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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锵锵三人行·跟陈丹青聊天》被边缘化的工人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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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文涛:这是中国现代化的问题。现代化了,谁也没有理由说不让我过好日子。我记得你讲到一种表情,比如纽约人坐飞机的时候,往往是面无表情的。

陈丹青:飞机场是飞机场的事。飞行在中国还刚开始,最多十来年工夫,所以飞机场还是一个兴奋点。在西方,飞行生活已经至少有五十年历史了,所以他会漠然,会视之当然。我今天要办事,飞机就是一个交通工具。中国人还有兴奋感,我很高兴看见这种兴奋感,因为再过几十年,它也会消失,会跟西方人的表情一样。

在美国,飞机叫做“空中巴士”,乘客行李很少,穿着体面,脸上是一种长期习惯飞机生活的“无表情”。中国挤公共汽车那份混乱,现在还这样,争先恐后,全是表情。

近六七年,飞行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公众生活,每到机场我就看人,你瞧,不少女人,尤其是年轻女子,穿得像去开Party。穿西装的地方老板或官员,显然兴奋,郑重其事,上下飞机,不停打手机:“我在候机室呢!马上登机了!挂了!”明明通话内容跟飞行无关,可是要来点明他在飞机场。

火车高级软卧车厢也能看这种自觉的优越感,装得无所谓,但是对自己很满意。这种表情很有意思。中国人整体生活已经进入消费时代,但“表情”还属于前消费时代,还在兴奋期。可别太快弄得像西方人一样,一脸冷漠,一脸的无表情。所谓消费时代的脸,在西方是集体表情:他们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代价——孤单、恐惧、疏离、死亡。有了飞行,就有空难,西方人蛮看破的。看破了,于是出现集体表情。西方人面临突发灾难,比中国人镇静、理性。“9·11”那天头一幢楼出事,千百员工下楼撤离就跟排队进电影院似的,不抢、不慌、不失态。

他们早就在这个文明中,看破它的好处,看破它的可怕。

——陈丹青《荒废集·我永远被起飞吸引》

窦文涛:那跟你记忆中相比,现在上海人的表情有什么变化?

陈丹青:太大变化了!我发现有两种人消失了,一个是帝国主义分子消失了,比如银行家或者保险家,包括他们的买办,1949年以后就消失了;另一个是上海的工人消失了,我再也看不到上海的工人,或者他们变了样子,或者到郊外去了,而我小时候,上海工人阶级是很主要的一个群体。

窦文涛:那是什么造型?什么样子?

陈丹青:非常“阳气”。我亲眼看着上海工人造反,王洪文那批人怎么到文化广场开会,开完会怎么光着膀子大冬天提着几十面鼓到安亭去卧轨抗议。后来出现王洪文北上的事,因为他背后有一个庞大的工人阶级,而且被认为是全中国最先进、最成熟的一个群体。现在呢,用马克思的话解释,这个阶级在上海消失了……我小时候在弄堂里看到的工人是被尊敬的人,他们样子生得很好,很厚重,很有主张,经常断个是非什么的。

窦文涛:我小时候也有“工人阶级有力量”的感觉。

梁文道:民国时期工人阶级很多,上海向来是东亚地区工人运动的重镇。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就更厉害了,成了国家的主人。

陈丹青:他们是有政治地位的。

梁文道:而现在的消失是在全国消失。现在广东、浙江有那么多工人,但我们今天已经不再讲工人阶级,换了个名字——“民工”、“打工仔”、“打工妹”。

陈丹青:我相信工人一定还在,东北的吉林、辽宁还有那么多钢铁厂,那么多制造业,工人肯定还在。但在上海,当年那些工人、工人宿舍、工人家属、工人俱乐部,种种跟工人有关的生态差不多已经消失了,或者很边缘了。

梁文道:“工人阶级”这个概念本身还包括一个主从关系。过去一讲“工人阶级”,就觉得非常光荣,值得尊重,是国家的主人翁,很有尊严。今天整个主题变了,他们成了帮别人打工的人,老板是主人,他们不是主人了。

陈丹青:他们成了被边缘化的一个群体。

窦文涛:那你在纽约看到的美国工人阶级也“阳气”吗?

陈丹青:在纽约你看到那些修马路的工人、盖大楼的工人,就像马克思说的工人一样,有的很有主见,长得像教授一样;有的膀大腰圆,总之是身心健康的一个群体,同时也是很稳定的阶级。他们得养家糊口,他们也罢工,可是工作的时候就很认真、很准确、很有效率。现在,我们各行各业都不像各行各业,各行各业的模样、气质在中国特别模糊,只塑造出了一种气质,文人不像文人,武人不像武人。

窦文涛:没样子了。

所谓人文素质,不完全是学问高低,所谓宗法教育,深深影响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的行为、举止、谈吐、魅力,甚至相貌。然而“素质”无可量化,难以指陈,它是时代、阶级、文化、家教等等在一个人、一代人身上的总和。我甚至感叹于老照片中的临刑罪犯,也比今日的罪犯更见气质。

——陈丹青《退步集续编·艺术学院与艺术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