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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老友》苏美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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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之前,我们通信最密,一个星期总有一两封家书。老人家有个好习惯——见字即覆。我亦学习。

另外是好友曾希邦,也不断书信来往。尤其是我拜冯康侯先生为师时,每上一课必将心得以毛笔记录。一面练字,一面讨论书法和篆刻。希邦兄天生急性子,等不及邮差送信。近年来已改为传真对谈。

下来便是为我作插图的苏美璐了。自从她和爱尔兰籍的先生搬回英国去住,我们的沟通也全靠传真。大部分时间,我的稿交得慢。周刊排好了字再传真过去,她已来不及作画。后来她要求我每次写完即刻传真给她。我怕字迹潦草,她说不要紧,只好硬着头皮照办。她画好速递寄回。传稿之余,总另页写些近况。书信来往密度增加,亦是乐事。

我的英文姓氏,以新加坡的乡下拼音写成Chua。洋人念不惯。苏美璐的先生干脆把我叫为BoBo,取自《暴暴茶》。

苏美璐在伦敦举行的画展中,我的新书封面绘画占了一角。作品画总要个标题,她先生为我乱安了BoBo做这个、BoBo做那个的。来看画的出版商问苏美璐说:“这个BoBo是什么怪物?”

她向出版商简单地把我介绍,有些还说有可能以英文出书呢。但是这当然是八字还没有一撇的事。

谈到出书,日本版的翻译倒是落实了,已经上市。我一直向日本人打笑说:“借用你们篡改教科书的老话,这是进出呀,进出呀!”

还有台湾的远流出版社也将我的书重新编辑,一口气出了十本。称为某某人作品集,算是客气。要是命名某某全集,那就是在咒我种番薯去也。

封面仍旧采用苏美璐的画。为了此事我到过台湾,与远流出版社商讨内容的选择和发行的问题。飞回香港前在中正机场等候,见有数家书店,逛了一逛。

店铺不大,所有的书都像图书馆一样直竖于架子上。想起台湾的其它书店,也很少有将书放于平台的习惯。

书背脊上写着书名、作者名和出版社名,全部资料要挤进这条狭窄的空间。结果三者都看不清楚。

如果我的书要和它们排在一起,有谁知道?况且我在台湾还是新人一个。

“当”的一声,头上闪亮了一盏灯。

什么都玩了,为什么不玩书脊?

既然有十本,怎能不在书背上下工夫?

书脊是整本书中最受忽略的地方,与它的重要性根本不成正比。目前外国的绘画书和旅游书在书脊上偶尔见到些图片,那是因为书本身很厚,才有空间去玩。一般中文版小说或论著的书脊设计皆无创意,只要略有不同便能突出。

即刻传真给苏美璐,请她在书脊上作画。要求每一幅看起来能够独立,但是集合在一块儿又变成另一张横画的构图。

苏美璐马上会意。完成的作品是在艳红的夕阳之下,一只只的红鹤。有些金鸡独立,有些展翼欲起。背景远处更有无数往东飞翔的鹤群,形态安详优美。深合我意,不禁大喜。出版之后,我的书摆进书架时一看便认得出。要是卖得好,陆续再出,数十本并在一起,将成为清明上河图一般的画意,伸展连绵。

近视眼的读者,由老远也看得清楚吧。

要在众多的台湾作者之中争它一席,唯有做此下策招来看官,也不怕给人笑话!说什么都好,总之有得玩就是。书是自己的,可以胡作非为。一乐也。

玩过书脊,余兴未尽。再在商品上动脑筋,赚日本人的钱。

大阪将有一个食品博览会,以香港馆为主。已邀请镛记、陈东记和糖朝参加,由我带队出发。大会供应了我一个摊位,届时可以把香港的东西拿去卖,估计有三百万人前来。产品太多,眼花缭乱,必须归纳于一系列。日本人极爱《生死恋》这部电影,他处译为《爱情至上》,日本名为《慕情》。在戏院映了又映,电视上也播过无数次。

一提起《慕情》,日本人必与香港牵连在一起。记得在东京影展之中,凡是得奖的片子皆奏该国的国歌。一到港产片获奖,日本乐队不懂得奏《天佑女皇》,就弹起Love Is A Many Splendored Thing来。

因涉及版权问题,不能用威廉·荷顿和珍妮花·钟丝的海报或剧照,我请苏美璐作画。她寄过来的是一对男女拥抱着,在山顶遥望四十二年前的维多利亚海峡,充满诗情画意,如一股新鲜空气。以此为商品设计,又出发去日本。

友人利雅博在伦敦购一新居,要求苏美璐为他作画挂于墙上。我把她的联络处给了他,他们两人见面。返港后我问利雅博对苏美璐本人的印象如何,利兄回答:“正如你形容,是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