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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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人是不失其赤子之心的人，言下之意是：我们每个人生来都具备赤子之心，只是随着年纪渐长、社会阅历渐丰，赤子之心便渐渐丧失掉了。只有极少数的人在成年之后仍不失其赤子之心，李煜正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对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缺乏普通人的体验。所以治国则不晓得民间疾苦，填词却可以不受世俗的沾染。
“赤子之心”在今天的含义已经很与古代不同。今天常常以这个词来形容爱国华侨，说他们对祖国母亲怀有一颗拳拳赤子之心，然而在王国维那里，“赤子之心”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赤子”的本义是婴儿，初生婴儿全身通红，所以叫作赤子。赤子在中国古典哲学里是一个很玄妙的概念，《老子》第五十五章有讲：“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
这段话是形容得道高人返璞归真的境界，所返之璞，所归之真，就是初生婴儿的状态，这是一种精神修养上的逆生长。婴儿有如下特点：毒虫不伤他，猛兽不咬他，凶鸟不搏击他；虽然筋骨很柔弱，拳头却握得很紧；虽然还没有性意识，小生殖器却总是处于勃起的状态，这都是精气充沛的缘故啊；虽然整天哭个不停，喉咙却不会哭哑，这是元气淳和的缘故啊。
《老子》这段话其实很令人费解，试想倘若我们有足够的残忍心，将一个初生婴儿抛弃在荒郊野外，毒虫自然会吸他的血，猛兽自然会吃他的肉。无论这个孩子精力如何充沛，元气如何淳和，都不可能在毒虫与猛兽的世界里逃过一死。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中，道家总会将自然状态想得太美好，相信只要我们舍弃文明，返归质朴，那么无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人与自然之间都会和谐无争；儒家总会将自然状态想得太残酷，相信若不是有圣人制礼作乐，那么我们看到的必定是一个充满争端、你死我活的社会。今天我们有了足够的心理学知识和人类学知识，反观古代学术，会发觉道家与儒家各自走向了一个极端。但为了理解古人，我们必须暂时将现代学术置诸脑后，以一颗质朴的心以及满怀同情的理解来感受一下那些久远而蒙昧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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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解读《老子》，影响力最大的是曹魏时代的玄学家王弼。王弼对《老子》第五十五章的解释是这样的：赤子无欲无求，所以谁都不会冒犯，所以毒虫猛兽才不会招惹他。——这真是一个从未养过孩子的人才会有的见解啊。王弼是一位早夭的天才，如果天假时日，让他养上几个孩子，恐怕他就会被赤子们的欲求搞得应接不暇了。
当然，王弼的理解完全合乎道家思想的一贯性，但如果李煜真如王国维所言“不失其赤子之心”，又怎会招致赵匡胤这头猛兽的伤害呢？
儒家也提出过“赤子”的概念，《孟子》有讲“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显然是王国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一语最直接的本源，只是“大人”被替换为“词人”罢了。
对《孟子》这一语应当如何理解，考虑到王国维所处的时代背景，我们最有必要参考一下朱熹《孟子集注》的看法。在朱熹看来，孟子所谓“大人”，约略就是圣人：大人之心，通达万变；赤子之心，纯真无伪。两者貌似截然相反，然而大人之所以为大人，正因为他不会堕入物欲，于是保全了与生俱来的那份纯真，而由此扩而充之，则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达到做人的极致。
朱熹对《孟子》的解读看上去并不比王弼对《老子》的解读更加令人信服多少，但毕竟《孟子》这段话独立成章，没有任何上下文可以让我们参照。清代学者焦循《孟子正义》给出过极尽详细的考证，引《尚书》《荀子》《说苑》为证，认为所谓“大人”是指统治阶层，“赤子”形容平民百姓，孟子的意思是统治阶层治理百姓应当有父母爱护婴儿之心。婴儿实在太过弱小，《老子》那些夸张描述全不可靠，只有照顾到无微不至的程度，婴儿才可以健康成长，统治阶层对百姓正该如此。
