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唯一幼安耳。近人祖南宋而祧北宋，以南宋之词可学，北宋不可学也。学南宋者，不祖白石，则祖梦窗，以白石、梦窗可学，幼安不可学也。学幼安者率祖其粗犷、滑稽，以其粗犷、滑稽处可学，佳处不可学也。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气象论，亦有“横素波”“干青云”之概，宁后世龌龊小生所可拟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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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评点两宋词家，指点学词门径，全在针对晚清的词坛主流，所以在今天抽身来看，这些意见或多或少总有矫枉过正之嫌。在王国维看来，南宋姜夔（白石）、陆游（剑南）、辛弃疾（幼安）三大词家，只有辛弃疾一人能与北宋词家抗衡；词从北宋发展到南宋实为一大退步，然而时人填词多学南宋而不学北宋，学南宋的人又多学姜夔、吴文英（梦窗）这两个二流词人，而不学南宋第一的辛弃疾；这是因为二流作品有门径可循，便于人们照猫画虎，一流作品则以天才取胜，既寻不到门径可学，勉强去学也学不成样子。
康熙年间，朱彝尊编成《词综》，汇集唐代至元代词家六百余人，选词两千余首，影响出蔚为壮观的一个浙西词派。朱彝尊在《词综·发凡》里开宗明义说：“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而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杰出。”意即南宋是词的巅峰时期，姜夔是这个巅峰时期里的巅峰人物。所以我们可以想见，王国维之所以花那么大的气力批判南宋词风并贬低姜夔，是有所针对的。
《词综》于姜夔之下，推崇的是吴文英、周密、张炎、史达祖这一类词人，却很看不上辛弃疾。王国维时代的大词家文廷式对《词综》有一言以蔽之：“以二窗为祖祢，视辛、刘若仇雠。”（《云起轩词·自序》）意即《词综》将吴文英（梦窗）、周密（草窗）这类婉约派当成祖宗牌位来供奉，却把辛弃疾、刘过这类豪放派看作仇敌。
在王国维的时代，词坛以王鹏运、朱孝臧、郑文焯、况周颐为四大名家，王鹏运、朱孝臧校订梦窗词，大力标举吴文英；郑文焯最精音律，全然在走姜夔一途；况周颐年轻时主张性灵、寄托，晚年因与朱孝臧频繁唱和，受后者太大影响，以“重、拙、大”为填词三大美学原则。时代大潮，几乎完全站在王国维的对立面，也难怪《人间词话》在当时反响平平，无声无息。
晚清词坛之所以特别标榜姜夔、吴文英，有时代声息相通的缘故。晚清的衰世一如南宋的衰世，衰世自然有衰世之音；辛亥革命的爆发更把衰世打成末世，而吴文英、周密、张炎等人正是在南宋末世里辛苦填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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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姜夔的词，格调虽高，感情却不真切，这是《人间词话》前一章里刚刚讨论过的内容；陆游的词，虽然气势逼人，却过于直白了些，少了一点蕴藉，少了一点余味。
姜夔的词，前文已经讲到不少，这里重点讲一讲陆游。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诗集名为《剑南诗稿》，故而人们也会以“剑南”称之。陆游出身于官宦之家、书香门第，论文采和学识都是当世第一流的。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1153），陆游赴临安应举，状元及第，却不想秦桧的孙子秦埙也在同科考试，屈居榜眼；翌年礼部考试，陆游的排名又在秦埙之前，秦桧终于怒不可遏，直接将陆游除名。直到秦桧死后，陆游才艰难地踏入仕途，在无数坎坷与挫折中度过了一生。
今天的文学史一概将陆游大书特书，原因在于陆游是一个无比赤诚的爱国主义诗人。我们的小学语文课本收录有陆游的绝笔之作《示儿》：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陆游临终最牵挂的事情不是家庭的遗产安排，而是北方故土的收复大业。陆游去世之后仅仅二十四年，南宋便与蒙古联合，一道灭了金国。这或许会给陆游一点告慰。然而世事吊诡，又四十二年之后，蒙元灭宋，当初宋金南北对峙的局面反而令人怀念了。
陆游哪怕在最潦倒的时候也一心想着光复事业，如《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
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
人都已经落到僵卧孤村的窘境，却不自哀，还一心想着报效国家。用今天的流行语来说，这是何等的伟大情操。陆游对自己的军事才能怀有无比的自信，所以怀才不遇的悲怆自然比平常人深刻许多，如《书愤》：
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
颔联是千古传诵的名句，其中点到的两个地名——瓜州渡和大散关，都是宋金对峙的军事要冲，双方打过几场著名的战役。颈联“塞上长城”语出《宋书·檀道济传》，刘宋名将檀道济蒙冤被杀，被收捕时愤愤说道：“乃复坏汝万里之长城！”陆游早年以军事才华自许，可惜年逾花甲也不曾施展半分。尾联赞颂诸葛亮，最是缅怀《出师表》“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词句，那也是陆游一生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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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游也有散淡潇洒的一面，如《剑门道中遇微雨》：
衣上征尘杂酒痕，远游无处不消魂。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
如果将一切传统诗人想象成一家公司，并要为这家公司设计一个LOGO（商标）的话，简直没有比这首诗更合适的了。画面感太强，王国维定会说它“不隔”。此时陆游正在去往成都，要到那里就任一个参议的小职位，以写意的手法在“细雨骑驴入剑门”的形象里画出了自己，也画出了诗人的群像。
《临安春雨初霁》也是陆游的名作，在清新中隐藏着酸楚：
世味年来薄似纱，谁令骑马客京华。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陆游写这首诗的时候已经六十二岁，返家途中经过临安，春雨过后听着巷子里叫卖杏花的声音，也算是一番闲趣了。“矮纸斜行闲作草”，写草书比写楷书更花工夫，“闲作草”是在清闲中以草书打发时间；“晴窗细乳戏分茶”，宋人有精致的茶道，以茶汤上的浮沫（细乳）来鉴别茶的优劣（分茶）。尾联别有深意，暗用陆机“京洛多风尘，素衣化作缁”的诗意：京城太多风沙，容易将素衣染黑，暗喻京城有太多的肮脏龌龊，很容易玷污人的品格。陆游不在京城久留，预计清明时节便可以到家，所以才说京城的污浊玷污不到自己。
自南宋以至清代，人们大多欣赏的是陆游诗中这闲适散淡的一面，尤其是陆游很有一些过于浅近的诗歌，最容易受到那些文艺素养不高的人的喜爱。《红楼梦》第四十八回，香菱向黛玉讨教诗艺，有这样一段：“香菱道：‘我只爱陆放翁的诗“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的真有趣。’黛玉道：‘断不可学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了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
