住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事实上的“家”从农村移到了都市，情感上的“家”也有了新的特点。
陈定禄的爱人任蓉大大方方地讲述了自己的爱情和婚姻生活：
我第一次到重庆来看他，他们七八个“棒棒”吃住在一起，只吃点儿盐巴饭，我看着眼泪水都包不住。儿子初中读住读，我就进城了。以前陈定禄活路最多，一天三顿饭都要等。我想他是个劳动力，他饿了怎么办，做活路做久了，我到处去找。第一，我担心他和别人吵架打架，我就要去看，看到他就放心了。第二，他舍不得吃，我怕他饿、口干，我去找他的时候就要提一瓶水，有时还要煮鸡蛋拿去。他还是好，我不舒服都是他背我去看病……到城里来后，我把床、家务弄得干干净净的，对自己的老公有一个温暖，感情比在农村好一些。农村和老的在一起，说点话都不方便。两个人都有点感情的话……我把手脚跟他洗剪得干干净净的，拿出去别人不会笑话。出去老公不低于谁！[32]
当时，在一旁的杨智华告诉笔者：
不像任蓉他们，他们两个在外头还要拉拉扯扯的。我们都是各人走各人的。我们从来没有像任蓉他们那样一起去买衣服、买菜、逛街、散步。我还是羡慕别人，我们也一起出去走一下，才好呀。他（小李）才不得这种，好像不体贴女的一样。我当时在重庆一个食堂打工，吃住都在那儿。就我一个女性，我跟他说我很害怕。他回答我，“有门关着的，怕啥子嘛？”我又不好说需要防备（食堂）老板的事情，农村男人很保守，怕说了，他还多心。[33]
杨智华在工厂当车工时，手、脸、手臂、脚背经常烫烂，有时铁屑转到衣服里去，胸口全被烫烂了。杨姐埋怨小李不会心疼人，也不会说句关心的话。他做活路不得向杨姐叫苦，杨姐跟他叫苦，他说：“哪个找钱不恼火嘛。”笔者很好奇他们是不是比起在农村要亲密一些。杨智华说，“都差不多，二娃晚上闹得很，他就睡外面。他出去得早，白天累，晚上让他休息好点。他休息不好，万一做活路，哪点不对头，就麻烦了。现在他是家里的栋梁，像上次摔了在家休息，一点（收入）都没得。夫妻之间的那些事有也过，没得也过。”
在笔者接触的大多数报道人中，夫妻之间表达情感都很含蓄。像小李这样在“棒棒”中最为擅于表达的人，对夫妻情感的表达也依然很传统。他认为电视剧中的“棒棒”毛子向小芬表达爱[34]就太直白了，他说“棒棒”都没得这么大的胆子，电视太“一针见血”了。“我和你杨姐没得啥子甜言蜜语，平平常常。”这与《乡土中国》中对乡下夫妻间日常情感表达的描述是一致的，正如夫妻间“用不着多说话的”、“实在没有什么话说的”[35]一样，大多数报道人的家庭生活的确如此。小李告诉笔者：“做业务时遇到的麻烦、内心的恐惧不能让老婆知道。我是当家人，要做楷模，不能把压力给家人，我不愿意看到大家都紧张。俗话说，‘话有三不说，锣有三不响。’”
小李是家庭的顶梁柱，他不愿将心里话告诉爱人。他说：“她不得（会）给（跟）我讲，我也不得给她讲。说了也没用。”可见，夫妻之间言语上的沟通是有限的，直接涉及浪漫情感的话语更少。他们之间普遍少于情感的沟通，并不是说他们相互的感情淡漠，女性的幸福感更多地来自丈夫对家庭的责任和成就，这在杨智华的感受上表现得很明显。而在小李这一方，他除了在外干活挣钱，就是回家抱小孩。他告诉笔者，“中午、晚上我不回去抱着二娃，你杨姐饭都吃不安宁。”他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表述：“厮守我的结发妻子，终老一生。”事实上这是小李对妻子情感的表白。
笔者认为，像“棒棒”这样的农民工入城打工后，夫妻情感更为亲密，虽然在两性关系上依然“矜持和保留”[36]，在情感表达的方式上不一定通过甜言蜜语、拉手、拥抱、性行为等外在的行为，而是体现在夫妻双方，特别是丈夫对家庭的责任及其日常生活的相互关心和体贴上，这些不易察觉的情感融入生活的细节之中，成为生活的常态。在田野中，妻子给生病的丈夫送伞、陪在忙碌的丈夫身边、抱着小孩去看正在干活的丈夫……此类温情的场景并不少见。在蔬菜市场用板车运送蔬菜的“夫妻档”“棒棒”需要半夜“排轮子”，丈夫总是自己先排队，让妻子多睡半个小时，而妻子又不放心丈夫一个人拉着板车走下坡路，也会紧跟着赶过去……