焦循的考证长篇大论，我在这里很难尽述，只能说以我的个人判断而言，更加倾向于焦循的意见。在焦循的意见里，赤子是孱弱无助的，任何一点小小的伤害都承受不起，需要人们的呵护备至。这样的赤子，倒真是一副李煜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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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国维所沉迷的西方哲学里，“赤子之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尼采有一部《苏鲁支语录》，又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主人公是一位名叫苏鲁支的智者，得道下凡，向世人说教。苏鲁支得道的表征正是“变为小孩了”。赞美孩童一度是西方浪漫主义运动中的风气，这说明孩童的一些特质正是当时社会上缺乏的东西。
尼采还讲过精神的三种转变，从骆驼变为狮子，从狮子变为婴儿。为什么勇猛的狮子要变成婴儿呢？婴儿比狮子强在哪里呢？尼采有一番玄妙的解释：“婴儿乃天真，遗忘，一种新兴，一种游戏，一个自转的圆轮，一发端的运动，一神圣的肯定。”（徐梵澄译《苏鲁支语录》）
尼采说话总爱用诗人的语言，如果我们要找一些朴素的说法，可以看看王国维的一篇《叔本华与尼采》，其中有一段对叔本华格言的翻译，与本章“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的句式完全一样：“天才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何以如此？上下文有很详尽的阐释（仍是叔本华的观念）：人从一出生，长到大约七岁，知识器官（大脑）就已经发育完全了，而生殖器官还没有发育完全，所以赤子能感受、能思考、能接受教育，对知识的渴望较成人为深，接受知识也比成人容易。一言以蔽之：赤子的智力胜于意志。也就是说，赤子的智力的作用远远超过意志的需要。所以从某方面来看，凡是赤子，都是天才；凡是天才，都是赤子。
在叔本华的哲学体系里，上述观点可以做这样的理解：小孩子的智力发育比生殖系统的发育要早，所以在这个阶段，他们在观察事物的时候并不受欲望的干扰，加之缺乏社会生活经验，眼光就更加单纯，而这正是所谓“纯粹认识主体”的特点。对王国维深有研究的佛雏基于叔本华的这一思想以及席勒的“游戏说”，对《人间词话》本章内容阐释说：“所谓‘赤子之心’，就是指儿童般的‘天真与崇高的单纯’；所谓‘为词人所长处’，就是类似儿童寻找游戏的、超乎个人利害关系之上的那种‘单纯’的自由的心境。”（《人间词话三题》）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这种玄妙的看法，袁行霈在《中国诗歌艺术研究》里提出过一个很实在的问题：“李后主如果没有长期宫廷生活的经验，固然写不出反映宫廷生活的作品；但正因为他只有宫廷生活的经验，而与广阔的社会生活很隔膜，所以他的词题材境界都较狭窄，这怎么能说是词人之长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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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貌似简单的一章引起过王国维研究者们的太多争议，至于我自己，倾向于一个最简单直接的看法，即以焦循《孟子正义》的阐释来理解何谓“赤子之心”，那么《人间词话》这一章的要点不过是说李煜如婴儿一般天真单纯，太容易受伤害，太不通人情世故，高兴了就写尽自己的高兴，悲伤了就写尽自己的悲伤，如实而来，如实而去，丝毫不懂得遮掩。无论是他对生活的穷奢极欲，他对爱情的三心二意，还是他对国家大事的一筹莫展，这三点换在任何人身上都理应换来十足的道德谴责，但谁会因此而谴责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呢？
