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见
基贝拉——非洲最大的城市贫民窟，内罗毕一块2.5平方公里内容纳近百万人的巨大有机生命体。早在19世纪初，这片地方由英国殖民政府拨给英皇非洲步枪队的努比亚退役军人，他们用自己的语言“基贝拉”为这里命名，意思是“森林”。
身处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的眼皮子底下，基贝拉荣登“世界上被研究得最深入的贫民窟”宝座，各种NGO也在这里设立据点：卡罗来纳基贝拉（Carolina for Kibera），这个由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学生建立的组织在基贝拉最有声望，“肯尼亚的儿子”奥巴马还是参议员时曾访问过他们的青年中心。其他各种名称的组织也比比皆是：“基贝拉贫民窟基金”“永恒的园丁”“基贝拉计划”“基贝拉英国”等。
《是非洲》一书里对基贝拉的描述是：
“……最危险的时候是每个月第三个星期五以后，那时人们上个月赚的钱差不多用光，无业者借着酒劲，在夜里抢劫当地居民，或者强奸女孩子；16至25岁的女孩子里，有一半人曾有身孕，很多是意外怀孕或者强奸所致。”
“一旦入夜，基贝拉就开始露出它狰狞的面目。晚上九点以后，这里的居民们不敢外出，因为抢劫无处不在。不能出门，许多人在夜晚需要上厕所时便使用一种‘飞行厕所’——将排泄物装进塑料袋，扔出窗外。”
2012年有整整一个月，我在基贝拉的Hot Sun电影学校做纪录片拍摄的志愿工作。
从我的住处坐十分钟马他突，在奥林匹克路口跳下，顺着唯一的主街走下去，很容易就找到了Hot Sun。没有人把刀架在我的脖子上，也没有人上来翻我的口袋，大家都在有条不紊地过自己的生活。我甚至没有身处基贝拉的异样感觉。路那么宽阔，商店那么繁荣，甚至连我想买很久的橡皮筋都很容易找到了，价格便宜得让人吃惊。
我可以在这里活下去，我心想。
讨人厌的观光客
贫民窟游览——让人汗颜的全球旅游业新利基市场。《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上映之后，在印度孟买达拉维贫民窟运营徒步游的“真实”旅行社营业额提高了25%。本地的维多利亚游猎公司（Victoria Safaris）也在基贝拉开展“有组织的贫民窟游览”。徒步游的模式通常是由旅行社雇用当地人做导游，为好奇的发达地区观光客提供半日的徒步导游，带领整洁、文明、优越的他们像观看动物园里便溺的动物一般，对贫民窟居民混乱、不洁、低劣的居住环境指指点点，带回一些让人惊恐的照片，比如眼角里挤满苍蝇的孩子、躺在垃圾堆里的狗的尸体或醉汉的凶悍眼神，以供向家人和朋友吹嘘一番。
一项关于贫民窟组织游的民意调查显示，本地居民抗拒外国观光客的原因有三：一、自己的生活在观光客的目光下暴露无遗，觉得羞耻；二、观光客与居民之间没有互动，观光动机不明，居民感受到难以言说的敌意；三、观光客既不积极促进本地社区发展，又不带动刺激消费，无一是处。
我自认不是讨人厌的观光客。因为：一、我从不对当地居民虎视眈眈，更不会擅闯民宅，窥探他人隐私；二、我积极与本地居民友好互动，用我的三句半斯瓦希里礼貌用语——Jambo（你好）、Habari yako（你好吗）、Mzuri sana（我很好）、Asante（谢谢）——俘获各种店主、换拉链的裁缝、在市场里卖牛下水的屠宰铺老板娘、开马他突的司机等众多人的心；三、每顿午饭我都在基贝拉的餐馆里吃，并在炎热的下午帮衬隔壁小卖店，明知他家可乐比超市卖得还贵10先令仍坚持购买。并且，我还热情支持当地手工业及妇女自助项目——比如去本地理发店编辫子。
“肯尼亚女人在自己身上最大的花销就是头发。”有人曾经告诉我，“每个女人一个月至少都要花上千先令换个新发型。”最神奇的是一种叫作“太阳鸟”的发型，假发像豪猪一样万箭齐发，顶在头上十分出彩。
由于当地人的发型特质，纤维假发是做发型的必备品——即使像我这样的长发，也被要求提前备好三把假发发束。我把心仪的街拍照片给美发师看，她一下就明白了，就是玉米田。我的诸多担忧比如编发疼不疼，能不能睡觉，能不能洗头，洗完头怎么弄干，头皮会不会痒，可以维持多久，不想要的时候怎么拆掉都被耐心的大姐一一抚慰，答案是：玉米田一点儿都不疼，拉线才痛不欲生；可以睡觉，可以洗头，洗完可以吹干；头皮痒的话就喷一种专用头皮保护剂，也可以轻轻抓挠或者拍头止痒；通常可以维持一个月，不想要的时候自己就可以拆掉。
三个小时后，我顶着两倍大的辫子头走出美发店，只觉得脸皮紧绷，说话都有困难，对女明星打完肉毒杆菌的皮笑肉不笑有了深刻的了解。的确一点儿都不疼，只是晚上睡觉时十分不安心，只敢保持一种文静的姿势，以防辫子头被蹭成一团乱毛。到了第四天，我就已经对发痒的头皮忍无可忍，各种拍打抓挠齐齐上阵。第七天，我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把它拆掉。
如果想不掏钱就对本地社区做出贡献，理发店的老板表示，她愿意出2000先令买下我的一头长发。
预期
艾萨是电影学校的一个学生，家住基贝拉，有个资助他的神父哥哥。大夏天里，他戴着邋里邋遢的毛线帽，里面藏着乱糟糟的从来不洗的辫子头，鼓鼓囊囊的长线袜里藏着小包的粉末。瘦骨嶙峋的他总是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我怎么也想不到这个孱弱的人已经35岁了。没有人和他接近。
他趁没人时凑近我，说：“Trix，中午你给我买午餐。”——祈使句。第一次我出于怜悯，请他去小餐馆吃了一次小鱼干加乌咖喱。于是之后的每个中午，他都会凑过来，不带表情地要求我给他买午餐。直到我终于受不了，问他：“为什么我要给你买午餐呢？”35岁的男人，这样放下自尊，每天向我乞要一顿饭。
“因为你是穆宗古。你能飞来肯尼亚，一定有钱。”
“预期”是肯尼亚文化中最可怕的东西，另一个学生卡纳莉向我解释。曾在德国生活一年的她，每个月都被家人预期大笔大笔地汇回外币，尽管她本身也只是穷学生，寄居于当时的德国男友篱下。“预期压得你透不过气来。”她说，“他们想当然地认为，在外国的人一定有钱。”
工作一周，每天我都会在学校看到许多莫名其妙的人进进出出，一来坐上一整天，他们既不是教员，也不是学生，有时只是借用电脑查邮件，或者更新一下“脸书”（facebook）的状态，或者只是坐在太阳地里聊天，一聊就是几个小时。
