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离了复活节岛，何光和吕伟开始了一段只属于新婚夫妇的旅程，他们又去了一些地方，遇到了另一些人，然后他们离开了那些地方，那些地方离开了他们；他们离开了那些人，那些人也离开了他们。在不知道多少天后，回到了嘉兴。
不在的日子，嘉兴出名了，那是多少年，多少佳话，多少美景，多少名人，多少粽子都没能做到的，一夕之间被死猪做到了。
当地迎来了新市委副书记，是前国家领导人的儿子。很多嘉兴人对他即将带来的改变满怀期待，殊不知自己早已生活在改变中。
那享誉全球的咖啡馆开了第二家，但因门前无处停放豪车，尚未被富家子占领。
吕伟夫妇得知他们的房价翻了一番后，决定好好庆祝一下。
旅途中黎成多次提到他常去吃的“阿能面”如何可口，那次他们便特意找到那里。面馆不如黎成描述的热闹，六十来岁的老板倒果然腼腆、老实。叫了两碗黎成推荐的腰花面，他安静地走进后厨，厨房门一开一合间，一个相貌和他有几分相像的年轻人走出来，理直气壮地收面钱。吕伟边摸钱边好奇地问，朋友说这里是先吃后买单，不是吗？年轻人没说话，转身指了指墙上崭新的红色纸板，几个醒目的大字：请先买单！
他们像从前那样生活了一段时间。
一开始，吕伟试图打消搬去墨西哥城的念头，可当他明白忘不了那里之后，和何光回到了那栋歪楼。
他俩站在楼对面，和黎成、京昌一同站立过的地方，望了它很久，“如果再震就一定塌了吧”？吕伟说。何光说：“未必，也许再震一次就正了。”
那次回国，他们卖掉了房和车。直到告别嘉兴，黎成都没再找他们，他就这样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了，没留下任何痕迹，除了那张南极冰山的照片。
第三次来到墨西哥城，他们用卖掉嘉兴房子的钱，买下了歪楼里的一套两室一厅，和一辆二手甲壳虫，还找木匠定做了桌椅，那些桌椅两条腿长两条腿短，不会跟地板一起歪着。一切就绪后，搬了进去。从此，只要钢笔、硬币、巧克力豆、瓶盖滚落在地上，他们都知道去哪里找。无论入睡的时候吕伟跟何光躺得多远，早晨醒来他俩都贴着。
头两个星期，他们整天在城中漫步，享受那里温润的光和人的善良。当然，他们没有忘记第一次在旧货市场遇到的那些心爱物件，用了一个月一点点地把它们收集到家里，摊得到处都是，但始终给电视对面留了空地，因为吕伟没忘记那架马车。
盛夏的某天，他们买下了它。
搬家公司把它送到家门前，问题来了，马车进不去房门。面临抉择，拆墙或拆马车，他们犹豫了很久，久到搬运工发起牢骚才决定都不拆，而是退掉它。把马车运回市场，却发现摊主已不知去向。退不掉，又舍不得扔，只能跟公寓的前台商量，将马车当陈设摆在大堂。前台做不了主，请来物业经理，经理同意了，条件是只要楼里有一个邻居觉得这玩意儿碍眼，他们就得弄走它。然而经理多虑了，马车令原本冷清的大堂热闹了不少，孩子们把它当成攀登架，嬉笑着攀爬，累了就坐在车座上说着孩子们的话。父母们则坐在大堂的沙发上，眼睛守望孩子，嘴巴相互结识。
似乎从前想在墨西哥城干的事情都完成了，他们开始继续和北京、和嘉兴一样有规律的平静生活。吕伟仍画画，画架成了日晷，它的影子转上半圈，下班；窗台上对面书店的蓝色霓虹灯光褪尽，睡觉。
很快，那熟悉的感觉再次找到了他，这次它来得更快。北京，四年；嘉兴，两年；没想到在这里，只几个月。作画时，吕伟的目光越来越频繁地投向窗外不可知的远方，这令他不安。
初秋的某个早晨，公寓前台打来电话，语气凝重：“昨晚有个孩子攀登马车时从上面摔下来，磕掉了门牙。他父母指责我们不该把这么危险的东西放在大堂，我们不得已才供出你们。所以，他们说今天会来找你们，让我提前通知你们。那孩子的妈妈特意让我强调，磕掉的门牙是换牙后长出来的。”
其实，那孩子的父母最终没来算账，而是去了另一户人家，那户人家的孩子趁摔掉门牙的孩子向上攀爬时，故意踩了他的手。可当时吕伟夫妇并不知道这些。
他们默默地并排坐在沙发上等，看房中光线变化，等门铃或电话响起。
那天，电话和门铃各响了一次，都和那孩子的父母无关。
电话是京昌打来的，他当时正在哈瓦那胡安的旅馆住着，他告诉了他们胡安的近况，当时胡安恰巧就在边上，他接过电话，吕伟接着刚才京昌所说，问他新电脑被没收的事，他粗略地复述了一遍，吕伟听了很气愤，心想要是换了自己，一定会和没收电脑的人拼命。
“你怎么能忍得了？”
“随他去吧。”胡安在电话那端憨笑，他说这句话是在中国学的，回古巴后总喜欢唠叨，他说他一直把这句话理解成自由。
午饭后，吕伟夫妇坐回沙发继续等。愣神，两道目光分别搭在屋里某件老东西上，过一会儿换一件，他们仿佛成了它们的一员，耳边除老座钟的秒针滞涩的行进声，一片寂静。太阳西去，平行于窗，屋里一切的影子被徐缓地抬升，漫过何光的眼，吕伟的嘴。每当艾文像的头顶被淹没，它后面的那张本该属于黎成的画便是一天中最璀璨的时刻，画中海面金光闪闪，总让他们产生身临其境的错觉。京昌说过它该属于最需要它的人，吕伟记得。
这时门铃响了，是快递。何光和吕伟一同拆开信封，是张印刷粗陋的报纸，《光华报》，报纸里还裹着封一个多月前京昌写的信，信上说报纸是陈社长托“小平同志”寄给他们的，她没有他们的地址，就寄给了京昌。信上还说报纸上有他们的婚讯，但需要好好找一找。
在第二版的角落，在一堆哈瓦那华人的信息之中，他们找到了那个豆腐块大的广告，两句祝愿何光和吕伟新婚幸福的话。看到那两句话吕伟才想起，他俩结婚还不到一年，他还以为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