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成为陌生人》第七章 回家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一直为是否要对疗养院下最后通牒犹豫不决，而西尔维娅、亚历杭德罗和其他轮班的护工们依然开开心心地陪着父亲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下午和晚上。在此期间，我也经常驱车前往疗养院，陪他共度傍晚时光。

6月末的天气已经很像夏天，7月的第一周甚至算得上炎热。我住的那个小镇上，十几岁的男孩和年纪稍微大点儿的男人都带上渔具，到横穿镇中心的一条河流边钓鱼。树冠华盖轻笼水面之际，他们常常在那里待到日落西山。

一天晚上，跟父亲同坐在阳台上时，我告诉他那天下午我看见一群男孩在我家附近的一块凸岩下钓鱼。这让我想起小时候他经常带我在缅因州一个湖泊中钓鱼的情景。那时候，我估计才8岁或10岁。我抬起手臂，模仿抛竿，做了个大幅度的摆臂动作；他也如曾经教过我的那样，跟着摆动了一下手臂。

我发现，他这么做或许并没有受到任何回忆的影响，也许只是自动模仿我的动作而已。但他的眼睛亮了，即便没有说出任何跟往事有关的话，他还是重复了几次抛竿动作，目光越过阳台的木制围栏，遥遥地望向远方，好似看到了插着鱼竿的那个地方一般。

对我来说，那些钓鱼之旅中发生的每件事都好似伟大的冒险，比如，走上码头做准备工作、进入幽暗的松林深处、抵达一平如镜的水边，等等。通常，我们都会租一艘船尾有马达的划艇。在越过开阔的湖面后，我们便会关掉马达，用船桨把艇划到清晨会有鱼儿觅食的某个小湾。我们轮流站上船头，努力选择一处尽可能离岸较近的阴暗处抛下钓线。钓线经常卡在水面下的一块木片上，或被睡莲叶给缠住。每当此时，我们就得挪动划艇，尽量把手探到水下，努力解开钓线。要是解不开，便只能把线割断，另外上饵，重头再来一次。

父亲有各种尾巴上缀着亮丽彩色羽毛的鱼饵，一堆用肠线制成的细丝。我想，那些细丝一定是用来将鱼饵拴到钓线上的。此外，他还有一把弯弯的大渔人刀和数罐带窄喷口的油状物质。每样东西都分门别类地放在钓具箱的小格子里。那个钓具箱和那两根带卷轴、侧面看来如大理石般漂亮的鱼竿至今仍存放在我的车库里。大约一个月前，我再次打开那个钓具箱时，回忆顿时如潮水般随着那股混着其他味道的油味蜂拥而来。

我想过，某天一定要把它带到疗养院，说不定，那些银匙状的东西、夏威夷孑孓和其他令人着迷的诱饵，也会让父亲如我一样，生出几分兴奋之感。我不知道自己为何始终没有把它带去那里，或许，我是害怕它已经对他失去意义了吧。打开箱子后，他可能好奇地往里张望，却很可能一脸的困惑与迷茫。我想，我或许已经下定决心，它已经成为车库里的一份回忆，应该永远待在那里。

那个月和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我又回到公寓，继续跟母亲聊这个话题。我想确定她没有改变主意，但每次问她此事，她都会打断我。

“别再老提这件事了。”她说，“不是已经告诉过你，我下定决心了吗！”

一天晚上，她睡着后，我走到客厅，在父亲办公桌前待了一会儿，翻看他把大部分资料打包寄到我家后仍留在抽屉里的一些文件。在一个他并未贴标签的文件夹里，我无意中发现了一份尤金·奥尼尔临终遗嘱[1]的副本。遗嘱上的日期是1948年。虽然我不知道具体原因，但这显然是卡洛塔交给父亲，让他存入自己资料保险箱的。（这位剧作家去世前，遗嘱还会被修改两次。）我还找到几封卡洛塔寄给父亲的信，并吃惊地发现了一封奥尼尔为其狗狗写的遗嘱。

我把文件夹和其他几样东西都带回了家，以便细细察看。剧作家为这条名为斯维尔达纳·恩布勒姆（奥尼尔叫它“贝勒姆”）的大麦町犬写的遗嘱[2]甜蜜、温馨又俏皮。人们几乎很难相信，它竟出自一个如此痛苦忧虑、暴躁不安，大多数作品都异常严肃的剧作家之手。

