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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犁散文》芸斋琐谈(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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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妒

“文人相轻”,是曹丕说的话。曹丕是皇帝、作家、文艺评论家,又是当时文坛的实际领导人,他的话自然是有很大的权威性。他并且说,这种现象是“自古而然”,可见文人之间的相轻,几乎是一种不可动摇的规律了。但是,虽然他有这么一说,在他以前以后,还是出了那么多伟大的作家和作品,终于使我国有了一本厚厚的琳琅满目的文学史。就在他的当时,建安文学也已经巍然形成了一座艺术的高峰。这说明什么呢?只能说明文人之相轻,只是相轻而已,并不妨碍更不能消灭文学的发展。文人和文章,总是不免有可轻的地方,互相攻磨,也很难说就是嫉妒。记得一位大作家,在回忆录中,记述了托尔斯泰对青年作家的所谓妒,并不当做恶德,而是作为美谈和逸事来记述的。妒、嫉,都是女字旁,在造字的圣人看来,在女性身上,这种性质,是于兹为烈了。中国小说,写闺阁的妒忌的很不少,《金瓶梅》写得最淋漓尽致,可以说是生命攸关、你死我活。其实这只能表示当时妇女生存之难,并非只有女人才是这样。据弗洛伊德学派分析,嫉妒是一种心理状态,是人人都具有的,从儿童那里也可以看到的。这当然是一种缺陷心理,是由于羡慕一种较高的生活,想获得一种较好的地位,或是想得到一种较贵重的东西产生的。自己不能得到心理的补偿,发现身边的人,或站在同等位置的人先得到了,就会产生嫉妒。按照达尔文的生物学说以及遗传学说,这种心理,本来是不足奇怪,也无可厚非的。这是生物界长期在优胜劣汰、物竞天择这一规律下生存演变,自然形成的,不分圣贤愚劣,人人都有份的一种本能。它并不像有些理学家所说的,只有别人才会有,他那里没有。试想:性的嫉妒,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妒”,如果这种天生的正人君子,涉足了桃色事件,而且做了失败者,他会没有一点妒心,无动于衷吗?那倒是成了心理的大缺陷了。有的理论家把嫉妒归咎于“小农经济”,把意识形态甚至心理现象简单地和物质基础联系起来,好像很科学。其实,“大农经济”、资本主义经济,也没有把这种心理消灭。

蒲松龄是伟大的。他在一篇小说里,借一个非常可爱的少女的口说:“幸灾乐祸,人之常情,可以原谅。”幸灾乐祸也是一种嫉妒。当然,这并不是一种可贵的心理,也不是不能克服的。人类社会的教育设施、道德准则,都是为了克服人的固有的缺陷,包括心理的缺陷,才建立起来并逐渐完善的。嫉妒心理的一个特征是:它的强弱与引之发生的物象的距离成为正比。就是说,一个人发生妒心,常常是由于只看到了近处,比如家庭之间、闺阁之间、邻居朋友之间,地位相同,或是处境相同,一旦别人较之上升,他就发生了嫉妒。如果,他增加了文化知识,把眼界放开了,或是他经历了更多的社会磨炼,他的妒心,就会得到相应的减少与克服。人类社会的道德准则,对这种心理,是排斥的,是认为不光彩的。这样有时也会使这种心理,变得更阴暗,发展为阴狠毒辣,驱使人去犯罪,造成不幸的事件。如果当事人的地位高,把这种心理加上伪装,其造成的不幸局面,就会更大,影响的人,也就会更多。由嫉妒造成的大变乱,在中国历史上,是不乏例证的。远的不说,即如“文化大革命”,“四人帮”的所作所为,其中就有很大的嫉妒心理在作祟。他们把这种心理,加上冠冕堂皇的伪装,称之为“革命”,并且用一切办法,把社会分成无数的等级、差别,结果造成社会的大动乱。革命的动力,是经济和政治主导的、要求的,并非仅凭嫉妒心理,泄一时之愤,可以完成的。以这种缺陷心理为主导,为动力,是不能支持长久的,一定要失败的。最不容易分辨清楚的是:少数人的野心,不逞之徒的非分之想,流氓混混儿的趁火打劫,和广大群众受压迫所表现的不平和反抗。项羽看见秦始皇,大言曰:“彼可取而代之也。”猛一听,其中好像有嫉妒的成分。另一位英雄所喊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乍一看也好像是一个人的愤愤不平,其实他们的声音是和时代,和那一时代的广大群众的心相连的,所以他们能取得一时的成功。(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谈才