虽然说“棒棒”中对于夫妻情感表达方式的认识和评价有差异性，但他们对离婚的态度却高度一致，受到都市婚恋观和高离婚率的影响不明显。几位女性报道人都谈到老公在外“乱来”的痛苦。然而，她们都没有想过离婚，多是从顾全面子、子女和家庭及其生存保障的角度来考虑。在男性看来，“我们这坨‘棒棒’，没有第三者，这个职业决定了，你是个下力的，没有能力养活二奶”。有的人还批评都市人离婚、结婚太随意。有的说：“我们到城头来后，感情还一样。不管再穷、再丑，都没有想到要找一个更有钱的、更美丽的，都还是想到自己两个人好好过，都没得其他想法。我们就是想如何找钱，怎样把家搞好，怎样让娃儿把书读出来。”[37]显然，对于“棒棒”而言，坚守一份踏踏实实的情感，夫妻俩多挣钱改善家庭生活，把子女培养好，才是他们生活的主题。
三、家的信念：对子女的期望
重庆“棒棒”是以重体力劳动谋生的农民工群体。《伐檀》中有对超越苦难的劳动精神的赞美。“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38]中伐木声音、清清河水和习习和风，传达了劳动者暂时陶醉于劳动创造的轻松与欢愉的心境。然而，歌者“把沉重留在了脚后，把希望留在前头”[39]的信念是什么呢？“棒棒”那被汗水染白的衣衫，那被阳光烤黄的肌肤，那被重物压塌的身体，和着深沉浑厚的号子声在彰显“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精神之外，应该还在呼唤着一种支撑坚毅身躯承受苦难的力量和信念。
笔者曾试探性地与小李谈及信仰。他这样回答：“我不信教，我没得信仰。只要生活安宁，身体好。我的信仰就是家庭，关键是子女。所以说前人强，不如后人强。我们就这个样子了，就指望子女了，能够出人头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也许由于笔者笨拙的设问，他首先将信仰理解为宗教，在发现难以将自己与宗教勾连后，他随之以生活的目的作答，于是马上表达了人生最朴实的对健康、对平安的向往。然后他又意识到信仰要高于一般的生活目的，应该具有稳定性、超越性和终极性，所以将答案由家庭缩小到子女，并在后面的解释中明确信念即子女。信念有着将来时态的取向，但这个将来不是在自己的未来，也不是在自己的来生，而是在对下一代的期望。言下之意，自己的所有付出无足轻重，自己是否能实现生活现状的改变并不重要。他们寄希望于子女，并尽可能地为给下一代实现这种期望打下更好的基础和创造更好的条件。这表现在为子女而外出打工、不惜支付比在农村高得多的费用让子女在城市入学、帮助子女谋得体面的职业、倾其所有为子女在重庆购房、操办婚事等方面。
在对子女未来的考虑上，“棒棒”较之其他农民工，有一点很大的区别，即他们都表示“绝不得让娃儿捞棒棒”。重庆零散人力搬运业的社会地位低下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由于从业者清楚虽然自己在都市的生存空间极为有限，但这个行业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满足他们对生活的预期，所以尽管在都市生活过程中承受着劳累和艰辛，甚至羞辱和难堪，他们依然坚守这份职业。但也恰恰是考虑到重庆零散人力搬运业的社会地位低下，他们坚持一个信条，不会让子女干自己的老本行。同时，他们也认识到这些80后、90后的年轻人回农村务农也不现实。其一，这些年轻人从未干过农活，也吃不下这份苦；其二，现代生活方式影响着“棒棒”，更影响着他们的下一代，子女的未来在都市而不是在农村。所以，他们希望子女的归属在都市，在都市体面地生活。因此，他们尽一切可能帮助下一代在都市站稳脚跟。对于这个群体来说，通过体力劳动多挣钱以增加家庭收入，是改善家庭生活的唯一途径。对子女未来的期待就成为他们虽然面临生活的困顿、社会的歧视和排斥，依然“想得开”的情感动力和精神支撑。事实上，“棒棒”通过艰辛的付出在都市中获得了比农业更高的收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有了在都市生活的基本物质条件，这使得他们让子女过上都市人的生活的理想有了实现的可能。
