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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与问》给李健鸣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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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健鸣:

您好!

我又写了几行自以为诗的文字:

如果收拾我的遗物

请别忘记这个窗口

那是我最常用的东西

我的目光,我的呼吸和我的好梦

我的神思从那儿流向世界

我的世界在那儿幻出奇景

我的快乐,从那儿出发又从那儿回来

黎明夜色都是我的魂灵

大概是我总坐在四壁之间的缘故,唯一的窗口执意把我推向“形而上”。想,或者说思考,占据了我的大部分时间。我不想纠正,因为并没有什么纠正的标准。总去想应该怎样,倒不如干脆去由它怎样。唯望您能忍受。

我还是相信,爱情,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理想(梦想,心愿),并不要求它必须是现实。

现实的内容太多,要有同样多的智谋去应对,势单力薄的理想因此很容易被扯碎,被埋没,剩下的是无穷无尽的事务、消息、反应……所以就有一种潇洒的态度流行:其实并没有什么爱情,有的只是实实在在的日子(换句话就是:哪有什么理想,有的只是真实的生活)。但这潇洒必定经不装迂腐”的多有一问:其实“并没有”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如果说不出没有的是什么,如何断定它没有呢?如果说出了没有的是什么,什么就已经有了。

爱情并非有形之物,爱情是一种心愿,它在思念中、描画中,或者在言说中存在。呼唤它,梦想它,寻找它,乃至丢失它,轻慢它,都说明它是有的,它已经存在。只有认为性欲和婚姻就已经是它的时候,它消失,或者根本不曾出面。

所有的理想都是这个逻辑,没有它的根本不会说它,说它的都因为已经有它。

所以语言重要。语言的重要并不仅在于能够说明什么,更在于可以寻找什么,描画理想,触摸虚幻,步入可能。甚至,世界的无限性即系于语言的无限可能。

写作所以和爱情相近,其主要的关心点都不在空间中发生的事,而在“深夜的戏剧”里。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我想,关键是要解除白昼的“魔法”(即“确定”所造成的束缚),给语言或思悟以深夜的自由(即对可能的探问)。要是看一出戏,其实在大街上或商店里也能看到,又何必去剧场?要是一种思绪独辟蹊径,拓开了生命的可能之地,没有舞台它也已经是艺术(艺术精神)。有或者没有这样的思绪在飘动,会造就两种截然不同的现实。

昨天有几个朋友来看我,不知怎么一来说起了美国,其中一个说:“美国有什么了不起?我可不想当美国人。”另一个说:“那当然,当美国人干嘛?”这对话让我感慨颇多,当不当美国人是一回事,但想不想当美国人确实已经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被强调了,事情就不再那么简单。比如,为什么没有人去考虑要不要当古巴人?或者,你即便声称想当古巴人,也不会在人们心中掀起什么波澜,或引起什么非难。所以,存在之物,在乎其是否已经成为问题,而有没有公认的答案倒可以轻视。

我也并不想当美国人,当然让我去美国玩玩我会很高兴,原因不在于哪儿更好,而在于哪儿更适合我。这都是题外话。再说一句题外话:有人(记不清是谁了)曾经说过:不可以当和尚,但不可以不想当和尚。此言大有其妙。

并非有形的东西才存在。想什么和不想什么,说什么和不说什么,现实会因而大不相同。譬如神,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社会,相信什么样的神,于是便会有什么样的精神。所谓失神落魄,就是说,那个被言说、被思悟着的信仰(神)如果不对劲儿,现实(魄)必也要出问题。

三毛说“爱如禅,一说就错”,这话说得机巧,但是粗浅。其实禅也离不开说,不说怎么知道一说就错?“一说就错”只不过是说:爱,非语言可以穷荆而同时也恰恰证明,爱,是语言的无限之域。一定要说它是语言的无限之域,是因为,不说(广义地说,包括思考与描画),它就没有,就萎缩,就消失,或者就变质。眼下中国人渐渐地少说它了,谁说谁迂腐,谁累。中国人现在少说理想,多说装修,少说爱情,多言性。中国人现在怕累,因为以往的理想都已落空,因为以往的理想都曾信誓旦旦地想要承包现实。

让理想承包现实,错误大约正从这儿开始。理想可以消失为现实,不可能落实为现实。理想的本质,注定它或者在现实的前面奔跑,或者在现实的上空飘动,绝难把它捉来牢牢地放在床上。两个没有梦想的人,不大可能有爱情,只可以有性和繁殖。同床异梦绝非最糟糕的状态,糟糕的是同床无梦。

