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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地孤旅》夏 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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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提起甘肃,我会想起古代关于出塞的那些著名诗篇。我对塞外的印象就起始于这些文学描述,睁眼闭眼全是大漠孤烟,长河落日。我猜,古代文人对塞外一边忌惮,一边神往,不然他们怎么能把那么苍茫辽阔的地方写得如此美丽而又哀愁?

我们一直需要一个精神家园来帮助自己幻想自由而幸福的生活。到了今天,西藏就是这样一个遥远的真实存在,我们对她的复杂感受和诗人的塞外情怀不谋而合。

直到我知道甘肃有一个甘南藏族自治州,我才意识到这里不仅曾经通往突厥,还通往吐蕃。甘南一点都不荒凉,有美丽的雪山、碧湖和喇嘛庙,是我藏地之旅的第一站。

出发去甘南的那天是九月的第一个星期天。在兰州,大家还过着夏天,可在300公里以远的夏河,听说已经下雪了。夏河是甘南的一个县,几乎可以成为甘南代名词的拉卜楞寺就在县城的西面。县城的名字就叫拉卜楞镇。

凌晨六点,天色幽暗,行人稀少。朋友老四带我来到兰州城有名的金鼎牛肉面馆,一定要我吃一大碗香喷喷的牛肉面以后再出发。

老四告诉我说:“到了夏河就没什么好吃的啦。”

显然,老四很不放心我的这次藏地孤旅,送我去车站的路上还在一个劲儿地劝我改变主意。这多少让我感到几分沮丧,仿佛前行的道路疑云密布,落脚的地方凶险莫测。当沿着213国道经过六个小时相当舒适的旅行过后,我站在夏河街头,头顶饱满的蓝天,旅行的冲动和兴奋终于回到了身上。

夏河县城海拔将近3000米,大夏河穿城而过。县城只有一条主要街道,街名毫无特色,叫人民街。车站位于街的东头,拉卜楞寺在街的西头。

我从车站沿街西行,找到了在背包客中声誉日隆的卓玛旅社,可在蓝色的大招牌下面,却是家杂货店。卖货的老头见我站在门口张望,便指着店内紧闭的一扇小门,招呼道:“这就是卓玛旅社。”

卓玛旅社给了我“大隐隐于市”的第一印象。只要不是缘悭一面,来自远方的客人总能推开那扇不起眼的小门,把沉重的背囊卸下,暂时歇歇脚。

转过街角,卓玛旅社还有一个出入口,铁门常掩。门口始终坐着一个回族老汉,与其说是看家护院,不如说是享受阳光。

眼下显然已经过了旅游旺季,空荡荡的旅社里客人只有寥寥数位。旅社不提供膳食,但每天早六点到晚十点提供洗澡的热水,这对很多驴子来说,已经是奢侈的享受了。

我楼上楼下转悠,最后挑选了三层晒台上更像是临时建筑的一间玻璃屋。服务员开始麻利地收拾屋子,扫出了几百具苍蝇的尸体。我抓起被子使劲一抖,又有N多只死苍蝇像伞兵一样从天而降。服务员抱歉地解释说这屋子空关很久了。她更换了干净的被褥,并按我的要求拧上了一只大灯泡,好让我在晚上效仿古人,写下点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篇章来。

这样的一间屋子,旅社收我20块钱一天。苍蝇贪图安逸,在这间屋子里全军覆没。我不在乎这些。我实在是喜欢每个角落都有阳光驻脚的这间屋子,更何况躺在床上就能望见拉卜楞寺的转经道和远处青翠的山梁。

半夜时分,我被一阵紧似一阵的风雨声惊醒,冰雹敲打着这间孱弱的玻璃屋。些许担忧并没有妨碍我重返梦乡。再度醒来已是清晨。唤醒我的不是风雨,不是阳光,也不是鸟鸣,而是松柏树枝燃烧时所产生的清香,它们源源不断从窗缝钻到我的鼻前。

