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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地孤旅》德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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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从像舞台布景一样凝固而美丽的岗托乡东行不久,就望见了碉楼。碉楼自古以来就是军事设施,伫立在交通要道。碉楼脚下是金沙江,水声跟名字一样如雷贯耳。金沙江是西藏和四川的分界线。我背对着拉萨跨过平庸的水泥桥,进入了德格。要是在以前,玛多以降的所到之处都是德格土司的地盘。我就像被放逐千里的臣子,获赦返乡,回到了德格。只是,土司的影子已经像尘埃一样落定了。

除了土司,我知道的德格名人还有一个,是女作家唯色。她给自己的父亲写过一首诗,名字就叫做德格。唯色是我觉得写西藏最出色的女作家。她的文字总是感情饱满,饱满得甚至沉重。我有点担心她的民族主义情绪会导致笔走偏门,影响大众对西藏的公正阅读。唯色是一个生长在汉地的藏族人,不会说藏语。在汉族人眼里,她是藏族人。在藏族人眼里,也许她更像个汉族人。对唯色来说,这样的身份转换带给她更多的可能是痛苦和惆怅,反映在笔下,是她对西藏现状和过去的爱恨交加。

我下车,站在德格的岔路口,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对这座小城的随意幻想。我背对着西藏,面向东方的工业文明。我的身旁有一座桥,沿着走,是德格的过去和现在,对了,这是我要去的方向——藏文化的中心。

我跟马叔叔和余阿姨一起住进了路口的蓉城旅馆。这是一家小旅馆,旅馆门口就是德格汽车站,汽车站没有任何明显标志,我住了两天都还不知道。临走前我跟旅馆的服务员打听车站,服务员咯咯一笑,指指门外,说:“喏,那不就是嘛。”

德格最有名的是印经院,现在依然按照古老的方法印刷经文。有别于藏地的其他印经院,德格印经院摒弃门第之见,对佛教各派经典一视同仁。印经院有世界上最全的《甘珠尔》和《丹珠尔》的经版。《甘珠尔》也叫大藏经,在佛教中的地位,比肩基督教的《圣经》和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丹珠尔》更像是佛教的口述历史,是历代高僧大德的佛学心得。据说当年土司还亲自校验《甘珠尔》的经版,也许他只是检查一下经版的雕工是否称得上精美,有无瑕疵。传说让我对土司产生了好感,因为多年来党教育我土司就是万恶的地主老财。这个土司不一般,有文化,有追求。

在以前,印经绝对是高尚体面的工作。在我看来,印经非常耗费体力,非年轻力壮者,不宜从事。两人一组,手起纸落,瞬息之间,拓印完毕。这样的连续动作仿佛是机械运动。我默算过,这种简单重复一分钟将近三十遍。旁人赞叹其动作舞蹈般优雅的时候,肯定体会不到单调、乏味还有疲劳。

从我踏进德格印经院的一刻起,就有一个瘦小的中年人跟着我。他说什么我没听懂,但我知道他是在努力表明自己的导游身份。他的如影相随更像是在监视我的参观。我本来想询问印经的工人是否可以为我印一张六道轮回图,我知道印经院为游客准备了这项业务。但我的心情被这位丝毫不能提供具体帮助的导游贻害无遗,放弃了收藏的念头,参观也草草了结。

我对德格的亲切感源自于她的花教背景,但却丝毫不留恋这座伟大的印经院。德格印经院现在由旅游局管理,而不是僧人。门票25块钱一张,本不是令人咋舌的价格,但门票上没有印上具体金额。思来想去,我猜是为了随时涨价的方便,这样的门票足以以不变应万变。印经院正在逐步成为当地政府的摇钱树,其经济效益被日益看重,而宗教意义却被逐渐淡忘。这符合国情。当年,毛主席就谆谆教导达赖佛爷说,宗教是毒药。他老人家肯定没想到,宗教在今天简直形同提款机了。

我曾经设想过德格印经院的门票,像大师的作品。纸张是印经文的那种,散发着草药的香味,门票上的字体由朱砂和黑墨印刷,除了德格印经院的图片名字,还可以印上六字大明咒,背面印上格萨尔王的马背英姿。藏区的文攻武治,一票尽现。

在入口处,你恭敬地奉上人民币,工人按照三百年来的方法,刷刷两下,门票新鲜出炉。

这样该有多棒!

