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探
本来这个案子轮不到我去处理，但是侦探所的其他人都去抓那个专偷金鱼的女贼了。按照法律（或者说我们侦探所的内部规定），这个女贼被抓到后，将成为我的妻子，法定妻子。然后，她就不能再偷金鱼，要当侦探，而我要接替她去偷金鱼。我不想偷金鱼，我觉得金鱼像是被吹鼓的长满鳞片的奇形怪状的气球。我不明白，那个女贼为什么要去偷金鱼。金鱼浑身都是绿色的黏液。
但是，我的同事们不忍心看着我一天天的憔悴下去。我的头发在减少，一根根的减少，所以只好把茄子皮贴在头顶上。而且，我越来越易怒，这是潜在的危险。谁都明白这一点，但谁也不好意思说出口。最后，有人忍不住偷偷用自己的鲜血把它写在了办公室的墙上。
其实，我说这些只是想暗示，我是一名侦探。因为我名气很大，所以现在还不便透露。我和一位女王的丈夫的家庭老师同名，提示这么多就够了。这宗命案十分棘手。那是一个微弱的风从马的白色鬃毛上拂过的下午（或者其他什么时候），一位著名诗人死在了自己爬满常春藤的房子里。但这一点还不能最终确定。必须补充说明的是，我本人很喜欢诗歌，就和那些开电梯的姑娘们一样，她们喜欢Franz Werfel的诗，每个乘坐电梯的人，都会被梱住，并听一首Franz Werfel的诗。而我并不喜欢外国诗人，因为外国诗人大多爱好数学。我喜欢我们本地的一位诗人——李逵。其实他、我的一位同事，他正在追捕偷金鱼的女贼（我的未婚妻）。这对我破案也许有帮助，但也可能是种障碍。怎么说昵？才华和胆识是两码事儿。
我来到诗人的房子里，她的妻子正在等我。“我叫宋江，就叫我小宋吧。”她说着，轻轻吻了我的手一下。她特意留下了唇印，以便下回能重新认出我。我注意到了一些细节，她的脖颈洁白、细长，保养得不错。“夫人，恕我冒昧，能让我看看尸体吗？”我以公事公办的口吻说。“当然，但我想先看看您的证件，您知道，您看起来……不像个侦探。”我最恨别人说我不像侦探（除了我的哲学家朋友），所以我马上脱掉裤子让她检查证件。她仔细地翻看着，最后，她无可奈何地说：“对不起，您的确是个侦探，但您的证件比一般侦探的小。”我提好裤子，有意让双目显得炯炯有神，这让她有点害怕。“那么尸体在哪儿？尊敬的夫人。”我再次以公事公办的口吻说。“不在任何地方，又在每个地方，我只找到一些肝脏碎片、脑细胞和淋巴结。”宋江说完，就坐进了墨绿色塑料盆里，交叉双腿，从身下抽出一根火腿肠，轻巧地剥下包装，吮吸起来。“那么，我们首先得把尸体拼凑起来，这需要更多的人手。”我拿起侦探专用手提电话，拨通了助手的侦探专用手提电话。“喂，是张飞吗？马上到案发现场来，这里需要你！”说完我就挂断了电话。“也许，他是自杀。”宋江忽然说。“为什么？我很想听听您的看法，夫人。”我说。“他曾经对我说过，他想自杀。”“原来是这样……”我陷人了沉思。那么究竟是自杀还是他杀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通常都会请教福尔摩斯先生。他似乎有一只信鸽叫“华生”，我们靠它保持秘密联系。但遗憾的是，不久以前，福尔摩斯先生和华生都失踪了。这令破案工作陷入了僵局。就在此时，张飞赶到了，手里端着尸体碎片扫描仪。“你的任务是协助这位女士找到诗人尸体的各个部分，其中包括舌头，然后送到法医那里，请他们把这些碎片拼成人或者动物的形状，明白了吗？”“不太明白。”张飞端着扫描仪，傻乎乎地说。“你的话可是被录了音的，所以你最好是听明白了。”我是个坏脾气的侦探。“那我明白了。”张飞委屈地说，眼睛湿润了。
出租车司机