“我，斯维尔达纳·恩布勒姆……”贝勒姆的遗嘱这样写道，“多年的生活重担和不堪病弱的身体让我意识到，我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因此，我借由主人之手，写下我的临终遗嘱……如今，我已经又瞎又聋又跛，甚至连嗅觉也丧失了。即便一只兔子从我鼻子底下蹿过，我或许都察觉不到……我想，生活已经在嘲笑我的苟延残喘……是时候跟这世界说再见了……

“狗不像人那么害怕死亡。对我们来说，死亡也是生命的一部分……死了之后可能发生什么事，谁知道？”

接下来，贝勒姆建议主人应该另外养条狗，最好也是条大麦町犬。

“我于1929年在巴黎爱马仕订制的项圈、皮带、外套和雨衣都留给主人。那些东西他穿起来，肯定不如我出彩。以前，无论是在旺多姆广场溜达，还是后来沿着派克大道散步，所有人都一脸艳羡地盯着我瞧；但是……我肯定，他一定会尽力表现得不像条笨拙的乡下狗。”

在它“最后一部分告别词”中，贝勒姆向主人保证，他和女主人任何时候去它坟前探望，“无论我睡得多沉，都能听见你们的声音。死亡的力量，也无法阻止我的灵魂向你们欢快地摇尾巴”。

装贝勒姆遗嘱的那个信封里，有一张它跟奥尼尔的合影：一人一狗正在一片倾斜的草坪上休息；奥尼尔倚在一边手肘上，贝勒姆则用两条前腿支撑着身体。照片拍摄于1931年，当时，奥尼尔住在纽约长岛。

“在纽约的那年秋天，哀悼降临。”卡洛塔把这张照片给父亲时，行云流水地在背后写下了这句话。

卡洛塔做过很多友善的举动，比如，她会时不时给我母亲送花，通常还会附上热情洋溢的关爱之情。即便面对她的这些举动，父亲的注释也清楚地表明，因为她在麦克莱恩精神病院遭到的不公平对待，他始终对她抱有一种复杂的同情心理，并痛苦地认识到，无论她多么“残忍而充满复仇心理”地对待他人，甚至有充分的理由厌恶他们，她也应该得到原谅。

“她依然痛恨戏剧协会的劳伦斯·兰纳。因为他叫梅里尔‘证实’她精神失常，所以她还叫他‘婊子养的’……”

父亲注意到，卡洛塔也会贬低奥尼尔。生气的时候，她不止一次当着我父亲的面，蔑视他在床上的表现。父亲认为，考虑到奥尼尔虚弱的身体，这种侮辱简直毫无根据、荒谬至极。奥尼尔也会反唇相讥，不断地侮辱她，比如，他想让她替自己做某件事时，就会大喊：“我的婊子在哪儿？”或者，有时候也会换成：“那该死的婊子呢？”[3]

“你这个恶心的浑蛋，”有一次，她这样应道，“要不是我这个婊子，你如今会在哪儿？臭水沟里！或者疯人院！你那些剧院里的朋友忙着兜售你的剧本时，多半会把你塞到那里去！”

即便有如此不愉快的争吵，我父亲也再次注意到，虽然处理奥尼尔各项事务时，卡洛塔偶尔手段暴虐，但奥尼尔依然非常依赖她超强的能力。而且，除了他最急躁或最愤慨之时，每每说起卡洛塔，他都充满感激。他感谢她在他全力工作时，充分有效地行使她的权利。她要是不动用那些权利，他需要一心一意“释放脑中作品”（用我父亲的话来说）时或许就会受到干扰。不过，起初他觉得那些作品依旧残留在他体内。

提到卡洛塔给他提供的保护，奥尼尔说创作新剧初期渐渐沉浸其中时，他总有一种绝望之感。他说，他往往都有这样的经历：“要困住内心那种急欲挣脱而出的创作灵感，会给他带来一种蚀心噬骨的罪恶感，唯一能让我平静下来的办法就是写剧本。”

与此同时，他写作时需要实现的那种孤立程度虽然得仰赖卡洛塔的帮助，但他也说，即便没在写作剧本（事实上，他已经好些年写不出任何剧本了），她决心切断一切外在干扰（包括他或许会喜欢的那些干扰）的做法也依然不减分毫。比如，他说，其他女人若稍微对他表现出些许兴趣，都会被卡洛塔执拗（用我父亲的话来说，她的反抗甚至可以用“凶猛”来形容）地挡开。