02

我有了同屋,是一个重庆MM。她背着高过一头的背囊,独自在川藏线旅行,风尘仆仆。也许是因为旅途艰辛,她脸上杂草般地生长出不少粉刺。晚上借着昏黄的灯光,她举着小镜子挤压那些痘痘,有点心狠手辣的劲儿。我打心眼里敬佩这样的女生,不爱红装爱武装,为了追求自由不惜毁容。

早晨我叫MM去吃早饭,她哼哼叽叽地就是不起来。我喝完两大碗热气腾腾的白粥,大啖半打香喷喷的肉包子,回到房间,见MM还蜷缩在她的睡袋做春秋大梦。我把她叫醒,让她跟我去印经院的墙外看转经的信徒。

昨天她见到我在囊谦觅得的那把银鞘小刀,特别喜欢。我告诉了她这把刀的故事,她有点不相信,反复问我:“这样也行吗?”她决定如法炮制,给自己收藏一把,再送闺中密友一把。我答应帮她。

听说是去寻刀,她才不情愿地起来跟我出了门。走在街上,我怎么都感觉像是拐卖了一个初中女生。MM的登山鞋明显偏大,走在街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她说自己的脚小,买不到正合适的登山鞋。好在她不是徒步旅行,不然脚丫肯定变成红烧猪蹄。

印经院外已经有很多藏民在转经了,我们不敢坏了规矩,随着人群也转了三圈。接着,我们开始找刀。回想起来,当时我的样子肯定不像正经人,心怀叵测,眼睛专盯女人的下半身。在藏区,男人佩刀,警察会干涉,所以男人会把长刀藏在衣服里。女人则不受治安条例的限制,更何况她们所佩带的无一例外都是弯弯小刀,装饰精美,怎么看都不像是吓人的凶器。

我问MM:“别人会不会以为我是流氓啊?”

MM莞尔一笑:“那还用说,肯定会。”

我反唇相讥:“那你昨晚还跟流氓睡在一起!”

我俩几乎是同时看见了一位正在躬腰缓行的老太太,腰间挂着一把小刀,看上去很有年头了。MM像是发现了宝藏,快步趋向前去。老太太不会讲汉语,没有明白MM的意思。MM指指她腰间的小刀,老太太就解了下来递给MM。刀鞘由藏银打制,还镶嵌了石头。MM很喜欢,就问老太太能不能把刀转让给她。有人把MM的话翻译给老太太听,老太太笑了,张开手掌,我们就听到翻译脱口而出:“50。”

MM手捧宝刀,千谢万谢完老太太,转身接着谢我。这时,另一个老太太经过我们身旁,她伸手拉住MM的衣角,用不流利的汉语问她是不是还要刀。MM点点头,老太太同样伸出了五指。只一会儿,MM的愿望都达成了。

我俩坐在路边的石头上,她开心地玩着两把刀,还举刀对着太阳,像是要辨别刀的真伪。我想起了囊谦的格来大叔,心里有点不安,我们这样的行为到底算不算巧取豪夺?

MM要赶回重庆上班。下午,我陪她在蓉城旅馆的楼下等车。MM运气不错,没等多久,来了一辆东风康明斯,前往甘孜。唯一令人不放心的是驾驶室里已经有三个大老爷们,个个浑身冒邪气,看上去比我还像江洋大盗。我听说过很多川藏线上单身女游客遭劫色的故事,看看天色渐晚,就劝她明天再走。MM这时显出了她那大无畏的侠女本色,问清价钱后跟司机说:“劳驾把我的包包拿上去,走。”

我当着司机等三人的面,掏出纸和笔,记下车牌号,跟MM说:“放心走吧,到了甘孜给我发个短信。”