离开诗人的房子，我叫了辆出租车。一开始我就觉得出租车司机有点古怪，但我什么也没说。“您去哪儿？”他假惺惺地问。“一个地方。”我说。于是，我们就上路了。透过车窗，我欣赏着那些身穿绿毛衣、手举枯树杈的人们，他们组成一条变幻不定的林阴道。“他们真是人吗？”我盯着身边的司机问。他没有回答，他有点紧张。我是个敏锐的侦探。我注意到，在车座位上有些淡红色的斑痕，不像鸡血也不像玫瑰露。在寒冷的季节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我正在怀疑，车子猛然停住了！是城管队员安装在路面上的西瓜刀切开了车的西瓜轮胎。城管队员就爱和我们这些侦探作对。按照法律（城管队的内部规定），如果西瓜轮胎被切开，那么司机和乘客必须一同将西瓜吃掉。
“真糟糕！”司机捂着眼睛大喊，“我可怜的兄弟！”（他的内心独白。）“没办法，既然已经切开了，那咱俩只能把它吃掉。”我说。“我不能吃。”司机的语调很坚决。“但这是法律，我们不能违法，何况我是个侦探。”我的语调也很坚决。“我不懂法律，而且您也不像侦探，您像个卖手指头的。”“你想在我面前违犯法律？！”我愤怒地问。“我不懂法律，但我这里有备用西瓜可以用。”他双眼瞪着我，想靠威势镇住我。人总要证明点什么，比如“自我”，这是一种心理需求，于是，按照这一理论，我掏出了那把侦探专用手枪，顶住了司机的头，一字一顿地说：“现在，下车，咱们一起吃西瓜！”他轻蔑地看看我，摇摇头说：“你果然不是侦探，你拿枪的姿势都不对，而且据我所知，没有哪条法律规定一个侦探可以用枪强迫一位共和国出租车司机吃西瓜。”他话音刚落，我就开了枪。西瓜汁顿时喷溅得到处都是。“我最恨西瓜伪装成出租车司机了。”我对着这个假扮成司机的西瓜尸体说。然后，我把它以及它那个被切开的兄弟都吃了。这就是触犯法律的下场（虽然是城管队的法律）。我是个坏脾气的侦探。吃完它们以后，车上、路面上流满了鲜红的西瓜汤儿。然而，它们的子女毕竟是无辜的，我把它们小心收好，准备将它们抚养成人或者制作成好吃的瓜子。
女作家
为避免遭到西瓜兄弟的报复，我步行回到了办公室。那个关猴子的笼子空空荡荡的，它已离开一段儿时间了，我真有点不适应。我有点伤感，于是掏出一根剥好皮的火腿肠叼在嘴里。唾液加速分泌，我的大脑重新启动。我首先思考了乌龟能否自转的问题。接着，我就努力将思绪集中在了案情方面。诗人，作家，卖小孩的人，屠杀金丝雀的人……这些问题在我脑海中一一闪现。最后，我打开了自己的秘密日记，它是一本红色小册子，黑色螺旋金属线将每一页都固定得很好。我问它：“日记本，关于这个案子有什么有用的线索吗？”日记本回答：“请去向福尔摩斯先生求教。”“可他暂时不在，现在我只能问你。”日记本睡着了。我叫醒它。“本来一个日记本不该谈论另一个日记本的事儿，但既然事情如此棘手，那我就跟你说说。有位女作家，她有一个公开的紫色人造革封皮的日记本。里面记载着她与不同的男人看戏剧以及游泳的事情，里面曾提到过这位死去的诗人，你可以从她人手。”日记本说。“她是固体的还是液体的？”我问。“她是固体的。”日记本说完又睡着了。
固体女作家有着一张米开朗基罗穹顶式的面孔，但从照片上看，她还挺好看的。后来我才发现，那张照片是西瓜伪装的。通过女作家的公开日记本，我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她。当时，她正在吃母熊的乳房，一边吃一边吐外国报纸。“我爱观察周围的人和猩猩，从猩猩的脸上可以读出国家的命运，还有关于我妹妹的一些事。”她说话很像个知识分子（如果我的哲学家朋友在就好了）。