及至清末，在国势日衰、国耻日深的重压之下，陆游诗中激愤的一面才被人们标举出来。而陆游的词向来也不很受人重视，如刘熙载《词概》里说陆游之词安雅清瞻，其最上乘的作品在苏轼与秦观之间，只可惜缺乏超然之致、天然之韵，被人一眼便看个通透。
所以王国维所谓“剑南有气而乏韵”，正是上承刘熙载来讲的。以陆游那样一个在僵卧孤村的时候“尚思为国戍轮台”的人，怎可能有任何超然的气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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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陆游的全部性格里，最缺少的就是超然。无论国事还是家事，但凡有了纠结，他便要一辈子纠结到底。陆游在爱情上的纠结是最广为人知的，据周密《齐东野语》，陆游娶表妹唐婉为妻，琴瑟和谐，但陆游的母亲偏偏不喜欢这个儿媳，认为她荒废了儿子的时间，耽搁了儿子的前程。这真是好一场婆媳斗争大戏，而在那个既无女权又尊孝道的时代，陆游迫于母命，只得含泪休妻。
转眼几年过去，在一个踏青的日子，绍兴沈园里，唐婉与后夫赵士程邂逅了前夫陆游。在这个本该既百感交集又尴尬无措的时刻，唐婉倒表现出了大家闺秀的风范，先是征得了赵士程的同意，随后派人送酒馔向陆游致意。陆游不胜欷歔，题《钗头凤》一首于沈园墙壁之上：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旧情显然难忘，却也无可奈何。词句完全是声泪俱下的样子，实在为“有气而乏韵”的说法做了最好的注脚。但是，在这样的情绪里，换谁可以写出有气而不乏韵的诗词呢？
唐婉再游沈园，在墙壁上写下了给陆游的回答：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晓风干，泪痕残。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角声寒，夜阑珊。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
咽泪装欢的日子极度损耗着唐婉的生命，不久之后她便在抑郁中死去，留下陆游用尽后半生的时光来缅怀这一段永失所爱的感情，当然，出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郑重考虑，陆游在这段时间里还是忙不迭地生下了七子一女。
“时间会冲淡一切”这句话在陆游这里并不适用。直到晚年，他几乎每经过一次沈园就会写出极其伤情的诗句，如《余年二十时尝作菊枕诗，颇传于人，今秋偶复采菊缝枕囊，凄然有感》二首：
其一
采得黄花做枕囊，曲屏深幌闷幽香。唤回四十三年梦，灯暗无人说断肠。
其二
少日曾题菊枕诗，蠹编残稿锁蛛丝。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
又多年后，已近古稀之年的陆游再游沈园，看到当年题写《钗头凤》的墙壁已然颓坏，禁不住又是百感交集，有诗《禹迹寺南，有沈氏小园，四十年前，尝题小词一阕壁间，偶复一到，而园已三易主，读之怅然》：
枫叶初丹槲叶黄，河阳愁鬓93怯新霜。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94凭谁说断肠。
坏壁醉题尘漠漠，断云幽梦事茫茫。年来妄念消除尽，回向蒲龛95一炷香。
到了七十五岁那年，陆游故地重游，又写下《沈园》绝句二首，诗句中那种撕心裂肺的痛仿佛几十年间从来未曾淡去：
其一
梦断香消四十年，沈园柳老不飞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泫然。
其二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无复旧池台。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又九年之后，八十四岁的陆游在儿孙的搀扶下再游沈园，写下了《春游》这一首最后的爱情缅怀之作：
沈家园里花如锦，半是当年识放翁。也信美人终作土，不堪幽梦太匆匆。
翌年，即宋宁宗嘉定二年（1209），也就是陆游写下绝笔诗《示儿》的那一年，无论是对爱情的纠结还是对光复中原的纠结，一并折磨到陆游生命的最后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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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陆游注定是一个活得很累、很委屈的人，但他最可爱的地方就是：即使碰得头破血流，也依然一往无前、痴心不改。这样一种情操，全写在那首《卜算子·咏梅》里：
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
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
这首词属于最典型的“托物言志”，写梅花的寂寞、高洁与执着无悔，每一个特点都落在自己身上。
咏物诗词大约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咏物就是咏物，如林逋“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第二类，托物言志，如陆游“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第三类，亦真亦幻，别有寄托，如苏轼“似花还似非花，也无人惜从教坠”。一直以来，第三类最是受人称道，而第二类，尤其是在词而非诗的世界里，是被认为太过直露、缺乏韵味的。
然而初阶读者最易于接受的恰恰就是第二类，因为它相比于第一类更加贴合人的感情诉求，相比于第三类则直截了当，语语都在目前。高级知识分子最喜欢第三类，因为它回味悠长，不厌熟读。王国维是个例外，因为他的美学根底是康德、叔本华和尼采，所以能够从传统文人中间杀出一条新路，另立新的标准，崇尚的是德国古典美学意义上的天才之作，譬如李煜和纳兰性德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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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国维的新标准里，南宋是词的衰败时代，姜夔、陆游虽然各树高峰，但前者“有格而无情”，后者“有气而乏韵”，终归无力与北宋名家相比，只有辛弃疾才是唯一不输于北宋名家的人。辛词佳处，在于有性格，有境界，有气象。（王国维这里所谓境界，并非美学意义上的境界，而是指通常所谓的人生境界。）
《人间词话》手稿，本章内容还有一句“其实幼安词之佳者，如《摸鱼儿》《贺新郎·送茂嘉》《青玉案·元夕》《祝英台近》等，俊伟幽咽，固独有千古”。其中《青玉案·元夕》在第二十六章已经有过讲述，这里先从《摸鱼儿》看起：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恨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96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97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98，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这首词有序言说：“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为赋。”淳熙己亥即宋孝宗淳熙六年（1179），辛弃疾从荆湖北路转运副使调任为荆湖南路转运副使，转运使亦称漕司，掌管财赋，这便是“自湖北漕移湖南”之所指。辛弃疾自南归以来，已经被朝廷投闲置散了十七个年头，在壮志难酬的悲愤中白白熬到了不惑之年，非但看不到掌兵北伐的希望，就算勉强忍在一个掌管财赋的小职位上，竟然也被朝廷从湖北调到湖南，眼见得离前线更远。于是在小山亭上，在同僚们为他举办的送行宴会中，他以这首《摸鱼儿》发尽胸中的牢骚。
