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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与问》给姚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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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育明:好!

我刚刚写完一个长篇,用了三年,三年中别的什么都没写。我现在精力非常有限,一星期最多有12小时——不“透析”4天中的上午,可用于写作。所以手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你。一定要编就编本薄的吧,或者无限期地拖一拖也可以。

回答问题:

1、我动了写作的念,大概是在1975年。因启蒙老师是位导演,先中了电影的魔开始写一个剧本,虽自以为颇具“反潮流”思想,其实仍逃不出“文革”模式。当然没能成功。1978年开始写小说,第一篇叫《兄弟》,发在西北大学的文学期刊《希望》上(此刊只出了3或4期)。最早被正式刊物选中的小说是《法学教授及其夫人》,发表在《当代》1979年第2期。

2、《毒药》是我在《上海文学》发表的第一篇小说,现在跟当时的看法一样:很一般很一般,得奖实属侥幸。80年代的写作比现在容易出名,这说明着进步——现在的普遍水平较高,也隐含着一种悲哀——即中国文学一度的沉沦。

3、这本集子里,比较好的是《我与地坛》,原因是其他的比之不如。《记忆与印象》中的几篇也还可看,原因是新近写的,但愿不是“与时俱退”。

4、我的写作题材实在是非常狭窄,毫无疑问,是与我的阅历紧密相关。除了在“广阔天地”里串了一回“联”,喂了三年牛,剩下的时光我都是坐在(或睡在)四壁之间。这样的人居然写作*—对不住啦,某些文学理论。

5、我在另外的文章中写过:我的创作,第一是为了谋生,第二是因为虚荣,两者都有了居然还不满足,这才发现了荒诞。荒诞就够了吗?所以还在写。

6、完全彻底没有原型的人物,就像完全彻底脱离了人间的叙事,是不大可能的。处理方法嘛,既可遵循古今中外已有的一切方法,亦可遵循古今中外尚无的一切方法。是的是的,明显的真理都像废话。

或者这样说吧:文学给我们提供的,不是挤满了方法的仓库,而是一片无边无际的空,要你为它添加一点有意义的声音;有意义但又不是老生常谈,不是老生常谈却又离不开人一向的处境。乐观地说:人可在那儿,以有限的脚步作无限的行走。悲观地说:无论你走到哪儿,前面还是无边无际的空。乐观与悲观夹击,心里难免会生出一点询问着意义的声音——心里生出的声音和书上读来的声音,可真是不一样呵!这声音会死吗?古往今来多少人死了呀,文学却还活着。那就让这声音无限地伴随我们的行走吧,死也未必是它的尽头,虽然有时它会昏迷。

7、近年来,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是刘小枫。让我说,学者、哲人也可入作家列,尤其应该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关注——它为啥不设哲学奖呢!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品,是刘小枫所写、所译、所编的诸多书文。以我的孤陋寡闻,看现今的文学批评,刘小枫的《圣灵降临的叙事》实在是成就最高的一部。

8、成功的含义有二:一是自己满意,一是排行榜说好。同时做到这两点真是很难。我常被很多别的事所诱惑,但想想,都做不来。

9、不为钱累,才可能写好文章,才可能办好文学刊物。不过,穷人写出好文章的例子古今不乏,但穷人办好刊物的有吗?想法子找钱去吧,《上海文学》!说不定会有1~N位既有钱,又懂得“别指望文学能赚钱”的人会支持你们。

祝您和您的同事们好运!

史铁生

2005/7/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