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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好河山可骑驴:中国之美在宋朝》海南的月亮好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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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痛哭过长夜的人,不足以语人生。”日本徘句中说。

所谓旷达,也是这样,必须体味过人生残酷,才能见到这一种风度的不凡。少年人不知世事,自以为潇洒,多半只是盲目乐观。

海南岛在北宋归广南西路,当时分为琼州、朱崖军、昌化军、万安军四个区。昌化军就是儋州,东坡被发配居住的地方。

东坡到达之后,照例得向朝廷汇报谢恩。《昌化军谢表》中,他说了一堆臣罪该万死之后,又道:“臣孤老无托,瘴厉交攻,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

这番话讲得真是好可怜。海南向来被称为“夷岛绝域”,唐代的谪臣李德裕曾写诗叹息:“一去一万里,千之千不还。天涯在何处,生度鬼门关。”去海南,对于当时中原人的的震慑力,大约相当于把现代都市人送去亚马逊的食人生番部落。

气候湿热难耐,生存资源匮乏,而且满布化外之民:黎人。黎人不服王化,不交赋税,即使归化了的所谓“熟黎”,官府盘剥狠了,说不得,立刻暴动,历代都让官府十分头痛。

北宋年间,政府采取怀柔政策,岛上气氛还算平和。许多黎人从山林来到平原进行农耕,生活逐渐汉化。不过,身上纹着奇怪的花纹,说着鸟语的他们,还是让文明的大陆来客憎怕。

东坡先生也怕。过海的时候,就已经吓得半死,四川盆地出来的旱鸭子,被海上的风浪吹打得魂飞魄散,好容易上得岸来,左右一看,徘徊无依。

什么都没有。“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暑无寒泉……”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只好重拾惠州故伎,到荒地里挖野菜。把那些草叶草茎夸奖成延年益寿的美味。长日无聊,就和儿子在家里打坐,或上窜下跳抓老鼠逮蝙蝠,烧熟了也算是盘肉食。过得既像苦行僧,又像野人。很快就瘦骨伶仃,还自嘲道:身轻如此,以后可以骑在鸟背上飞回家了。

昌化军使张中是苏轼的铁杆粉丝,借了官舍给父子俩住,没多久,朝廷派人来巡察,大怒,把父子俩赶出来,蹲在桄榔林里淋雨,附近百姓可怜他们,帮忙盖了几间茅草屋。

“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春与长子迈诀,已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做棺,次便做墓。仍留手疏与诸子,死即葬于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瞑,此亦东坡之家风也。”

这段家书,是苏轼刚到海南时写的,简直是遗书,凄凄惶惶,还叫儿子们不要奔丧,说是家风,其实就是怕得狠了,不想儿孙也来虎狼之地送死。抄到这儿,我不禁要微笑了,这才是个真实的苏东坡,七情六欲,他一点也不掩饰啊。

回想在黄州、惠州的谪居生活,我们替东坡的担心就会消失了,每次贬谪之初,东坡先生都是战战兢兢,惊弓之鸟状,合乎人之常情,令政敌满意,可最多三个月吧,这家伙就快活了,故态重萌了。

黄州,开荒种菜,研究红烧猪肉的做法,和无赖汉一起偷宰耕牛,半夜翻城墙去喝酒……惠州,潜心于酿酒,把家里的钱都捐出来修桥修路,在“西湖”上修“苏堤”——原则上,他已经不被允许参与地方事务了,他就偷偷地干。

在澹州,他干了些啥呢?

