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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的故事》第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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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年明娃和明娃妈跟我们一起到北京来,给明娃治病。母子俩都头一回坐火车,头一回见平原,一天一宿不睡也不困,扒着窗口往外望,说“受苦也这搭儿介受哩,麦种得够咋稠”,说“作牲灵也要在这搭儿作哩,一满是平川地”。正是清晨,广阔的平原上阳光渐渐铺开,雾气也变得辉煌。明娃却忽然叹气,说;“今生不顶事了,不胜早些儿死下再托生。”明娃妈眼角的皱纹立刻都散开,沉了脸怨他:“又瞎说哩!”散开的皱纹都是一道道白痕,因为那儿太阳晒得少些。我们也劝明娃别胡想,来北京不正是为了把病治好么。明娃再不言传。母子俩都不再说话,望着窗外,窗外仿佛全是虚空。

明娃的病是先天性心脏病。

才到清平湾时,我们自己的窑洞还没有,就先住了明娃家一眼旧石窑,在村头那面高高的土崖上,离崖边二、三十米,终日听见清平河的水声。明娃的大,叫“疤子”,不记得他的学名。陕北话管麻子叫疤子。明娃妈也叫疤子婆姨,叫个什么凤英或者什么玉英。明娃是老大,下面六个都是小子,排几就叫几元儿。

明娃若生在北京,至少不会那么年轻就死。生在我们那地方,除去是动弹不得,总就是个受苦吧。山里的苦都不轻,就是跟在牛屁股后头打土坷垃,你也得抢着老镢坷慌慌地走;一个成年劳力打土坷垃,要跟得住三、四簇牛。十七、八岁往成年劳力过渡,最要付出大气力,别人不情愿承认你长大了,不情愿给你记十分工。明娃正是这年纪,拼着命想挣十分工。除非你在体魂和力气上先就压倒了许多成年劳力,否则就难。明娃长得不矮,却叫病闹得瘦。收工时众人纷纷往向村走,他要站在地头喘一阵气,拄着撅把,嘴唇没有血色。后走的人劝他不要贪图着工分倒把身体垮了,他便硬充着笑,说“咋也不咋”,连着喘,声音低得象在对自己说。

书上这么介绍我们那儿:地表破碎,梁峁起伏,沟壑纵横。黄河沿岸地带,山梁狭窄,坡陡沟深,基岩裸露,形成峡谷峭壁……

据说是风把黄土搬来,成了那一片纵横几千公里的高原,水又在漫长的年月里把它们切割得破碎。六九年初去的时候,浩浩荡荡几十辆卡车,扬起几里滚滚黄尘,“哼……哼……”地在高原上爬。人蜷在车棚里颠。不久看见了窑洞,一排排很革命的样子,大伙都慨叹。

一会儿又见了羊群,拦羊老汉披着老羊皮袄,大家又都从心里崇敬,冲老汉招手,老汉却只顾了他的羊群。然后又看见了戴白羊肚手巾的人群拥在塬畔上,木然且疑惑地看我们的车队,我们又冲人家招手,人家仍旧木然且疑惑地站着。塬地平坦而开阔,就象平原,一望无际。

忽然,汽车仿佛开到了大地的尽头,平平的塬地斧砍刀劈般塌下去一大片深谷,往下看头晕目眩。深谷中也有人间,炊烟袅袅,犬吠鸡鸣,牲灵和赶牲灵的人小得如蚂蚁在爬。越往北走这样的深谷越多,越大,渐渐不见了平地,全是起伏不断的山梁。然后到了延安。然后发现宝塔山并不“巍巍”,延河又因在冬天不能“滚滚流”。然后遇见有人朝我们伸来饭碗,被带队的县干部吼开。我心里的诗意遭了挫折。李卓在牙间“咝——”了一声,歪着脑袋想了半天。

到了我们县境内。在小镇上下了卡车,带队的县干部问,是歇一宿再走那几十里山路,还是现在走?男男女女都赛着英雄,说来也来了,就再不怕什么,现在走就现在走。几个干部引上我们走,翻了山又过沟,过了沟又翻山,说是寻一条近路。几十个老乡扛上我们的行李,迈着骆驼一样的步伐往山上爬;哪一件行李都有七、八十斤重。山都又高又陡,一样的光秃,羊肠小道盘在上面。半天才走下一道山梁,半天才又爬上一座山峁,四下望去,仍是不尽的山梁、山峁、深沟大壑,莽莽与天相连。

山顶上却都是平整整的松土。仲伟喘着问我:“这上面还种庄稼?”

