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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一本书去巴黎》Chapter 22 从拿破仑回归雨果 Invalid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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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贤祠聚集了法国的众多思想伟人,就像圣丹尼大教堂是历代法国王室汇聚的地方一样。可是,它们却还不是巴黎最辉煌的墓葬。巴黎最夺目的金顶,是覆盖在拿破仑的灵柩之上的。

去拿破仑墓葬,我们总是先坐地铁到凯旋门,那是造访拿破仑光荣的起点。以凯旋门为中心,放射出十二条宽宽展展的大道,著名的香榭丽舍大道,就是这十二条大道中的一条。这个规划设计,就是由奥斯曼在拿破仑三世,也就是小拿破仑的时代完成的。可是,凯旋门本身与小拿破仑无关,这是一座和“老”拿破仑有关的战争纪念建筑。

凯旋门夜色

那是发生在1805年12月,历史上著名的奥斯特利茨(Austerlitz)战役。刚刚加冕为法国皇帝的拿破仑,亲率法军和俄军交战。俄军的两个军团,一个由鼎鼎大名的库图佐夫将军率领,而另一个军团的将领就是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本人。从两个国家的皇帝亲自挂帅出征,可以想见,虽然法国已经经历了大革命,一些最基本的旧有观念却并没有打破。那依然还是一个崇尚征战与征服的尚武时代。在这样的时代,征服者依然是英雄的代名词。大革命激扬起来的爱国主义,反倒是给征战增添了燃料。“博爱”的关怀至少还没有扩展到法国的疆界之外。

12条放射大道中心的凯旋门

奥斯特利茨是摩拉维亚(Moravia)的一个村庄,这次大规模的毁灭性战斗中,近九万人的俄、奥军队,死亡达一万五千人,七万多人的法军,有近一万阵亡。在奥斯特利茨山坡下的小小平原上,尸横遍野。两万几千具尸体旁,是几万个在伤痛之中呻吟、在濒临死亡中呼号的士兵。可是,拿破仑带领的法军是胜利者。大规模死亡的惨象,战场上的幸存者们已经司空见惯、熟视无睹。他们依然狂热地向他们的领袖拿破仑欢呼。就在这个时候,拿破仑向他的士兵们发出许诺:在国家所需要的任务完成之后,你们“将在凯旋门下荣归故里!”第二年,也就是1806年,就在巴黎的这个地方,安放了凯旋门的第一块奠基石。

三十年后,待到这个高达五十米、有着精美浮雕的拱门,在1836年完成的时候,当年叱咤风云的拿破仑,已经在他的流放地圣海伦那岛上,去世整整十五年了。

从凯旋门出发,沿着香榭丽舍大道笔直走下去,就可以遇到协和广场、杜勒里花园、卢浮宫这样一系列视野宽阔的空间。在中途还会遇到为百年前的世界博览会建造的巨型展厅:大宫和小宫。从两宫中间的大道向右而去,经过拄着手杖蹙着眉头急急前行的丘吉尔的雕像,又直直地接上了塞纳河上最金碧辉煌的大桥:亚历山大三世桥。顺着大桥望去,在绿化得很舒服的宽阔广场之后,就是门口横列着一排大炮的荣军院,而后面拿破仑墓的穹隆顶,哪怕在乌云密布的天空中,都照样闪着最耀眼的金色光芒。

亚历山大三世桥上

从罗丹博物馆看拿破仑墓的金顶

我们顺着这条线路走过几次。感觉中,这是最能代表巴黎旅游景点的地方了。你可以想象,巴黎作为一个现代大都市,是多么寸土寸金。可是,它却不是拥挤、难以透气的感觉。一方面,塞纳河的委宛穿越,从东向西,带来一阵阵清新爽人的风,另一方面,巴黎人会永远地留着法兰西古都的象征——那些大都市中一个又一个、以艺术在点缀、以历史在丰富着的,奢侈的大空间。