“也许，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微分方程不等于蚯蚓的拓扑解释规则，然而，从更深层的语法看，在存在和存在之间有着某种微妙的测不准关系。”我说。“其实理性就是语感，您说呢？”她问。“其实‘其实’有许多种意思，比如‘布谷鸟的小便器’等等。思想先于怀疑。”我一边摇动右臂一边说这些话，仿佛它们是从我的内心深处掏出来的。“您说得有道理，我正在构思一篇乳房吃人的小说。”她的目光有点迷离。“对诗人的死，您有什么看法？”我转入正题。“他是自杀的。”她立即说。“您为什么这样肯定？”“因为猩猩的样子，以及我妹妹的遭遇。”她说。“我还会来找您的，或者请您去我们的侦探所，请您近期内不要离开这座城市。”我最后说。
女贼
我和偷金鱼的女贼约好晚上一起看戏剧，我不知道她能否摆脱我的同事们的跟踪。但在公共浴池门口，我见到了她。她身披鱼鳞甲，手提一只灌了水的塑料口袋，里面有一条半死不活的灰色胖金鱼。“这是你今天偷的？”我指着那条金鱼。“前几天偷的，它快死了，我想让它临终前能看场戏剧。”她不好意思地说。（她有一颗善良的心。）“金鱼也看戏剧吗？”我有点将信将疑。“当然了，我偷金鱼就是为了让它们有机会看戏剧。”她动情地说。“原来如此。”（我的内心独白。）我们一同走入公共浴池，脱掉衣服，坐在深灰色塑料盆里。她趁没人注意，将金鱼放入浴池里。虽然这是违法的，但我没有制止。戏剧就要开始了，我站起身，赤脚走过黄瓜地，在侦探专用卫生间小便。卫生间里挤满了我的同事。我站在侦探专用小便池前等了半个小时，小便没有出来，它又违约了。我只好回到我们的塑料盆里。这时，戏剧已经开始了。今天演的是《哈姆雷特》。“你的同事都在干嘛？这样下去咱们什么时候能成为法定夫妻？”女贼小声问。“他们都在拼命缉捕你，你放心吧，不久之后他们就能抓住你的，他们都是很有经验的老侦探。”我小声回答，“不如咱们先要个小孩儿吧，你去买一个好吗？”她用恳求的眼神看着我。“好吧，我尽快买一个。”我有点不情愿，因为我不太喜欢小孩，但我还是答应了。“诗人的案子怎么样了？”“还没进展，别谈工作了，咱们看戏吧。”我说。
当我们聚精会神地观看《哈姆雷特》的时候，从黑暗中走来一只穿着蓝棉裤、绿棉袄，头裹白毛巾的蝗虫。它将两样东西分别交给我和我的未婚妻，随即消失在黑暗中。我们得到的东西—模一样。那上面写着同样的几行黄绿色小字：“全体人民愤怒起来，手拉手，摧毁小资产阶级以及他们的领袖。我们已经包围过来！”“这是什么？”女贼问。“这是政治，你不懂。”“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麻将和请客。”“现在到处都是打扮成农民的蝗虫，我不喜欢它们。”“我欣赏它们拍打胸膛的样子，很像男子汉，我希望自己也能像个男子汉那样搞搞文学。”诗人的舌头和遗书我不知道自己是何时醒来的，也不知道这是这一天，还是另一天。太阳还在原来的位置，或许稍微偏了一点儿，这不重要。我的侦探专用手提电话响了，那是一首小哀歌。我接通电话，是张飞打来的。他在抽泣，所以声音有点发颤，“我们在马桶水箱里发现了诗人的舌头，所以我顺便用了一下厕所，我冲水的时候，诗人的遗书就流淌出来了。”“那舌头是他本人的吗？”“是，他妻子亲自辨认过，她还哭了。”“你也哭了对吗？现在停止哭泣，把遗书的内容念给我听。”我用命令的口吻说。张飞有点不好意思，他清了清嗓子，开始对着电话筒朗读：“白薯甜吗？甜。但白薯也是人。学习吧，学习。所以，我要去自杀。我知道，自杀是个遥远的地方，但是我还是要去那里。对不起，我在那里等你们。”