六个多小时以后,半夜时分,我正在灯下看书,接到了MM的短信,轻描淡写的四个字:已到甘孜。

03

在德格,给我温暖感觉的是更庆寺。

更庆寺是萨迦派寺庙,于上世纪80年代重建,据说不及原来更庆寺的十分之一。遥想当年的庞大寺庙及其下辖的印经院,可以依稀看到德格在藏文化中的崇高地位。更庆寺和印经院之间是德格土司官寨。官寨已灰飞烟灭,荡然无存。在官寨的旧址上政府建起了学校。从山坡上眺望,绛红色的庙宇屋舍之间夹杂着这栋白色的水泥建筑,显得特别突兀。有人庆幸土司能听到读书声了,但是从来就没人替古人担忧,更没人问一声土司是否想家。

校舍隔开了更庆寺和印经院。这样的隔阂不仅是地理位置上的,甚至也是意识形态上的。当年,更庆寺的喇嘛不怕流血牺牲才保住了印经院里那些珍贵的经版,自己的寺庙却轰然倒塌。现在,喇嘛已不再是印经院的主人,每当他们经过印经院,肯定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一位小沙弥告诉我说寺庙有一所孤儿院,据说是由我在玉树邂逅的塔泽堪布开办的。我按照小沙弥的指引,顺着山坡找到了这家孤儿院。在孤儿院负责的江永多吉喇嘛听说我见过塔泽堪布,客气相迎。他羡慕地告诉我说“我还没见过堪布呢。”不过,江永的愿望就快要实现了,因为堪布一个月后就要来更庆寺。傍晚,我在旅馆房间的窗前见江永从街上走过,跟他打招呼。江永正在采购一些生活用品,说是为堪布准备的。

我把在杂货店买的糖果分发给孩子们。孤儿院有二十多个孩子。有些孩子并不是孤儿,但他们的父母也把他们送来接受寺庙的教育。江永说,孤儿院将来会变成一所学校。我回旅馆后告诉余阿姨马叔叔关于孤儿院的事,他们第二天也去了。余阿姨回来后告诉我,江永一直在夸我是个好人。

因为塔泽堪布的缘故,我在更庆寺受宠若惊。我被允许在大经堂随意拍摄,但我牢记规矩,若非僧人们要求,我轻易不举起照相机。我更喜欢和他们随意地交谈,但他们的汉语水平普遍不过关。我说我从北京来,他们就用特别短促的语气重复道:“B京,B京。”我说我在玉树见到塔泽堪布,他们同样用短促的语气重复道:“结古,结古。”我拿出堪布赠与的照片给喇嘛看,他们举起照片触碰额头,就当是堪布亲自给他们摸顶一样。喇嘛们的惊呼吸引了很多香客过来围观。等堪布的照片传回到我的手里,有人直接抓住我的手腕往自己的头顶摸去。我没见过这阵势,吓坏了,赶紧把手缩回来,把照片递给了他,我哪能狂妄到代表堪布替人摸顶呢!照片传到一个老太太手里,她摸完顶就把照片往衣袍里塞,喇嘛们见状就赶紧替我要了回来。

我被请到了寺庙管理委员会的办公室喝茶,喇嘛们还拿出了好多自制的点心。藏地几乎所有的寺庙都建有民主管理委员会,受当地政府领导。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政府的政策法令并管理寺庙财产。据说当初有一条硬性规定,管理委员会三分之二的委员必须由苦大仇深的喇嘛来担任。现在的管理委员会无疑更像个旅游接待处,寺庙本身也在往人文方向转移,法会和节庆越来越多地带有世俗色彩。

委员会的喇嘛双手一摊,对我说:“我们还要保护文物。以前说西藏根本没有文物保护的概念,那是因为我们这里没有人会破坏文物。现在可好,游客越来越多,不保护不行啊。”

我问道:“委员会现在还组织喇嘛政治学习吗?”

办公室里一位年轻的喇嘛接过话题,哈哈笑着告诉我:“学啊,我们还学三个代表呢。”我知道这是善意的谎言,令我高兴的是这样的玩笑只会在朋友之间提起。

寒暄期间,不时有香客进来,报告说自己念了多少遍经,管事的喇嘛就会找出桌上的本子,在香客登记的名字后面把次数写下来。所以,委员会还有管理信教群众的功能呢。

临走的时候,喇嘛们赠送我甘露丸,说包治百病,包括非典。这有点像美人赠宝刀,让我感到局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