我起身来到晒台,看到一位老太太正在煨桑。

透过炉内升腾起的烟雾,我发现远处云雾低垂,山坡披上了薄雪,整个拉卜楞寺安静地卧在初秋这个清凉的早晨里。

在藏地旅行,煨桑炉随处可见,而且是在精心选择的洁净之处。煨桑时,先将松柏树枝塞进炉内点燃,然后撤上糌粑、茶叶、青稞,最后用树枝蘸上清水向燃起的烟火挥洒三次,同时,念六字大明咒。佛经上说,神灵不食人间烟火,只要闻到桑烟之香味便宛如赴宴。所以,煨桑就是请菩萨吃饭。菩萨吃高兴了,就会引导自己脱离苦海。

我和老太太语言不通,只能以微笑传递问候。后来我得知,老太太是卓玛的母亲,她的闺女目前居住在美国,很少返乡。近年来,夏河县政府为了鼓励海外藏胞回来建设家乡,以极其优惠的方式帮助他们建立起了类似卓玛旅社这样的旅游服务实体。卓玛旅社旁边的华侨饭店也是这样兴办起来的,档次比卓玛旅社高出一截,一进门就有人跟你说英语。

在夏河的日子里,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我都呆在洒满阳光的玻璃屋里,哪儿都懒得去,不是斜躺在床上读书,就是不可抗拒地在秋日的暖阳里反复睡去。

书是我在夏河的新华书店买的。这是一家呆板得可爱的书店,简直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真实写照。那个时代的一大特征就是商品极度匮乏。在这里,书同样少得可怜。老式的柜台把我和书分开,像是考验我的视力,柜台后面站立着面无表情的服务员。环境决定了一个人说话的方式。我模仿以前流行的革命口吻说:“同志,请把那本书拿给我看看好吗?”我始终认为偏远小镇上的书店隐藏着意外和惊喜,这样的场景令人忍俊不禁,也算是一种黑色幽默吧。

我买了两本书。一本是阿来的《大地的阶梯》,一本是龙冬的《藏行笔记》。这两本书写的全是藏地,和我的方向不谋而合。

老四说过夏河无美食,我不信。经高人指点,我在夏河的再就业市场找到了一家无牌无匾的牛肉面馆,桌椅全摆在院子里,无遮无掩,伙计端着碗灵巧地像鱼儿一般在桌边穿梭游走。牛肉面的味道很好,丝毫不输于兰州的马子禄或金鼎。吃得兴起,我便学草莽英雄状,一拍桌子,喊道:

“小二,切一斤上好的牛肉来!”

02

1928年以前,夏河县的正式名称叫拉卜楞设政局,为当地的最高行政机构。如果没有建于康熙年间的拉卜楞寺,夏河至今也只是一条河流的名字,默默无闻地流过甘南。

黄昏,拉卜楞镇的街道上,身穿绛红色僧袍的喇嘛们来来往往,整座县城似乎就是拉卜楞寺的生活区。按照寺规,天黑后喇嘛不应该外出,可还是有人耐不住寂寞,溜到县城里打台球,看录像,或去网吧玩游戏,甚至去剧场里看草台班子的下流演出。有时候,寺庙管理委员会的僧官深夜蹲守桥头,把那些贪玩的喇嘛逮个正着。据说,处理方法是轻者警告罚款,重者逐出寺庙。

其实在藏地,只有达赖、班禅和一些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僧人才能被尊称为喇嘛。寺庙内的普通僧人叫扎巴。多数扎巴只能干杂活,真正能读经的很少。但在平时,我们把身披僧袍的出家人通通称为喇嘛。

我坐在杂货店门口,喝着犒劳自己的可口可乐,兴趣盎然地望着这些比幻想还离奇的景象。

有一个小孩儿凑了过来,紧挨我坐下。他是个早熟的孩子,一看就知道整天混迹街头,镇子上没有他不知道的事情。但是他的个头太小了,当他告诉我已经十四岁的时候,我满心狐疑。他的汉语讲得不错,很多大人远不及他,这很出乎我的意料,因为他告诉我他没上过学。

我给他买了一瓶可乐,名叫才让的男孩儿开心地笑了。那一刻,我看到了他的稚气。

他拧开瓶盖,咕咚喝了一口,问我:“叔叔,你是从北京来的吧?”