词的上阕全是伤春情绪，下阕借美女失宠于君王的典故抒发自己空有壮怀而不见用的愤懑，连带着还将当权者狠狠讥讽了一番。宋人罗大经有评论说：“使在汉、唐时，宁不贾种豆、种桃之祸哉！愚闻寿皇见此词颇不悦，然终不加罪，可谓圣德也已！”意即倘若辛弃疾生活在汉、唐两代，这首词是会给他招致文字狱的；宋孝宗对这首词很有意见，却不曾加罪于辛弃疾，真是一位好皇帝啊！
罗大经所谓种豆之祸是指西汉杨恽的事情：杨恽是司马迁的外孙，被贬官赋闲之后非但没有半点悔过反省的姿态，还在信里对规劝他的友人满怀怨气地解释自己的高调生活是如何的理所当然，其中就有一段对自己酒酣耳热唱种豆之诗的生动描写。那首诗是：“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虽然字面上是说南山种豆，实则暗讽朝政芜秽，说自己乐得免官逍遥。杨恽这篇书信写得文采斐然，以至被收入《古文观止》，名为《报孙会宗书》。后来因为别的事由，杨恽再次获罪，抄家时抄出了这份《报孙会宗书》。原本杨恽罪不至死，但汉宣帝无法容忍他书信中这副冷嘲热讽的腔调，便以大逆不道罪将他处斩，收信人孙会宗也受牵连而被罢官处分。
罗大经所谓种桃之祸是唐代刘禹锡的事情：刘禹锡从贬所返京，经过桃花盛开的玄都观，写下一首《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诗句将满朝新贵一并讥讽了去，以致刘禹锡才返京城，便被贬到更远的地方。
这样比较之下，辛弃疾虽然屡屡被投闲置散，但已经太值得庆幸了。辛词虽好，但怨愤、讥讪太多，辛弃疾不曾成为文字狱的受害者实在要感谢宋代宽容士大夫这一基本国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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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体现辛词“粗犷、滑稽”者，莫过于那首《贺新郎》：
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这首词有小序说：“邑中园亭，仆皆为赋此词。一日，独坐停云，水声山色，竞来相娱。意溪山欲援例者，遂作数语，庶几仿佛渊明思亲友之意云。”这首词大略作于宋宁宗庆元四年（1198），辛弃疾在信州铅（yán）山以建园筑亭的事业消磨着投闲置散的日子。凡有园亭，辛弃疾都为之题名、填词，仿佛《红楼梦》里大观园初成时的样子。其中有停云堂，名号取自陶渊明“思亲友”的《停云》诗意，只是还缺一首配套的新词。某日辛弃疾独坐停云堂，感觉水声山色一齐在劝说自己援例填词，于是写下这首《贺新郎》，效法陶渊明《停云》诗“思亲友”之意。
当然，《停云》的意思不仅仅是“思亲友”。那是晋安帝元兴三年（404），刘裕攻伐于上一年里僭位称帝的桓玄，一路打进京师，篡位的意图并不比桓玄更隐晦些。陶渊明当时正在柴桑上京里老宅，写下这首名为“思亲友”的《停云》四言诗，以“八表同昏，平陆成江”的夸张语言来描写春天的阴雨，谁都看得出这是在影射时局。
辛弃疾同样是在影射时局，姿态还很招摇，所谓“庶几仿佛渊明思亲友之意云”简直就是在开诚布公：我要像陶渊明以《停云》影射元兴三年的黑暗时局一样，以这首《贺新郎》来影射当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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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矣吾衰矣”，这是直接引用《论语》的话。填词无论用典还是化用前人成句，还很少有直接引用经书的，因为这就像一个现代诗人在新诗里引用《毛主席语录》一样，太有违和感了。只有辛弃疾这样鬼斧神工的才力才能驾驭得来这样的写作方式，这也正是王国维所谓辛词“佳处不可学也”之一例。
《论语·述而》：“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孔子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梦到周公了，不禁百感交集，认为自己真的衰老、不中用了。周公是孔子的偶像，孔子的一生事业就是要复兴周公所创立的礼乐制度。孔子的叹息，实则是对礼坏乐崩、吾道不行的绝望之语。辛弃疾援引“甚矣吾衰矣”，意在“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这时候的他最能够体会孔子当时的心情。
“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貌似真的在“思亲友”，然而在孔子哀叹的烘托下，读者会明白词人是在叹息同道中人在这些年偷安绥靖的气氛中零落四方，知音已经越来越难寻了。索性想开些，“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而纵然想要一笑，却“问何物、能令公喜”。
这几句里夹缠着两个出处，一是李白“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一是《世说新语·宠礼》：王珣、郗超各有奇才，很受大司马桓温的器重。郗超多须髯，担任记室参军；王珣身材矮小，担任主簿。所以荆州人给他们编了几句歌谣：“髯参军，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大胡子参军，矮个子主簿，能使桓公欢喜，能使桓公发怒。）
既然没有王珣、郗超那样的人能令自己快慰，便只有寄情于山水：“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语意化自李白“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
“情与貌，略相似”，情，即词人之情；貌，即青山之貌。词人之情与青山之貌相似，而究竟相似在何处，便是上一句里提到的“妩媚”。
“妩媚”亦作“娬媚”，形容风流优雅的姿态，在古汉语里可以男女通用。三国时代，魏人鱼豢撰写《魏略》，便称道吴主孙权“娬媚”。《新唐书·魏徵传》，唐太宗说别人都讲魏徵举动疏慢，“我但见其妩媚耳”。
“一尊搔首东窗里”，用陶渊明《停云》诗意“良朋悠邈，搔首延伫……有酒有酒，闲饮东窗”。“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想来陶渊明刚刚写就《停云》的时候，定是与我此时一般的心境吧。
“江左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陶渊明写有《饮酒》组诗二十首，苏轼赓和之，是为《和陶饮酒二十首》，其中第三首有“江左风流人，醉中亦求名”，是说南朝那些官场名流即便在酒醉之中也不忘追名逐利，哪里再有第二个陶渊明这样的饮酒高士呢？
杜甫诗有“浊醪有妙理，庶用慰沉浮”，浊酒之中自有妙理，这妙理究竟是什么，不讲，只是说这道理只有我这样的人会懂，而江南官场之上那些醉生梦死的风云人物又怎会悟出一二呢？于是“回首叫、云飞风起”，酣醉之中，云飞风起仿佛全听自己安排似的，这感觉难免令人生出几分狂意：“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