首先,他开了个书院,就是他自己的家,由张中出资,几个黎族书生挑砖弄瓦,在城南盖的几间小平房,他起名“载酒堂”。许多的士子,甚至跨海前来听课。还编课本,教附近的孩子们。

海南人不习惯农业,断粮了,就挖山芋之类来吃,到处都是荒地。东坡就孜孜地跟人推销农耕的好处,还抄家伙带头挖水井……传统农业社会,一个尽职的地方官员所能做到的,最多也就这样了。东坡不是改革家,他一直是个脚踏实地的实干者,只是这实干,被文豪的名头给遮住了。

跟一个远道来的朋友埋头在房子制造墨锭,把房子烧着了,害得大家半夜起来救火。

带着条土狗,到处找人聊天,不管是仅有的几个读书人,还是田野闲汉、粗野的黎人,他都有话说,还挺缠人:“拜托讲个鬼故事吧?一个就行。”别人讲不出,他就自己讲。

做学问,写书,唱和完120首陶渊明的诗——东坡是热情的“陶粉”。在海南,东坡诗写得多,词作得少。为什么呢?因为他开始严肃地总结平生了。

文章,尤其儒家经典,在古代知识分子看来是千古事,而诗言志,也很严肃。至于词,只是诗之余,余兴所寄。东坡不是拘谨的人,对词的体裁做了革命性创新,无事不可言,无意不可入,但终究,言起志来,词没有诗够正式够端庄。

《千秋岁·次少游韵》

“岛边天外。未老身先退。珠泪溅,丹衷碎。声摇苍玉佩。色重黄金带。一万里。斜阳正与长安对。

道远谁云会。罪大天能盖。君命重,臣节在。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

说是词,其实说是词形式的诗更恰当。要是给李清照看了,肯定要撇嘴,没好气地说:“句读不葺之诗尔,又不协音律……”

说到词体,前人总结说:“要渺宜修”;“其文小,其质轻,其径狭,其境隐”……这些创作条框,在东坡的这首词里形如虚设。

上阕写处境:身为臣子,获罪于朝廷,被扔到天外孤岛。斜阳下,一身所在,与长安相距万里之遥——真是落日孤臣心。下阕紧紧跟进,诉说心境,“道远谁云会,罪大天能盖”,竟然将悲惨境遇用一种孤决的豪气揭过了,“君命重,臣节在”,说君臣之大义,自己身为臣子的节操。“新恩犹可觊,旧学终难改。”即使朝廷有可能施恩,自己的旧主张却是再难改的了。

东坡一生为了不合时宜的政治主张,付出太大代价,他也曾怀疑过,徘徊过,到了这境遇最艰难时,反倒更坚定了。“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我就这样了,大不了拾几根竹子,搭个小船出海——这我信,在海南想要出海太容易啦!

“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孔夫子当年说这句话时,还有些赌气成分,在今天的东坡,则更多显示的是对毕生信念进行确定后的坦然。句句铿锵,和气的东坡先生,也有风采凛然的一面。

这首词是与秦少游唱和的,而少游的《千秋岁》原词是:

水边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乱,莺声碎。飘零疏酒盏,离别宽衣带。人不见,碧云暮合空相对。

忆昔西池会,鵷鹭同飞盖。携手处,今谁在?日边清梦断,镜里朱颜改。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

少游同学,也在贬谪途中,他的小词,就很合乎词体,情境宛转,凄美不可方物。写出来后,照例天下流传,传到丞相曾布耳里,失惊道:“秦七必不久于世,岂有愁如海而可存乎?”

果然,不久秦观就与世长辞了。这就是所谓“诗谶”。衡阳太守孔毅甫的话,更坐证了不祥之兆。少游写词时正是与孔太守喝酒,少游走后,太守悄悄对身边人道:“秦少游气色很不好,估计活不久了。”

当迷信也罢,但“春去也,飞红万点愁如海”,把春愁写得如此深重诡谲,的确是非人间的凄厉。东坡估计看出来了,可惜,他坚毅雄浑的次韵,也没有能把原词里的隐约鬼气驱散。

秦少游不是苏东坡,他的人生太文艺,充满感伤和戏剧性,不够从容与旷达——而旷达,并不容易。真正的、经得起考验的旷达,要有看透世事的智慧,有对人性的慈悲,还要以强大的内心做后盾。这个人必须知道,他只是宇宙中渺小的个体,多么局限的小人物,有了这份自知,他不会自我膨胀,在欲望中失去自我。同时,他也不会自卑,他仍然拥有“人为万物之灵”的自豪感,不会放弃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不会回避灵魂的磨砺,这样的人,肉身行走在厚重的大地上,而心灵将高举远翔,飞越生命的艰山险水,得到自由。