我曾经写过:爱这个字,颇多歧义。母爱、父爱等等,说的多半是爱护。“爱牙日”也是说爱护。爱长辈,说的是尊敬,或者还有一点威吓之下的屈从。爱百姓,还是爱护,这算好的,不好时里面的意思就多了。爱哭,爱睡,爱流鼻涕,是说容易、控制不祝爱玩,爱笑,爱桑拿,爱汽车,说的是喜欢。“爱怎么着就怎么着”,是想的意思,随便你。“你爱死不死”,也是说请便,不过已经是恨了。

“飘飘欲仙”的感觉,在我想来,仍只在性的领域。性的领域很大,不单是性生活。说得极端些,甚至豪华汽车之于男人,良辰美景之于女人,都在性的领域。因为那仅仅还是喜欢的状态。喜欢的状态是不大可能长久的,正如荷尔蒙的分泌之有限。人的心情多变,但心情的多变无可指责,生活本来多么曲折!因此,爱,虽然赞美激情和“飘飘欲仙”,但并不谴责或遗憾于其短暂。当激情或“飘飘欲仙”的感觉疲倦了,才见爱之要义。

在我看来,爱情大于性的,主要是两点。一是困苦中的默然相守,一是隔离中的相互敞开。

默然相守,病重时我尤感深刻。那时我病得几乎没了希望,而透析费之高昂更令人不知所措。那时的处境是,有钱(天文数字)就可以活下去,没钱只好眼睁睁地憋死。那时希米日夜在我身边,当然她也没什么办法。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只是一同默默地发愁,和一同以听天由命来相互鼓励。恰是这默默和一同,让我感到了爱的辽阔和深重——爱与性之比,竟是无限与有限之比的悬殊!那大约正是因为,人生的困苦比喜欢要辽阔得多、深重得多吧。所以,喜欢不能证明爱情(但可以证明性),困苦才能证明。这困苦是超越肉体的。肉体的困苦不可能一同,一同的必是精神,而默默,是精神一同面对困苦的证明。那便是爱,是爱情与性之比的辽阔无边,所以令语言力不从心,所以又为语言开辟了无限领域。

相互敞开。人不仅“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而且是一个个分开着被抛来的。人的另一种(其实是根本的)困苦,就是这相互的隔离。要超越这隔离,只能是心魂的相互敞开,所以才有语言的不断创造,或者说语言的创造才有了根据,才有了家园,语言的创造才不至于是哗众取宠的胡拼乱凑。这样的家园,也可以就叫做:爱情。

性,所以在爱情中有其不可忽视的地位,就因为那是语言,那已不仅仅是享乐,那是牵动着一切历史(个人的,以及个人所在其中)的诉说与倾听。

我曾经写过:爱情所以选中性作为表达,作为仪式,正是因为,性,以其极端的遮蔽状态和极端的敞开形式,符合了爱的要求。极端的遮蔽和极端的敞开,只要能表达这一点,不是性也可以,但恰恰是它,性于是走进爱的领地。没有什么比性更能体现这两种极端了,爱情所以看中它,正是要以心魂的敞开去敲碎心魂的遮蔽,爱情找到了它就像艺术家终于找到了一种形式,以期梦想可以清晰,可以确凿,可以不忘,尽管人生转眼即是百年。

人大约有两种本性,一是要发展,二是要稳定。没有发展,即是死亡。没有稳定,则一切意义都不能呈现。

譬如“现在”,现在即是一种稳定。现在是多久?一分钟还是一秒钟,或者更长和更短?不,现在并没有客观的度量,现在是精神对一种意义的确认所需要的最短过程。失去对意义的确认,时间便是盲目的,现在便无从捕捉。

我想,发展是属于性的——生长,萌动,更新(比如科学);稳定是属于爱情的——要使意义得以呈现,得到确认(比如信仰)。

所以不能谴责性的多向与善变,在任何人心中,性都是一团野性的风暴,而那也正是它的力与美。所以也不能谴责爱的相对保守,它希望随时建设一片安详的净土。同样的比喻也适于男性与女性。我不用“男人”与“女人”,意思是,这不是指生理之别,而是指生命态度——男性的态度和女性的态度。上帝的意思大约是:这两种态度都是必要的。所以,“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那当然是不易的。不易,因而更要作为一种祈祷而存在。

这个话题显然没完,或者也许不可能完,慢慢说吧。

祝新年好运!己卯吉祥!

史铁生

1998年12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