六十年代之末,“天才”二字,绝迹于报章。那是因为从政治上考虑,自然与文学艺术无关。近年来,这两个字提到的就多了,什么事一多起来,也就有许多地方不大可信,也就与文学艺术关系不大了。例如神童之说,特异功能之说等等,有的是把科学赶到迷信的领地里去,有的却是把迷信硬拉进科学的家里来。我在年幼时,对天才也是很羡慕的。天才是一朵花,是一种果实,一旦成熟,是很吸引人的注意的。及至老年,我的态度就有了些变化。我开始明白:无论是花朵或果实,它总是要有根的,根下总要有土壤的。没有根和土壤的花和果,总是靠不住的吧。因此我在读作家艺术家的传记时,总是特别留心他们还没有成为天才之前的那一个阶段,就是他们奋发用功的阶段,悬梁刺股的阶段;他们追求探索,

四顾茫然的阶段;然后才是他们坦途行进,收获日丰的所谓天才阶段。现在已经没有人空谈曹雪芹的天才了,因为历史告诉人们,曹除去经历了一劫人生,还在黄叶山村,对文稿批阅了十载,删改了五次。也没有人空谈《水浒传》作者的天才了,因为历史也告诉人们,这一作者除去其他方面的修养准备,还曾经把一百零八名人物绘成图样,张之四壁,终日观摩思考,才得写出了不同性格的英雄。也没有人空谈王国维的天才了,因为他那种孜孜以求、有根有据、博大精深的治学方法,也为人所熟知了。海明威负过那么多次致命的伤,中了那么多的弹片,他才写得出他那种有关生死的小说。所以我主张,在读天才的作品之前,最好先读读他们的可靠的传记。说可靠的传记,就是真实的传记,并非一味鼓吹天才的那种所谓传记。天才主要是有根,而根必植在土壤之中。对文学艺术来说,这种土壤,就是生活,与人民有关的,与国家民族有关的生活。从这里生长起来,可能成为天才,也可能成不了天才,但终会成为有用之材。如果没有这个根底,只是从前人或国外的文字成品上,模仿一些,改装一些,其中虽也不乏一些技巧,但终不能成为天才的。

谈名

名之为害,我国古人已经谈得很多,有的竟说成是“殉名”,就是因名致死,可见是很可怕的了。但是,远名之士少,近名之士还是多。因为在一般情况下,名和利又常常联系在一起,与生活或者说是生计有关,这也就很难说了。习惯上,文艺工作中的名利问题,好像就更突出。余生也晚,旧社会上海滩上文坛的事情,知道得少。我发表东西,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这两个时期,在敌后根据地,的的确确没有稿费一说。战士打仗,每天只是三钱油三钱盐,文人拿笔写点稿子,哪里还能给你什么稿费?虽然没有利,但不能说没有名,东西发表了,总是会带来一点好处的。不过,冷静地回忆起来,所谓“争名夺利”中的两个动词,在那个时代,是要少一些,或者清淡一些。进城以后,不分贤与不肖,就都有了这个问题,或多或少。每个人也都有不少经验教训,事情昭然,这里也就不详谈了。文人好名,这是个普遍现象,我也不例外,曾屡次声明过。有一点点虚名,受过不少实害,也曾为之发过不少牢骚。对文与名的关系,或者名与利的关系,究竟就知道得那么详细?体会得那么透彻吗?也不尽然。就感觉所得,有的人是急于求名,想在文学事业上求得发展。大多数是青年,他们有的在待业,有的虽有职业,而不甘于平凡工作的劳苦,有的考大学未被录取,有的是残废。