挂断电话之后，我再次陷入了沉思。我叼着火腿肠在冬瓜地里来回踱步。我首先思考了乌龟能否自转的问题，而后，我就将思想集中在了这封遗书上。它有点不对劲儿，但是哪里不对劲儿呢？我想，总有一个地方有点不对劲儿，就是说，在“总有一个地方”这一点上不对劲儿。难道是自杀？还是他杀？还是自杀？我决定用数花瓣儿的方法判断。这是一种不容忽视的侦破手段。我取过一枝李逵为我采来的补丁花儿，撕扯它的花瓣。最终的结论是：自杀。我长出一口气，重新躺进抽屉里。“这样一切都好办了。”（我的内心独白。）在梦中，或在现实中，福尔摩斯现身了。他在拉小提琴。小提琴也在拉他。他们拉来拉去就像一对儿情侣。在小提琴背上，粘着一只小白鸽儿，那可能是华生。它生气地注视着我，似乎在说：“咕咕噜咕咕噜，你啊你你啊你！”“您对诗人的案子有何高见？”我问福尔摩斯。“是他杀，我的朋友，当然是他杀。”他含着大号火腿肠说。房间里弥漫着火腿肠的味道。“有什么根据？是谁？为什么？多少钱？什么是信用证业务？”我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一连串问题。“常识或公理，另一个人，为了某件事，一定数目的钱，利用信用证所从事的业务。”他机敏地回答了这一连串关键性问题。“可是，我还是不太明白。”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但福尔摩斯消失了，小提琴也消失了，只留下小白鸽儿。“难道说，那个马桶是假的？”（我的内心独白。）
孩子
我决定先把工作放到一边。我要享受中转站的自由时光。透过窗户，我看到一些假的人群正在涌动。其实窗户也是假的。这就是中转站。其实中转站也是假的。但只有敏锐的侦探才能看出这一点。他们能识别出哪些是真商店，哪些是假商店。假商店虽然也是钴蓝色的，但它们从本质上说是矮橡树。假人群在虚假的街道上涌动，并纷纷进入假商店，买些假的石头和避雷针。我爬下一棵矮橡树，穿过虚假的街道，走上真实的街道，那里有真正的小孩商店。我走进其中一家商店，店主正在擦洗柜台后面的小孩。孩子们见到有客人进来，都抢着喊：“买我吧，买我吧！”这些孩子也就四五岁，正是能干活的年龄。“你们都会干什么啊？”我和蔼地问他们。“我会杀人！”“我会钓鱼！”“我会吃垃圾！”“我会天文学！”“我会拆了自己！”他们争先恐后地喊。最后，等其他小孩都静下来，站在角落里的一个外国小孩低声说：“我会唱歌。”“你会唱什么歌？唱一首我听听。”我对那个孩子说。“我会唱《鯰鱼的哀歌》。”说完他就唱了起来：“世上只有电脑好，没脑的鯰鱼像知了。”他唱得异常难听。我示意他不要再唱下去了，我心里有点酸楚。于是，我问他们：“你们看我像做什么工作的啊？”孩子们抢着说：“您像个卖手指头的！”“您像位国王！”“您像块儿滚刀肉！”“您像拖拉机轮胎！”“您像一片灯笼下的鸡皮疙瘩。”最后，等其他小孩都说完，站在角落里的外国小孩低声说：“您像个侦探。”“就买他了！”我指着角落里的外国小孩。“您喜欢这孩子太好了，他妈妈也会高兴的。他的价格是三块石头。”店主搓着他那双长满猪毛的贪婪的手。“那么成交！”这时候，外国小孩母亲的影子从柜台后面的门缝里爬了出来，它爬得是那么艰难，以至于风都窒息了。它用力伸出一只黑色的手臂，呼喊着孩子的名字：“哥白尼、哥白尼、哥白尼。”“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你的孩子卖给了一位侦探，你应该高兴。”店主冷冰冰地对影子说。“请别油炸！”影子哀求道。“侦探是不吃小孩的，我会把他培养成一位偷金鱼的好贼。”说着，我仁慈地用手拍了拍孩子的头。