这两句狂态逼人的话化自《南史·张融传》：张融是草书大家，有一次齐高帝说：“你的书法确实很有骨力，只可惜不得二王（王羲之、王献之）之法。”张融答道：“我不但遗憾自己的草书不得二王之法，更遗憾二王无缘学到我的笔法。”张融还常常自叹说：“不恨我不见古人，所恨古人又不见我。”辛弃疾化用其语，所谓“古人”是指陶渊明而言的。
“知我者，二三子”，是说自己饮酒、发狂、发牢骚、寄情山水，只是因为众人皆醉我独醒，心中款曲无从倾诉，真正明白我的也不过两三个人而已。开篇所谓“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在结尾得到了凄凉的呼应。
后来坐镇南徐的时候，辛弃疾每次开筵必定命歌女歌唱他的词作，每每自诵其警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每到此时，他总是拊髀自笑，顾问坐客何如。想来客人们的反应他并不会真正放在心上，毕竟“知我者，二三子”，即便当主战派占到上风的时候也不外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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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宋孝宗与金世宗签订隆兴和议之后，两国维持了三十年的和平时期。在这三十年间，南宋越发耽于偏安的闲适，金国越发加速着汉化进程。然而到了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即辛弃疾南渡之后的第四十三年，主和已久的南宋朝廷忽然兴起了北伐之议。
看上去宋人似乎真的等来了北伐的良机，因为金国在不断加速汉化的过程里，战斗力早已大不如前，而北方的蒙古作为新兴的帝国开始严重威胁到金国的安危。蒙古之于金，近乎于当年的金之于北宋。金人既忙于应付北方的蒙古，势必无力兼顾南线，宋人正可以建千载一时之功，这个重任就落在了权臣韩侂胄的肩上。
韩侂胄锐意北伐，其实是很有私心的：自己是靠政变起家，没什么足以服众的政治资本，若能抓住时机建一番不世殊勋，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事情吗？于是在开禧元年，韩侂胄走上前台，任平章军国事，权位更在宰相之上，全方位筹备北伐事宜。
那是群情激奋的一年，即便是韩侂胄的政治对手以及素来不屑于韩侂胄的人，这时候也纷纷站在了他的一边。为了这一刻，辛弃疾已经足足等候了四十三年。
被贬谪多年的主战分子被纷纷起用，这当中自然少不了本已主动请缨的辛弃疾。但当真进入备战的具体工作，辛弃疾发现事情完全不是自己想象的那样，而问题全出在韩侂胄身上：韩侂胄一来绝非帅才，完全缺乏对大事件统筹规划的能力；二来私心太重，政客的习气太深；三来将北伐事业看得太过轻率了。
辛弃疾的真诚进言只换来了调职的结果。他已经完全能预见这场轻率的北伐必将以失利收场，但那又如何呢？他预见得到，却没有半分力量来阻止。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辛弃疾登京口北固亭眺望长江对岸，怀古兴悲，写出了那首千古传唱的《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京口即今天的江苏镇江，是当时宋金交战的前线。北固亭是京口北固山上的登高眺远的名胜，在此北望，莽莽苍苍尽是北宋故土。文人登高总要怀古，辛弃疾在北固亭上缅怀的第一位古人是三国年间的吴主孙权（字仲谋）。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京口扼守长江天堑，孙权曾在这里驻兵，联合刘备，终于在强弱悬殊的情形下打赢了赤壁之战。而今雄主已逝，豪杰不再，朝廷中还有谁能堪大用，从这里出发战胜北方的强敌呢？只看那“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古代英豪的风流余韵今天还剩得几分？
放眼望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人们说南朝时，那个小名寄奴的贫贱后生就住在这里某个寻常的巷子里，后来南征北战，以刘裕这个大名威震天下。刘裕讨伐桓玄叛乱正是在京口起兵的，“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刘裕终于开创了刘宋王朝，是为宋武帝，及至帝位两传，宋文帝刘义隆改元元嘉，重用王玄谟，决意吞灭北魏。宋文帝曾对臣下说“闻王玄谟陈说，使人有封狼居胥意”，所谓封狼居胥，是指西汉名将霍去病远征匈奴，一路打到匈奴腹地，在狼居胥山举行祭天大典，扬汉朝军威。只可惜宋文帝缺乏足够的审慎，王玄谟又偏偏是一个志大才疏的人，导致这一场北伐事业以草率为开始，以溃败为结束。宋文帝长歌当哭，结语有“惆怅惧迁逝，北顾涕交流”。辛弃疾提及这段史事，是看出韩侂胄无非王玄谟一般的人物，对即将进行的北伐怀有太多的担忧。
“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词人遥想当初，从金国率众南渡投奔宋朝以来，屈指已有四十三年，四十三年前的金戈铁马依然历历在目。就是在那一年里，金主完颜亮以倾国之军南下伐宋，却被书生虞允文败于采石矶上，终于在众叛亲离中为部将所杀。而新一轮的南北和谈却在这样的背景下达成，使辛弃疾收复北宋失地的梦想就这样沉寂了四十三年。
“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小字佛（bì）狸，当初他在击破宋文帝的北伐军之后乘胜追击，一直进兵到长江北岸的瓜步山上，并在此建筑行宫，这便是后来民间所谓的佛狸祠。世易时移，佛狸祠到南宋时已变成了一座庙宇，平民百姓从不在意庙宇的来历，只要有庙、有神，就有神鸦社鼓的祭祀。看乌鸦吃着百姓奉上的祭品，听那祭祀盛典上的鼓声隆隆，仿佛天下真的一片太平似的。
“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廉颇本是赵国老将，被迫流亡魏国，后来赵王想起用他，派使者前去探访，恰恰廉颇也很想回国效力，于是特意在使者面前吃了一斗饭、十斤肉，披甲上马，以示自己虽然年老但身体无恙，还可以像当年一样领兵打仗。但廉颇的仇人郭开贿赂使者，使者便回报赵王说：“廉颇将军虽然年老，但饭量不减，只是在和我进餐的时间里接连去大便了三次。”赵王于是打消了请廉颇回国的念头。这段战国年间的忧愤史事，正毫厘不爽地在辛弃疾的身上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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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之孙岳珂年轻时参加过辛弃疾的酒宴，席间见辛弃疾让歌女反复歌唱这首《永遇乐》。当时辛弃疾遍询来客，请指正此词瑕疵，岳珂年轻敢言，说它略嫌用典太多。词坛名宿当真听进了年轻人的意见，反复修改了几个月之久，却终于没能改掉一字。其实正是有这样多的用典，才让这首词有了它所应有的沧桑和厚重，有了在艰难时局中难以言说的隐痛感。可叹的是，晚年辛弃疾的全部精神也只有寄托在这字斟句酌的填词事业里了。
辛弃疾的词确实用典太多，但是，若读者是似他一般博学的人，定会佩服他掉书袋能掉得如此驾轻就熟、天衣无缝。在辛弃疾的笔下，似乎所有的书都可以入词，甚至他可以在一首词里通篇用儒家经典之语。这当然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字游戏，但这样的游戏只有绝顶聪明的人才能玩得出。