“对于中国人而言，人生的终极目的，既不在现世的荣耀与富贵，也不在来世的寄托，却在于对下一代的期望里。”[40]中国父母千百年来对子女的感情在“棒棒”这个群体上依然延续和保持。然而与传统农业社会不同的是，传统农民只有固守着土地和微薄的收入，而当代农民工有了更多的能动性。他们在打破制度性壁垒的过程中，在摆脱家庭的、文化的某些束缚后，为了信念，努力用自己的汗水为子女的未来创造更好的条件。这是农民工与传统农民在对子女的情感表达方式上的不同，正是他们勇于走出山村，靠自己的打拼争得了改变子女生活轨迹的基本物质条件，这是当代农民的伟大之处。对于重庆“棒棒”而言，从农村到都市的流动改变了他们对子女的期待的具体内容，甚至情感表达方式，但子女在他们生活中的意义没有改变，反而成为其超越苦难的精神动力和信念。
四、伸缩自如的家：不舍的亲情
以上部分考察了家庭流动的核心化趋势，分析了夫妻情感、子女前途在流动决策时所发挥的作用。如果说农民工迁徙决策与家庭利益有某些关系，那么这个家庭是以核心家庭为单位的。以上分析表明入城打工后“家”的流动赋予“家”新的内涵和意义，以子女为中心的家庭关系得到了凸显。那么父辈居于何种位置？都市谋生经历是不是彻底地颠覆了传统意义的家，如果不是，在都市的家又如何与生养自己的家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表8-2记录了一年半来李云华一家返乡（包括父母来重庆）的情况。由此可以更好地理解，报道人所言的“没得事不回去，但有事都要回去”的规律。事实上，李云华不管是与其他“棒棒”聊天，还是在家与妻子谈话，都时时提到父母的近况，而且经常处于“回还是不回”的矛盾之中。从小李回农村的原因和频率可见父母在小李心中的位置，也可见由于“棒棒”这个职业“自由”的生计方式，“棒棒”在亲情的维系方式和表达方式上较之其他农民工具有独特性。由于“棒棒”业务比较松散，能兼顾家里，这个特点在揽活区与生活区重合的“棒棒”上体现得尤为突出。因此，父母一方过世后，“棒棒”通常会将父亲或母亲接到重庆来一同居住。
表 8-2 李云华一家在沙坪坝与合川间往来记录表 （2008年8月—2010年2月）[41]
说明：
1. 此表根据2008年8月到2010年2月期间李云华一家（核心家庭成员）返乡，以及其父母来渝情况的记录整理所得。
2. 楷体表示从合川到重庆沙坪坝。
在一年多的田野中，笔者经历了两次秋季农忙，了解到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自己没有种庄稼了，但农忙还是要回去帮父母，以尽责任。比如杨军、冯家两兄弟、都春林、都忠超等夫妻俩都在城市打工，早就不种庄稼了，但每年农忙都要回去帮父母。因此，他们返乡的频率很高。“棒棒”入城后，家庭居住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但维系家庭情感的孝道没有改变，只是表达情感的方式有了新的特点。
“棒棒”对亲情的重视，还表现在与农村的亲戚之间的联系上。由于“棒棒”可以自由安排时间，农村亲戚“买房子、满十做生、结婚”时，他们都会抽时间回去。在白崖口田野点，笔者遇到冯胜康（杨智华的妹夫）过生日。在席间，杨智华一大家商量周末回去参加她二姐的儿媳妇30岁生日。她大哥不愧为长兄，他说：“都回去，长安车我包了，座位不够，坐汽车的钱我出。”很多报道人都表示即使回去不了，都要带礼钱回去，一般一百、两百不等。总之，由于亲情在，即使“人不到心意也要到”。