我拉着哥白尼的手，往不知道什么地方走，总之我们在走。我的思绪重新开始集中，我问哥白尼：“乌龟自转吗？”哥白尼说：“乌龟不自转，乌龟蛋自转。”“真是个天才儿童。”（我的内心独白。）“那么，诗人是自杀还是他杀？”哥白尼想了想说：“诗人不是自杀，诗人蛋是自杀。”“我从没想过诗人还有蛋，是啊，也许这就是可能之外的不可能！”（我的内心独白变得频繁了。）
“我们去哪儿？”哥白尼问。“我们去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对，就是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叫‘什么地方’？”“不对，那个地方叫‘那个地方’，什么地方叫‘什么地方’。”我拉着哥白尼的手，继续朝什么地方走。他继续问我同样的问题，我有时回答，有时沉思，有时反问，有时假装没听见。“您是一位有思想的侦探。”他说。我的眼睛湿润了。
女作家与测慌仪
孟良和焦赞是我的同事，他们是一对儿搭档。经过长时间的思索，他们想到一条抓住偷金鱼的女贼的妙计。起初他们准备保密，但不知道是谁，竟然用自己的鲜血将他们的计策写在了办公室的墙上。他们计划伪装成两条金鱼，潜伏在鱼缸里，同金鱼们打成一片。等女贼来偷金鱼的时候，他们就猛地越出水面，把她抓住。“等着喝你的喜酒！”他们临行前说。所长对我说：“你的案子也要抓紧了，否则你就去你的吧！”迫于压力，我逮捕了固体女作家，并对其进行了谎言测试。
测谎仪：是你杀死了诗人吗？
女作家：不是。
测谎仪：如果73+97=180，那么在你没杀诗人的情况下，他会死吗？
女作家：不会。
测谎仪：如果诗人没死，那么他是死于他杀吗？
女作家：不是。
测谎仪：我是测谎仪吗？
女作家：不是。
测谎仪：你凭什么说我不是？！
女作家：逻辑。
测谎仪：你觉得我漂亮吗？
女作家：不漂亮。
测谎仪：如果诗人是或者不是自杀的，并且我漂亮，那么逻辑公理成立；或者你是凶手，并且只有橄榄色浮标显示大气情况。这句话成立吗？
女作家：不成立。
测慌仪：神经不正常的黑猩猩会玩儿魔方吗？
女作家：我会！
测试的结果是，女作家说谎的可能性为49.999999%。然而，测谎仪的最后一个问题深深地伤害了女作家。她精神失常了。李逵和我把她送入了“神经现象学研究中心”。与此同时，远方传来了一个更为不幸的消息，孟良和焦赞被几条虎鲨吃掉了。线索中断了，我们必须重新开始。
颠倒日
现在，我只能寄希望于颠倒日，在颠倒日那天，一切都会颠倒。西瓜和死人将大摇大摆地走上通向市政厅的大道。小孩将成为我，而我将成为小白鸽。鸽子飞到福尔摩斯那里研究案情，但它们将变成罪犯。而诗人在这一天还生活在过去，他可能在马桶上写遗书，而在他后面，用手枪指着他的人正是福尔摩斯和我。我们一块儿伪造遗书，就像伪造一件艺术品。我们兴高釆烈。有些东西打翻了，在常春藤的缠绕下，变成了宋江的李逵跌跌撞撞地跑进来。然后是一声无声的尖叫。我们发现，马桶其实是张飞假扮的。而策划和实施这一阴谋的人正是侦探所的所长，一个正人君子，同时是位固体女作家，她观察镜子里的猩猩。城管队员们是唯一保持清醒的一队人马，他们忙着让时间、空间、社会关系恢复颠倒日来临之前的状态。我从鸽子变回金鱼，又变回猩猩，最后变回侦探。我整理了一下侦探专用制服，检査了自己的证件。集中思想，思索案情，凶手是福尔摩斯和我？接着，我思考了乌龟和乌龟蛋的自转问题。颠倒日之后，是颠倒日之前的那一天。我决定回侦探所自首，但我的心里有点矛盾，是先喝杯啤酒再去呢，还是不喝啤酒就去，就这样一直犹豫，直到颠倒日来临。但这并不是说，颠倒日真的过去了，或者颠倒日是另一天。因为透过灰蒙蒙的窗玻璃，我发现太阳还在原来的位置。我想回到抽屉里去，而孩子将睡在镜子里的抽屉里。