我点了点头,反问他:“你怎么知道我是从北京来的呢?”

小家伙又咕咚一口。“猜的。那你是住在海淀区吗?”我不由得对他刮目相看。

才让接着说:“我还知道伊拉克呢,伊拉克的首都是巴格达。”他举着可乐,就像是在指点江山,两眼放光。

在我眼里,才让从一个不良少年一下子升华成品学兼优的好孩子。我相信他的世界观来自于形形色色的游客,简单而实用。我问他:“你这么聪明,为什么不上学?”

才让摇摇头说:“不喜欢。”

“出家当喇嘛呢?”我见到很多小喇嘛在空地上光着脚踢足球。

“不,喇嘛不能娶媳妇。”才让说话的神情,完全跟他的年龄不匹配。

“那长大了想做什么?”

才让干脆地回答说:“开车。”话音未落,他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我要开车去兰州,我还没去过兰州呢。”

他的话使人觉得既亲切又伤感。

第二天,我在旅社门口又遇见才让。他表现出自己是偶然经过,但我知道他是在专门等我。他拍着胸脯,充满江湖豪气地跟我说:“我带你去参观寺庙,不用买门票。”才让也许是想碰运气,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带我溜进大经堂。他没有成功。当有个喇嘛向我走来要查看门票的时候,我找不到才让了。

我回到售票处买票,小家伙又钻了出来,脸上堆满了歉意。

中午我请他吃饭。我们坐在街边饭馆的二楼走廊里,沐浴着无处不在的阳光。才让不吃菜,狼吞虎咽地干掉了两碗蕨麻米饭。米饭里拌了酥油和白糖,外人看着香,却根本无福消受。

分手的时候,我给了才让十块钱,告诉他这是导游费。才让跑去给自己买了夹克、牛仔裤和球鞋,美滋滋地跑来给我看。我到现在还没弄明白才让如何用十块钱给自己置办了那身行头,而且让我看着还觉得真不赖!

才让为了表示感谢,带我爬上拉卜楞寺南面的山坡。这是他和小伙伴们最爱来的地方,山坡上开满了紫色的八瓣梅。我们躺在花丛中向下瞭望,但见山谷间炊烟缭绕,拉卜楞寺四周青山合抱,大夏河环绕东去。用五十公斤黄金修成的拉卜楞寺的大经堂屋顶,在晚霞的映照下,熠熠生辉,分外耀眼。

03

桑科草原对于兰州人民来说,就像北京城外的坝上,是个时髦的去处。周末呼朋唤友去骑马无疑是健康生活方式的具体表现。但是我挺排斥这种纯属自我安慰的体验,大家在意的是骑马带来的刺激和快感,根本不在乎人畜合一,共图前程。

我没去过坝上,但我到过桑科。我到桑科不是为了骑马,因为我听说过很多游客挨宰的荒唐故事。兴冲冲的游客常常被一些貌似憨厚的老乡所蒙蔽,在草原上策马扬鞭的时候并不知道老乡正跟在身后数着他们抽马的鞭数,一次十块,下马结账,谁敢不给。如果你没骑马,对不起,你也得交十块,算是赔偿你踩过的草地。游客面对凶巴巴的老乡,往往选择花钱免灾,间接助长了老乡的嚣张气焰。在旅行中,我告诫自己要尊重当地的习俗,但一定要看紧口袋,别让坑人的刁民抢走自己的血汗钱。