由此回忆往事时，奥尼尔曾向父亲提起一位名叫帕特里夏·尼尔的女演员。当时，年仅20岁的帕特里夏参加了他一部戏剧的试镜。[4]尽管她最终没能得到那个角色，两人却很快建立起一段愉快的友谊。奥尼尔承认，他觉得她“很有吸引力”“非常漂亮”，还说他从她身上感受到了“崇拜”和“爱慕”。

剧作家和尼尔小姐的友谊日渐升温时，他的震颤反应已经相当厉害，基本不可能与一个21岁的姑娘在肉体上发展出什么情人关系。因此，据奥尼尔所说，两人之间完全是清白的。他说，他曾跟她喝过一次“冰激凌苏打水”，并轻松随意地聊过几次天。不过，他也说自己向卡洛塔隐瞒了两人之间的会面。卡洛塔听说了他们的事后，大为震怒。

“见鬼！跟我斤斤计较那事，根本不值得。（他指的是“追究此事”）我需要卡洛塔……她是我的庇护者——有时，我也算是她的俘虏。”

即便两人搬到波士顿，奥尼尔开始接受我父亲的治疗后，卡洛塔仍对他与帕特里夏·尼尔的友谊耿耿于怀。1952年，奥尼尔曾向父亲透露，一位打算再次将其《榆树下的欲望》搬上舞台的制片人将与帕特里夏签约，请她出演女主角。然而，卡洛塔迅速干预，命令制片人终止谈判。

随后，尼尔小姐的事业遭受接连打击，令她备受脑损伤的折磨。然而，一番英勇抗争下，她还是取得了最终的胜利。[5]重返舞台后，她参与了多场演出，大获好评。卡洛塔反对帕特里夏获得那个奥尼尔认为很适合她的角色，这件事父亲一直都记得。至少直到1968年，他看见《纽约时报》上一则提到帕特里夏的消息时，对曾经刺痛他的那段回忆显然记忆犹新。

“勇敢的女人……我告诉过你，奥尼尔非常喜欢她吗？”

父亲发现，卡洛塔对奥尼尔做决策时的压制，甚至会无辜地牵连到他。比如，有一次，奥尼尔曾跟父亲说他喜欢在收音机上听球赛。父亲立刻心领神会，问奥尼尔是否愿意跟他去芬威球场（该球场离奥尼尔居住的旅馆仅几个街区远）看场球。

父亲的记录说，奥尼尔的反应“就像个孩子”，完全是种“小男孩的兴奋模样”以及“卡洛塔却坚决反对……”。父亲不由问自己，她反对的理由是什么。难道她认为两人会一去不复返、“越狱潜逃”，然后决定再也不回来？即便她完全信任我父亲在这种无足轻重之事上的判断力，自己的丈夫和他的医生去球场待一下午，却似乎对她构成了威胁。[6]

在一张措辞更加严厉的便条上，她坚决抵制奥尼尔有任何想要联系女儿乌纳的倾向。因为反对女儿过于活跃的社交生活，奥尼尔在她17岁那年便与之疏远了。他认为，报纸大肆宣扬他女儿生活的做法，严重伤害了他的名誉。一年后，当她爱上比自己年长很多的演员查理·卓别林，并很快便嫁给了他时，奥尼尔更是表达了比以往更加强烈的反对之意。

从那以后，奥尼尔开始反思他对女儿的严厉，卡洛塔对乌纳的敌意却丝毫未减。1953年，《波士顿环球报》刊登了一张乌纳和她孩子们的照片，父亲写道：“我只能偷偷摸摸地把这张照片拿给奥尼尔看。卡洛塔也发现那张照片后，立刻将报纸揉成一团，并从此取消了订阅。”

“奥尼尔”去世几年后，乌纳从瑞士的家中给我父亲写过信。在另一个装有两人通信的文件夹里，有张备忘录这样写道：“后来，她曾坦言自己非常伤心……”自己父亲死后十几年一直被排斥在外的乌纳，此刻却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渴望：她想知道更多关于他的消息，了解我父亲照料他的这些年里，他的所思所想以及他的悔恨或回忆。她问我父亲，是否同意与她在瑞士见面。