诗有集句，即将前人成句打散之后重新组合成一首新诗，这种玩法一般认为是王安石发明出来的。词自然也可以集句，但因为词的字句错杂，集句难度远大于诗，若是说将儒家经典抽出若干句子集出一首词来，任何有过填词经验的人都知道，这简直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所以当读到辛弃疾那首《踏莎行·赋稼轩，集经句》的时候，技术派高手无一例外为之倾倒：
进退存亡，行藏用舍。小人请学樊须稼。衡门之下可栖迟，日之夕矣牛羊下。
去卫灵公，遭桓司马。东西南北之人也。长沮桀溺耦而耕，丘何为是栖栖者。
辛弃疾在江南西路安抚使的任上曾为自己觅了一处临湖空地，筑室百间，名之为稼轩，以为日后隐退躬耕之所。辛弃疾自号稼轩，便是由此而来的。这首《踏莎行》专为稼轩而赋，集用《周易》《论语》《诗经》等经典的成句，浑然天成，而且将圣哲经典的严肃面貌变得大有谐趣，申明躬耕归隐大大符合圣贤之道，无论如何也比费力不讨好地从政要舒心许多。
“进退存亡”，语出《周易·乾·文言》“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意即在坚守原则的前提下懂得变通，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只有圣人才明白这个道理。愚人的行为模式恰恰相反，他们“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丧”。
“行藏用舍”，语出《论语·述而》“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意即被人起用便出来做事，不被起用便隐居自得。这是孔子对颜渊说的话，还说只有自己和颜渊两个人能做到这样。
孔子这样讲，其实重点只在“舍之则藏”，因为“用之则行”随便哪个人都做得到，“舍之则藏”却是最难做到的事情。譬如当地政府听说了你的名声，主动来请你做官，你可以“用之则行”，但如果没人请你，你就应该“舍之则藏”，绝不可以自己走动门路，谋求职位。所以就连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都是违背孔门原则的，一个人哪怕完全是通过公平考试，竞争上岗，也要算是一种寡廉鲜耻的行为，古人称之为“自媒”，如同一个女人不经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去自由恋爱一样。历代反对科举制度的人，所持的就是孔子的这样一个观点。
辛弃疾讲“进退存亡，行藏用舍”，也是偏重于“舍之则藏”的一面：自己应当听从儒家经典的教导，知进知退，既然不受朝廷信用，那就不要自己去争取什么，只要甘心退隐就好，采取“小人请学樊须稼”的生存方式。
“小人请学樊须稼”，语出《论语·子路》：孔门弟子樊须向孔子请教种庄稼的技术，孔子说自己不如老农；樊须又请教种菜的技术，孔子说自己不如老菜农。待樊须一离开，孔子很失望地叹息说：“小人哉，樊须也！”在孔子的时代里，君子与小人主要还只是身份上的称谓，并不带有道德上的褒贬。贵族阶层，即字面意义上的“封君之子”，属于君子。君子阶层同时也是武士阶层，重义轻利，讲求荣誉感，这也正是日本武士道的渊源。我们不妨回想一下黑泽明《七武士》的情节，电影里所表现的武士与农民的区别其实就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孔子也是一位武士，而他的授课内容就包括了驾车、射箭这两项最重要的武士技能。那个时代文职与武职不分，同一个人在朝是文臣，带兵打仗就是武将。所以我们完全可以把孔子的学园理解为一座武士学校。
当然，在辛弃疾的时代里，文职与武职早已分家，而且一直都有重文轻武的风气。想要建立武功，在宋朝绝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
“衡门之下可栖迟”，语出《诗经·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意即哪怕房子破败，也完全可以安身。“衡门”究竟是什么意思，历代学者莫衷一是，有说是陈国都城的城门之名，有说是以横木做成的门框。无论如何，从上下文可以推知的是，这两句无疑是自甘贫贱的意思。
《衡门》一诗，字里行间完全是安贫乐道的意思，但究竟怎样解读这种安贫乐道的精神，不同的时代或不同的研究者竟然会得出大相径庭的结论。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这样讲的：“这首诗也是一位饿饭的破落贵族作的。他食鱼本来有吃河鲂河鲤的资格，……但是贫穷了，吃不起了。他娶妻本来有娶齐姜、宋子的资格，但是贫穷了，娶不起了。娶不起，吃不起，偏偏要说两句漂亮话，这正是破落贵族的根性。”
《毛诗正义》则认为《衡门》是陈国人向陈僖公做出的劝谏，“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是说贤者不会因为衡门破败而避之唯恐不及，比喻国君不该因为国家小就懒得治理。《韩诗外传》以一则旧闻来阐明诗意：孔子的高徒子夏对《诗经》非常推崇，将其比作日月星辰，说《诗经》蕴含着古圣先贤的伟大哲理，所以自己虽然住在蓬户之中，却可以弹琴歌诗，既能与人同乐，亦可自得其乐，这正是“衡门之下，可以栖迟……”的道理。孔子对子夏的见解大为叹服，说子夏够资格和自己探讨《诗经》了。
辛弃疾所谓“衡门之下可栖迟”，更接近于《韩诗外传》为我们展现的精神境界。词人并非因为投闲置散便无可救药地消沉下去，只靠几句漂亮话来发发牢骚，而是在消沉的表象之下始终有一份坚持。若缺少了这份深挚的、感人肺腑的坚持，这首词也就真的只流于纯粹的文字游戏了。
“日之夕矣牛羊下”，语出《诗经·王风·君子于役》“日之夕矣，羊牛下来”，意即太阳落山，牛羊归圈。《君子于役》是写丈夫行役不归，妻子在家中思念；妻子看到日暮时牛羊归圈联想到丈夫久久不归。辛弃疾只是断章取义地加以化用，承接“衡门之下可栖迟”，写出悠闲的田园牧歌的生活味道。
“去卫灵公，遭桓司马”，分别是孔子的两段遭遇。《论语·卫灵公》讲，卫灵公向孔子请教军阵之法，孔子答道：礼仪的事情我有了解，打仗的事情超出了我的专业范围。第二天，孔子便离卫而去。孔子并非真的不谙军事，只是看出卫灵公的荒淫无道，不愿助纣为虐罢了。
《孟子·万章上》讲，孔子在卫国和鲁国不得志，离开之后途经宋国，“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意即宋国司马桓魋出兵拦截，想要杀掉孔子。这是孔子一生中最凶险的几次遭遇之一，险些不能脱身。
“东西南北之人也”，语出《礼记·檀弓》夫子自道“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当时孔子将父母合葬，说古代的葬制是葬入族墓，并不立坟，但自己是个四处漂泊、居无定所的人，若不为父母的葬地立坟，怕以后就找不到了。今天我们熟知的土丘形的坟墓，正是孔子以后才流行起来的，并不符合周礼。“长沮桀溺耦而耕”，语出《论语·微子》：“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当时孔子一行准备渡河，找不到渡口的所在，见到长沮、桀溺两人正在附近耦耕，子路便上前问路，结果听到了一番对孔子不以为然的教训。耦耕是周代的一种耕作方式，即两人配合，用一种叫作耜的农具翻土。长沮、桀溺避世隐居，以小农经济自给自足，认为这才是正人君子在乱世中应有的生存之道，而不是像孔子那样周游列国，知其不可而为之。
“丘何为是栖栖者”，语出《论语·宪问》。微生亩问孔子说：“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意即“你为何这样栖栖遑遑、颠沛流离呢，难道是为了炫耀口才不成？”孔子答道：“不是我要炫耀口才，而是这些统治者太顽固啊！”