“我开始也不知道他们都是来做什么的。”卡纳莉说，“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往届学生，有的因为打架斗殴、缺席课程或者不交项目作业，被除名或延期毕业。他们学艺不精，所以拿不到项目，也找不到工作，和学习电影课程之前一样，他们只是在基贝拉游荡，成为无所事事者（idler）。”
基贝拉最可怕的无所事事者是那些常年谋不到差事的人，他们蹲在空地旁，无休无止地闲聊，用廉价的私酿酒把自己灌得烂醉，可能他们的妻子就在几米开外摆着地摊卖小鱼干，孩子们光着脚在水沟边玩耍。无所事事者是基贝拉儿童性侵犯的最集中犯罪人群。
关于贫穷
志愿进入第二周，我才有机会走进真正的基贝拉。如果没有熟门熟路的人带领，在基贝拉错综复杂的巷子里很容易迷路。我这才知道，原来真正的基贝拉与奥林匹克宽阔平整的街道是两个世界。
穆德莉是首批毕业的学生之一，目前在基贝拉电视台做记者，她邀请我参与手头上的纪录片采访，主题是采集居民对在基贝拉活动的NGO的工作意见。我的出现——“只是为了让纪录片更国际化一些。”她开玩笑地说，“你只要简介一下自己，说说为什么来基贝拉就好。”
从政府兴建的奥林匹克小学旁的一条路一直往下走，走到乌干达铁路的轨道旁。以此为界，铁轨的那一边，才是真正的基贝拉庞大棚户区。第一眼见到它，你一定会被强烈震撼——并不是因为它的贫困或其他，而是一片茫茫的锈红色屋顶无边无际地趴在铁轨20米以下的凹地里，似乎在沉默如谜地呼吸。铁轨旁的泥路上“种”满各色塑料袋、破布料，它们被千人踩、万人踏后，半个身体被深深埋进土里，只露出头随风飘扬，那些新丢弃的塑料袋则静静地覆盖在最上层，等着被经年累月的脚步踩进土里。这些塑料袋一路流泻，铺满整面向下延伸的斜坡，形成了垃圾墙，背着麻布袋的男孩子们光着脚在墙体里翻找。
我随着穆德莉冲下斜坡，一阵混浊的气味慢慢包围上来，是混杂人的排泄物、腐朽的死水、动物的毛皮等各种物质的复杂气味，我虽然可以步履轻快地跳过一坨坨仍清晰可辨的粪便，踢开擦过屁股的报纸，绕过瘦得只剩肋骨的野狗，但我回避不了这种气味。这才是基贝拉，用它的方式宣告地盘。
穆德莉选定一座小桥作为拍摄地，背景就是用泥巴和牛粪糊的一片片房子，墙面裂缝清晰可见，有的用铁皮遮挡外部，有的则赤裸裸地露出木条脊骨；衣服晾在竹篱笆上，鸡在水沟里走，河里填满垃圾，小孩子们光着脚在河道里玩耍，胆大些的爬上来大喊“你好吗”“你好吗”……我觉得感官都被填满，所见之处无不刺激眼球，嗅到的是人类活动到极致时无力处理的残余，听到的是孩子们丝毫不懈怠的欢喜喊声，嘴里却是被堵在喉间的生涩。那些被本地人认为“心太软（loose heart）”的人，恐怕下一刻就要吐出来。
基贝拉就是你想象的样子，它没有更好或更糟。
摄像机已经架好，反光板把微弱的光线打在我惨白的脸上，穆德莉问，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我是Trix，来自中国。一个星期前我来到基贝拉，这是我第一次走进棚户区。我读过关于这里的文章，知道媒体对贫困和暴力的渲染，但我没有预期会看到怎样的场景。我的动机？像大多数观光客一样，出于好奇，也想知道以自己的能力可以做些什么。几天前我在铁轨旁走路，一个女人背上背个婴儿，头上顶着一个底已经裂开的大盆，里面的西红柿一个一个掉出来。我在后面捡起她的西红柿，告诉她盆底裂了，把蔬菜给我，我来帮她拿。她只是冷冷地说，我不需要你这样帮助我，如果你真的有心帮忙，就用钱来帮助我，给我钱让我开一个小店，让我可以不用顶着盆去卖蔬菜。我怔在那里不知应该怎么做，她把西红柿重新放进盆里，走开。我今天想起这件事，觉得她是对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你看到了暴力场面吗？
没有。我承认一些媒体为了刺激读者或观众渐渐麻木的神经，常用的手段是极力渲染极端画面。白天的基贝拉很平和，我一个人自由走动都没有问题，最大的麻烦是担心迷路。最晚我在这里待到过七点半，仍是一个人乘坐马他突返回住处，没有遇到过人身威胁。
能不能谈谈你眼中青少年的失业问题？
这不是只有基贝拉才需要面临的问题。整个基贝拉的青少年失业率为80%，这是建立在肯尼亚全国失业率普遍较高的前提下的。雇用环节存在贪污索贿也不是肯尼亚特有的困境，即使在发达国家也屡见不鲜。人口增长，适龄人群的过度膨胀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或者科技的进步取消低技能工种，都会造成绝对失业。可我有一件事不明白。在上国旅行的一个月期间，我见到游牧民族在条件极其艰难的情况下，仍安分地留在自己的牧区，与动物相依相守；也见过农耕民族，他们守着一亩三分地，种玉米，种甘蔗，养些鸡鸭，也有牛羊，虽然生活水平不算很高，但至少一家人住在一起，有瓦遮头，环境也舒心怡人。虽然他们挣得不多，但开销也不大。在内罗毕，哪怕是喝口水、上个厕所都要收钱。基贝拉的大多数人口是卢奥族，传统的领地在西部省，那里是风景宜人、土地肥沃的地方。在我看来，留守家乡是比跑到大城市里打零工、在基贝拉住棚屋更好的选择，为何还有络绎不绝的人要挤进大城市过这样的日子呢？
如果你有足够的财力和权力，会为基贝拉做些什么？
等我有了足够财力和权力，或许就忘记要为基贝拉做些什么了。通往财力和权力的路径那么漫长艰难，很容易丢失原始的初衷。基贝拉最迫切需要的，可能不仅仅是更多的厕所、下水管道、电力和诊所，在免费排便、拧转即有的自来水、源源不绝派发的抗逆转录病毒药品之外，提升意识这件事或许更加重要，否则资源只会被误用或滥用。刚才一路走过来，我不知踩到多少个“飞行厕所”。虽然读过关于这种“塑料袋厕所”的描述，但前一个星期我从没有真正见到，本以为它们早已经被其他方法取代，直到走到铁轨上才知道，它们无处不在。如果你知道，今晚丢出去的排泄物明天会被自家在外玩耍的孩子踩在脚上，又被手摸进嘴里，感染大肠杆菌和其他疾病，还会若无其事地往外扔吗？正是因为住客都不把基贝拉当作家，都抱着总有一日我会离开的心态，把它当作候车室，当作城市生活第一步的起跳板，所以整体环境才越来越糟，反之威胁的又是住客本身的健康，这让我想到被自身脂肪煎熬的培根。
意识又要怎样提升呢？