他们把文学事业想得很简单,以为请一个名师,读几本小说,订一份杂志,就可以了。我有时也接到这些青年人的来信,其中有不少是很朴实诚笃的人,他们确是把文章成名看做是一种生活理想,一种摆脱困难处境的出路。我读了他们的信,常常感到心里很沉重,甚至很难过。但如果我直言不讳,说这种想法太天真,太简单,又恐怕扫他们的兴,增加他们的痛苦。也有一种幸运儿,可以称之为“浪得名”的人。这在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末,几十年间,是常见的,是接二连三出现的。或以虚报产量,或以假造典型,或造谣言,或交白卷,或写改头换面的文章,一夜之间,就可以登名报纸,扬名宇内。自然,这种浪来之名,也容易浪去,大家记忆犹新,也就不再多说了。还有一种,就是韩愈说的“动辄得咎,名亦随之”的名。在韩愈,他是总结经验,并非有意投机求名。后来之士,却以为这也是得名的一个好办法。事先揣摩意旨,观察气候,写一篇小说或报告,发人所不敢言者。其实他这样做,也是先看准现在是政治清明,讲究民主,风险不大之时。如果在阶级斗争不断扩大化的年代,弄不好,会戴帽充军,他也就不一定有这般勇气了。总之,文人之好名——其实也不只文人,是很难说也难免的,不可厚非的。只要求出之以正,靠努力得来就好了。江青不许人谈名利,不过是企图把天下的名利集结在她一人的身上。文优而仕,在我们国家,是个传统,也算是仕途正路。虽然如什么文联、协会之类的官,古代并没有,今天来说,也不上仕版,算不得什么官,但在人们眼里,还是和名有些关联,和生活有些关联。因此,有人先求文章通显,然后转入宦途,也就不奇怪了。戴东原曰:仆数十年来……其得于学者,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凡求名之弊有二,非掊击前人以自表襮;即依傍昔儒,以附骥尾。二者不同,而鄙吝之心同。是以君子务在闻道也。他的话,未免有点高谈阔论吧!但道理还是有的。(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五日晨)

谈谀

字典:逢迎之言曰谀,谓言人之善不实也。谀,是一向当做不好的表现的。其实,在生活之中,是很难免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一生之中,从来也没有谀过人的人。我回想了一下,自己是有过的。主要是对小孩、病人、老年人。关于谀小孩,还有个过程。我们乡下,有个古俗,孩子缺的人家,生下女孩,常起名“丑”。孩子长大了,常常是很漂亮的。人们在逗弄这个小孩时,也常常叫“丑闺女,丑闺女”,她的父母,并不以为怪。进入城市以后,长年居住在大杂院之中,邻居生了一个女孩,抱了出来叫我看。我仍然按照乡下的习惯,摸着小孩的脸蛋说:“丑闺女,丑闺女。”孩子的母亲非常不高兴,脸色难看极了,引起我的警惕。后来见到同院的人,抱出小孩来,我就总是说:“漂亮,这孩子真漂亮!”漂亮不漂亮,是美学问题,含义高深,因人而异,说对说错,向来是没有定论的。但如果涉及胖瘦问题,即近于物质基础的问题,就要实事求是一些,不能过谀了。

