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初，因为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打乱了我全年的摄影计划。那年春节过后，我已与兰州的朋友们做好了详细的藏地旅行计划，到3月初，已订购了7月10日去中国的机票，办好了签证，还订购了当年刚出的Canon 10D数码相机和Sony 10英寸VAIO手提电脑。出发前两个月，当医生的儿子让我提前做了年度常规血液检查，发现某一个指标微微高出我这个年龄段应保持的数值，因此马上约了专科医生，进一步做超声波及活体切片检查。两天后，显微报告出来了，6个切片取样中，有3个被确诊为恶性肿瘤细胞！
我待在特护病房里，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和电线，在反复注射止痛药造成的昏迷中过了两天
我立即着手办了以下几件事：电话告知远在中国的朋友这个意外的消息、取消已订购的机票、预约了手术的日子（很巧合，那天正是我59岁的生日）。手术用了好几个小时，输了三千多毫升的血。手术后我被推进特护病房里，身上插满了各种管子和电线，整整两天，我是在反复注射止痛药造成的昏迷中度过的。脱离了生命危险的48小时后，我被转入单人病房。10天里，因为肉体的剧痛和虚弱，我也变得非常悲观，望着窗外充满生命力的蓝天、浮云，听着鸟鸣声，我的内心却充满悲哀，它们让我想起远在地球另一头的西藏高原，那里的蓝天更蓝、浮云更白、鸟鸣更悦耳，但是，我还能再亲眼见到、亲身去体验吗？
10天后从医院出来，我缓慢走过医院长长的过道，穿过绿树成荫的庭院，踏上城市的街道，重新呼吸到户外带着树叶和花草清香的空气，听到人声、车声、鸟叫声，感觉又回到人世间，这是一次生命的重生！
肉体和精神的健康都恢复得很缓慢，最初慢走十几步，我就虚弱得站不住，渐渐地，可以延长到走5分钟、20分钟。手术后半年多，我在南半球的夏季中开始游泳，一直持续到来年的冬季，从每天只能游10米，渐渐达到每天1000米。两年后，在原计划推迟了整整两年之后，我终于又登上了向藏地进发的飞机！
2006年7月22日，我乘坐的新加坡航空公司的班机，从阿德雷德市起飞，向西北方向飞行了四个多小时，下午4点15分，飞机越过大洋洲陆地最西端的Hedland（黑德兰）港，巨大的客机在深蓝色的印度洋上空继续向西飞行。
天气好极了，从小小的机窗望出去，1.9万米高空下面的印度洋，天海一色，一片无边无际的深蓝。机舱内舒适而平稳，只因轻微又单调的发动机的嗡嗡声，才感觉得到这个巨大的钢铁飞鸟正在以每小时900公里的速度飞行着。
然而，我的内心却并不平静：一种绝路逢生后的喜悦、一种对前景不明的担忧、一种迎接困难的亢奋，它们此起彼伏，使我分不清此时此刻是喜还是忧。
虽然出发前曾咨询过医生，但我还是有点担心：腹部有20厘米长的刀口，我能经受海拔几千米高度的低气压吗？手术后遗症造成的不便，我能适应高原的长途跋涉吗？背着十几斤重的摄影包，我还能像以前无数次在藏地摄影那样反应敏捷吗？表面上充满自信和乐观，内心却时常会闪现出种种挥之不去的担忧和无奈，而这种潜意识的存在，我知道，无疑会影响对摄影的观察、理解，以及对作品的构思和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