我在基贝拉见到很多幼儿园、小学、教堂（天主教和新教都有），还有巨大的清真寺。表面看起来，教育和宗教都在努力地做这件事，但都走入了歧途。从教育中孩子学会竞争，学会努力占有稀缺资源，比如名额，比如学位，比如资助人；从宗教中大人学会放弃，对自身责任的放弃，一切都交给耶稣和阿拉，自己只需浑噩度日。
城市真是人类活动产生的奇怪后果。最珍贵的生存空间反而被无情牺牲，人们挤在一起呼吸浑浊空气，排出更多浑浊空气以供他人呼吸。各种报告一致预测，贫民窟是未来城市的普遍聚集模式，这样看来，人类的文明在倒退。整个宇宙在持续分裂扩大的时候，人类却在向越来越有限的生存空间压缩，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关系被割裂，这是违反进化规律的表现。
我听说最新的政府计划是，在五至十年内把基贝拉的居民全部迁徙到新的住宅区，这一片地将被彻底弃置。那么我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的人涌入内罗毕。或许更好的方法是鼓励人们留在传统地域，让分散的生活更加宜居。
在你看来，贫穷是什么？穆德莉推开一直跃跃欲试想挤上前来的孩子们，追问我。
贫穷是富裕的相对。在美国，买不起车就是穷；在中国，月收入达不到最低工资线就是穷；联合国说，每天的收入在一美元以下就是绝对的穷。桑布鲁人没有银行账户，他们需要钱的时候就卖头牛，可他们却不觉得自己穷。我也在困惑，贫穷究竟是什么？我在我的国家算穷人，因为我没有固定收入，没房没车；但我在肯尼亚总被以为是富人，因为我是坐飞机来的穆宗古。人类已经可以上月球，可以下深海，可是人类还不能消除贫穷，只可能是因为，一些人不希望贫穷被消除。有人依赖贫穷存活，有人依赖贫穷产生的战争存活，有人需要借助分化变得富裕，于是贫穷变得不可缺少。如果每个人都只取必需，不过量占有，同时在积极创造、体验乐趣，世上的资源是否仍然不够？人类之所以消除不了贫穷是因为不想。
好了。谢谢你接受采访。
异食癖
基贝拉的棚户区内也有小街，两旁也有店铺和摆摊的小贩，油锅里吱啦作响的是在煎非洲鲫鱼，炒花生米用报纸卷成一条条地卖。我被卖石头的吸引，读过《是非洲》，猜测这就是可以吃的石头——没错，就是它，卖石头的女人叫它“玛崴”。
其实，啃石头吃土似乎对人体健康不会有什么影响，两岁左右的幼儿逮着机会就会把各种泥土往嘴里抓，他们一定知道大人不了解的秘密。在西非和中非国家，怀孕的女人通过吃“石头”——其实是蒙脱石或高岭土来减轻妊娠恶心症状，解毒，获取矿物元素如铁、锰、磷、铜、镁、钾等，并为胎儿补充钙质。在罪恶的贩奴年代，非洲人民被运到美洲之后没有适合的黏土食用，女人们在怀孕期间为了满足精神上的需求，尝试各种形似的替代品，比如洗衣粉、灰烬、粉笔和涂片，这些东西当然没有黏土富含的矿物质，只会引起肠道疾病。你可以想象西方奴隶主对于语言不通的下人一脸鄙视的场景，奴隶主称他们的行为为不能自控的“异食癖（pica）”。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西方科学家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美冠鹦鹉着手研究，相继发表《吃土有益于健康》《为何食土癖被无情践踏》等文章，美国南部的健康食品店也开始售卖加工处理后的黏土制品。我猜，维多利亚时期的奴隶中一定也有描述白人各种古怪行径的词语，比如“叉子手”之类，只不过由于自身处于劣势地位，也就失去了文化的话语权。
这让我突然想起另一件事，是从毕淑敏的《蓝色天堂》中看来的。
现如今各种旅游手册对高棉王朝吴哥窟的发现都以法国生物学家亨利·穆奥的版本为定论，称其在寻找热带动物时，无意中在原始森林中发现吴哥遗迹，并著书《暹罗柬埔寨老挝诸王国旅行记》，把奇迹介绍给了全世界。但暹粒本地人就奇了怪了，说，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谁都知道有一座大庙宇在密林中，那里有我们祖先的亡灵和我们的历史，它一直都在，怎么变成了是法国人发现的呢？为什么我们知道就不算知道，他们知道才算是知道呢？
引申到吃土的非洲人的情况，他们完全可以说：“为什么我们吃土就是异食癖，就是不可自控，他们研究出来后再吃土就不是怪癖，就是健康饮食呢？”
虽然卖石头女人所说的“石头很甜”我不能苟同，但我坚决捍卫每个人吃石头的权利。十先令买了六块石头，我塞了五块给穆德莉。我自己的那小块，屡屡在准备丢到草丛里时被路人期盼的眼神阻止。奇怪的是，男人们对吃石头的行为避之唯恐不及，同行的基贝拉男性朋友连尝尝都不肯，似乎这举动极为有损男子气概。我猜这和中国男人不会抓着一把瓜子边嗑边话家常一个意思。
去死的权利
在肯尼亚如果跳楼不死，会被群殴还要坐牢六年。
电影学校的两个学生在激烈讨论最近的一次判例，法律对自杀未遂者的严惩程度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法官的理由是，如果你真心要死，请把它作为一个私人行为完整无误地完成，不要在公开场合滋扰民众，扰乱社会治安；而民众们认为，我们都这么辛辛苦苦挣扎活着，任劳任怨，谁没有遭过罪，你又凭什么去死？还要浪费人力和资源来救你，这是违反上帝的旨意。
这真是我听到的最励志的法律了。在查阅肯尼亚刑法典后，我确信了自杀未遂的犯罪性质——第226条以一句话阐明：“任何自杀未遂的人都犯有行为不端之罪。”世界上对公民素质有高标准严要求的国家还包括新加坡，“自杀未遂坐牢一年”；印度刑法典第309条也列明，“任何自杀未遂或犯下类似过错的人，会被判处长至一年的监禁，或罚款，或二者兼有”。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一份报告，韩国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每10万人中有31.7人自杀，印度和新加坡分列第43和44位，每10万人中约有10人自杀，肯尼亚不在榜单的前107个国家中。
一个人对自己生命的掌控权究竟有多少？古老的年代，肯尼亚土著可以仅凭决心去死的意志就让灵魂离开躯壳，他们大叫一声“我死了”，就死了。他们想走就走，没有外力可以阻挡他们。
肯式食物
我不知道肯尼亚有没有国果，但如果让我来评选，牛油果当之无愧。