起初，父亲不确定这么做是否明智。一方面，剧作家和他女儿关系破裂已久，所以他担心情况对乌纳来说并不会好到哪儿去。长谈或许无法安抚她的渴望，反而只会揭开旧日伤疤，让她伤得更深。另一方面，奥尼尔又在一些声明中提到自己的女儿。父亲相信，在瞒着卡洛塔的情况下，那些声明传达了一种乌纳或许没有意识到的温柔。比如，奥尼尔在一次回忆中，充满爱意地聊起了小时候的乌纳。此外，他也不无悔恨地想起面对乌纳少年时做出的种种独立选择，自己的反应是那样糟糕。

“她——那会儿还很小——给我带来了力量，就像个天使一样围绕在我身边。见鬼！我竟有些怕她，但我依然很爱这小东西。该死，我真是太自私了，”他说，“显然，我伤害了她……她和朋友们在饭店纵情欢乐时，我却写信去骂她。我他妈有什么权利这么做？我抛弃了他们（指乌纳和他的哥哥沙恩）和他们的母亲（指奥尼尔的前妻——一位名叫阿格尼丝·博尔顿的作家。奥尼尔邂逅卡洛塔时，他们已经结婚）。”

说完自己抛弃妻子的事后，奥尼尔问我父亲：“你知道内疚的滋味吗？”接着，没等父亲回答，他又说道，“它还有别的形式吗？”

提到卓别林时，奥尼尔对父亲说：“她嫁给他，我只能怪自己。我把这视作一种自我惩罚。”接下来，他又立刻补了一句，“但他一定会比我做得好。”这句话后，父亲用括号添了句说明：“奥尼尔在此处使用了将来时态。”这种用法让人觉得，即将嫁作人妇的女儿，在他眼里依然是个少女。

“哈里，”他说，“好好照顾她，她比我更应该得到幸福。”父亲再次在括号里写道：“这话真是让我迷惑不解。”不过，因为他并未反驳这个要求，所以父亲相信，自己的确做出了某种承诺。

这个文件夹里只有一张瑞士“美岸酒店”的信纸，由此可见，父亲终究还是接受了乌纳的邀请，和母亲前往瑞士，与乌纳夫妇在其位于科尔西耶·沃韦小镇的家中会面。科尔西耶·沃韦离洛桑大约12英里。“我觉得自己必须遵守诺言……于是，我去了。乌纳一直在轻轻呜咽。”父亲这样写道。虽然他们随后还聊过几次，但父亲明显在第一次会面后就于当天夜里做了记录。

父亲多年前写下的这些资料，再次让我想起他对奥尼尔的感受。通常来说，人们往往认为奥尼尔是个冷漠疏离、只忠于自身创作的人，但父亲仍觉得他非常忠诚。奥尼尔（聊天中，父亲经常叫他“吉恩”）对父亲与日俱增的依赖，为父亲带来了他职业生涯中最耗费精力，也最辛苦的一段医患关系。但在那两年半时间里[7]，照顾这位他无比尊敬的作家，父亲得到的满足感是其他任何时候都无法比拟的。

奥尼尔相信，自己并非仅仅是个与本国其他五六位大剧作家齐名的杰出作家。我想，大多数剧院史学家应该也是这么认为的。正如大多数评论家所见，他在戏剧上取得的伟大成就，以及他那能引人愤怒哀恸的能力，足以让他与奥古斯特·斯特林堡、亨利克·易卜生和伟大的法国古典主义作家高乃尔·拉辛比肩。我父亲也曾大胆地这样评价道：“至少，他已经接近古希腊悲剧作家……”

现在，突然有机会了解这个男人全部的情感世界，并在其首肯下，想尽办法平复他长久以来的混乱心绪，对我父亲来说，无疑是他临床治疗的一段巅峰经历。正因为如此，我才觉得自己有义务将父亲托付给我的一切都原原本本地讲述出来，甚至包括某些不太重要的辛辣讽刺、细枝末节的文坛逸事，或插科打诨的琐碎趣事。

有次检查时，奥尼尔玩性大发，脱下浴袍，非让父亲穿上不可。父亲说，那件浴袍非常贵，估计是卡洛塔在巴黎或纽约的某家精品名店给他买的。“这衣服衬得你格外高雅。”奥尼尔点评道。父亲说，他知道自己的样子很滑稽，因为奥尼尔比他高，“对我来说，那件浴袍实在太大了。”他说，奥尼尔“见我穿着那件几乎拖地的浴袍，还努力摆出一副严肃认真的样子，简直笑得前仰后合”。

