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兰州开往夏河的班车上，从头至尾放着一名藏族歌手的MV。我问司机歌手的名字，司机告诉我是阿勇泽让。我问他来自何方，司机回答了三个字“若尔盖。”
天没全亮，我站在郎木寺的街头，张望着班车的影子。我无法判断天气的好坏，就像我无法揣测自己的运气一样。我的下一站就是若尔盖。
郎木寺邮局的藏族局长告诉过我，来往郎木寺的车辆没有规律，甚至邮车也难以保证一周光顾小镇一次。这位局长是光杆司令，手下没有兵。每天邮局开门后，就不见了他的踪影，可老乡们都知道，这小子一准又去打麻将了。他的话我将信将疑。但事实很快证明了局长的话还是有权威的。
离开郎木寺的前一晚，我满街打听班车的消息。平常班车会停在邮局的院子里，可那里却空空如也。老乡的话令人沮丧，他们七嘴八舌地告诉我：“已经两天没来车了。”
我依旧一大早起来去等班车，完全没有把握，只是想碰运气。我甚至都想好了，走不成的话就直接去敲程大姐的门。我很快发现想撞大运的不只我一个，街头三三两两地站着一些人，看装束像是出远门。我觉得有戏，老乡比我有经验，无利不起早。
果然，有一辆破旧不堪的宇通客车摇摇晃晃地朝我们驶了过来。我特别纳闷，班车简直就像是从地底下钻出来一样，预先毫无征兆。我听见有人喊我，原来是丽莎的丈夫老丁。他从车窗里探出身来，朝我挥手。这辆车开往迭部，老丁说我可以在热当坝下车，转乘去若尔盖的班车。我在车上还意外地发现了一个老外，捷克人，前进方向跟我一样。
只一会，我们就在热当坝下了车。热当坝位于川甘边界，靠近山坡的路边建有一排平房，它们分别是小饭馆和修车铺。废弃的轮胎堆在屋前屋顶，暗示着经过这里的车辆命运多舛。
热当坝是个丁字路口，我们由西而来，往东走是红星乡，往南走就是若尔盖。
班车从红星乡始发。我看了一下时间，还不到八点钟。身后的饭馆还没开张。往南望去，道路湮没在晨雾中。对初来乍到的游客来说，无疑预示着未卜的前途。捷克人很无趣，英语水平相当有限。我想跟他聊聊米兰·昆德拉，我用很慢的速度念出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s，不料这小子死活没听明白，露出一脸的茫然。我不相信捷克人不知道米兰·昆德拉。这小子不是没文化，只是没学好英语。一转念，我又开始佩服起这小子来，他的旅行跟哑巴聋子闯天下没分别，没勇气实在不行。在这点上，他倒是和米兰·昆德拉有几分相似。米兰·昆德拉离开自己的祖国后，客居法国。他的有名作品，都是以法语而不是他的母语写就的。
当我们再次上车，沿着213国道，翻过几道山梁，一望无际的草原就映入了眼帘。我的视线被牵引到天边。秋霜染黄了草原，大雁在空中飞过。班车在草原的腹地穿行，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以为自己是搭上了一辆开往天堂的班车。这是我见过的最辽阔的草原，大得让我丧失了对距离的判断。我迄今没有去过内蒙古，所以，这样的认知不算偏颇；我同样没去过北京城外那些供游客骑马取乐的所谓草原，因为我始终认为商业开发会彻底颠覆我们对牧马生涯的完美想象。海子写过这样的诗句：“我的琴声呜咽，泪水全无，只身打马过草原。”他说的草原应该就是若尔盖草原，不然不会有那样深邃的意境。
若尔盖距离郎木寺九十多公里。走到四十多公里的时候，在213国道的南侧，出现了一汪池水。她有个美丽的名字，叫花湖。这个小池塘近年来声名鹊起，引得无数驴子前往。拍回来的照片基本相似，斑斓的晚霞里，花湖像绝代佳人身上的一条绸带那样凄美，令人断肠。可惜，我经过她身旁的时候，她素面朝天，我轻易把她让到了身后，连照相机也懒得掏出来。
到若尔盖县城已是中午。若尔盖海拔3500米，空气发烫，阳光所向披靡。县城规划整齐，十字路口矗立着交通信号灯，铁制的路牌竟然是中世纪的欧洲宫廷风格。
我有点发蒙。我的心还在草原，身体却又回到了城市。这让我意识到无论怎么努力，我们的内心始终与自然相去遥远。一盏闪烁的红绿灯，一块媚俗的路牌，就轻而易举地把我们置身于彷徨的路口，与自己的内心挣扎。
我在一家装修得像藏式茶馆的唱片店里找到了阿勇泽让的专辑，递给唱片店的女孩要求试听，然后一屁股坐在被鞋底蹭得发亮的木头地板上，打开一罐冰凉的可乐，啪的一响，美妙的歌声倾泻而出。阿勇泽让深情款款地唱着：
“弯弯天上月哎，缓缓地上水，弯弯眉下波荡漾，哎呀我的若尔盖姑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