在伊西奥洛的保罗那里第一次尝到牛油果——不要说我是土包子，虽然中国被列为世界第九大牛油果出产地，每年的产量有85000吨，但我就是没在任何超市见过。那么多牛油果究竟都去哪儿了？是做成洗面奶了吗？还是被卖到日本料理店和软壳蟹一起卷进寿司消失了？总之，第一次正儿八经吃到完完整整的牛油果时，我恨不得一口吐到保罗的手上。这种黏糊糊、软塌塌的东西寡淡无味，还有肥肉的口感，怎么能吃！保罗安慰我说，撒些盐上去会好吃很多。
在我回到内罗毕之后，发现牛油果在肯尼亚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基贝拉卖10先令一个，食量小的人一顿饭吃个牛油果就饱了；吃烤肉时配菜里也有牛油果，和番茄、黄瓜、洋葱、辣椒拌在一起叫作蔬菜沙拉；水果摊还会当场做水果沙拉，80先令一大碗，红、白、黄、橙、绿五色俱全——西瓜、香蕉、菠萝、木瓜和牛油果，坐在路边捧着碗就吃。
肯尼亚的代表性食物都有一个特点：顶饿。牛油果、烤玉米、烤肉、乌咖喱，无一例外，都是吃一顿顶半天的食物。尤其是乌咖喱，一路都有人一边赞赏我作为穆宗古能入乡随俗吃当地主食，一边善意地提醒我，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变得和我们的女人一样壮。
三个月后我从食物不足、大部分人仍需要国际粮食援助的肯尼亚回国，重了五斤，肯式食物功不可没。
“哈兰比”
某个本地人告诉过我，肯尼亚的国旗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国旗。“最美丽”这样主观的评价，只能是见仁见智。但肯尼亚国旗确实很酷：黑、红、绿三色以白条相间，中间是一块马赛人的盾牌和一对交叉的长矛。黑色代表着黑皮肤的肯尼亚人，红色代表他们的自由是用血换来的（听起来并不陌生），绿色则代表农业和大自然，白色是独立后加上去的，代表统一与和平。
国旗的前身是盾章，肯尼亚盾章的核心是两头手持长矛的肯尼亚狮，捍卫着四色的自由之盾，盾中间是一只握斧头正步走的大公鸡。之所以选择大公鸡，据说是因为大公鸡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不向后退的动物——动物学家们可以大胆跳出来质疑——另外，全世界公认大公鸡的职责是报晓司晨，所以这只特别的公鸡象征着肯尼亚一心向前，努力工作，坚持不懈，迎接新的一天的美好愿望。盾章上很敷衍的背景是肯尼亚山——非洲第二高山，第一高山是正在融化的乞力马扎罗山；底部略显幼稚的小花小草则分别是肯尼亚的主要农作物：玉米、除虫菊、剑麻、菠萝、咖啡和茶。
我说了这么多其实只是想引出盾章上的单词：harambee（哈兰比）。
“哈兰比”是斯瓦希里语中“团结一致，齐心协力”的意思，在1963年肯尼亚独立时，被第一任总统乔莫·肯雅塔定为国家格言。如果你认为“哈兰比”和我们的“为人民服务”一样空泛而缥缈，只在军训时被领导慰问“同志们辛苦了”时作为唯一的标准答案，那么你就和我一样错了。“哈兰比”渗透进每一个肯尼亚人的血液里，他们无论走到哪里，走得多远，都永远记得这句话。
这是维尼、乔斯奇和克莱伦斯的故事。他们三个都是Hot Sun的历届毕业生，分别是21岁、27岁和23岁，现在都在担任教员职务。
“一年前，我们租下了恩贡山脚下的一套房子。”维尼告诉我，“家里的每一件电器，都是我们三个住在一起之后攒钱买下的。”
维尼的父母都已不在人世，七年前，他随着阿姨一家来到内罗毕，在基贝拉落脚。四个兄弟姐妹现在仍住在尼安萨省，和他祖父的兄弟的妻子住在一起。“我读完高中后做过搬运工，每天要在建筑工地待八九个小时。”维尼看上去很瘦小，比我还要矮一点儿，我之前根本不相信他的肩膀可以担担抬抬。
“我是第五届学生，擅长写剧本。两个月前的贫民窟剧本创作比赛就是我发起的，现在肯尼亚电影委员会要我交一份报告准备演讲。我想，我们三个的组合，是他俩选择了我，也是我选择了他们。”
“乔斯奇是第一届学生，他毕业之后被学校留下做Hot Sun基金的负责工作，因为他的沟通能力很强，也有社会关系网。做电影这一行，不仅仅是看你是谁，还要看你认识谁。他最近刚和一个德国导演完成一部短片，他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制作人。”
我在他们家里见过那部短片的海报，乔斯奇的名字被印在联合制作人一栏，旁边还有一张韩国混血男星丹尼尔·海尼在Hot Sun与维尼合影的宝丽来照片。
“克莱伦斯是第二届最好的学生，是最优秀的摄影师和剪辑师。你应该还没有见过他吧？他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全国各地到处跑，我们找到的所有项目都交给他来执行，所以他几乎不沾家。他很安静，几乎没什么话，但是工作起来就像个疯子一样，可以在剪辑室里一坐就是几天，不吃不喝，甚至连觉都不睡。基贝拉电视台也是他在负责，拍一些纪录短片放在公开网站上，会有媒体找我们买资料。最近，他的一部环保纪录片被某电影节提名最佳剪辑奖。”
我其实见过克莱伦斯一面，他有一次在Hot Sun匆匆闪过，我记得这个颧骨上有块擦伤的男生。当时我随口问是怎么回事，他笑了笑，露出缺了一颗后牙的俊朗笑容。他手上戴着黑黄绿底色的串珠手环，上面用白色字母拼着他的名字，同样的名字手环乔斯奇和维尼也各有一条。
“我们三个都是家里的顶梁柱。我是家中的长子。乔斯奇虽然是次子，但是要担负家里的责任。克莱伦斯是独子，但是他有三个同母异父的妹妹，不仅要负担她们的高中学费，还要照顾妈妈。他就是妈妈唯一可以依靠的男人。”
“每个月我们的房租是8000先令，加上水电、交通和伙食，三个人的开销在2万先令左右。只有每个人都拼命工作，才能收支平衡。我们的银行账户都是一起用的，我知道他们每个人现在有多少钱，他们也知道我的。我的家务更多一些，每天给他们两个做饭，我喜欢在厨房做好吃的东西；还会给他们擦鞋子，我们三个人有接近50双鞋。在家的时候，克莱伦斯负责打扫卫生，乔斯奇会在周末洗衣服。”
“我们一定会越来越好的。你看到，我们现在有一个制作人、一个摄影师和剪辑师、一个编剧。独立制片公司最核心的三个人我们都已经有了，另外有四个朋友会和我们一起，负责音效、灯光之类的工作。独立制片公司是每个电影人的梦想，但前提是你要有自己的设备：摄像机，灯光设备，音响设备，专业的剪辑软件。在肯尼亚，这些设备都是租不如买，因为几次租用的价格就超过一次购买的成本，而且购买后还可以租给别人。我们正在为这个梦想努力。”