有一次,有一位妈妈抱一个孩子叫我看,我当时心思没在那上面,就随口说:“这孩子多胖,多好玩!”孩子妈妈又不高兴了,抱着孩子扭身走去。我留神一看,才发现孩子瘦成了一把骨。又是一次经验教训。对于病人,我见了总好说:“好多了,脸色不错。”有的病人听了,也不一定高兴,当然也不好表示不高兴,因为我并无恶意。对老年人,常常是对那些好写诗的老年人,我总说他的诗写得好,至于为了什么,我在这里就不详细交代了。但我自信,对青年人,我很少谀。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既非谀,就是直言(其实也常常拐弯抹角,吞吞吐吐)。因此,就有人说我是好“教训”人。当今之世,吹捧为上,“教训”二字,可是要常常得罪人,并有时要招来祸害的。不过,我可以安慰自己的,是自己也并不大愿意听别人对我的谀,尤其是青年人对我的谀。听到这些,我常常感到惭愧不安,并深深为说这种话的人惋惜。至于极个别的,谀他人(多是老一辈)的用心,是为了叫他人投桃报李,也回敬自己一个谀,而当别人还没有来得及这样去做,就急急转过身去,不高兴,口出不逊,以表示自己敢于革命,想从另一途径求得名声的青年,我对他,就不只是惋惜了。附记:我平日写文章,只能作一题。听说别人能同时进行几种创作,颇以为奇。今晨于写作“谈名”之时,居然与此篇交叉并进,系空前之举。盖此二题,有相通之处,本可合成一篇之故也。(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谈谅

古代哲人、伟大的教育家孔子,在教人交友时特别强调一个“谅”字。孔子的教学法,很少照本宣科,他总是把他的人生经验作为活的教材,去告诉他的弟子们,交友之道,就是其一。是否可以这样说呢,人类社会之所以能维持下来,不断进步,除去革命斗争之外,有时也是互相谅解的结果。谅,就是在判断一个人的失误时,能联系当时当地的客观条件,加以分析。三十年代初,日本的左翼文学,曾经风起云涌般地发展,但很快就遭到政府镇压,那些左翼作家,又风一般向右转,当时称作“转向”。有人对此有所讥嘲。鲁迅先生说:这些人忽然转向,当然不对,但那里——即日本——的迫害,也实在残酷,是我们在这里难以想象的。他的话,既有原则性,也有分析,并把仇恨引到法西斯制度上去。十年动乱,“四人帮”的法西斯行为,其手段之残忍,用心之卑鄙,残害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长,是中外历史没有前例的,使不少优秀的,正当有为之年的,甚至是聪明乐观的文艺工作者自裁了。事后,有人为之悲悼,也有人对之责难,认为是“软弱”,甚至骂之为“浑”为“叛”,“世界观有问题”。这就很容易使人们想起,有些造反派把某人迫害致死后,还指着尸体骂他是自绝于人民,死不改悔等等,同样是令人难以索解的奇异心理。如果死者起身睁眼问道:“你又是怎样活过来的呢?十年中间,你的言行都那么合乎真理正义吗?”这当然就同样有失于谅道了。死去的是因为活不下去,于是死去了。活着的,是因为不愿意死,就活下来了。这本来都很简单。王国维的死,有人说是因为病,有人说是因为钱(他人侵吞了他的稿费),有人说是被革命所吓倒,有人说是殉葬清朝。最近我读到了他的一部分书札。