农忙时，有些“棒棒”会放下手里的活，抽出时间回去帮兄弟。在权衡经济收入和亲情的矛盾心理时，不舍的亲情溢于言表。李安明入城打工近20年，每年农忙都要回去帮兄弟收割谷子。2009年小李由于业务繁忙，没能回去，托人带了300块钱给他大哥，还因没能回去一直深感内疚。
因此，虽然“棒棒”入城打工后，生活环境、家庭结构、居住模式都发生了改变，但他们对父母的责任、与兄弟亲戚的人情、夫妻的感情和对家庭延续的关注依然构成其生活意义中最为凸显的部分。“在中国农民的社会生命中，最能使他们保持稳定的是对‘家’的顾念。”[42]从家庭在中国社会的特殊意义上来看，这正体现了中国几千年来家的传统强大，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家的一部分，无论处于怎样的环境，家对于中国人具有永恒的意义。“伸缩自如”[43]的家依然适用于对“棒棒”与父母、兄弟姊妹之间的关系和情感的分析。
以上研究表明对于游离在都市与农村之间的“棒棒”而言，事实上“家”的某些因素的改变使得他们情感的“家”有了新的特点。因为都市谋生的收入使其物质条件得到了改善，他们改善家庭生活的期望成为可能，而且通过物质表达对父母的孝敬更容易实现；随着生活方式的局部改变，他们中的少部分人表达情感的方式也有了新的内涵。比如：夫妻之间有了更多亲密的空间和对浪漫的需求；由于对社会地位和身份的感知发生了变化，负面的情绪更有赖于亲情的情感支撑；虽然外出打工，但有赖于“棒棒”生计方式的特殊性，他们中大部分人与传统的家的联系依然频繁……
情感表达作为与依恋、温情、快乐、爱恋相关的个体微观表达，因为“棒棒”群体的整体性“他者化”，而凸显为一个都市化背景中的底层群体的集体表述，这些情感表达也是内隐的价值观的一种外显。这些通过情感表述凸显出来的人伦关系、家庭观念，特别是他们对家的理解和对“伸缩自如”的家的成员的态度，充分展现了“棒棒”这类群体在从农村到都市的空间置换过程中对“家”的坚守。虽然情感表达的方式得到了一定的修正，但孝道、家庭责任、亲情并没有发生动摇，它们不仅是社会支撑、情感互助的重要资源，而且也发挥着信念的作用，帮助“棒棒”们克服生活的困惑、战胜社会地位和身份的卑微感。因此，重庆“棒棒”对“家”的情感是该群体都市适应过程中一种意义追求的表达。
第四节 迷茫的乡土
“乡土”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解读中国社会的基本概念。在宏观上，乡土是整个中国传统社会的根基；在中观上，乡土是农村这个特定社会空间中的社会构成和文化体系；在微观上，乡土是农民的“根性”所在，是内化在中国农民血脉中的秉性和伦常。可以说，乡土的深层意义在于她意味着家、意味着归属。本研究在从农村到都市转变的空间背景中来讨论“棒棒”社会的特点，是一项侧重于都市化背景中农民“根性”的微观层面的研究。因此，本研究需要回到对这个特定农民工群体的身份归属和未来走向的关注上。事实上，为了消除城乡差距和二元对立，政府已经开始思考如何改革户籍制度、如何建立和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如何实现城乡统筹等问题。在这样的制度性背景下，笔者希望以时空为线展现他们对乡土的“主位”理解和感受，进而探讨该群体的“乡土”在哪儿，即隐藏在深处的有关身份归属和身份转换的问题。
一、记忆之乡土：“感觉好自在！”
虽然在重庆“棒棒”对过去农村生活的回忆中，对中国农村贫穷生活的感受是一条有力的主线，但即使如此，他们对乡土生活都有非常正面的思考。由于“棒棒”将记忆中的乡土与自己在城市所经历的自卑、耻辱、忧虑和艰辛相对比，乡土在他们的记忆中成了一个充满惬意和幸福的地方。