“我自己？我要把我的弟弟妹妹都接过来，要买一栋大房子，所有人都可以住在一起。是的，总有一天我们三个人会分开。但至少最近的这几年，我们一定会在一起。分别的时刻会在合适的时候来到。”
私刑
第二周的星期四，基贝拉爆发了一场示威游行，当时我们正在吃午餐，忽然被一波波异常的吆喝声惊扰，外面的街道上满是头戴树叶挥着枝条的女人，她们发出刺耳的尖叫声，后面跟着的是孔武有力的男人，一边敲鼓一边用扩音喇叭大喊。我们低头继续吃饭。等我们回到街道上，发现所有的摊档都收了，没有一家店铺在营业。远处奥林匹克天主教堂门前的十字路上黑烟滚滚，几只橡胶轮胎正被堆成一堆焚烧。
起因是一个小偷。上午有人在市场抓到小偷，准备用私刑处理，轮胎都被拖来了，警察及时赶到现场把小偷从愤怒的人群中拖走，现在小偷躲在警察局里。民众们的石块络绎不绝地砸在警局的窗户上，要求把小偷交还给他们。
私刑，我对这个词并不陌生。摩托车司机加百利给我讲过卡卡梅加一次耸人听闻的私刑，就发生在2006年。蓝肩旅馆所在的村子和北部的一个村庄本来一直相安无事，但是那一年莫名其妙发生很多起偷牛案件。时间总是夜里，每天清晨都有村户大呼丢了牛。开始是一两头地丢，然后十几头二十头地丢。辛辛苦苦养大的牛被人偷走，村民都恨得咬牙切齿。虽然报了案，但警察根本和小偷是蛇鼠一窝。村民没有办法，只能组织自治联防队，晚上连夜蹲守抓贼。终于在一个晚上，他们等到那个团伙，就是北村的一帮人。“他们抓住一个胖子，可能因为他跑得最慢。”说到这里，加百利停顿了一下，似乎是在回避什么痛苦的内容，“然后当晚他们就把那个胖子肢解了，尸体残片被扔在北边那个村子的村口。从此再也没有人来偷过牛，也没有警察来过问这件事。”
“无论是多么小的偷窃，即使只有几十先令，小偷被民众抓到之后都会被套上轮胎烧死。有时候你都不知道那些轮胎都是从哪里来的，总是有人滚着轮胎就过来了。所以如果警察能及时赶到，对小偷来说是最幸运的事情。”加百利当时对我说。
2013年伊始就有数起私刑事件：
1月2日，基贝拉的卡兰加区几个青少年被民众抓住，被怀疑与最近的几起街头抢劫案有关，其中两名20岁出头的男孩当场被投石致死；另一名男孩是七年级学生，送医院后也已死亡。
1月4日，一个名叫约瑟夫的男人在梅鲁的北伊曼提被民众杀死，死法不明，罪名是：偷了一只鸡。
1月6日，一个名叫乔瑟夫的男人在东部省的首府恩布被民众打死，尸体之后被焚烧，罪名是：偷了一个收音机。
因为不相信警察，也不相信司法系统，所以民众自己成立治安自卫委员会，成本只是一些石块、两个旧轮胎和一点儿煤油。因为太多人失业，太多人有愤怒，许多人的情绪一点即燃，随时准备着烧死另一个同类来泄愤。这也造成一些社会边缘者，比如同性恋和残疾人，尽量不声张自己的权益，以免引来大众的注意，激起无名公愤。
民众用私刑处理嫌疑人在肯尼亚时有发生，媒体都已经懒得报道，因为“法不责众”。
M-Pesa
早上我在吃早餐，旅馆的女佣玛芮面有难色地坐在我的身边，她不好意思地问我，能不能从我的狩猎通信（Safaricom）手机话费里转10先令给她，我为终于可以使用这项杰出的电子转账服务兴奋不已。
在肯尼亚，无处不在的除了马他突，就是白底绿字的M-Pesa招牌，即使在北部没有马他突的地方，M-Pesa招牌也坚挺地出现在湖边，出现在沙漠里，出现在图尔卡纳人的草棚旁。第一次知道这种东西是因为大喜，他总是去M-Pesa店铺里取钱。罗扬加拉尼没有银行，M-Pesa就是他的提款机。他告诉我，肯尼亚任何一个使用狩猎通信的用户都可以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手续费在任何一个M-Pesa代理点存入任意数量的钱（最少100先令），零时差到账，然后在肯尼亚任何其他地方把这笔钱拿出来，或者把钱转给另一个M-Pesa用户。一个人的M-Pesa账户里最多可以放10万先令（相当于人民币1.8万元左右），钱更多的人或许应该有能力开个银行账户了。但对于绝大多数没有银行账户的肯尼亚人来说，这项服务极其方便、快捷、便宜，而且没有他们最为顾虑的贪污环节渗入其中。
我虽有耳闻，却一直没有和M-Pesa打过交道，直到9月30日，我在马里戈特收到狩猎通信发来的最后通牒，警告我必须马上带着护照去M-Pesa代理点登记个人信息，否则我的手机网络就会停止。于是我在填妥一张冗长的表格后，终于拿到一个类似于非洲某国家名称的个人识别码，成为一个正式的M-Pesa人。
玛芮所说的10先令话费转账，是M-Pesa最初设置的功能，即狩猎通信用户之间可以零手续费互转话费，我作为科技操作恐惧人第一次使用这种神奇的东西，在M-Pesa界面中摸索了半天，终于成功地转账20先令给玛芮，她十分高兴。
东非最会赚钱的公司狩猎通信精明地把专营店设在机场出口最明显的位置，让下了飞机的旅客第一时间被笼络，成为它千万用户群体中的又一个零头。它在2007年推出M-Pesa平台，现在是发展中国家最成功的手机支付系统，也领先许多发达国家。截至2011年年末，肯尼亚的人口是4300万，M-Pesa的注册用户就有1700万，九成的人知道M-Pesa，八成的人使用过M-Pesa。2012年9月30日的强制注册后，相信它的注册用户数字又有了大幅提升。在它2008年拥有200万用户的时候，一天的转账金额是1亿先令，现在有1700万用户交叉转账，这个数字应该呈几何倍数增长了。狩猎通信把这项业务也开展到了坦桑尼亚，并且在那里发展了900万用户，正在推广的地区还包括南非、印度和埃及。做国际推广的好处就是，在外工作的肯尼亚人可以通过M-Pesa更方便地把钱汇回偏远地区的家里，并且基于与西联汇款的合作，费用比传统方式便宜60%以上。除了最常见的汇款，任何有钱出现的场合几乎都有M-Pesa的身影，你可以用它来借债或还钱、付房屋水电费、缴学费、给小孩零花钱、在酒吧里喝酒、订比萨和买炸鸡、凑婚礼的份子钱和捐赠“哈兰比”的社区基金，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它可以避免无谓的见面。
比如三天前，我在一个朋友家里掉了1000先令，虽然他数次约我见面还钱，但有了M-Pesa后，一切变得更简单。他只需轻轻一点，钱就立刻到了我的名下，随之而来的还有他的身份证号码、姓名、手机号码、汇款日期、汇款时间和我的最新余额。科技时代，何须亲自奔走？有M-Pesa万事无忧。