在治学时,他是那样客观冷静,虚怀若谷,左顾右盼,不遗毫发。但当有人“侵犯”了一点点皇室利益,他竟变得那样气急败坏,语无伦次,强词夺理,激动万分。他不过是一个逊位皇帝的“南书房行走”,他不重视在中外学术界的权威地位,竟念念不忘他那几件破如意,一件上朝用的旧披肩,我确实为之大为惊异了。这样的性格,真给他一个官儿,他能做得好吗?现实可能的,他能做的,他不安心去做,而去追求迷恋他所不能的,近于镜花水月的事业,并以死赴之。这是什么道理呢?但终于想,一个人的死,常常是时代的悲剧。这一悲剧的终场,前人难以想到,后人也难以索解。他本人也是不太明白的,他只是感到没有出路,非常痛苦,于是就跳进了昆明湖。长期积累的,耳濡目染的封建帝制余毒,在他的心灵中,形成了一个致命的大病灶。心理的病加上生理的病,促使他死亡。他的学术是无与伦比的。我上中学的时候,就买了一本商务印的带有圈点的《宋元剧曲史》,对他非常崇拜。现在手下又有他的《流沙坠简》、《观堂集林》等书,虽然看不大懂,但总想从中看出一点他治学的方法,求知的道路。对他的糊里糊涂的死亡,也就有所谅解,不忍心责难了。还有罗振玉,他是善终的。溥仪说他在大连开古董铺,卖假古董。这可能是事实。这人也确是个学者,专门做坟墓里的工作。且不说他在甲骨文上的研究贡献,就是抄录那么多古碑,印那么多字帖,对后人的文化生活,提供了多少方便呀!了解他的时代环境,处世为人,同时也了解他的独特的治学之路,这也算是对人的一种谅解吧。他印的书,价虽昂,都是货真价实,精美绝伦的珍品。谅,虽然可以称作一种美德,但不能否认斗争。孔子在谈到谅时,是与直和多闻相提并论的。直就是批评、规劝,甚至斗争。多闻则是指的学识。有学有识,才有比较,才有权衡,才能判断:何者可谅,何者不可谅。一味去谅,那不仅无补于世道,而且会被看成呆子,彻底倒霉无疑了。(一九八二年五月十五日)

谈忘

记得抗日期间,在山里工作的时候,与一位同志闲谈,不知谈论的是何题何事,他说:“人能忘,和能记,是人的两大本能。人不能记,固然不能生存;如不能忘,也是活不下去的。”当时,我正在青年,从事争战,不知他说这种话是什么意思,从心里不以为然。心想:他可能是有什么不幸吧,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压在他的心头吧。不然,他为什么强调一个“忘”字呢?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经验的增加,随着喜怒哀乐、七情六欲的交织于心,有时就想起他这句话来,并开始有些赞成了。鲁迅的名文《为了忘却的记念》,不就是要人忘记吗?但又一转念:他虽说是叫人忘记,人们读了他的文章,不是越发记得清楚深刻了吗?思想就又有些糊涂起来了。有些人,动不动就批评别人有“糊涂思想”。我很羡慕这种不知道是天生来,还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一生到头,保持着清水明镜一般头脑,保持着正确、透明的思想的人。想去向他求教,又恐怕遭到斥责、棒喝,就又中止了。说实话,青年时,我也是富于幻想、富于追求、富于回忆的。我可以坐在道边,坐在树下,坐在山头,坐在河边,追思往事,醉心于甜蜜之境,忘记时间,忘记冷暖,忘记阴晴。

但是,这些年来,或者把时间明确一下,即十年动乱以后,我不愿再回忆往事,而在“忘”字上下工夫了。每逢那些年、那些事、那些人在我的记忆中出现时,我就会心浮气动,六神失据,忽忽不知所归,去南反而向北。我想:此非养身立命之道也。身历其境时,没有死去,以求解脱。活过来了,反以回忆伤生废业,非智者之所当为。要学会善忘。渐渐有些效果,不只在思想意识上,在日常生活上,也达观得多了。比如街道之上,垃圾阻塞,则改路而行之;庭院之内,流氓滋事,则关门以避之。至于更细小的事,比如食品卫生不好,吃饭时米里有砂子,菜里有虫子,则合眉闭眼,囫囵而吞之。这在疾恶如仇并有些洁癖的青年时代,是绝对做不到的,目前是“修养”到家了。当然,这种近似麻木不仁的处世哲学,是不能向他人推行的。我这样做,也不过是为了排除一些干扰,集中一点精力,利用余生,做一些自己认为有用的工作。记忆对人生来说,还是最主要的,是积极向上的力量。记忆就是在前进的时候,时常回过头去看看,总结一下经验。从我在革命根据地工作,学习作文时,就学会了一个口诀:经、教、优、缺、模。经、教就是经验教训。无论写通讯、写报告、写总结,经验教训,总是要写上一笔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因为能及时总结经验,取得教训,使工作避免了很多错误。但也有那么一段时间,就谈不上什么总结经验教训了,一变而成了任意而为或一意孤行,酿成了一场浩劫。中国人最重经验教训。虽然有时只是挂在口头上。格言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书籍有《唐鉴》、《通鉴》……所以说,不能一味地忘。(一九八二年七月十四日)