拿破仑是法国的一个传奇。这个传奇正是由法国大革命孕育出来的。

法国大革命的最后一个巨头罗伯斯比尔的恐怖时期,是被恐怖本身终结的。巴黎在历经几年的断头台杀戮之后,各个正规和临时的监狱依然人满为患。镇压越多,镇压者自身越感到恐惧。冤死的灵魂在他们的梦中飘荡,他们相信四处潜伏着“企图暗杀革命领袖”的杀手。在1794年6月,巴黎的监狱里关押着大致八千名嫌疑犯,被认为是必须“镇压”的。此后的二十七天里,有一千三百七十六名男女囚犯被斩首。而他们空出的监狱位置,又在被新的囚犯不断填补进去。

拿破仑像

对于平民的恐怖统治是可能如此持续的,可是另一方面,恐怖早就无孔不入地进入了权力上层的争斗。罗伯斯比尔一向依靠断头台剪除政敌,但是他没有想过,若是没有极强的掌控力,是不能向上层引入这样的绝活儿的。一旦引开头,一切政治争论都必须归结于你死我活的结果,那是一场越来越危险、越来越紧张的游戏。这样的游戏却是玩不久的。于是,上层的人人自危终于导致了以恐怖结束恐怖。罗伯斯比尔终于被他同为国民公会的同志,先下手为强地送上了断头台。

由于罗伯斯比尔从象征激进革命开始,已经走到了象征恐怖,他也就失去了同情者。巴黎人似乎早已在期待这一天,期待他的断头。他们隐隐地感觉,这将预示着恐怖时期的结束。他们也没有去想,这样的以牙还牙又意味着什么?不论是对于旧制度的终结,还是对于大革命恐怖时期的终结,独立的、不受上层操纵也不受公众舆论操纵的司法公正,从来也没有真正出现过。法国大革命始终宣称自己在追求实质正义,可是,并不那么动听的、保障实质正义真正实现的程序正义,却被忽略了。

那些雅各宾的革命巨头们,在他们认为权力在自己手中,不需要费什么力气去为路易十六寻求司法公正的时候,有人却勇敢地站出来要为路易十六做法律辩护。他们后来就轻松地砍掉了那个辩护人的脑袋。他们没有想过,这就是把砍自己脑袋的砍刀,也同时交到别人手中了。

这名死在断头台的路易十六的法律辩护者,名叫马勒泽布(Chretien de Malesherbes)。这位马勒泽布在路易十五时期,是大名鼎鼎的出版发行检查官。他的闻名不是由于官位的显赫,而是他利用自己身处要职,以自己的良知,保护了当时《百科全书》的出版和一大批思想家哲学家。也许可以夸张地说,没有他就没有《百科全书》,没有《百科全书》和那批他所保护的思想家,就没有法国大革命。然而,在革命要处死路易十六的时候,他同样以自己的良知,主动要求为路易十六做法律辩护。路易十六得知他要辩护,忧伤地说:“你的牺牲太大,你救不了我,还要搭上你自己。”其实他不是不知道自己身处危险之中。只是,有些人活着,必须听从自己的良知,即使是要搭上性命。

对程序正义的忽略,是大革命之后,法国的政权交替屡屡以暴力政变为手段的真正原因。直至颠簸了五个共和国,颠簸了一百多年,颠簸到程序逐渐建立起来,独立的司法逐渐建立起来,开始和平的政权交替。这场迟迟难以结束的、世界上最漫长的一次革命,才算尘埃落定。

以恐怖结束恐怖,以不公正对待不公正,是一个可悲的循环。残酷一旦开始,就在制造仇恨和复仇的循环。雅各宾余党的暴动和对他们的复仇,直至一年以后,仍然不能停止。1795年5月5日,在里昂,有九十七名以前的恐怖分子,未经审判,在监狱里被屠杀,不由令人想起几年前发生在巴黎的“九月大屠杀”。直到那个时候,法国人还没有明白,屠杀的对象是否罪大恶极不是关键,关键是他们必须得到公正的审判。

自国民公会成立、宣布法国共和之后,国民公会挣扎了整整三年。这三年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自相残杀的历史。它以暴力夺权始,在最后又面对一场暴力政变。虽然政变未遂,国民公会也气数已尽,在弹压政变的二十天后,就宣布解散。正是对这场未遂政变的镇压,推出了当时闲居在巴黎的年轻军官拿破仑。在他的指挥下,几排炮下去,轰倒了两三百人。刚刚二十六岁的拿破仑,扶着依然青烟袅袅的大炮,望着那两万多个落荒而逃的暴力政变者,若有所思。也许,对于拿破仑,这是一次重要的学习经验。四年以后,拿破仑率领军队攻下议会,为法国的暴力夺权历史,又开了一个新的篇章。