从最低限度来说，王国维这个“赤子之心”的含义不可能是叔本华式的，因为李煜的词恰恰最反映自己的欲望，全是在利害关系里纠结着，一点都不的超然。如《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如《浪淘沙》（帘外雨潺潺），哪里是以“类似儿童寻找游戏的、超乎个人利害关系之上的那种‘单纯’的自由的心境”来观察事物呢？无论看花儿凋谢还是听春雨潺潺，无一不投射出心底的悲戚，这至少应该算是《人间词话》第三章所谓“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于是花也愁，雨也愁，整个世界弥漫着恨意。原本这只是他个人独有的伤与恨，他却以为全世界都如此，全人类都如此，所以“人生长恨水长东”。越是孩子气的人越是有这样的心理，这倒是今天的心理学真正揭示给我们的。而这样不可理喻的自我中心主义，正是文学艺术最需要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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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间词话》手稿本里，这一章的结尾还有被删掉的两句：“故后主之词，天真之词也；他人，人工之词也。”这倒会使我们想起刘熙载论词的那首《虞美人》：“要全本色发天机，试问桃花流水岂人为。”
文学观念的主流一直都是文以载道、诗以言志，其实这就是儒家“内圣外王”理论的一种体现。因为既关乎内在的道德修养，又关乎外在的社会担当，所以“人工”最受重视而“天真”无关紧要。凡有创作，“发乎情”固然无可厚非，但最后一定要“止乎礼义”。
降及明代，异端分子李贽倡导“童心说”，传统意义上的文章道德、礼义廉耻突然间溃不成军。李贽《童心说》开宗明义：“夫童心者，真心也，……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所以“童心”成为唯一的审美标杆，写诗填词再不可“发乎情，止乎礼义”，而应当“发乎性情，由乎自然”。
李贽有一部论诗专著《读律肤说》，主旨可以归结为一句话：你是怎样的人，就去写怎样的诗。这样看来，写诗应该拒绝人工，一切本乎天真才好。只有这样，才是童心。
如果在当时挑一个最富童心的文人，自然非李贽莫属，我们不妨领略一下李贽的诗艺——我很艰难地选出了《除夕道场即事》三首：
其一
众僧齐唱阿弥陀，人在天涯岁又过。但道明朝七十一，谁知七十已蹉跎。
其二
坪上相逢意气多，至人为我饭楼那。烧灯炽炭红如日，旅夕何愁不易过。
其三
白发催人无奈何，可怜除夕不除魔。春风十日冰开后，依旧长流沁水波。
并不是我存心去挑选李贽最不入流的作品，实在因为这三首诗太能代表他的风格。这样的诗的确符合天真、童心的标准，但想来没人会认为这是好诗。李贽自己倒也有这点自知之明，他这样说过：“我于诗学无分，只缘孤苦无朋，用之以发叫号，少泄胸中之气，无白雪阳春事也。”
及至清代乾隆年间，袁枚首倡性灵，虽然也算继踵于李贽的童心说，却不曾走得那么极端。袁枚认为写诗为人固然需要后天的学力，但用笔构思全凭天分。依这个标准来看，李贽就属于全无诗歌天分的，所以无论他再如何童心真纯，写出来的诗也太不像话。
袁枚还讲过“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与王国维“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如出一辙，可以算是王国维“赤子之心”这一理论在传统诗论里最直接的渊源了。王国维发扬自李贽、袁枚以来的传统，用以发扬的武器便是他学自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哲学与美学，这将在接下来的两章里慢慢道出。
附记：周济的词
周济有一首《蝶恋花》，与李煜《相见欢》（林花谢了春红）写相近的景象与情绪，若能将这两首词细细对比，就可以体会出常州词派所推崇的含蓄寄托风格与李煜的粗服乱头风格究竟有怎样的差异，以及为什么周济会将李煜的词风视为词的变体：
络纬啼秋啼不已。一种秋声，万种秋心里。残月似嫌人未起。斜光直透罗帏底。
唤起闲庭看露洗。薄翠疏红，毕竟能余几。记得春花真似绮。谁将片片随流水？
络纬即莎鸡，俗称纺织娘，夏秋夜间振羽作声，声如纺线，故名络纬。在诗歌套语里，络纬是表示秋天的符号。秋心即愁绪，语出吴文英“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上秋下心即合成一个“愁”字。薄翠疏红，形容秋天绿叶与红花一并稀疏、凋零的景象。
不同于李煜《相见欢》有直指人心的力量，周济这首《蝶恋花》总要人反复回味，慢慢体会出隐在字里行间的深切情感。两首词的情绪其实一样的浓烈，而李煜词的悲哀如同婴儿的号哭，当即便激起你的同情，让你再无余暇去考虑别的什么；周济词的悲哀如同一个历尽沧桑的人在不动声色中静静淌下一滴泪水，若你只是匆匆一瞥或是阅历不足，便不会读出这一滴泪水的背后有着如何的波澜壮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