“不可能,”金涛说,也喘。女生中也有人问:“这么高的地方还种东西吗?”“是风刮的吧,这么平?”老乡们笑起来:“有那来便宜的风?还要往这搭儿送粪哩!”“怎么送?”“人担哩嘛。”“种什么?”“麦。”“亩产多少?”“两、三斗。”“是多少斤?”“合上七、八十斤。”“一亩?”“欧嘛。”“一亩才七、八十斤?!”

“噫!那就拔尖,还要赶上好年成。”行了,这下弄懂什么叫“傻眼”

了,都默默地低下头走,不知是这些老乡在骗我们,还是临来时学校的工宣队骗了我们。腿下于是沉重起来。那翻松的土地上确实长着麦苗,阵阵山风吹得它们发抖。

疤子撅着屁股“吭吭”地走,扛的正是我那只装了书的箱子。

我知道那箱子有多沉,里面装了不少精装的马列经典和文学的、哲学的名著。心想既是走入社会,以后当然要想些正事,不能再去想摸鱼了。疤子不知道他正扛着那么多思想和主义,似乎也奇怪这不大的箱子何以会这么沉。看他额头上渗出汗来,我也绝没胆量说一句“让我来扛一会儿”,我只是惭愧地问:“沉吗?”疤子眼角上、额头上立刻堆起笑纹,“咳呀——!”他说,然后满脸笑纹一直保持着,扛着箱子愈走愈欢。半天他才又寻出一句话,问我:“北京起身呀是?”

我说是从北京来。“咳呀——!”他说,满脸笑纹又一直保持着,努力想,却再寻不出别的话。“多会儿回?”另一个老乡问。我说不回去了,以后就在清平湾。“咳呀——!!”所有的老乡都喊起来,笑个不停,仿佛听见了鬼话。

这“咳呀——!”含意很多,与北京话中的“没治了”略似,说好说坏,是惊讶,是嘲笑,还是赞叹、羡慕,得视具体情况定。到清平湾第二天,早晨一睁眼,炕沿前已经站满一排人,老汉、娃娃、后生。那儿的人习惯不敲门就进窑里来串。一排脑袋瞪着一排眼睛,正“咳呀咳呀”地轻声慨叹。捏捏厚厚的铺盖,“咳呀——!”

摸摸照得出人影的箱子:“咳呀——!”捅捅李卓的半导体,不知道能派什么用场,又都“咳呀——!”仲伟的假牙放在窗台上的漱口杯里,一排人轮番看过,都不言传了。一个老汉悄声问“什嘛介?”

一个后生回答:“不晓球。”疤子挤到前边,看了说:“球——,狗牙。”我们都笑得醒过来,知道不能再睡了。疤子还在争辩:“人说公社里姚书记家婆姨,年昔肚子疼得一满不行,到西安换了节狗肠肠。

欧嘛,尺二长!”他歪着头比划,把周围的人都看一遍,看有敢对此表示怀疑的人没有,脸上的麻子全变红。“这事我晓得哩,”一个老汉作证说。那老汉象是在众人里有些威望。

李卓开了半导体,音乐一响,满窑又是“咳呀咳呀”的惊叹声。婆姨、女子们原都远远地站着望,这时也不顾了,进到窑里来贴墙站着,几个小女子悄悄地互相推搡。那是清平湾的人头一回见到半导体——那么一个小东西却能唱得那么红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