对那儿的一草一木都是有感情的。梦中会梦见细娃儿（小时候）的时候在那些地方跑，在草地上滚；在田背去挑折耳根，挖蒲公英，农村的野菜很好吃；在河沟摸鱼、捉螃蟹、逮黄鳝、捉青蛙、树上掏麻雀窝。修房子、打仗呀……还是很好耍。在农村，几个一起长大的，耍得好的，无话不谈。在这儿，只能说假话、骗人的话。[44]
就连节衣缩食的苦日子，现在回想起来也有快乐的成分。在陈国伟家中，李云华指着陈的孙女说：“我像他孙女这么大的时候（七八岁），他（陈国伟）到我屋头来就一两块钱一天地搞（挣钱）了。我们那时候想巴不得来师傅，我们就能吃好的。”陈当时是裁缝，他说：“像小李他们那种大家庭，一做要做三天。一人一套，一年去两次，热天一回，冬天一回。”
重庆“棒棒”在入城后的生计过程中彼此间有着同情与互助。然而，“棒棒”之间的关系绝非仅仅源于业缘关系，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是一起玩耍长大的。乡土社会共同的生活经历，其实是童年时代的趣事，往往对现在的情感生成产生影响。在小李的童年回忆部分，就有众多同行的身影：
（任）国辉老实得很，我还记得藏猫儿，我还偷了他两角钱。那时候土地还没下放到户，下放到组。白天收的谷子，晚上一起在组上打。我们八九个娃儿，包括尤森林、尤光权、任国辉、任太平，他们现在都跟我一起当“棒棒”。等二道夜（吃宵夜）吃了才去睡，图好耍。还有一次我在黄豆笼笼（丛）里，捡到五角钱，比我现在捡到五十块钱还欢喜。我就去买了糖精，混到面粉里做成粑粑，好甜哟。我又兑（冲）成糖水，两分钱一杯，结果没开福（卖出去）。农民那时都舍不得钱。[45]
2009年春季，暖洋洋的阳光中，笔者在两江门六码头与“棒棒”们一起等候因天气原因迟迟不到的游轮。有报道人若有所思地说：“这个时候农村好耍，空气好，花都开了。”这些正面的思考是他们到都市生活前未曾体会到的，在都市生活方式和现代“返璞归真”的审美和价值取向的影响下，他们才发现自己熟悉的乡土竟是“世外桃源”，对熟悉的乡土有了新的认识。当然这些情感有建构的成分，但也不排除在城市的喧闹、忧虑、被排斥的艰难经历后对家乡的怀旧情绪。
此外，他们对农村节日气氛、邻里之间的互助和往来等方面的回忆也很突出。在他们的记忆中，乡村充满了人情和亲情。有报道人认为：“在农村过年过节有浓郁的气氛，在城里没得那种热闹的感觉。搞集体热火朝天的，下雨天几个人聊天吹牛，那种和谐。不像城里各走各的。进进出出的都各是各的。”也有报道人说：“农村亲情和友情比这儿浓得多。城里人没有人情味，我说的是肺腑之言，都是各顾各，在城市就是亲戚走动一下。”而且，“在农村大寒小事（红白喜事）、修房造屋还要相互帮助。在农村哪个困难，吃不起饭了，烧了房子了，虽然没有经济资助，但要砍竹竿、树棒棒支持你。在城里，都关着门，没有关心。”他们对乡土社会人与人关系的回忆，显然明显地受到对都市人际关系感知的影响。
对于在农村的生活方式，他们也是充满了怀旧的情绪。李云华经常感叹“在农村赶一下场呀，舒服得很”。他说：“在农村，过了端午，中午吃了饭就睡到半下午。”[46]尽管“棒棒”这种生计方式为他们在都市生存提供了最大可能的自主空间，但他们毕竟是在现代都市的夹缝中生存，随时面临着多变的生计场景和激烈的生存竞争。尽管其能动性不可否认，但对于大多数报道人而言，他们始终都处于寻找更多回报更丰厚的业务的“紧张感”之中，也始终忙碌于生计的劳作之中。因为，他们是将都市视为谋生的场所，他们的时间是用来挣钱的，而不是用来“耍”的。其他受访者也有类似的回忆：
在屋头种庄稼，自由。还是留恋。那是一种说不出的感情。感觉好自在！虽然在农村做活路比在这儿辛苦，但自在。在农村，不怕哪个噻。在这儿，时刻都担心碰（撞）到别人，怕损坏了别人的东西，惹麻烦噻。在农村，你做你的，我做我的，没得心理上的压力。[47]
这种乡村生活图景的描述与中国乡土研究的主流观点是符合的。这种对家乡、对农村、对过去的回忆，对其中快乐、自在的依恋之情的表达，当然并非是“棒棒”所特有的。不过，有关乡愁的研究集中于更为感性的群体，如打工妹。[48]而且，由于与其他农民工相比，“棒棒”在身份认同上有着特殊性，其城市融入过程更为艰难，因此，他们的回忆总是基于城乡对比而表述出来的。记忆之中美好的乡土隐喻着乡土的淳朴与亲近，相比之下，城市对他们的态度是排斥和歧视，都市所带来的负面感受更加激发了他们对乡土的眷念。