谈师

新年又到了。每到年关,我总是用两天时间,闭门思过:这一年的言行,有哪些主要错误?它的根源何在?影响如何?今年想到的,还是过去检讨过的:“好为人师。”这个“好”字,并非说我在这一年中,继续沽名钓誉,延揽束脩。而是对别人的称师道友,还没有做到深拒固闭,严格谢绝,并对以师名相加者进行解释,请他收回成命。一九八二年五月,孙犁(左)在天津寓所与前来探望的丁玲(右)畅谈思过之余,也读了一些书。先读的是韩愈的《师说》。韩愈是主张有师的,他想当别人的师,还说明了很多非有师不可的道理。再读了柳宗元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柳宗元是不主张为人师的。他说,当今之世,谈论“师道”,正如谈论“生道”一样是可笑的,并且嘲笑了韩愈的主张和做法。话是这样说,柳宗元在信中,还是执行了为师之道,他把自己一生做文章的体会和经验,系统地、全面地、精到地、透彻地总结为下面一段话:故吾每为文章,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来信者正是向他求问为文之道,需索的正是这些东西,这实际上等于是做了人家的老师。近几年来,又有人称呼我为老师了。最初,我以为这不过是像前些年的“李师傅、张师傅”一样,听任人们胡喊乱叫去算了。久而久之,才觉得并不如此简单,特别是在文艺界,不只称师者的用心、目的,各有不同;而且,既然你听之任之,就要承担一些责任和义务。例如对学生只能帮忙、捧场、恭维、感谢,稍一不周,便要追问“师道何在”等等。最主要的,是目前我还活着,还有记忆,还有时要写文章。我所写的回忆文章,不能不牵扯到一些朋友、师长,一些所谓的学生。他们的优点,固然必须提到,他们的缺点和错误,有时在笔下也难避免。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是的,我写回忆,是写亲身的经历,亲身的感受。有时信笔直书,真情流放,我会忘记了自己,忘记了亲属,忘记了朋友师生。就是说这样写下去,对自己是否有利,对别人是否有妨?已经有不少这样的例证,我常常为此痛苦,而又不能自制。近几年,我写的回忆,有关“四人帮”肆虐时期者甚多。关于这一段的回忆,凡我所记,都是我亲眼所见,亲身所受,六神所注,生命所关。镂心刻骨,印象是非常鲜明清楚的。

