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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重见天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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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尔德说“人生模仿艺术”,后来的人相信这句话,把它上升为真理,就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谓的“更高的真实”,对此普鲁斯特显然同意,所以他说:“真正的生活,最终得以揭露和重见天日的生活,因而是我们唯一确实经历的生活,就是文学。”

我们当然可以想象一种没有艺术(或者文学)的生活,但是它同时或许就是人类存在的一种堕落,而艺术(或者文学)不仅指导生活、拯救生活,甚至创造生活,它使人们不再沉溺于日常琐屑的无意义状态,从精神的角度重新审视自己和世界。普鲁斯特确信自己的小说具有如斯功能:“通过我的书,我将使读者能够阅读自己。”

如果你对普鲁斯特的自说自话依然心存疑虑,那么再看看比梅尔的劝诫:“如若中国读者们做到了普鲁斯特讲的这一点,那就能体会到一种通过艺术的辨析才能获得的幸福感,因为艺术并不是使我们疏远于生活,而是使我们有可能理解我们自身,达到与我们自身的协调一致。”

比梅尔是哲学家,于是在《当代艺术作品的哲学分析》这本书中,我们有理由期待他给我们揭示哲学、艺术、生活三者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

比梅尔选择卡夫卡、普鲁斯特和毕加索作为当代艺术作品的典范,这样的个案无可指责,任何对20世纪文化史有所了解的读者,都对这三个名字印象深刻。

三位大师的生平迥乎不同,毕加索多姿多彩,这一点世人皆知;公务员卡夫卡一生庸碌无为波澜不惊,两次失败的恋情也许是其人生最富戏剧性的一页;而普鲁斯特就更加乏善可陈——他终身缠绵病榻,盖着厚重的鸭绒被,从紧闭的天鹅绒窗帘缝隙窥视世界。仅从三者的现实人生似乎看不出任何生活之于艺术创作的影响,不过也许这正好可以证明普鲁斯特一再阐明的立场:“真正经验到的东西”完全有别于“仅仅体验到的东西”。存在的质感并不取决于事件的堆积,生命的丰盈其实更在于内在化的体认与理解。所以唯有精神才是构成意义和理解意义的东西,而客体自身并不产生意义。

作为胡塞尔档案馆的合作者,海德格尔的弟子,比梅尔对艺术的理解不可避免地烙上海德格尔的痕迹,海德格尔对近代以来主体主义美学的批判众所周知,比梅尔接受这个观点,在本书“前言”伊始,就已指明:美学的时代已经终结。比梅尔的工作就是以一种非美学的方式去观察分析艺术作品。

从哲学的角度看艺术,最容易受到的质疑是:“通过一种哲学的解说,艺术是否疏离于自身,被置入一个它不再能存活的环境中了。”对此比梅尔心知肚明,他小心翼翼地绕过这个指责,指出艺术的创生当然不是为了给哲学的概念做注脚,它有属于自己的使命,这种使命就是“在艺术中,人类的世界关联得到了某种表达,更有甚者,艺术不仅揭示了这种世界关联,而且甚至完成了这种世界关联。”

何谓“世界关联”?比梅尔的解释是:人对其同类的理解,人对非人的存在者和超越人的神性之物(只要这种神性之物对人来说是举足轻重的)的理解,以及人对他自身的理解。类似的表述在海德格尔那里屡见不鲜,比如海德格尔说,“然而,如果作品处于任何一种关系之外,那它还是作品吗?作品处于关系之中,这难道不是作品的本性吗?当然是的;只是还要追问:作品处于何种关系之中。”艺术作品究竟开启了何种领域,表达了哪一类世界关联,这是现象学描述所真正关心的问题。

为什么要对当代艺术进行哲学分析?比梅尔的理由很简单:“我们这个世纪的艺术不可能在一个直接性的层面上活动,艺术家必须反思他的所作所为,并且要求鉴赏者也做这种反思。”比梅尔认为艺术是一种需要解说的语言,这一点对“古典”艺术同样适合,只不过,在现代艺术中,这种解说的必要性变得更加明显和迫切。至于哪一种哲学解说言之凿凿切中肯綮,哪一种哲学解说可能发生明显的误读,比梅尔并没有给出一个评判标准。现象学的工作方法要求“面向实事本身”,任何空洞无物的先验判断都是不能容忍的,所以比梅尔既没有自吹自擂,也没有贬抑他人,他老老实实地分析他所面对的现象。

如果说生活总是被一些“执念”缠绕,陷入幽暗莫名暧昧状态,那么现象学的眼光则教会你如何让现象显露,如何让生活重新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200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