上阕与下阕形成鲜明的对照：下阕是孔子积极用世，只落得颠沛流离、焦头烂额的下场；上阕是归隐躬耕之乐，好一派怡然自得的境界。然而当我们以知人论世的态度，从辛弃疾一生经历推求这首词的言外之意，却会发现下阕里那个积极用世却四处碰壁的孔子才是他这一生的真实写照，他何尝有片刻时间放下过对天下苍生的关怀呢？于是上阕的闲适一下子变成了愤懑，使读者不禁要问：究竟是怎样的磨折才使这样一位肝胆皆冰雪的豪杰说出这样一番丧气话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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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卓人月《古今词统》对辛弃疾这首《踏莎行》有一句非常贴切而形象的评价：“百宝装成无缝塔。”每一句都是儒家经典里现成的句子，似乎全无原创性可言；每一句与每一句之间原本没有任何关联，而当它们被剪裁、拼凑在一起，却是如此的丘壑浑成，简直就像词人脱口而出一般，不见半点窒碍。我们不觉得它是生拼硬凑的，反而会觉得这是一首神来之作，不敢相信还有谁能创作出同等水平的作品。
对于古代知识分子而言，《诗经》《论语》《孟子》，谁都不会觉得生疏，但偏偏只有辛弃疾既做得出这样的创意，也完得成这样一个令所有人惊叹的成品。而仰慕者纵然有心去学，却寻不到任何门径。倘使黄庭坚读过这首《踏莎行》，一定会将“点铁成金”四个字转送给辛弃疾的。
然而历来学南宋词的人，尤其是清人，确如王国维所说主要在学姜夔和吴文英。辛弃疾的词虽极好，却使想学的人无处下手。譬如绘画，若论技法的高超，达·芬奇绝对在凡·高之上，但前者有门径可学，无论是谋篇布局还是调色，只要循着科班里的专业教学，循序渐进，总还可以有样学样；但后者全无门径，哪怕你的绘画技法已经远远超越了凡·高，可以轻易创作出足以乱真的凡·高赝品，但只要你想画一幅凡·高风格的原创绘画，很容易就会弄巧成拙。所以很多美术学院会教达·芬奇的技法，却不会教凡·高的技法。
辛弃疾的词就很类似于凡·高的画，普天之下，古往今来，绝无仅有。所有学习辛词的人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因为按部就班去学，只能学到辛词中的粗犷与滑稽而已，而若没有辛弃疾那种天资、胸襟、人格，以及跌宕起伏的人生遭际，粗犷便往往流于粗俗，滑稽也往往生硬得令读者难受——毕竟连幽默感也不是可以学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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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夔、吴文英的词正如达·芬奇的绘画，无论看上去如何精工富丽，无论学起来要花费多少工夫，但毕竟看得出门径，寻得出章法，只要按部就班，不断进阶，总还是可以学出样子。清代的词坛名宿，往往就是走的这条路线。
王国维所谓“南宋之词可学，北宋不可学”，道理也在这里。北宋词以小令居多，不很讲究谋篇布局，更多地仰仗纯粹的才力，却并不需要多少学力。譬如秦观咏七夕词“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这等佳句，想得出便是想得出，想不出便是想不出，全凭才力的一念之间，一个人学上一辈子也未必能想得出这样一句。
而南宋词大多为长调，要讲谋篇布局的功夫，靠章法取胜，只要学会章法的安排，遣词造句再有一些堆金砌玉，看上去便都不会太差。正如今天写文章，散文最难写好，记叙文和议论文却容易许多。这是因为散文无章可循，却要做到形散而神不散，才力稍逊便会写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记叙文只要遵循“六要素”，将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安排出来，总还可读；议论文遵循论点、论据、总结的三段式，再差也有几分。
早在南宋中晚期，其实已经有相当数量的词人以大无畏的精神模仿过辛弃疾的词风，如戴复古《望江南》直接讲到：
壶山好，文字满胸中。诗律变成长庆体，歌词渐有稼轩风。最会说穷通。
中年后，虽老未成翁。儿大相传书种在，客来不放酒尊空。相对醉颜红。
夫子自道，说自己自得于山水与诗书之乐。“诗律变成长庆体，歌词渐有稼轩风”，写诗越来越像白居易和元稹的风格，填词渐渐有辛弃疾的味道。这究竟是怎样一种风格和味道呢？是“最会说穷通”，对进退存亡、行藏用舍一概可以看淡。
戴复古一生不仕，浪迹江湖，闲居生涯中教儿子读书（儿大相传书种在），与宾客饮酒（客来不放酒尊空），心态好了，清贫的日子也可以过得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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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复古算是南宋有名的豪放词家，“歌词渐有稼轩风”并非空谈，而且也和辛弃疾一样很有些打破语言陈规的勇气。在他的成名作品里，有一首描写酒肆风情的《洞仙歌》：
卖花担上，菊蕊金初破。说着重阳怎虚过。看画城，簇簇酒肆歌楼，奈没个、巧处安排着我。
家乡煞远哩，抵死思量，枉把眉头万千锁。一笑且开怀，小阁团栾，旋簇着、几般蔬果。把三杯两盏记时光，问有甚曲儿，好唱一个。
重阳佳节，异乡为客，在如画的城市里走过一座座酒肆歌楼，不知该到哪一家消磨才好。思前想后，总算选定了一家，到楼上的雅座里，点好酒，再配几盘水果和小菜，兴致便一下子高了起来，还想要听听小曲，助助酒兴。
词中尽用当时口语，如“煞远”，意即遥远；“抵死”，意即用尽全力；“小阁团栾”，意即楼上的圆桌；“旋簇”，意即很快摆出。以口语入词，是辛弃疾的一大特色，而戴复古学将过来，却不像词，倒像元代散曲了。王国维所谓“学幼安者率祖其粗犷、滑稽，以其粗犷、滑稽处可学，佳处不可学也”，这仿佛也是这首《洞仙歌》从感性上告诉我们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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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人真的将辛弃疾的风格学得惟妙惟肖，甚至得到了辛弃疾本人的称赞。这个人，就是豪放词的名家刘过。
刘过一生偃蹇，功名无路，却始终不失慷慨豪侠之气，在南宋那个萎靡不振的士大夫世界里，他是少数几个真正令人感到有十足男人气质的人。所以时人推举他是“天下奇男子”，而这样的奇男子自然会很有女人缘的。
于是，刘过的人生传奇一直伴随着或感人肺腑或荒唐怪诞的爱情故事，为他的豪侠气增添了许多旖旎色彩。所以不难想见，同时代的大词人中最能欣赏刘过这等人物的，当非辛弃疾莫属。实情确乎如此，辛弃疾帅越之时，派人延请这位闻名已久的湖海豪士，无奈刘过被杂务耽搁下来，没法立即动身，便仿效辛弃疾的词风填了一阕《沁园春》，请使者带归。这首词填得堪称前无古人，却又将辛弃疾的腔调模仿得惟妙惟肖。辛弃疾越发想见刘过，再派使者携重金往聘，简直硬生生将刘过架了回来。
在这一首《沁园春》里，刘过向辛弃疾不太诚恳地致歉，并解释自己何以被耽搁了下来：不为旁的，只是白居易、林和靖、苏东坡这三位古人强邀自己迟留宴饮罢了：
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东坡老，驾勒吾回。坡谓西湖，正如西子，浓抹淡妆临镜台。二公者，皆掉头不顾，只管衔杯。
白云天竺飞来。图画里、峥嵘楼观开。爱东西双涧，纵横水绕，两峰南北，高下云堆。逋曰不然，暗香浮动，争似孤山先探梅。须晴去，访稼轩未晚，且此徘徊。