法庭偷金鱼的女贼担心我霸占她的金鱼。她要求我和她签订一份协议。“但协议有什么用呢？”我说，“我和小便也签订了协议，但它违约了我又有什么办法？”“那你就去法院告它！你必须去，你得像个男子汉那样！”她说。于是，我将小便告上了法庭。法官坐在塑料盆的背面，手拿一只魔方，以证明自己的智商。“法官大人，我和小便在合同中明确约定，每天它要出来三次，可它很久以前就不再出来了，它的这种行为已经构成违约，请您判决它继续履行合同。”我站在一个卑微的角落里说。“但是，或许，从法律的角度看，我认为，太阳的位置似乎一直没有变化，因此小便并没有违约。”法官字斟句酌地说。“可是，您可以看到我憋得有多厉害，我都快站不住了！”我用力夹紧双腿，慢慢蹲了下去，然后突然躺倒了。从法律的角度可以看出，我憋得很严重。但是，法官的思绪却由此转移到了别的问题上，“我的那头奶牛已经很久没有产奶了，从法律的角度看，它的乳房是那么鼓胀。我和它也订有合同，但我只是个像泥鳅一样的小小的法官，我又有什么办法呢？而从法理上讲，我妻子的乳房却一天天瘪下去，难道奶牛偷走了我妻子的奶？可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一边是法律，一边是法理。法哲学的微妙之处正在于此……”“那么就枪决吧。”法官斩钉截铁地说。于是，城管队员化装的行刑队正步走进法庭。我露出一丝胜利者的微笑，“小便就要被处决了，我赢了！”但当行刑队的枪口一齐对准我的小腹时，我莫名其妙地有一点怅然若失，也许这就是所谓的“胜利者的悲哀”罢。我闭上双眼，从容地等待着。就在法官即将发令的一刻，小便突然自己出来了。它躲在我崭新的棉裤里狡辩说：“我没出来是因为我经常失眠，从法律和法理的角度看，我都不该承担违约责任。”法官制止了行刑队，“现在，先生们，我们上我家枪毙那头奶牛！”说完，他就扔掉了银亮的假发，带领行刑队冲出了法庭。
求婚
我不知道我是该跪下，还是站着，就像一棵挺拔的松树。“咱们登记吧！”我对偷金鱼的女贼说。她假装犹豫了一会儿说：“对不起，我不能答应你。”“为什么？！”我像一个无知的孩子。“为了全世界，还有就是我的姐妹们说你缺乏男子气概。”她越来越理直气壮了。“你的姐妹们是谁，我以前怎么没听你说过？”我逼视着她。“痦子姑娘和火柴公主。”“痦子姑娘是谁？”“痦子姑娘就是一个痦子，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痦子，她不是侦探，没你那么‘了不起’，但她是我最喜欢的痦子。”“那火柴公主是谁？”“火柴公主就是一根火柴，一根高贵的火柴，比你高贵一百万倍。”“但是我已经买了小孩，还起诉了小便，这还不够吗？”我跪倒在地。“本来我以为那样就够了，但现在看来是不够的，咱们别再讨论这个问题了行吗？”她不耐烦了。“那你还偷金鱼吗？”“我洗手不干了，我还有事，先走了，祝你找到合适的伴侣。”说完她就走了。
我的身体裂开了，然后一块儿块儿地掉在水泥地上。最后只剩下一颗怎么看都让人有点恶心的心脏。哥白尼悄悄走过来，用高级胶水把我重新粘好，并把茄子皮贴在我头上，好让我看上去年轻一点儿。“现在，你要把我丢掉了，对吗？”哥白尼低着头。“不，当然不会，我要把你培养成一位科学家或者哲学家，我觉得你很棒！”我说，“但现在我只想回到我自己的抽屉里去，我只想待在抽屉里，我快不行了。”我在抽屉里做了一个梦，我和偷金鱼的女贼一起走进一家巨大的西餐厅，守门人是一位有名的男演员，他分给我们两个号码，并对我们说：“你们按照号码去找座位吧，但这不容易，这个餐厅其实是个迷宫。”我和女贼在昏黄灯光的笼罩下，走上了螺旋形的楼梯。