桑科草原距离拉卜楞镇十五公里,县里新修了柏油路,路况好得令我称奇。卓玛旅社提供山地车的出租服务,一天二十元。近在咫尺,不去可惜。于是,我决定骑车去桑科。

时值午后,艳阳高照。路的一侧是葱郁的山坡,另一侧是潺潺流淌的大夏河。路上鲜有人车通过,仿佛就是我一个人的公路。

在我的旅行生涯里,目的地永远不比途中来得更有趣,这样一个骑行的下午也不例外。刚出镇子,我就被几个孩子招手拦下了。为首的一个女孩儿落落大方地问我:“叔叔,你能给我们照张相吗?”

她带着一顶毡帽,模样可爱,岁数也比其他孩子要大。这样的请求我没法拒绝,就让他们在路边站好。当我数到三按下快门的时候,听到了熟悉的喊声,“耶!”孩子们凑过来看到自己的样子,扔下一串笑声就跑开了。领头的女孩儿没跑。她亭亭玉立地站在原地,优雅地说:“谢谢你,叔叔。”

跟孩子们告别后,我接着往前骑。遇到连续的下坡,我就起身立在脚踏板上,像飞机俯冲一样,呼啸而过,情绪恣意嚣张,无以复加。

忽然,我听到身后车铃声一阵紧过一阵。我捏住闸,回头望见一位回族老汉气喘吁吁地赶了上来。老汉开口就问:“你从哪儿来?”

这样的问题我遇见多了,丝毫没觉得唐突,就回答:“北京。”

老汉接着问:“胡锦涛是不是住在北京?”

我多少觉得自己泄露了国家机密,但依旧如实奉告:“是。”

老汉笑了,总结性地说道:“那你们是一块儿的。”

我正想解释,老汉又说话了:“当年我们一起修刘家峡水库,还在一个宿舍住过哩。”

我不由得对老汉刮目相看,问他是否还记得当时的劳动场面。老汉抬起右手,在空中用力一挥:“热闹得很。”

没等我再问,老汉摁了摁车铃,拐下公路,扬长而去。

再往前走,夏河县桑科寄宿制小学赫然映入眼帘,我打算参观学校。校园很大,尚未竣工的二层教学楼显得非常醒目。学校门口有好多背着书包的孩子在玩耍嬉戏,他们友好地跟我打招呼,簇拥着我往学校里走。有个孩子怯怯地问我能不能让他骑骑车,我把车往他手里一塞。瞬间,我身边的孩子全跑光了,他们像快乐的小鸟一样,兴高采烈地追逐着那个骑车的少年。

我遇到了学校的教导主任豆格加老师,他向我介绍了很多关于学校的情况。学校有教师二十多名,学生四百多名,基本上全是桑科乡藏族牧民的孩子。教学费用来自乡里的教育集资款,贫困的学生每学期还能领到四十元的助学金。豆格加老师带我参观了即将改建为学生宿舍的旧教室。我发现教室里只有课桌,没有座椅。豆格加老师显得很尴尬,解释说经费不够。我注意到教室后墙上的黑板报,上面的文字打动了我。我读的时候,孩子们在身后应和着。

少年的梦睡在春风里梦里

少有一颗嫩绿的心

少年的梦好大好大

能与星星拉手

可与大海亲吻

少年的梦好美好美

可使沙漠披绿衣

可使山上开红花

少年的梦好奇好奇

能让花儿空中开

可让少年海底游

少年的梦是未来的写照

有了她,世界才变得无比瑰丽

我读小学和中学的时候,班级和学校的黑板报一直是我的专项,画和写往往由我一人包办。我的每期黑板报都比在桑科小学看到的精彩漂亮,但从未像今天这样让我感触良多。

回到北京后,我买了很多科普读物寄给了豆格加老师。

离开学校,我一直骑行至路穷处,大夏河阻断了路面。周围,八瓣梅开遍原野,如诗如画。但是此刻,风景不重要了,一路上的见闻已经令人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