开篇便说自己若能赴辛弃疾之邀，与辛府豪杰同饮，当是何等快事，不料自己正在准备车马的时候，白居易、林和靖、苏东坡却劝我多在杭州逗留些时。——这三位古人选得俱妙，白苏二人皆做过杭州长官，林则是后半生尽在西湖孤山不出的隐士。三人挽留的理由各出自自己的成名诗句，对话间亦各有活灵活现的神情、态度。最妙的是，这种纵横捭阖的破格写法原是辛弃疾的招牌。
刘过这样的做法其实暗合于今日心理学的技巧：若你想在初次会面中迅速赢得陌生人的好感，最简便的办法莫过于在对方无所察觉时暗暗模仿他的语言和动作特点，他若讲话迟缓，你也不妨讲迟缓些，他若语速快，你也不妨语速快些。刘过的做法更高明些，使辛弃疾非但找到了被恭维的快感，还生出几分终于遇到知音的惺惺相惜。
于是两人的会面成为一场极为愉快的英雄之会，虽然身份和辈分有别，但礼教岂是为他们这样的人杰而设的呢。离别之际，辛弃疾以千缗之资厚赠刘过，嘱他以此作为购置田产的费用。但刘过哪里会有求田问舍的小市民趣味呢，转眼之间便将这份厚礼“呼儿将出换美酒”了。
今天以词论词，就会发现刘过的《沁园春》仅仅是对稼轩风的一种戏仿，有十足的神似，却没有半点元神，终归只是一整套的社交语言而已。所以这首《沁园春》虽不失为修辞的范本，在且仅在修辞意义上前无古人，但优秀的文学又岂止是优秀的修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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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周颐《蕙风词话》有议论说：词太用力，就嫌雕琢；不用力，就嫌轻率。怎样才算恰到好处，很难讲得出来。不过，我们只要看吴文英的词何尝有雕琢，看辛弃疾的词何尝有轻率，就可以悟出这个分寸了。
确实，学吴文英的人往往流于雕琢，学辛弃疾的人往往流于轻率，这也算是“取法乎上，仅得乎中”的规律使然。清代初年，狠狠兴起过一阵“稼轩风”。当然，空穴来风，事出有因，一切皆来自清政府的政治高压。尤其在康熙初年，亦即纳兰性德生活的那个时代，人心不稳，前明遗老遗少时时怀有复国之念。普通百姓倒也无关紧要，只要基本生活有保障，只要屠刀不架在自己的脖颈上，他们才不管统治者是满是汉，是尧舜还是桀纣。知识分子却不一样，他们从小便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被培养出“夷夏之防”以及“忠臣不事二主”的气节观念。新政权必须以稳定压倒一切，这些令人头痛的遗老遗少一定要被尽快“压倒”才行。
人们常常误以为政治高压会窒息文学创作，然而实情不尽如此。日本现代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有一个影响力很大的观点，即认为文学是“苦闷的象征”。在这个意义上讲，宽松的政治环境下往往会诞生出祥林嫂式的文学，只有苦而没有闷，不受压抑的苦被喋喋不休地倾诉出来，这样的作品显然没有任何张力。而在政治高压之下，苦痛长久得不到释放，愈积愈重，最后不得不倾诉出来，却还要以极尽压抑的方式。然而文学的魅力正在于此，文学作品的张力也正体现于此。看看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都是这一类文学的典范，而中国的典范早已经有了一部《离骚》。
所以康熙初年，汉人知识分子当中所兴起的那一股“稼轩风”实在是可以理解的，但学得有模有样的人着实不多；或者说，这些词人只是借助于辛弃疾的表达方式来纾解自己心底的苦闷罢了。但也有一个人，当时被公认为是足以与苏轼、辛弃疾并驾齐驱的词坛国手，他就是本书第十八章已经约略介绍过的阳羡派词坛宗主陈维崧。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用“横霸”二字概括陈维崧的词风。诚然，陈维崧的词常常有一种排山倒海的气势，单就这一点来说甚至还在辛词之上。一方面是政治高压，一方面是排山倒海，看来并不相容，而陈维崧的办法是尽量避开写实，而以怀古的手法曲折表达出写实的意味。字面上既然是怀古，自不妨横霸一些了。我们试看他的一首《满江红·汴京怀古·夷门》：
坏堞崩沙，人说道、古夷门也。我到日、一番凭吊，泪同铅泻。流水空祠牛弄笛，斜阳废馆风吹瓦。买道旁、浊酒酹先生，班荆话99。
摄衣坐，神闲暇；北向刭，魂悲诧。行年七十矣，翁何求者。四十斤椎真可用，三千食客都堪骂。使非公、万骑压邯郸，城几下。
这首词所怀之古是汴京（今河南开封）夷门的一段故事：战国乱世，魏国的都城大梁（即词题所谓汴京）有一座城门叫作夷门，年老体衰的侯嬴便是这夷门的守门人。当时有所谓“战国四公子”，广纳门客，擅一时之名。其中以信陵君魏无忌尤其礼贤下士，从不以门第取人。当他听说侯嬴是个贤人，便准备了厚礼前去拜访，侯嬴却一番不理不睬、不识抬举的架势。
不久之后，长平之战爆发，秦国大军乘胜追击，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天下大哗。赵国平原君的夫人是信陵君的姐姐，平原君便派人向信陵君求救。信陵君束手无策，终于决定带着三千门客冲击秦军，完成一项自杀式的义举，而就在这个时候，侯嬴迭出奇谋，先是窃取兵符，随后请市井屠户朱亥袖藏四十斤铁椎击杀魏国大将晋鄙，成功夺取兵权，解了邯郸之围。而就在一切计谋安排妥当之后，侯嬴刎颈自尽，以死来报答信陵君的知遇之恩。
这首词的语码很有点耐人寻味，如“我到日、一番凭吊，泪同铅泻”。泪水能像铅水一样，这真是一个很奇特的比喻，但它出自唐人李贺《金铜仙人辞汉歌》“空将汉月出宫门，忆君清泪如铅水”。李贺这首诗，诗前有一段小序，说明了写作的原委：魏明帝派人要把汉武帝建造的金铜仙人从长安运到洛阳，金铜仙人辞别故宫，临行之时潸然泪下。
以今天的文学概念来说，这首《金铜仙人辞汉歌》是一篇魔幻现实主义作品，可以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归为一类。汉武帝的迷信是历代帝王中最著名的，金铜仙人只是他所有的求仙努力中很普通的一个例子：金铜仙人被建造在神明台上，据《三辅故事》的记载，它高二十丈，大七围，它的手里托着一个盘子，叫作承露盘，用来承接露水，以供炼制仙丹。
令李贺感慨的是：汉武帝当初铸造金铜仙人，幻想炼丹修仙，结果还不是和普通人一样地死掉了，偌大的汉王朝还不是江山易主了，金铜仙人要被新朝帝王搬到自家宫阙去了，但搬去做什么呢？如果靠它真能炼成仙丹，汉武帝会死吗，汉王朝会亡吗？这样显而易见的事情，为什么帝王们总是看不明白呢？是贪欲太大，以至于蒙蔽了双眼吗？魏明帝是这样的，但他也和汉武帝一样匆匆离世了，魏王朝也不复存在了，但这样的荒诞剧为什么到了现在还在上演呢？
汉武帝的那些离宫别馆，等改朝换代之后，面临的就是被拆毁和废弃的命运，连金铜仙人也被拆掉了。拆后本要送到洛阳，无奈体积太大、分量太重，无法运输，只好留在霸城，单单把承露盘拆下来送走。《汉晋春秋》记载说：拆承露盘的时候响动很大，几十里外都能听见，金铜仙人流下了眼泪，所以被留在了霸城。李贺的诗里，以“汉月”代指承露盘，写金铜仙人目送着“汉月”被送出宫门，无力挽留，悲从中来，“忆君清泪如铅水”。
所以，当陈维崧写出“我到日、一番凭吊，泪同铅泻”的时候，凭吊的究竟是战国时代的夷门往事，还是近在眼前的前朝风物，并不难令人窥知。“四十斤椎真可用”，若有朱亥那般的勇士，明朝未必灭亡；“三千食客都堪骂”，骂的是信陵君的三千门客，更是明王朝那些百无一用的达官显贵。“使非公、万骑压邯郸，城几下”，若非侯嬴，秦军必定会攻破邯郸，灭亡赵国，词人这是以古有英雄来反衬今无英雄，以赵国的保全反衬明朝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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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一首陈维崧的《贺新郎·秋夜呈芝麓先生》：