拿破仑是不平常的。他是所谓的“大革命之子”,却在尝试脱离本来难以脱离的局限。他不去持续这个难缠的循环,而是试图弄明白,经历整整十年的革命之后,当下的巴黎人、法国人,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然后,他回到仰首翘望着的民众面前,对着这些当时全世界都公认他们是最要“革命”的巴黎人,宣布说:革命,完结了!

他的判断是准确的。拿破仑并没有被巴黎的民众作为革命叛徒撕得粉碎。那些当年在街头提着短刀和长枪寻找革命猎物的民众,如今早已厌倦了革命。拿破仑在一片欢呼声中,被他们高高兴兴地当做带领他们逃离革命的救星和英雄接纳了。是法国大革命成就了拿破仑,不是因为他更革命,而是因为他在革命走向极端之后,得到一个机会,由他来宣布结束革命。

接着,三十岁的拿破仑坚持以一个强势的形象向外面对欧洲,也向内面对法国,这让人多少想起一些昔日路易十四的身影。他既能够在欧洲战场上统兵横扫千军,又能够精干地以自己的理想和规划,重新改造法国。

十年的大革命,并没有机会向法国民众普及现代社会的公民教育。对专制的警惕、对权力的制度性的制约和平衡、程序公正的意义,这些现代民主社会最基本的常识,巴黎人依然陌生。虽然在整整十年里,这个国家最时髦的称呼就是“公民”。进步的成果,并没有以制度形式稳固下来。因此,虽然他们砍去了君王的头颅,表现了最激进形态的革命,却也最容易掉回头去。

拿破仑是意大利人,却很了解他的法国子民。掌权三年,表现了自己的才干之后,拿破仑大胆地把手伸向了法兰西的皇冠。他完全不必偷偷摸摸。在一场由法国成年男子参加的公民投票中,他要求大家就两个问题表决,他是否应该终身执政?他是否应该自己选择继承人?结果是,三百五十万八千八百八十五票赞成,八千三百七十四票反对。这场公民投票之后不到两年,拿破仑再次举行公民投票,这次的问题只有一个,他是否应该成为法兰西共和国的皇帝?那是法国人在1804年5月22日作出的历史抉择:三百五十七万二千三百二十九票赞成,二千五百六十九票反对。这不是什么君主制的“阴谋复辟”,而是砍掉路易十六头颅的同一批法国民众,又兴高采烈地迎回了他们的君王。

对于这一切,拿破仑是太明白了。拿破仑是一个最讨厌繁文缛节的人,却在履行皇帝的一切传统烦琐礼仪细节上,极其用心。他坚持遵照路易王朝的种种例行旧规,只是为了让巴黎的民众对壮观的场面“感到满意”。在他加冕的时候,他坚持请来了罗马教皇。仅仅在几年前,焚毁教堂、屠杀教士与修士的巴黎民众,又在目瞪口呆的外部世界面前,向教皇欢呼,天天聚在他暂住的居所前,等候祝福。

也许,这并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尽管法国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是欧洲文明千年发展的结果,可是,这个理想,在伏尔泰和拉法耶特们心中所呈现的面貌,和底层民众心中所呈现的面貌,从来就是不一样的。大革命中,有多少巴黎人以为,掠夺贵族,把他们身无分文地扫地出门,就是在实现“平等”;对别人为所欲为,就是“自由”;当断头台下淤血浓厚,每晚引来巴黎城成百的野狗在那里舔食和狂吠的时候,他们仍然有理由相信,自己是在宣扬“博爱”,因为对“敌人的残忍”,就是“对阶级弟兄的慈爱”。这些民众还处在理性发展、文明发展的“零历史”和“短历史”的阶段,假如不是以法律规范的同时,帮助他们走过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梯,而是相反地一味美化和放纵他们,那么,他们是多变的,也是具有极大破坏力的。在强权面前他们是愚民,在弱者面前他们是暴民。