我们到了一个居民小区里。“也许我们走错了方向？”她说。我们走进一座居民楼。她忽然消失了。我到处找她，但我走反了方向，走出了居民楼，走到了一个摆满餐桌的看台上（那下面似乎是赛马跑道）。那里的每个位子上都有一个醒目的数字。一位衣着华丽的老妇人对我说：“你走错方向了。”我很焦急，赶紧往回走，我一边走一边喊着女贼的名字，但是没有回音。我想她肯定还在居民楼里。我返回了居民小区，走进居民楼，一直上到屋顶。这时我才发现，这里其实是一座城堡。我看到几个工人正在做修缮工作。实际上，它已经漏了。我想，这里应该是餐厅的制高点，所以我就大声地喊她的名字，希望她能听见，但就连我自己都无法听见我的喊声。四周全是杂音，也可能是风声。但我还是拼命地喊着。喊着喊着，我就醒了。我的侦探专用手提电话响了，还是那首小哀歌。我接通电话，是张飞打来的，他说：“诗人死得太悲惨了，这桩案件已经令我伤透了心，现在我只能上吊了。我是自杀，记住，我是自杀。”电话挂断了。我陷人了沉思，我不再想乌龟蛋的自转问题了，因为我已经明白了一切。
哲学家朋友
“你的案子破了吗？”他问。“我想已经接近尾声了，”我说，“但是，你看我像个侦探吗？”“不像，你像编写卡片的人，你可以在一个虽然不宽敞、明亮，但很安静的环境下，研究碎布头儿，并为它们编写卡片，你自己也可以编织一点碎布头儿。”他在说话的同时就在翻动着一些碎布头儿。“我的确厌倦了，我想辞职，我只想待在自己的抽屉里。”我说。我的内心很沮丧。后来，我转换了话题，我说：“什么是存在呢？”他说：“存在就是成为约束变项的值。”“约束变项本身也要成为约束变项的值才存在吗？约束变项的存在是其他事物存在的必要前提吗？那么它就不可能是一些被撒在布头上的墨汁，而是某种特殊的抽象物，但这又和Quine的初衷相反……”我思忖着。“你累了，别想这些了，你需要休息。”他说。我也这么想，以后我的哲学家朋友会用外语把它们搞清楚的，我什么也不想了。我只想待在自己的抽屉里。它破损的地方也该修理了。不久以后，我就去辞掉侦探的工作。
女作家的新宗教
在辞职以前，李逵和我一起去参加了张飞的葬礼，我们看着他的骨灰在牛奶中溶化，变成了一杯可怜的咖啡。“那头奶牛在行刑队面前还是屈服了。”（我的内心独白。）然后，我们一同去神经现象学研究中心探望女作家。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她的脸已经呈现出了毕加索的风格。她双手交叉，搓揉着自己两边的袖口。“经过分析和推理，我现在知道你不是凶手了，你是无辜的，实在对不起。”我的语调很沉痛。“这没什么，在这里，我变得更清醒了，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它是一个包容一切的星系，我们生活在其中一个星球上。我们是人。只有人会说话，动物和植物都不会说话。石头也不会说话。西瓜不能化装成司机，蝗虫也不能打扮成农民。奶牛和法官并没有合同关系。一个人死了，就什么也没有了。”她说得很平静也很肯定，这似乎是一种古怪的宗教。我感到很内疚，我是个缺乏责任心的侦探。“那么，一切该结束了。”我对李逵说。李逵凝视我良久，然后郑重地说：“既然你已下定决心，我也没什么可说的，最后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是我用鲜血在办公室的墙壁上写下了那些不朽的诗句。”“这我早就猜到了，别忘了，我曾是一个敏锐的侦探。”我说。
真相