掷帽悲歌发。正倚幌、孤秋独眺，凤城双阙。一片玉河桥下水，宛转玲珑如雪。其上有、秦时明月。我在京华沦落久，恨吴盐、只点愁人发。家何在，在天末。
凭高对景心俱折。关情处、燕昭乐毅，一时人物。白雁横天如箭叫，叫尽古今豪杰。都只被、江山磨灭。明到无终山下去，拓弓弦、渴饮黄獐血。长杨赋，竟何益。100
词题里的芝麓先生就是明末文坛“江左三大家”之一的龚鼎孳。龚鼎孳曾在崇祯朝当过谏官，以道义气节自诩，而在明亡之后，龚鼎孳先是摇身变成大顺旗下的顺民，再摇身变成清朝汉臣中的新贵，历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大约相当于今天的最高法院院长、国防部长、教育部长，靠着无耻为自己赢得了一生的荣华富贵，最后基本也算是寿终正寝。
至少比起龚鼎孳来，陈维崧是个有气节的人，但气节并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实际上的好处。他当时虽然名满天下，在词坛俨然已有第一人之望，却始终未能解决生计问题。年纪老大，无奈参加清政府的博学鸿词科考试，而在这种纯属走过场、表姿态的考试里，他竟然还会落榜！所以陈维崧在京城寄居过很多次、很长时间，还曾得到过纳兰性德的帮助。
在结识纳兰性德之前，陈维崧试图求得龚鼎孳的援手。稍有气节的人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但现实生活的压力总是比未经风雨的少年俊彦们的单纯想象沉重太多。这首《贺新郎》写给龚鼎孳，字面上满是牢骚，满腔悲愤，言外之意只是想求得龚鼎孳的同情罢了。
词的气势确实汪洋恣肆、一泻千里，字里行间也很有“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慨叹，仿佛这首词一写完便真要投笔从戎似的。
陈维崧的词素来号称“儿女情深，风云气在”，吴梅甚至说过：即便苏轼、辛弃疾复生，也会将陈维崧视为畏友。（《词学通论》）但是，认真将陈维崧与辛弃疾细加比较，就会发现陈维崧的豪放终归只是文人的豪放，词句里再如何写出“明到无终山下去，拓弓弦、渴饮黄獐血”这样的句子，文人气总掩不掉，底子里甚至还有一点落拓文人以豪言壮语强撑门面的味道。不得不承认的是，陈维崧确实是清代初年的词坛第一大家，当时只有朱彝尊勉强与他一争高下，他的词艺确实也有独步天下的本钱，但比之辛弃疾，他的横霸之气还嫌直白浅露了一些，用力的痕迹也嫌明显了些。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陈维崧词的优缺点，说他的长处是“蹈扬湖海，一发无余”，而这恰恰也是他的短处。陈维崧填词能沉而不能郁，因此也就缺少了辛词所具有的那种余蕴。
陈廷焯还说陈维崧词如“干将出匣，寒光逼人”。我们不妨将这个比喻稍稍修改一下，辛弃疾的词就如同干将即将出匣的一刹那，我以为他们最核心的差异就在这里。即便如此，陈维崧已经算是有清一代最能得辛弃疾神貌的词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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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代词人心慕手追的偶像里，吴文英显然比辛弃疾更受欢迎。
吴文英的词，看上去辉煌绚烂，耀人眼目，学起来却很容易上手。
吴文英最拿手的是长调慢词，如《莺啼序》这种词牌中最长的调子，一向少有人写，他却写过三首。这里试举最有代表性的一篇：
残寒正欺病酒，掩沈香绣户。燕来晚、飞入西城，似说春事迟暮。
画船载、清明过却，晴烟冉冉吴宫树。念羁情、游荡随风，化为轻絮。
十载西湖，傍柳系马，趁娇尘软雾。溯红渐、招入仙溪，锦儿偷寄幽素。倚银屏、春宽梦窄，断红湿、歌纨金缕。暝堤空，轻把斜阳，总还鸥鹭。
幽兰旋老，杜若还生，水乡尚寄旅。别后访、六桥无信，事往花委，瘗101玉埋香，几番风雨。长波妒盼，遥山羞黛，渔灯分影春江宿。记当时、短楫桃根渡。青楼仿佛，临分败壁题诗，泪墨惨澹尘土。
危亭望极，草色天涯，叹鬓侵半苎。暗点检、离痕欢唾，尚染鲛绡，亸102凤迷归，破鸾慵舞。殷勤待写，书中长恨，蓝霞辽海沈过雁，漫相思、弹入哀筝柱。伤心千里江南，怨曲重招，断魂在否。
这首词在怀念一名女子，她的身份如今已不可详考，或是短暂恋爱、旋即分手的歌女，或是过早辞世的爱妾，曾与吴在杭州西湖发生了一段缠绵悱恻的往事。吴文英以朦胧梦幻的词笔，将那种缅怀与思念的情谊写得如同一部鸳鸯蝴蝶派的小说。
第一段全写伤春之意，以伤春做足了铺垫，第二段才出现了人物，道出了伤别的主题。这种奢侈的写法确实不是北宋所有的，仿佛一到南宋，时钟便走得比北宋慢些。慢时代里的文学才有会这样的写法，以我们熟悉的名著为例，《悲惨世界》开篇以将近一百页的篇幅描写一位神父，当读者早已笃定他是全书的男主角时，旋即惊讶地发现，他只是一个过场人物罢了；在写到小珂赛特寄住的那家旅店主人之前，又以一番不厌其烦的笔墨描写滑铁卢之战，这一段完全可以抽离出来当作一篇独立的中篇小说。慢时代的作家，无论古今中外，都有这样的通病，同样有令今天这个快餐时代的读者们望而生畏的能力。所以，吴文英的词哪怕如何地位崇高，在今天也注定不会有几个读者了。
词的第二段，以“十载西湖，傍柳系马，趁娇尘软雾”引出杭州旧事，这才正式进入伤别的主题。而第三段以“幽兰旋老，杜若还生，水乡尚寄旅”发端，幽兰与杜若的意象分明是《离骚》的经典意象，这就使一个平凡的爱情故事有了一点爱情之外的高洁色彩。
“别后访、六桥无信，事往花委，瘗玉埋香，几番风雨”，想当初分别之后，他又几次故地重游，却再也寻不到旧日芳踪。从“瘗玉埋香，几番风雨”推断，当年的爱侣此时已经故去多年了。
第四段以“危亭望极，草色天涯，叹鬓侵半苎”伤高怀远，结句“伤心千里江南，怨曲重招，断魂在否”以《楚辞》招魂的意象将凭吊之情渲染得淋漓尽致，为整首词打上了屈原“美人香草”的柔光，仿佛在伤春伤别之外还有着某种深远悠长的比兴寄托似的。
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这首词说：“全体精粹，空绝千古。”这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意见，清人就是这样高度推崇吴文英的。陈洵《海绡说词》讲得更加具体些，说这首词通篇离合变幻，一片凄迷，而仔细分析一下，会发现字字有脉络可寻，而得其门径的人却少之又少。
陈洵说对了一点，这首词确实很有脉络可寻，只是得其门径的人却并不少。看全篇章法：第一段以伤春为铺垫，做出气氛；第二段转入伤别的正题，缅怀往事；第三段转写如今，交代所怀之人的现状与自己此时此地的思念；第四段将情感升华，使一个纯粹的爱情故事以屈原式的“美人香草”的格调收束起来。
遣词造句同样有清晰可学的脉络：或加强通感式的形容词，如“春宽梦窄”，春是宽的，梦是窄的，这当然是无理之语，却出现了修辞的妙趣。英国诗歌史上出现过玄学诗的风气，如安德鲁·马维尔写“我那植物般的爱情”，同样是要在荒诞中见情趣。但这种写法的妙处，也仅仅是在修辞上的。再如使用艳丽的替代字，如“亸凤迷归，破鸾慵舞”，这只是以镜破暗示人亡，“凤”是镜台上起装饰作用的凤翅，“鸾”即鸾镜，女子梳妆用的有鸾凤装饰纹样的镜台。仅仅要讲“镜台破损”而已，却用“亸凤迷归，破鸾慵舞”这样华丽、隐晦得令人一时摸不到头脑的修辞，显然这是王国维很看不惯的写法。
这种写法虽然看上去华丽丽的，却并不难学，再辅以精心布置的篇章结构，一切基本元素也就齐备了。当然，要想写得出彩依然并非易事，但要学出吴文英七七八八的样子，总比学习辛弃疾词以及北宋名家的小令要轻松太多了。其实早在北宋，人们并尊李白、杜甫，但学杜甫的人多，学李白的人却屈指可数。毕竟学力精工有门径，天才纵恣则令人茫然，不知从何处入手。这样的事情，在文学史上一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