选举与人性
到了肯尼亚后你发现，政治已经取代了牛，成为这个国家最受欢迎的话题。电视节目里除了神秘兮兮的美国人在告诉你主又怎么彰显神迹外，播放最多的就是各个级别候选人的竞选活动，他们在辩论节目中或语重心长或声泪俱下或手舞足蹈或撕心裂肺地发表见解，看这种节目对于一个听不懂斯瓦希里语的外国人来说是十分有趣的活动，虽然他们在节目开始都一本正经地说英语，但随着攻击的猛烈度增加，就变成斯瓦希里语的嘶吼竞赛，似乎谁的声音大谁就胜券在握。更神奇的是，几乎每个平头百姓都能对政治格局发表一点儿意见，从图尔卡纳青年到基贝拉的商户，没有人不知道自己选区的国会议员是谁，这位议员现在又在面临对手怎样的竞选压力，对于回国后才知道本国主席已换人的我来说，肯尼亚人民的政治觉悟实在很高。
我在基贝拉期间，常常听到人们提起2013年3月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总有人哀叹一声——希望不要像上次那样。
上一次，也就是2007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那是一场巨大的政治、经济以及人道主义危机，差点让肯尼亚变成又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失败国家”。请容我简述那次危机：
一个76岁的、经历过两次中风的老人齐贝吉先生，说好只当一任总统就下台，但是五年任期之后又想留任，于是和他当年的一个副手——62岁的后生、人称“阿广伯”的奥廷加——同台竞争2007年的总统位置。所有的民意调查都显示阿广伯比齐大爷要受欢迎，即使在最后一天12月29日，阿广伯的票数仍然遥遥领先于齐大爷。但是12月30日唱票前，选举委员会驱散了所有的公众媒体，在一间小房间里悄悄公布齐大爷比阿广伯多了23万2千票，齐大爷连任总统。齐大爷当天晚上立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宣誓就职。
于是支持阿广伯的人不答应了，暴动发生。阿广伯是卢奥族出身，他几乎团结了基库尤人以外的所有力量，比如卡伦金、卢希亚和沿海地区的穆斯林。因此，所有没有老老实实待在中部省这样传统根据地的基库尤人，都遭到了围追捕杀。基贝拉作为阿广伯所属的选区，暴动十分严重。
阿广伯坚持，齐大爷必须下台，因为他操纵选举，数票舞弊，给自己加了30万张票。选举委员会的主席也跳出来说，我是被逼的，我也不知道到底谁赢了。两方僵持不下，阿广伯说，你不下台我就闹。齐大爷说，你闹，你闹我就把你关到监狱里。阿广伯说，关就关，我又不是没有被关过（阿广伯在第二任总统莫伊在位期间被囚禁过好几次）。后来闹大了，美国人来了，非盟主席来了，最后安南也来了。在安南的斡旋下，两人达成协议，同意权力共享，建立联合政府，给阿广伯创造一个总理的职位，让他可以监督政府，并且国会席位一人一半。
暴动一共持续了两个月零一天，800到1500人死亡，约25万人流离失所。双方都指责对方进行“种族屠杀”或“种族清洗”。
我在Hot Sun完成的影片《凝聚至上》里看到了真实的记录资料：人们举着砍刀在街上盲目地乱走，地上尸横遍野，房屋被烧毁，留下片片废墟……只是五年前的事情。
我问学生，他们怎么知道谁是不是基库尤人呢？
“很简单，一排人背对着暴徒站好，暴徒开始说卢奥族或者卡伦金族的语言，听不懂的人就是基库尤人，就被砍死。”
于是你很不合时宜地想到那句“学好一门外语很重要”。其实谁不知道呢，街坊邻里之间相处多年，对谁都知根知底，但是一夜之间就要砍刀相向，是人性无法理解的。不知道有多少人一瞬间把人性丢在脑后，在集体无意识中被兽性统治，向朝夕相处的邻居砍去。
我清楚地记得另一件事，那时“9·11”事件刚过去不久，我还在读高中。一次的作文是让我们就这一事件做评论，一些人说，美国人到处管三管四，在中东指手画脚，遭到报复是活该，那些人死有余辜；另一些人说，美国人应该不忘雪耻，让阿富汗人知道美国人的厉害，让他们付出更大的代价（美国也正是这么做的）。只有一篇文章与众不同，文章说，人性是相同的，死去的人不只是美国人，首先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类；阿富汗人也不是和美国对立的人，他们和美国人一样，也是人类。
全人类有不同的外形，但是拥有同一个灵魂。
十几年的时间，我不能说自己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全人类又在进化过程中进步了多少？人类总觉得自己是全宇宙中有特权的一环，是进化链的终端，恐龙、剑齿虎、渡渡鸟什么的灭绝都是应该的，因为它们不符合进化的自然规律。但为什么人类就这么有把握自己就是终点呢？
从猴子进化成人类用了九百万年，但从人性掉回兽性只要一瞬间。虽然我们总把“全人类”挂在嘴边，但涉及具体的利益时，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民族、哪种信仰肯让步一丁点儿。只要看一看有多少块岛屿有争议，多少片海域有争端，又有多少条国界线用虚线标记——奇怪的是，地球上本是没有国界线的；只要看一看，有多少讨伐以“正义”为名，有多少人因为被另一群人称为“异教徒”而被消灭，又有多少个民族不止一次被血洗，就会发现：只要一点点压力，一些人就会暴露还没有完全脱落的尾巴。
如果没有了国家的划分、民族的隔阂、宗教的藩篱，人类的生活会不会变得一团糟？无从知晓。但有一个有趣的事实：美国和加拿大之间共享八千多公里的国界线，完全不设防。
颜色
深黑色、深蓝色、棕色、巧克力色这几种我看起来几乎无异的肤色在我的基贝拉朋友眼中泾渭分明。一次一个外来访客来找乔斯奇，我去通报时他在楼上的办公室正忙，他问：“他是什么颜色的？是黑色还是棕色？”我被问得莫名其妙。他又提示我：“是像我这样的巧克力色还是像昂迪瓦那样的深黑色？”我摇摇头，真的分不出来，在我看来他们是一样颜色的，但显然不是。又有一次，朋友指着路上的一个人说：“瞧，那人是深蓝色的。”我大吃一惊，急切地想看看“蓝皮人”，结果就是一个普通的男人。但她说：“不是的，你仔细看看，他的肤色从深处透出蓝色。”天哪！到底是我眼睛有问题还是他们异常敏感？