这会儿，夏天几乎已经过去。曾经给父亲带来无数爱与欢乐的“小淘气”开始在迅速增长的恶性肿瘤下备受折磨。最近几个月，它身上癌症的发展速度都一直低于医生的预期；然而，上天对“小淘气”的恩惠终究还是走到了尽头。8月的最后一周，它彻底闭上了右眼，也没有力气上楼到我身边睡觉。此外，它也开始失去胃口，除非我用手喂食，否则就不吃东西。我知道它大限将近，要是再努力将它留在这个世上，就是不对的了。

一天晚上，我把它放进车里，带它去见父亲最后一面。它太虚弱，既无法爬上他的膝盖，也没法再跟父亲玩他一直都很喜欢的抛接游戏。它只能蜷在父亲面前的地毯上，在他弯腰抚摸它的耳朵时舔舔他的手指，抬头望着他。此时此刻，它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一年前，母亲居住的那幢大楼业主更改了那里的宠物条约。因此，母亲只在8个月前的冬天见过“小淘气”一次。当时，我成功说服看门的那位女士为我破例一次，把“小淘气”放上楼，给母亲一个生日的惊喜。

当时，“小淘气”还没有那般萎靡不振。它像往常一样蹿进母亲房间，跳上她的床，舔了她满头满脸的口水。“小淘气”简直是坐在了母亲身上，她却并不在意。接着，“小淘气”又冲进客厅，在一张椅子上找到母亲给它的玩具小熊，一口把它拽下来，拖到房间另一头，毫不怜惜地摇来晃去。

一周后，母亲说她梦见了“小淘气”。“我们带它去四季餐厅（父亲生病前，他俩有时会去那吃晚饭）。一群小女孩在门厅玩耍，女孩们往它脖子上套了根长长的粉色缎带，然后围着它一边转圈，一边唱《山谷里的农夫》。然后，它也跟着她们跳起舞来！

“它摆动着四条小腿，跳得可好了，让每个人都惊讶不已。”母亲说，门厅的里一个男人“是搞电影的”，他立刻拨通了一位电影经纪人的电话，称，“他们决定拍一部‘小淘气’在这儿跳舞的片子！”

另一天夜里，母亲又做了个关于“小淘气”的梦。她梦见我上大学前认识的一个男孩（她向来不喜欢他）试图杀掉“小淘气”。梦中，我父亲说：“我不相信他，看来我是对的，我一直都知道他人格扭曲。”不过，母亲也说，她在梦中问自己：“这事是真的吗？我醒了吗？还是仍在做梦？”

接下来的几个月，她一直向我打听“小淘气”的情况。她知道大楼更改规则后，我曾成功地将它带进来，所以我不再带它来的事让她越来越狐疑。随着夏季一天天过去，肿瘤也越长越大。我只得尽力用模棱两可的理由敷衍母亲。然而，她颇具钻研精神的本能实在太过敏锐，我根本无法骗她太久。在她的连番审问下，最终，我只得告诉了她实情。

“我就知道。”因为知道我一直在骗她，她的口气并不友善。

8月28日，她说她又做了个梦：“你睡在楼上。那有段狭窄的楼梯可以通到楼下。有时，‘小淘气’会从床上爬起来，跑到楼下的客厅。一天夜里，你醒来之后发现它不见了，于是也走下楼，在沙发上找到了它。你坐在它身边，将它搂进怀里。它抬头看着你，眼里却满是悲伤。那时，它已经一动也不能动了……”

母亲做那个梦时，“小淘气”已经虚弱得连屋外的花园都去不了了。我把报纸放在厨房门口，它又恢复了小时候的习惯（还是小狗崽时，我便那样训练过它）。但那一天终究还是到了。即便我拿着它最爱的食物引诱它，它也不肯再吃东西。我给打小就照顾它的那位兽医打电话，他真是非常好心，决定开车到我家，帮助“小淘气”长眠。

把它葬在过去经常玩耍的花园后，我驱车前往波士顿母亲的家中。刚提到“小淘气”的名字，一句话还没说话，母亲便抬起她那只患了关节炎的手，搭在我的胳膊上。朱莉娅陪我们坐在卧室。后来，她注意到我母亲并未像以往那样脆弱而迷离地陷入她时常依赖的幻境中，反而异常坚定地直面痛苦的现实。