二、身后之乡土：“土地是退路”
农民工流动的方式有很多，离乡不离土、离土不离乡、离土离乡是从生计方式和生计空间上进行的划分。像“棒棒”这样的都市劳动力群体，由于内部的个体差异性，很难断言他们属于哪种类型。但是有一个共同的事实，即他们居住在城市里谋生，在都市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居所，他们的流动方式不同于其他近距离流动的农民工有活就入城、没活就返乡。也可以说，他们在城乡之间并非频繁地往返。此外，与工厂制的农民工比较，他们的劳动有更大的自主性和季节性，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通常只在农忙时节（一年一两次）才返乡。“两头兼顾”的“棒棒”、“‘挣钱’与‘种地’两不误”[49]的农民，虽然他们一般都存在念土与离土的矛盾情结，但是，当他们在都市揽活从业期间，土地会被暂时留在身后。“棒棒”曾经赖以栖息、生存的土地现在状况如何呢？是如何被处置的？他们对之又有怎样的态度呢？
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土地对农民来说是头等重要的，这使得农民形成了浓厚的重本轻末的土地依赖意识，以及安土重迁的社会心理特征。本研究显示：处在社会大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民，其土地依赖意识已经急剧减弱，尽管他们对在重庆这样的大城市里生存还抱有这样或那样的顾虑，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对外出打工表现出了坚定的意向，这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已经不再依靠土地的产出。在对农业投入产出和打工收入的比较之中，他们更清楚地意识到孰重孰轻。粮食价格低、种粮投入成本高、收入周期长是促使他们离开土地的根本原因。报道人普遍认为种庄稼不划算。有的报道人更坚定地认为要放弃农业，收入才能提高。
两头兼顾的那种（人）划不着（不划算）。要单一化，不能多种化经营。一会儿农村，一会儿城市。现在有那种只种田不种土的，和老婆两地分居的，在外头找钱，农忙又回去。我们刚开始也是两头奔波，找点钱拿回去一花就没有了，钱花完了又到重庆来搞两个钱。搞到钱又农忙了，又回去，又把钱投入进去，搞空了又出来。我们现在是专业称职的“棒棒”。[50]
可见，“棒棒”历经三十多年的发展，其从业者对土地和农业的态度表现出从兼顾到放弃的趋势。在将从事“棒棒”的收入与务农的收入进行理性比较之后，他们坚定了在都市谋生的信心。因此，他们往往将土地送给亲戚种植甚或抛荒。“农村草像人那么深，那些小路人都走不过了。”对于这种情况，他们也表现出担心，“以后回去开荒好麻烦”。但在经济现实面前，他们将土地置于身后。尽管这样，在“棒棒”们的谈论中，有关谁家房子要垮了、土地是否继续抛荒等诸如此类的话题仍占据重要的位置，可见他们中的部分人虽毅然将土地留在了身后，但并非没有牵挂。
当笔者拜访他们的“身后之地”[51]时，正值十月。青苗少，地荒得多，所以乡村一片清冷、萧条的景象。杂草丛生的地里，柚子结满了枝头，没人摘采。小李告诉我，以前争田争土，现在荒起的田土很多。他一路上给我介绍这是他家的田土，那是他家抽水的池塘。