真正旷达之人,俯仰天地间而无愧,于东坡,它来自于终生对人性的尊重,对士大夫良知与责任感的坚持。人们熟知的没心没肺、促狭胡闹……种种心灵的轻逸,正是所有这些常人不敢接受的沉重造就的。

《西江月》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夜来风叶已鸣廊,看取眉头鬓上。

酒贱常愁客少,月明多被云妨。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

这一首词,是中秋写来思念弟弟苏辙的。苏辙被贬到循州,正好和苏轼隔海相望。兄弟俩少年时一起离蜀,上京城,同中进士,无尽的风流风光,然而一入官场岁月催,不胜人生一场醉,聚少离多。

每一年的月亮都是一样的,人却在月光下慢慢转换了容颜。同样是寄与亲兄弟,这一首,与二十年前在山东密州写下的那首著名《水调歌头》对照,人与事,许多地方都不一样了。

《水调歌头》

“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兼怀子由。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在密州,东坡才四十岁,虽然反对变法被赶出京城,也只是暂时不得志。这一年,变法遇到危机,王安石于内忧外患中罢相,退居金陵。当前局势,危机重重,却也大有希望。东坡也在逆境中怀着热切的政治抱负。

政治肮脏,因为人们总是把政治搞成私欲。但苏东坡写他的政治抱负,就有着琼楼玉宇般的皎洁,他说他想要乘风归去,不理人间俗务,又终于心有所寄,不胜天上的孤寒。这些话,换了个人来说就是装十三,但苏轼说,就理所当然,你愿意相信他是天上谪仙,来人间走一回。

在人间的苏轼,经历艰辛,他的眼与心,随月光移动,明澈地注视着一切悲欢离合,他叹,“此事古难全”。他又微笑:“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所有过着中秋的中国人,读到这里,都将悠然会心。这是完全中国式的,对于现世无常,殷切而又温暖的答案。而于苏氏兄弟,更有为理想而互勉的心意。

在海南过的中秋节呢?宿命式的感叹,开篇就直击人心苍凉。这是一首属于老人的词,把风景看透,又对一切怀着淡淡的眷恋。

眉头有愁,发上有霜,座中无客,明月不现,真是挺惨淡的事。但他讲述得平静,让听的人心里更不好受。

每逢佳节倍思亲,看了中秋的月,才知道,亲人有多远,寂寞有多深。那一道海峡,就是不可逾越的天堑。这也传说是章惇的主意,非要让兄弟俩隔海相望而不得见。我倒觉得章惇未必无聊至此,而且,难道把他俩一个流放海南,一个流放塞北,就显得厚道了?以东坡的性子,政策稍一松动些了,偷偷渡海去见面,也不是没可能。

只要,上苍给他足够的时间。问题就在于,时间已经不多了。长夜将尽,大梦将醒,这已是最后的时刻。

“海南的月亮,好看吗?”东坡先生北望的目光有些凄凉,他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可是,又怎么样呢?幸灾乐祸的人又能如何?明月就是明月,乌云遮掩不住。那一轮清光,终究属于东坡,和东坡爱着的人们——哪怕隔着千里,隔着海峡,隔着生与死。

东坡最后还是接到赦令,离开了海南。海南人记住了他。他也俨然把自己当成了海南人。在一首诗里,他说道:“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远游。”