“这是我们要接受的惩罚。”母亲说。

“考泽尔太太，这怎么是惩罚呢？”朱莉娅问。

“爱的惩罚。”母亲轻声回应道。

随后，朱莉娅去了厨房。茶点准备好后，我们搀扶着母亲来到餐厅。

朱莉娅熟练地将母亲安顿在椅子上。喝完茶后，母亲问我是否能去卧室写字台里找张“小淘气”小时候的照片来。把照片递到她手中后，她说她想单独在餐厅待一会儿。

“你现在可以走了。”她命令道。

朱莉娅和我一起来到走廊。我想，她知道我想待在这，再多陪陪她。那突如其来的空虚感正在家中等着我，我一定会觉得非常难熬。

到了9月中旬，父亲的事我已经耽误了整整一个夏天。最终让我下定决心的，既不是母亲坚定的决心，也不是那些给我意见之人的支持。迫使我不得不采取行动的是父亲信托律师提供的一条意想不到的信息。

他替我父母投资了几笔资金。前几年，我问过他几次，那些钱是否还够支付疗养院高昂的开支（保险公司或老人医疗保险系统都无法报销这部分费用）、父亲需要的额外护工、母亲需要的护工，以及母亲的房租和住在公寓里的一切其他开销。他总是例行公事地说上一句“你父母的经济情况良好”之类的话，表示没什么好担心的。三年前，在他的努力下，他们的资产已经接近200万美元。

现在，情况却突然变了。而且，只有当我问起，他才告诉我因为当年和前两年市场低迷，他们的总资产已经缩水了1/4。而且，照他们目前的消费速度，剩下的钱只够支撑18个月左右。

一次会面中，我们粗略地做了一番计算。最后，他总结道：除养老院的开支和一些额外的支出，我或许需要承担上门护工的费用。这样的话，我父母的资产估计还能支撑3年多。届时，他们（或其中的一人）若依然在世，就将一贫如洗。

第二天，我坐到西尔维娅面前，问她是否有可能抽身于目前效力的机构，避开那份必须履行的职责，以省下该机构对外收取的那一大部分服务费。她告诉我，她觉得这应该不成问题。（该机构总监了解相关情况后，同意了她为我们服务的请求。）西尔维娅还说，她想再跟朱莉娅谈谈。如此一来，她们就能估算出到底还需要多少人，尤其是她或朱莉娅都离开的时候。

过去，我经常就西尔维娅“接管一切”的强烈愿望开玩笑；如今，我却发现自己非常感激她的这些品质。她做起事来总是干脆果决、雷厉风行，让我得以自由地着手很多其他需要尽快处理的细节。

告诉露辛达我已经下定决心时，她答应在尽其他义务的时候，至少定期监督我父亲的身体状况。尽管已经做好免费帮忙的准备，我还是说服她接受我微薄的酬劳，因为她不仅要供养家庭，还得支付执业护士的学费。

然而，我最依赖的两个人必定还是西尔维娅和朱莉娅。要是没有她们，我根本无法将父亲带回家。虽然根据制定的日程表，两人有足够长的共同工作时间，可以协助对方解决一些无法独自完成的任务，但每天还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她们得完全靠自己。

两位女士异乎寻常的道德感赋予了她们极强的责任心。尽管我一直渴望对病人的这种密切关注，事实上，那些不久就会成为父亲主治医生的波士顿老年病学专家却并非总是指望得上。因此在父亲最后的几年里，完全可靠并能迅速为他提供健康服务的人，就只有西尔维娅和朱莉娅。

为老年人提供家庭看护和家庭陪伴的人往往不受尊重，获得的薪酬也势必远远低于医生和其他在医疗产业中从事更高层面工作的人。但在很多情况下，他们才是唯一真正了解病人，并尽最大努力为此奔走呼号的人。比起“临床医生”这个称呼，我父亲更喜欢“医生”这个词，因为后者显得更直接，永远不会让他与自己需要照顾的病人之间显得太过疏离。因此，从这方面来说，永远忠诚、时刻警醒的朱莉娅和西尔维娅就成了父亲实际意义上的临床医生。她们在以下两个方面的表现，更是证明了这一点：首先，她们会十分专业地向露辛达提出各种疑问；其次，通过密切观察父亲的情况，她们会在需要的时候派访视护士到公寓替他检查身体。

然而，这一切仍是后话。说服自己一切都尽在西尔维娅和朱莉娅掌握之中后，我正式通知疗养院，父亲将于10月10日离开。

“我们要回家了吗？”陪他在疗养院度过最后一晚后，父亲像往常很多次那样，带着些许可称为焦急，也可以说是渴望的神色，问出了这句话。

“没错，爸爸，”我应道，“这次，我们真的要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