我在一本日本人写的《向老天借胆的旅程——世界贫民窟绝对体验》中读到过，即使是在非洲的色情行业，对于肤色的等级划分都十分严格：身材娇小浅色皮肤的女人要价最高（巧克力色为佳），其次是身材魁梧兼浅色皮肤，再次是身材娇小兼深色皮肤，最次是身材魁梧又是深色皮肤的女人。最神奇的是，在我们的眼中，生父是肯尼亚卢奥族裔的奥巴马是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但在杂志上我读到的见解是，奥巴马不是一位单纯的“黑人总统”，而是一位“浅色皮肤”的非裔美籍总统。
苏丹人被认为是最黑的，不止一个肯尼亚人向我表示过对苏丹人肤色的见解，认为他们明明很黑，还喜欢把自己弄得花枝招展，涂脂抹粉。肯尼亚的大多数人是棕色的，一些人称自己是浅些的巧克力色。马赛人以黑皮肤为美，认为浅色皮肤是受到了“恶魔的诅咒”，有白化病的小孩则是直接丢掉喂鹰。尼日利亚人则全民热衷漂白（八成女人长期使用皮肤漂白产品），作为非洲电影工业最发达的地区，大银幕和小荧幕上的明星几乎没有“本色”出演的。其余“尚白”的非洲国家还包括南非、塞内加尔和马里。
且不说近几年才兴起的“日晒色”——那些人根本不见太阳，在机器里躺上几个小时，就制造出全身的小麦色——媒体潜移默化中灌输给大众的还是：白=富=美。非裔美籍明星其实在日渐变白，拿出瑞哈娜几年前的照片就能看出差异；本身已是浅棕色皮肤的碧昂斯为欧莱雅做代言人时仍要经过后期修色，把她的皮肤调得更亮白些；像迈克尔·杰克逊（愿他安息）那样全身换肤的极端例子虽然少见，但也让你不得不思考：变白真的这么重要吗？与亚洲地区偏爱的美白产品不同，非洲地区的许多漂白产品对身体有致命伤害，包括损害肾脏、破坏神经系统、皮疹、皮肤留疤以及对细菌和真菌感染的免疫力降低。但是显然，付出的成本比起得到的收益是可以接受的，不然全球的皮肤漂白市场不会有100亿美元这么庞大。
你突然很惊恐地想到，会不会全世界的人都被偷偷洗脑了，觉得只有白皮肤的“高加索”特征才是最高贵、最聪明、最美丽的呢？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不然为什么世界各地的人，无论是黑皮肤的、棕皮肤的、巧克力皮肤的，还是红皮肤的、黄皮肤的，都认为白一点儿更好呢？什么时候开始，我们都不能接受一个原色的自己了？
好在还有像昂迪瓦这样的深黑色小伙，一脸不屑地看着我没抹匀的防晒霜说：“Trix，我可从来不需要把钱花在这种东西上，这是你们穆宗古干的事情。”
STARA
Hot Sun派我和昂迪瓦一同去基贝拉北部的STARA小学拍摄纪录片时，没有提到那三个字母：VVU（Virusi Vya Ukimwi）——斯瓦希里语中的HIV。
STARA营救中心暨学校是一家私立机构，stara在阿拉伯语中是“和平”的意思。采访时校长告诉我们，这所学校最早是艾滋病病人的互助组织。被确诊为艾滋病病毒阳性的父母把小孩放在这里，自己则担任学校的护工。全校一共有520名学生，从3岁的托儿班到18岁的八年级一应俱全，现在学生中70%是孤儿，其他学生也是由艾滋病病毒呈阳性的监护人照顾，依靠学校分发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生存，今年已经有4个监护人去世。学校给400个学生做过检测，其中有48个艾滋病病毒呈阳性，但出于保护的目的，没有向其他学生公开，担心歧视。学校在承担教育任务之前，更重要的是对艾滋病受害儿童的救助，让他们有一处安身之地。
我们的拍摄任务是找到一个名叫露西的女孩，为她制作一条宣传短片争取瑞士资助人。
16岁的露西在读七年级，相当于我们的初一，上学的年龄偏晚，这在基贝拉的女孩中很常见。她读到三年级时辍学，在一户人家里做了两年的女佣，重新回到学校后跳级读五年级。
“我的父母都死了，是跟着姨妈过的。姨妈是艾滋病病毒阳性，她有14个小孩，所以我要照顾很多弟弟妹妹。姨妈说让我去做女佣贴补家用，我就去打工。但是所有的钱我一分都没有拿到，都被姨妈直接拿走。后来校长知道了我的事情，去我家和姨妈谈了好几次，姨妈才继续让我上学。”露西的语调很平静，眼睛却不时闪烁，朝下看着互相磨蹭的脚尖。
校长告诉我们：“露西的姨妈身体状况很不好，一直依靠我们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存活。她自己没有工作，14个小孩中最大的已经和露西年龄差不多，小的还要抱在怀里。几平米的房子，所有人都睡在一起，不同的男人会搬来和他们一起住。你可以想象露西成长的环境。姨妈并没有把露西视同己出，两个大些的儿子还会打露西。姨妈经常把露西赶出家门，告诉她不带回食物和水就不要回来。”
“露西能有什么办法赚钱？她去帮工做女佣的时候，姨妈直接从雇主那里拿她的工钱，她自己一分钱都拿不到。我把她带回来之后，露西告诉我，有时深夜里姨妈也会把她赶出来。基贝拉的晚上有多危险，一个女孩在街上碰到的最坏情况又会有多糟！有时她突然不来上学，我去街上找她，发现她就站在路边等。你知道她在等什么？她如果不能把食物带回家，只能拿自己的身体来换钱。”
“如果她一直在那个环境里待下去，用不了多久她就会怀孕。可能是姨妈带回来的陌生男人，也可能是她为了乞讨食物站街时碰到的男人。这是基贝拉女孩真实面对的问题。所以现在我把她接到我家，不让她再回姨妈的那个家。”
“让我说的话，基贝拉的女孩面对的挑战比男孩更大。我们从2007年开始设立了专门针对女孩的康复咨询项目，对她们的一些心理问题进行指导，包括告诉她们怎么在性行为中自我保护。这些高年级的女孩其实很多都已经进入青春期，她们之中已经有人有这方面的困扰。我们给买不起卫生巾的女孩提供卫生用品，有时她们会因为只能用棉布而不敢来上学。我们做的事情是，尽量降低这些还在上学的女孩早婚早孕或者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可能性。”
“但露西没有感染艾滋病病毒，我们已经为她验过好几次。但姨妈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一直坚持说露西是艾滋病感染者，因为她有一些症状，比如咳嗽总是不好，也会发热。但她确实没有感染。”
“我们这里有一个男孩是病毒感染者，已经有固定资助人，现在他在读中学二年级。一年100美元，这些孩子就能继续读中学。100美元在不同人眼里的价值完全不一样。如果孩子看不到继续上学的希望，我们建立这个学校又有什么用呢？”