在我辞职后不久，蝗虫就占领了城市，它们摔毁了我们唯一的小半导体。我还记得，我小时候曾用我小胡萝卜一样的手指摆弄过那台半导体。现在，它碎了，零件被分别扔进井里、垃圾桶里和臭水沟里。所有城管队员都在战斗中牺牲了。侦探所所长和李逵也被吊死在了石榴树上。法官被罢免，做了一名挤奶工。固体女作家成为了蝗虫们的精神领袖，它们要按照她的构想，重新创造和解释世界、修正历史、建立理论体系和社会秩序。但谦卑的蝗虫们不得不偷偷篡改了女作家的一小部分思想。这主要表现在，它们保留了蝗虫的各种权力。
在办公室的墙壁上，我看到了李逵用自己的鲜血写下的最后一句诗：“二十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我把这句诗读了许多遍，然后从保险柜里取出了我的手枪。
夜幕终于降临了，一天即将过去。我把窗户打开一道缝，让冷风吹进来。这时，我听到有人敲门。我打开门，一位身穿帆布服的中年男人手捧一束蓝蝴蝶花站在门口。“您找谁？”我上下打量着他。“我想找个朋友谈谈过去的一些事。”他说。“关于什么？”“关于诗人的死。”他露出一种古怪的微笑。“好吧，请进，我也正想找人谈谈那个案子。”我把他让进客厅，我们面对面坐在沙发上。不等他开口，我就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诗人本人，对吗？”这句话令来访者大吃一惊，但他马上克制住了自己，“你是怎么知道的？”“其实从一开始我就感到可疑。”“哪里可疑？”“宋江的唇印，那上面有西瓜汁的味道。但是，直到我的搭档张飞被你们杀害，我才明白全部真相。”我的语气很平和，就像在说一件很久以前的事。“我很想听听你所说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来访者双手握紧了他的花束。“那么就让我从头说起吧，你房子里的尸体碎片其实是福尔摩斯的，你杀死了福尔摩斯，为了掩盖罪行，你在马桶水箱里伪造了那封遗书，让我们以为那是你的尸体。而你所谓的妻子，其实是西瓜化装的。宋江在那之前就已经被你杀死了。你们担心张飞将全部尸体碎片拼凑好以后，会揭穿你们的阴谋。于是，你和西瓜假扮的宋江用枪逼着他给我打了那个最后的电话，然后就用绳子勒死了他，伪造了上吊自杀的现场。但是，有一点你们并不知道，张飞曾经对我说过，他绝对不会以上吊的方式自杀，除非有人用枪指着他的头。”“那么动机呢？我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的妻子和福尔摩斯？”诗人仍然保持着狡黠的笑容。“可能有各种动机，这并不重要，我想是因为她发现了你和固体女作家的私情，对吗？当你想到福尔摩斯将来调查此事，你就把他也杀害了。”我注视着他的眼睛。“第一点你说得不对，我杀死我的妻子，是因为她说她更喜欢李達的诗！”诗人说着站了起来，“我没想到你竟然是一个如此敏锐的侦探，你究竟是谁？”“其实我才是真正的福尔摩斯，你杀死的只是我的替身——猴子。张飞其实就是我的朋友华生。”我仍然坐在沙发上，嘴里叼着烟斗，手里拿着小提琴。“原来如此，看来我小瞧了你，但是现在，你该去见你的朋友华生了。”诗人说完，就从蓝蝴蝶花束后面掏出了一把外观古朴的勃朗宁国际手枪。“你知道得太多了，那么永别了，福尔摩斯。”诗人的话音未落枪就响了……他缓缓地倒在了地上，血水浸透了客厅的亚麻地毯，是哥白尼从镜子后面开的枪，子弹穿透了镜子，射中了诗人的心脏。
尾声
将房间打扫干净之后，我和哥白尼坐在窗台上，仰望星空。我小声儿背诵了一段海子的诗：轻雷滚过的风中/死者的鞋子，仍在行走/如车轮，如命运/沾满谷物与盲售的泥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