在写作时,瞻前顾后,字斟句酌,态度也是严肃的。发表以后,我还唯恐不翔实,遇见机会,就向知情者探问,征求意见。当然,就是这样,由于前面说过的原因,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是难免有出入,或有时说的不清楚。但人物的基本形象,场面的基本气氛,一些人当时的神气和派头,是不会错的,万无一失的。绝非我主观臆造,能把他们推向那个位置的。我写文章,向来对事不对人,更从来不会有意给人加上什么政治渲染,这是有言行可查的。但是近来发现,有一种人,有两大特征:一是善于忘记他自己的过去,并希望别人也忘记;二是特别注意文章里的“政治色彩”,一旦影影绰绰地看到别人写了自己一点什么,就口口声声地喊:“这是政治呀!”这是他们从那边带过来的老脾气、老习惯吧?呜呼!现在人和人的关系,真像《红楼梦》里说的:“小心弄着驴皮影儿,千万别捅破这张纸儿。”捅破了一点,就有人警告你要注意生前和身后的事了。老实说,我是九死一生,对于生前也好,身后也好,很少考虑。考虑也没用,谁知道天下事要怎样变化呢?今日之不能知明日如何,正与昨日之不能知今日如何相等。当然,有时我也担心“四人帮”有朝一日,会不会死灰复燃呢?如果那样,我确实就凶多吉少了。但恐怕也不那么容易吧,大多数人都觉悟了。而且,我也活不了几年了。至于青年朋友,来日方长,前程似锦,我也就不必高攀,祝愿他们好自为之吧。我也不是绝对不想一想身后的事。有时我也想,趁着还能写几个字,最好把自己和一些人的真实关系写一写:以后彼此之间,就不要再赶趁得那么热闹,凑合得那么近乎,要求得那么苛,责难得那么深了。大家都乐得安闲一些。这也算是广见闻、正视听的一途吧,也免得身后另生歧异。因此,最后决定:除去我在育德中学、平民学校教过的那一班女生,同口小学教过的三班学生,彼此可以称作师生之外;抗战学院、华北联大、鲁艺文学系,都属于短期训练班,称作师生勉强可以。至于文艺同行之间,虽年龄有所悬殊,进业有所先后,都不敢再受此等称呼了。自本文发表之日起实行之。(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一时三十分)

谈友

《史记》:“廉颇之免长平归也,失势之时,故客尽去。及复用为将,客又复至。廉颇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见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这当然记的是要人,是名将,非一般平民寒士可比。但司马迁的这段描述,恐怕也适用于一般人。因为他记述的是人之常情、社会风气,谁看了也能领会其妙处的。他所记的这些“客”,古时叫做门客,后世称作幕僚,曹雪芹名之为清客,鲁迅呼之为帮闲。大体意思是相同的,心理状态也是一致的。不过经司马迁这样一提炼,这些“客”倒有些可爱之处,即非常坦率,如果我是廉颇,一定把他们留下来继续共事的。问题在于,司马迁为什么把这些琐事记在一员名将的传记里?这倒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应该有所思虑的。我认为,这是司马迁的人生体验,有切肤之痛,所以遇到机会,他就把这一素材,作了生动突出的叙述。司马迁在一篇叙述自己身世的文章里说:“家贫不足以自赎。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柳宗元在谈到自己的不幸遭遇时,也说:“平居闭门,口舌无数。况又有久与游者,乃岌岌而掺其间哉!”这都是对“友”的伤心悟道之言。非伤心不能悟道,而非悟道不能伤心也!但是,对于朋友,是不能要求太严,有时要能谅。谅是朋友之道中很重要的一条。评价友谊,要和历史环境、时代气氛联系起来。比如说,司马迁身遭不幸,是因为他书呆子气,触怒了汉武帝,以致身下蚕室。

朋友们不都是书呆子,谁也不愿意去碰一碰腐刑之苦。不替他说话,是情有可原的。当然,历史上有很多美丽动听的故事,什么摔琴呀,挂剑呀,那究竟都是传说,而且大半出现在太平盛世。柳宗元的话,倒有些新的经验,那就是“久与游者”与“岌岌而掺其间”。例如在前些年的动乱时期,那些大字报、大批判、揭发材料,就常常证实柳氏经验。那是非常时期,有的人在政治风暴袭来时,有些害怕,抢先与原来“过从甚密”的人,划清一下界限,也是情有可原的。高尔基的名作《海燕之歌》,歌颂了那么一种勇敢的鸟,能与暴风雨搏斗。那究竟是自然界的暴风雨。如果是“四人帮”时期的政治暴风雨,我看多么勇敢的鸟,也要销声匿迹。但是,当时的确有些人,并不害怕这种政治暴风雨,而是欢呼这种暴风雨,并且在这种暴风雨中扶摇直上了。也有人想扶摇而没能扶摇上去。如果有这样的朋友,那倒是要细察一下他在这中间的言行,该忘的忘,该谅的谅,该记的记,不能不小心一二了。随着“四人帮”的倒台,这些人也像骆宾王的诗句:“倏忽搏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又降落到地平面上来了,当今政策宽大,多数平安无恙。既是朋友,所谓直、所谓谅,都是两方面的事,应该是对等相待的。但有一些翻政治跟头翻惯了的人,是最能利用当前的环境和口号的。例如你稍稍批评他过去的一些事,他就会说,不是实事求是啊,极不严肃呀,政治色彩呀。好像他过去的所作所为,所言所行,都与政治无关,都是很严肃、很实事求是的。对于这样的朋友,不交也罢。当然,可不与之为友,但也不可与之为敌。以上是就一般的朋友之道,发表一些也算是参禅悟道之言。至于有一种所谓“小兄弟”、“哥们义气”之类的朋友,那属于另一种社会层面和意识形态,不在本文论列之内,故从略。(一九八三年一月九日下午)