犹记得,十几年前,东坡还没有踏上过岭南土地,他的朋友王定国,已经因为“乌台诗案”的牵连,被贬往岭南——也算是东坡惹的祸。王定国在那边呆了三年,死了两个儿子,自己也差点一命呜呼,东坡很不好意思见他,怕被人家当瘟神。王定国倒不小心眼,一回来,就找东坡叙旧。

王家有个歌姬叫柔奴,别名寓娘,女孩儿是京师人,陪着主人去岭南共患难。她运气比王朝云好,竟然安全回来了。东坡向来怜香惜玉,又好跟女孩子搭讪,就问她:“那边的风土,应该不怎么好吧?”柔奴回答说:“此心安处,便是吾乡。”东坡大喜,立刻提笔作词一首相赠:

《定风波·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

“常羡人间琢玉郎。天应乞与点酥娘。尽道清歌传皓齿。风起。雪飞炎海变清凉。

万里归来颜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东坡为啥这么高兴?无他,遇知音了。这句话就是东坡安身立命的所在,他是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同时深受佛老之学影响。而不管是儒家推崇的“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还是佛家的识无常之苦,本来无一物,老子的清净无为,庄周的似梦非梦,纵身大化……都在一波又一波的磨难中,被东坡融会,形成了他独特的人生哲学。

现实中的家园是不存在的。人只要活在社会中,就会有所求,就会面临得失,就会有忧患之心,然后面临自我处境与价值实现的困惑,这是无法避免的事情。所以,不管走到哪里,是在故乡还是在异乡,只要不能让心定下来,结果都是一样的不快乐。

而当找到内心的安定,那么,无论走到多糟糕的地方,也可以把它建造成家园,创造出你想象不到的奇迹。就像词中那个会唱歌的女孩儿,她是上天赐予朋友的礼物,当歌声从她的皓齿间传出,仿佛有风起、雪飞,炎热变成清凉。

此心安处是吾乡,怎样才能做到?东坡的答案是保持一颗无邪的赤子之心。所谓赤子,并不简单地是小孩子的意思,它是来源于童真,又超越童年蒙昧,一种纯粹浑然的精神境界。

赤子用最自然的状态迎接所有,当歌则歌,当哭则哭,当笑则笑,当怒则怒,毫无滞碍;赤子总是用善意与好奇打量世界,对污秽有着直觉的洞察并且不被传染,不被干扰;赤子永远不会在意别人怎么看怎么说,他只做自己就已经满意……东坡就是一个真正赤子之心的人,所以,他的生命质量才能够既如此厚重,又如此轻盈。

东坡激赏的柔奴姑娘,也同样具备着赤子之心。她经历磨折,从万里外归来,容貌反而看着更鲜嫩更年轻了,她的微笑里,似乎还带着岭外梅花的清香。岁月对那些天真而纯粹的人没有办法,风霜只能让他们变得更美好。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东坡在去世前不久,这样总结一生。世俗眼光中名副其实的滑铁庐,却是他回忆时最大的骄傲。

秦少游曾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少游看自己老看不大明白,评价东坡却有见地。他认为,苏轼的才识中最高深的,是他的人生观,其次是他治国经世的栋梁材,最后,才是文学。

知道了这一种“苏式之道”,也就可以理解,在月光下叹息着的苏东坡,须发披霜,满心忧伤的苏东坡,同时也就是那个阳光下快活着的东坡啊!

那个有趣、洒脱、自在的老顽童,顶着西瓜,在田野里边走边唱;和孩童们一起吹着木叶在风中跳跃。

穿庄稼人的雨笠蓑衣,在雨地里淌水,引得狗吠人笑。

不辞辛苦地走好几里路,到海边采水果。据说那里的水果,如果想要带走的话,就会风浪大作。

为泡脚梳头这种小事写诗,并继续吹嘘为养生妙法,还同情大人们不懂这样的好事。

丰收的时候,和农人一起喝酒庆祝,被黎族少女们的花裙团团围住,开心地大醉……

海南的月亮好不好看?还用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