我们那个院子都是吃“井淹田”的水，我从小担水，从小半挑开始挑，到半挑、一挑，就是这样担出来的。我们的每块田土都是有名字的。比如我的田有“绑绑田”（坡坎边的）、“岚崖田”、“二槐花”、“河沟田”、“落脚田”（地势最低）、“夹心田”（泥巴带沙）、“半截田”、“张家坡那块田”等；比如土，有“童子土”、“大土”、“高干土”……有的没得名字，就叫“坟山的土”、“沈家的土”、“大青土”等。我对每块田土都有感情。现在我有时候想象，我的土别人在做，做得好不好，草不知道有好深了。[52]
有的家庭对是否继续种庄稼意见不统一，因为他们“舍不得那点庄稼”。报道人虽然人在都市，但“想起土地有一种亲近的感觉，一般休息时会想到，这是什么季节、该种什么了”。“棒棒”聊天时，经常谈论农活。他们自己也承认：“我们‘棒棒’之间摆龙门阵，还是研究屋头好久（什么时候）栽什么，好久该做什么。比如农村这段时间栽苞谷，做什么菜。我租房子那儿有一个荒坡，我还种了很多菜，这些菜有些吃不完还卖。”
农民不再坚守千百年来“直接向土地去讨生活的传统”[53]，因为土地已经不足以供给他们生活所需，更不能带给他们生活条件的改善，很多人都表现出对土地的“离弃”。然而上述的表述又表明土地曾经对于农民的意义，尤其是对于养育自己和自己洒下汗水的土地，他们表现出了无比的亲近。刚入都市处于两头兼顾状态时，他们很在乎家里的土地，“刚开始来做梦都还要梦到田土，都梦到我的田坎垮了，那时屋头庄稼还做起的”。然而，“现在淡忘了。现在想都不想这些，我做梦都不想。说老实话，现在不梦到屋头了。一门心思往钱眼子钻。确实没得好多依恋的感情了”。
虽然当下他们对于土地的情感远不及过去，但大部分“棒棒”有这种想法，“找不到钱的时候，大不了回老家去，还有几亩土地做着的”。“农村人老了如果娃娃靠不住，还有土地。”城市户口的“棒棒”对农民工的这个退路很是羡慕。总的来说，“棒棒”现在年富力强，不依靠土地，但认为老有所归，到时可能还会指望土地。土地对于他们意味着“退路”。因此，“土地是退路”表明了他们对土地的情感是永恒的，但土地的工具性作用不在当下，而是在过去和将来。过去赖以生存的土地是他们未来生活的保障，是他们在都市不能谋生存时“不得已”的退路。
“棒棒”对于土地的态度还有一个国家农村政策的背景，具体而言与土地制度、户籍制度、住房制度、用工制度、医疗保险政策、社会保险政策等因素有关。2010年8月15日，重庆开始允许在主城区务工经商5年以上或购买了商品房的农村居民自由落户城镇，并在医疗、教育、就业、养老等方面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待遇和权利。显然，如今农民工在城市落户并不难，重庆市还鼓励农民将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但是，报道人并非都愿意把户口转入城市。他们担心转户后，宅基地退了，土地没有了，以后老了即使有补偿款和保险，也难以维持生活。尽管重庆市针对农民工的种种顾虑，设计了一个退地过渡体系，允许转户的农村居民，在最长3年内继续保留宅基地和承包地的使用权及收益权，退地后给予补偿，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还是持观望态度，通常只是将子女的户口（为了在城市入学）迁入城市，或者将配偶的户口迁入城市，自己则坚守农村户口，“一有风吹草动就‘打回老家去’”[54]的考虑是存在的。正如有报道人所言：“娃儿在城头，我在农村。娃儿如果混不住，至少可以回农村。至少吃米没得问题嘛，可以把米拿到城里来嘛。吃的不愁嘛。”
三、未来之乡土：“走一步算一步”
就目前看来，“棒棒”返乡意味着收入来源的终止。有报道人表示：“我们走一步算一步。只要不生病，国家政策不变，就没有打算回农村。在这儿也是吃饭，屋里也是干活吃饭。当‘棒棒’比农村收入强得多。”但问题的另一面是，一旦零散人力搬运的就业空间压缩，或者从业者身体不能胜任体力劳动时，在都市生存的基本保障从哪里来？