听朗诵

一九八五年九月十五日晚间,收音机里,一位教师正在朗诵《为了忘却的记念》。这篇散文,是我青年时最喜爱的。每次阅读,都忍不住热泪盈眶。在战争年代,我还屡次抄录、油印,给学生讲解,自己也能背诵如流。现在,在这空旷寂静的房间里,在昏暗孤独的灯光下,我坐下来,虔诚地、默默地听着。我的心情变得很复杂,很不安定,眼里也没有泪水。五十年过去了,现实和文学,都有很大的变化。我自己,经历各种创伤,感情也迟钝了。五位青年作家的事迹,已成历史,鲁迅的这篇文章,也很久没有读,只是偶然听到。革命的青年作家群,奔走街头,振臂高呼,终于为革命文学而牺牲。这些情景,这些声音,对当前的文坛来说,是过去了很久,也很远了。是的,任何历史,即使是血写的历史,经过时间的冲刷,在记忆中,也会渐渐褪色,失去光泽。作为文物陈列的,古代的佛教信徒,用血写的经卷,就是这样。关于仁人志士的记载,或仁人志士的遗言,有当时和以后,对人们心灵的感动,其深浅程度,总会有不同吧!他们的呼声,在当时,是一个时代的呼声,他们心的跳动,紧紧接连着时代的脉搏。他们的言行,在当时,就是群众的瞩望,他们的不幸,会引起全体人民的悲痛。时过境迁,情随事变,就很难要求后来的人,也有同样的感情。时间无情,时间淘洗。时间沉淀,时间反复。历史不断变化,作家的爱好,作家的追求,也在不断变化。抚今思昔,登临凭吊的人,虽络绎不绝,究竟是少数。有些纪念文章,也是偶然的感喟,一时之兴怀。世事虽然多变,人类并不因此就废弃文学,历史仍赖文字以传递。三皇五帝之迹,先秦两汉之事,均赖历史学家、文学家记录,才得永久流传。如果没有文字,只凭口碑,多么重大的事件,不上百年,也就记忆不清了。文字所利用的工具也奇怪,竹木纸帛,遇上好条件,竟能千年不坏,比金石寿命还长。能不能流传,不只看写的是谁,还要看是谁来写。秦汉之际,楚汉之争,写这个题材的人,当时不下百家。一到司马迁笔下,那些人和事,才活了起来,脍炙人口,永远流传。别家的书,却逐渐失落、亡佚。白莽柔石,在当时,并无赫赫之名,事迹亦不彰著。鲁迅也只是记了私人的交往,朋友之间的道义,都是细节,都是琐事。对他们的革命事迹,或避而未谈,或谈得很简略。然而这篇充满血泪的文字,将使这几位青年作家,长期跃然纸上。他们的形象,鲁迅对他们的真诚而博大的感情,将永远鲜明地印在凭吊者的心中。想到这里,我的心又平静了下来,清澈了下来。文章与道义共存。文字可泯,道义不泯。而只要道义存在,鲁迅的文章,就会不朽。(一九八五年九月二十一日晨改抄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