自己加冕为法国皇帝的拿破仑

在拿破仑戴上皇冠之前,拿破仑王朝就已经开始了。像所有雄心勃勃要成就一番事业的开国君主一样,拿破仑是积极在按照自己的蓝图建设法国的。在他的领导下,完成了他最自豪的、俗称《拿破仑法典》的《法兰西民法》。这似乎仍然是一个君主立宪制,只是,与当初拉法耶特们试图建立的弱化君主、向民主制过渡的君主立宪制相比,这一次,“君权”的分量要大得多。今天站在君主位置上的,再也不是那个软弱的路易十六,而是如日中天的、在巴黎圣母院的加冕典礼上,从教皇手中拿过皇冠,骄傲地自己戴上头顶的拿破仑。

没有理由说,拿破仑不想做一个贤明君主,也没有理由说,拿破仑不是一个有能力的君主。在《拿破仑法典》的实施下,国内的混乱的状态得以制止。他上台之后,也尽可能地缓和法国内部长期以来的紧张,成千上万在大革命时期流亡外逃的法国人,回到了自己的故土。大量的战争赔款一度繁荣了法国,科学、建筑、艺术无不欣欣向荣。他的一大段功勋是落在海外,拿破仑不仅是个军人,还是个军事天才,他迷恋“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战争游戏,也醉心于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壮志豪情。在他最后流放的痛苦岁月里,那些过去的赫赫战功是他最后的“镇痛剂”,他对自己大叫着,“那是一个美好的帝国,……我曾经统治了一半的欧洲人!”

对于拿破仑的评判,伤了很多历史学家的脑筋。结论常在英雄和暴君之间摇摆,最后,这一类人的最简单归属,就是含糊其词的“伟人”。然而,这一点也许没有争执:拿破仑是嗜权的。

因此,虽然在《拿破仑法典》里写入了大革命的最重要的原则: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等等,可是,要无限扩大和巩固个人掌控的权力,拿破仑就必然退回封建专制。早在他加冕成为皇帝之前,拿破仑就禁止了法国七十三家报纸中的六十家,余下的也被改造成了他的政府机关报。称帝之后,他更以皇帝的气派,把大片大片的领土,洋洋洒洒地给自己的兄弟姐妹、将军和随从,随意分封。最后,他建立起一个严刑峻法的警察国家,1810年,法国已经重新修起许多小型巴士底狱和国家监狱,政治犯再不必经过什么法院的正式程序,一声令下,即可羁押。

在欧洲战场上,拿破仑和同样精力充沛的路易十四,经历十分相似,他也不可能是常胜将军。既然统治了一半的欧洲人口,也就会有一半以上的欧洲国家起来和他作对。在处理国家参战的问题上,拿破仑和路易十四有着同样的权力。在这个时候,已经看不出这个国家经历过什么“革命”,依然还是“朕即国家”,没有什么强有力的国会来制止一个好战君主的世界帝国梦想。从别国得到的土地和战争赔款,就和掠夺来充实博物馆的艺术珍品一样,在战败的时候,又必须全数退出。法国因此而遭重创。不如路易十四幸运的是,拿破仑被流放,最后在那里去世,被就地安葬。可是相比他的士兵们,拿破仑可以算是善终了。在拿破仑时代,两千六百万人口的法国,有两百六十一万人被他拖进战争,上百万人战死疆场,没有看到凯旋门一眼。

大革命成就了拿破仑,这不仅是指革命的过激,给了他上台的机会,更是指法国大革命在制度建设上的缺陷,使得拿破仑的权力轻易地就可以膨胀起来,为所欲为。因此,这一点应该也没有疑问:从处理权力的方式来说,拿破仑相对于法国革命提出的理想,是巨大的倒退。“理想”只是一面旗帜,假如没有有效的制度建设,那只是一面插在沙滩上的旗帜,经不起风雨,轻易就会扑倒。法国大革命遗留的制度修补,任务繁重,直到近年的对于总统任期年限的立法,仍是这个修补的一部分。