“学校面临的挑战很多，最大的挑战是食物。世界粮食计划署曾经赞助我们一些食物，给这些学生提供上课日的午饭，这是很多孩子一天当中唯一能吃到的一顿饭。但是周末怎么办呢？于是我们又加设周六的一餐，让他们周末也可以来学校吃饭。但是你也看到，每天他们能吃到的就是玉米，没有改变，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营养不良的问题。两年前我们开始了一个沼气生态项目，在离学校一公里处修建一座私有的公厕，收取的费用拿来补助学校，那块地则拿来种菜和水果，大多是甘蓝、香蕉和菠菜，收获以后就可以供应学生周末和节假日的食物。”
“我们缺的东西还包括食堂，现在学生都蹲在地上吃午餐。需要课桌椅、学校的外墙、文具、女生的卫生用品……还希望有一个职业训练中心，可以培训那些不能继续上中学的学生。当然，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志愿者来加入我们，和我们一同做家访，了解学生的背景，还要带新来的学生去医院做检查。经费计划书这一块，志愿者也可以帮助我们。”
“你可以帮我把这些信息带回中国吗？”
TOMS布鞋
在STARA学校的学生脚上，相同的是似乎从没脱下过的已经没了松紧带的棕黄色长袜，不同的是各自不合脚的黑色鞋子：大头黑皮鞋，看不出颜色的系带布鞋，高筒胶鞋……但你不难发现，大部分学生穿的是TOMS。
你对这个牌子并不陌生，因为淘宝价38.8元就能买到一双中国制造的TOMS帆布鞋，收到的包装上写着：一对一（One for One）。来肯尼亚之前，我买了这么一双鲜黄色的阿根廷农民鞋，十分轻便好穿，只是上国之行结束后已经糟蹋得不成样子，连脚指头都拱出来。它被留在卡卡梅加。
TOMS的承诺是：你每买一双鞋，就有一双新鞋免费送给发展中国家的儿童。你从来没有相信过这个承诺，认为它不过是商业广告的一个噱头，谁知道它的那些鞋子都送到哪里去了。
可是它们真的被送来了肯尼亚。
TOMS不是一个叫汤姆的大叔开的卖鞋公司，它是“tomorrow（明天）”的缩写，来源是最初的概念——“shoes for tomorrow（明日之鞋）”。2006年，一个叫麦考斯奇的30岁的美国人在阿根廷度假，其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郊区做了一天的志愿者，负责把一双双二手鞋交到当地农村满地乱跑的光脚孩子手上。就在那时他有了一个顿悟：为什么不开一家公司，持续地把新鞋送给有需要的孩子呢？同年他就创建了TOMS（真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年轻人），并把手头上经营的在线驾驶培训公司卖掉，把50万美元（可能还包括上一个全纪录片的有线电视网和上上个户外广告牌公司赚到的利润）全部用于TOMS的投资。可能也正是因为没有外部债权人和股东的指手画脚，麦考斯奇才能放手经营一家以营利为目的的公司并同时做着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事情。2006年，第一批免费鞋子送到阿根廷，共有1万双；2007年11月，南非收到5万双鞋；2009年4月，TOMS在阿根廷、埃塞俄比亚、南非和美国一共派发14万双鞋；2012年，全世界40个国家一共派发了100万双鞋。自TOMS成立至今，已经有200万双鞋送到没有鞋的儿童手上。
麦考斯奇说，他开始对于国家的选择是根据土壤对人的威胁度来衡量的，比如埃塞俄比亚的土壤由于含硅量很大，会破坏光脚走路的妇女和儿童的淋巴系统，引起一种叫作“象皮病”的病症。我想起伊西奥洛被沙蚤啃食的两姐妹。
我问学生们多久能拿到一双新鞋子，他们说没有确切时间，但是一年会有两双，穿坏了可以跟老师说，领一双新鞋。TOMS布鞋使用可回收的材料制成，一双正品的价格在400元人民币左右，38.8元的淘宝店想必不会兑现“一对一”的承诺。
就目前来看，TOMS在做一件“三赢”的事情——公司、受助者和购买者，如果有一天世界上不再有儿童需要TOMS的免费布鞋，它的使命也就完成。
30天基贝拉生活小感
我对自己的定义已经十分模糊，不是一个寻找身份认同、有着强烈乡愁的旅行者，也不是一个有着较白肤色、有丰厚家财、在非洲逃避管束和享受自由的富二代。朋友都把我当作自己群体的一分子，却不知道我已经渐渐地把肯尼亚融为身份的一部分。我只身走过大多数连本地人都没有走过的肯尼亚土地，接受过素昧平生的人为我提供的荫庇，喝着阿依达的储桶大罐里过滤又煮开的水，嚼着罗纳德前女友们端来的热腾腾的乌咖喱，赤着脚和马丁一起疏通积了落叶的下水道，为迈克尔的旧外套跑遍整个基贝拉找一条拉链。因为付出过，所以无法再将对方贬低到尘埃里去。我只能把它的好坏都一并吞下，即使尝到其中的苦涩，也视之为甜味必不可少的部分。
或许，让我“文明世界”的朋友们厌恶或向往的都是“黑暗大陆”仍存有的兽性。但兽性没有错，兽性狂野而原始，人不过是由兽性向更高层过渡的阶梯。我们在动物的眼中看到平静与当下，却不知它们因为意识的禁锢，而无法有更大的自由。但仍保有兽性的人是可贵的，他们直接而敏锐，残忍但适度，他们遵从自然的法则，与周围的一切保持统一的步调，比拥有所谓“孤岛般”人性的人要可爱得多。他们至少还没有走错方向，至少还有丰富的可能性。
凯伦在《走出非洲》里说，她与当地人之间的关系介乎无力与痛心之间。她似乎可以用任何方式对待当地人，而不用担心伤害他们的情感。他们不会因为她做了很多而心怀感激，也不会因为她无所作为而对她持有恶意。他们不评判她，也不会对她失望，只当她是一阵风，或一种气候，坦然接受她的全部。如果他们爱她，那定会像爱上帝一般地爱，不在于她为他们做了些什么，甚至与她做了什么完全无关，只为她这个人本身。
我在基贝拉的日子里，似乎每天只是虚度年华、碌碌无为，但我丝毫不因此而悔恨或羞耻，我感知到的比我做到的多得多。如果我真因为什么而感到遗憾的话，那定是因为直至最后，我仍觉得没有被Hot Sun彻底接纳，甚至没有被任何一个人毫无保留地接纳。我于他们或许仍是一阵风，或一种气候，像那些来度夏的候鸟一样倏忽飞走，也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他们并不爱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