这首先涉及“棒棒”在都市的就业空间问题，这也是劳动经济学关注的问题。因为中国农民工以“就业型”迁徙为主，重庆“棒棒”更是如此。重庆低端劳动市场的需求会直接影响“棒棒”的未来走向。“棒棒”的主体为中老年人，从业者随着年龄增长逐渐退出此行业，而新生代农民工无论是自身的条件和所追求的生活方式都与此生计方式差异巨大，不愿意从事该行业。这样一来，退出与加入此行业的从业者在数量上很悬殊。随着时间的推移，“棒棒”缺口越来越大，零散人力搬运市场供不应求的现象将逐步突出。尽管重庆电梯房比例越来越大，现代物流越来越发达，但在山城重庆，至少在未来几年里，劳动力市场对零散人力搬运的需求依然会很大。[55]
其次，“棒棒”是靠体力劳动谋生，该行业对体力要求很高，使他们都必然面临年老无生活来源的困惑。事实上，报道人普遍表现出了对未来生活保障的忧虑。尽管现行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和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工作在大力推进[56]，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社会转型以来“拆分型”[57]的再生产模式下农村养老的压力。即使是在这些制度性的背景下，“棒棒”群体的未来之路依然充满不确定性。到目前为止，医保、养老是包括“棒棒”在内的农民工的共同难题。受访者们几乎都购买了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一年个人出30块钱，遇到大病每年最高可报销3万元，有了一定保障。但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人都没有买社保，因为对于他们而言，养老保险的费用太高了。因此，养老依然是这个群体也是所有农民工最发愁的一件事。
鉴于以上考虑，“棒棒”中的一部分人明确表示计划返乡，或回到农村附近的乡镇居住。经济条件较好的王开荣担忧：“没有特长技术，终究留不下来，就终究要回去。以后动不了，在城市什么都要钱。在农村，喝水不要钱，种点菜，也能过。所以不向往城市。”他表示对都市不向往，其实主要是对未来生活保障的担忧，由于他没有城里人那样的退休工资或同等的社会保障，而在商品化的都市中，没有经济来源就意味着无法生存。因此，经济条件有一定改善者，趁身体还能支撑，就要多挣钱为子女打算，为未来规划。他打算，“回华蓥（广安），可以摆个摊摊，把自己生活维持走”。
尤其是那些夫妻分居型（多为两头兼顾）的“棒棒”，“搞得到钱就找，搞不到就回去做田土”。对于他们而言，家的意义一直在农村，生活的归属也在土地上，都市对于自己只是驿站，自己也只是城市的过客。而且对于那些大约年过五十岁的“棒棒”而言，他们靠体力谋生的时间屈指可数，经济地位未得到较大程度的改善者，往往认为长久留居城市不现实，很多都表示“以后动不了还是要回去”。正如有的年长者所言：“没得啥子想法。我们这个年龄还想做其他的？！这个年龄多走几步梯坎，两个脚都软了。坐起就想睡。如果有病的话，走几步就气喘喘。”
大多数报道人对于“以后有何打算”的问题，普遍表示只要国家政策允许，在城里还有活干，他们就会干到干不动为止。至于是否希望留在都市，他们都表示这不是他们能决定的，只是顺其自然。言下之意，如果条件许可，他们中的一部分也希望留在城市。有报道人这样说：“关于以后的打算，有能力买房子，没得能力就回家种土。”有四十几岁的受访者表示年龄再大点，换一个轻松一点的职业。不过，对于长远的打算，都表示：“以后做不动，没人请了（没有业务），还是要回去。”
这些表述主要出于对收入的考虑。他们中有的人明确表示要返乡，是基于对自己经济现状理性认识上的考虑；有的仍然在徘徊，如果有在都市生活的机会，他们还会继续为之努力。收入如能得到保证，或者社会保障能跟得上，一旦拥有都市生活所必需的稳定经济收入和居住条件，他们对于未来生存的无奈和顾虑可能会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