站在拿破仑时代,再回溯法国大革命,不难看出,在当时举世轰动,在此后的岁月中还接受了无数赞颂的这场革命,在爆发十几年之后,就速速回归专制,就重新又需要造成社会动荡的新革命。

拿破仑死后,有一个时期法国人不愿意想到拿破仑。与其说是政治原因,还不如说是征服的狂热过去,每家每户对战死亲人的怀念,变得刺痛而具体。那么,一个国家上百万的战争受难者,一个巨大的生命牺牲,要多长时间就能够把这样的伤痛抹去呢?对于健忘的人类,短则十年,长则二十年就可以了。

1840年底,在拿破仑去世十九年之后,那百万孤魂野鬼依然游荡在昔日战场,他们也许还是一些老人梦中流着眼泪去伸手触摸的孩子。可是,对于新一代成长起来的法国人,他们已经是被抹去的历史尘土。而伟人,却因传奇而再生。已经到了拿破仑“荣归故里”的时候了。

迎回拿破仑的法国当政者,是路易·菲利普国王。他的当政,是另一场被称为“七月革命”的武装夺权的结果,当然,这还不是法国的最后一场革命。雄壮的凯旋门刚刚完工几年,香榭丽舍大道挤满了迎接拿破仑的巴黎人。送葬的队伍是声势浩大的,而对于拿破仑的大军,他是孤身返乡。当他在灵柩中独自穿过凯旋门,耳边响起“皇帝万岁”的呼喊时,不知拿破仑是否想到,这个凯旋门,原本是他在奥斯特利茨战场上,留给士兵们的一个虚幻荣光的许诺。

拿破仑的灵柩,走的就是我们今天走过的这条路线,只是两边的景色和今天完全不同。香榭丽舍当然还远没有那么摩登,大宫小宫是六十年后的1900年才建造的,亚历山大三世大桥,也是在差不多的时候才建造起来。这座桥是以俄国的皇帝命名的,这位沙皇曾经亲自赶来,为大桥安放了奠基石。他的爷爷就是在奥斯特利茨战役中,败给了拿破仑的亚历山大一世。时过境迁,俄国和法国已经结盟,大桥的命名,就是为了纪念他所建立的这个俄法联盟的。

拿破仑被安葬在荣军院的穹顶教堂,今天,这里是又一个需要买门票才能进去看一眼的地方。这是墓葬设计的经典作品,确实非常值得一看。按说它也是地宫墓葬的形式,可是,设计师显然巧妙地打破了传统的构造,在安放棺木的位置,打通了地面与地宫的楼层阻隔。拿破仑墓不再给人以阴冷的感觉,肃穆的沉淀和光荣的上升,都以法国人特有的艺术方式,完美地得到了表达和兼顾。

卫护拿破仑棺木的女神像

在拿破仑的灵柩穿过凯旋门的四十五年之后,这个似乎是专为武士建造的凯旋门下,第一次举行了一个作家的葬礼,他就是维克多·雨果。这一天,全法国举国致哀。也许,这是从大革命以来,法国人第一次全体静默,第一次有机会共同反省和思索。

雨果笔下的大革命,是矛盾的,显然可以从中看到雨果的心灵挣扎。在《九三年》里,他列举着旧制度的残酷和不公正,列举着大革命对旧制度的改变,也列举着同时发生的大革命的恐怖和残忍。这一切都集中地、典型化地堆积在一起,似乎使人们无所适从。但是在法国,这是无数人看到的事实,这是无数学者列举过的事实。这似乎是作为文学家的雨果,也没有能力解决的悖论。然而,是雨果,第一次把善和人性作为社会进步的衡量尺度,放在了法国人面前。

雨果塑像

在雨果的一部部作品中,站在最瞩目位置的,是弱者,是没有阶级、地位、血缘、道德等任何附加条件的弱者。他把社会如何对待弱者,作为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放在了世界面前。

四十五年前,巴黎人倾城而出,送过凯旋门下的,还是一个站在云端的“伟人”。四十五年后,他们相随送过凯旋门的,是为法国所有弱者呐喊的一个作家。几千年欧洲文明的积累,才最后在法国完成这样一个变化。

从这一天起,法国人终于明白,不是因为有了拿破仑,而是因为有了雨果,巴黎才得救了,法国才得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