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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月有痕》辩才无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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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点书的人,特别喜欢辩论。一是能卖弄学问,引起大家敬仰;二是能打败对手,高人一等。就像动物世界里动物老掐架,为的是争当头领,读书人的辩论,有时无关对错,仅仅就是为了掐架。

王安石得意的时候,编了本《字说》,大约就是现在的字典,他把每个汉字都拆解,说汉字的音、形都表示万物的规律。天下的读书人,就都得按照这个方法来解释汉字。

这种学术权威非常招人讨厌,苏东坡就不服,有一天质问王安石:“丞相,我问你,牛长得壮实,鹿跑得快,那为啥‘’(就是奔的异体字)是表示速度快,而‘’(粗的异体字)是表示粗壮呢?”(另一个版本,这话是刘问的,刘是《资治通鉴》的副总编辑,一看就知道是司马光的人。)结果,把王安石问了个张口结舌。

苏东坡接着问:“你说‘坡’是啥意思?”王安石答:“‘坡’就是土的皮。”苏东坡大笑:“那‘滑’就是水的骨头了?”

这有点像现在的人在网上吵架。明面看,是学术争论,背地里,是两派官员的政治斗争。得罪王安石有啥好果子吃啊?没多久,苏东坡就被贬官了。

苏东坡没想到的是,到了百十年后的南宋,他自己成了学术权威了。陆游就写过,北宋的时候,社会上风靡的是《文选》(南朝萧统组织编纂的前人优秀诗文选),那时候说什么,都得用《文选》里的词儿。草一定得叫“王孙”,梅花一定得叫“驿使”,月亮得称作“望舒”,山水必须是“清晖”。要不这么说,就吃不开。所以有个顺口溜,叫“《文选》烂,秀才半”,意思是《文选》念熟了,秀才就算考上一半了。

可谁知道风水轮流转,到了南宋,崇尚的是苏氏文体,一切文章体例、用语乃至口气,都得按苏轼、苏辙他们的路数来。谁要不服,就做好一辈子怀才不遇的准备吧,顺口溜也改了,叫“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这可是当年苏东坡做梦都没想到的事。

辩论之类,效果最好的是和当下的红人辩,效果次之的是和前人辩——当然质疑的必须得是常识。比如陆游,就质疑了一个成语,“寿终正寝”。陆游说,古代诸侯快死的时候,一定要抬到大厅去,死也得死在大厅上,不能死在卧室里,为啥呢?因为卧室里有女人,死在那儿容易导致女人干政、误国。大厅,也叫路寝,所以正确的说法应该叫“寿终路寝”。可很多人包括黄庭坚都认为大厅叫“正寝”,卧室叫“小寝”,这不就成了笔糊涂账了吗?

这种辩论体现了陆游咬文嚼字的较真精神。可是,他较真得似乎过分了。《公羊传·庄公三十二年》说了,“路寝者何?正寝也”。一个意思啊。

辩论牵扯精力,不仅辩的人费神,围观的也费神。但不管怎么说,有辩论还是好的,最可怕的是不由分说连辩论的机会都不给,那就惨了。

这个倒霉鬼叫张钧,是金熙宗的手下。有一年,雷雨大作,宫殿被震坏,金熙宗迷信啊,要搞点祭拜上天的仪式,还要大赦天下,就让张钧来起草诏书。

张钧是汉人,按照汉人皇帝诏书的习惯,在文章里写了谦虚的话,比如“顾兹寡昧”“眇予小子”之类的,这是很正常的语言。可是金朝人不懂啊,有个叫萧肄的,是个谄臣,跑到皇帝那儿告状:“张钧这是骂你呢,寡是孤独无亲,昧是不懂人事,眇是瞎子,小子是小孩儿——这是利用诏书骂皇帝啊。”金熙宗一听就火儿了,把张钧叫来,也不容人家解释,一剑扎到张钧嘴里,最后把他剁了肉酱。这叫什么事儿啊。

喜欢辩论的人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自信心强。特别是网上有些辩论欲特别强的人,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自信心,就觉得自己对。这种人古代也有。

《雪涛小说》里就讲过——有位从南方来的,见着生姜,一口咬定这东西是树上长的。有人说不对,这是土里长的,他急了,非要拿自己的驴和人赌。连问了十个人,都说姜是土里的,这哥们儿还嘴硬呢:“驴我不要了,但姜肯定是树上结的。”

另外一位北方人,也这毛病。他到南方吃菱角,连壳放嘴里嚼,有人说:“菱角壳不能吃。”他马上辩上了:“这我能不知道吗?可是菱角壳吃了败火啊。”又有人问:“北方有菱角吗?”他立刻回答:“怎么没有?山前山后到处都是。”

还有一种喜欢辩论的人,略微强点,读过一点书,就出去跟人喷——这位是明朝人,名字叫韦政,外号韦大夫,见谁跟谁辩,用的都是古代的君臣故事,可故事说完,前因后果也讲不出来了。有人就挤对他:“你看的书,是《脂麻通鉴》吧?”

脂麻就是芝麻,那时候江南流行脂麻点茶,所以就有人买小包芝麻。卖芝麻的呢,经常撕了旧书当包装纸——比较多的就是《资治通鉴》了,就有人看了一页包装纸,然后假装学问人出去侃大山了,前后文是什么,一点不知道。要是真遇到行家,就老实承认:“我是看的脂麻包装纸。再多我也不知道了。”所以,这种人读的书,就被戏称为《脂麻通鉴》了。

可毕竟是读了啊,功夫有限还是下了点。哪儿像现在有些网上的大喷子,啥都不懂就直接质疑了,凭的仅仅是“逻辑”,而且是说不通的逻辑。有时候真怀疑他们的辩论不是为了分出是非,他们迷恋的是辩论本身,那就太招人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