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略那面墙。当然，你可能会时不时地遇到阻碍，那就拆了它，跨过去。你总能找到个办法，翻过去，绕过去，甚至是从底下钻过去。你承认它的存在，但你要超越它。
我第一次见到大卫·布莱克的时候，他正坐在办公室里的蓝丝绒安乐椅上，眺望着曼哈顿第五大道上的熨斗大厦。他身高一米六左右，气色不错，穿着牛仔靴，正搓着手，眼神中有一种热切的渴望，像一位正要施法的巫师，也像准备偷袭的猫鼬。总体上说，大卫看起来既可爱又凶猛，惹人怜爱，也有本事干掉一条眼镜蛇。
时值写作生涯的第6年，我到了瓶颈期。尽管我已经出版了3本书，但看起来似乎依然没办法以此为生。最后，在绝望之中，我和婆婆妈妈的原经纪人解了约，去寻求新的帮助。那时候人人都向我推荐大卫，说他可能有办法。他办公室墙上贴满了一排排由他经手的畅销书名单，还有一群在他的帮助下正冉冉升起的作家新星。大卫是个足球迷，爱锻炼健身。除此之外，他还有点东西是其他备选的经纪人比不了的：他是个男人。
很快，他就证明了他的与众不同。我刚进来，屁股还没沾到凳子，他就对我1.87米的身高做出了挑战，说：“我要有你那么高，早进NBA了。”
爱做白日梦，听起来不错。好胜逞强，那更好了。
尤其是对一个经纪人来说。
没过几天，他开始打电话刺激我，说我失败的原因是圆梦的路整个就走错了。对一个已经撞到南墙的梦想家来说，这简直就是魔咒。我当即就和他签下了合约。
不过，我仍然在想：怎么才能翻过这面墙呢？
“爸爸军团”带给我的惊喜之一，就是逼我把原本说不出口的那些话表达出来。它推动我与最亲密的朋友们促膝长谈，亲口说出他们对我的重要性，请他们成为我女儿人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治疗进展，手术日期一天天逼近，“爸爸军团”也初见雏形。杰夫每日寄来的明信片都堆在我的床头；马克斯半个月一次的电话变成了每周3次。在邀请这些男人进入我人生最私密空间的过程中，我们加强巩固了一种全新的情感纽带。
由于“爸爸军团”，我们不得不坐下来探讨生活，我开始发现这些男人之间存在着某种特定的行为模式。这是一种新型的男性特质，对我爷爷那代人来说恐怕是无法想象的，我爸那代人和自己最亲近的老伙计之间也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可我们这些男人不仅会定期聚在一起聊天，谈的还都是以往女性杂志和八卦周刊才有的内容：孩子、感受，甚至是身体状况。
在我的朋友中，最能体现这种现代男性全新特质的人，就数大卫·布莱克了。大卫既是个传统的硬汉，也是个具有女性特质的现代新男人。要说他男人那一面嘛，接电话的时候他总是以“嘿！混蛋！”打招呼。他超级争强好胜，总是没完没了地称赞没人听过的冷门葡萄酒。他甚至给自己买了辆敞篷跑车当50岁的生日礼物。实际上，他像大多数男人一样没耐心：才49岁他就买了！
作为现代新男人，大卫也有女性化的一面。他会为了去给少年棒球联盟当教练而早早下班，也喜欢拥抱别人。朋友出事的时候，他会第一个打电话来；倒霉的一天结束的时候，他会确保一切安好再最后一个离去。他还会烘焙点心。有人问我，邀请大卫加入“爸爸军团”的时候他是不是哭了。我回答说：“大卫？你找他一起去散个步，他都会感动地掉眼泪。”
大卫这种混合复杂的人格特点，部分来源于他儿时对体型和体重的自卑感。我问他小的时候长什么样。他说：“我小时候比较蓬松。”我问：“蓬松是什么意思？”他答得很快：“就是胖呗！”
大卫出生在皇后区的杰克逊高地，他父亲希勒尔·布莱克在威廉·莫罗公司当编辑，负责出版的第一本书是瑞格那德·达米瑞尔的《白人郊区大作战成功：新泽西州蒂内克市的传奇故事——全国第一个投票表决是否建立统合学校的城镇》。他父亲对这个近郊小区极感兴趣，于是决定举家迁入，那年大卫正好8岁。
“因为我爸是编辑，所以每周五会在家里工作，”大卫说，“我总是让他出来陪我玩，他总是以工作为理由拒绝。他就坐在那些老式电子管收音机旁边听歌剧。他永远不会出来陪我玩，因为这个缘故，我从小就讨厌歌剧。直到今天也是如此。”
他是因为父亲的原因才喜欢书籍的吗？
“我尊敬爸爸的工作，但自己并不想做那个。我想当自己的老板。小时候，我想要一台立体音响。父母说只要我自己赚到钱就可以买。于是我开始骑着自行车送《卑尔根实录报》。几周后，妈妈开车看到我，说：‘你爸和我讨论了一下，决定给你买音响了。’我说：‘妈，你还是做你的事去吧，我还得送报纸呢！’”
大卫的独立自主——有时简直就是顽固，成了他的个性标签。21岁的时候，他终于鼓起勇气，以自己的顽固对抗孩提时的噩梦。“那时候我在梅西百货工作，”大卫说，“不知不觉胖了不少。于是我开始跑步。从4月到10月，我瘦了整整36斤，还参加了纽约马拉松比赛。正是那件事造就了现在的我。因为它让我明白，只要我下定决心，就无所不能。它让我想起了送报纸的经历。我有一个目标。我要实现它。什么也阻止不了我。”
即使是他的父亲也不能。
“马拉松比赛，我跑后半程比前半程还快了半个小时。”大卫说，“到了40公里的时候，我爸冲到路上来，高兴地看着我。我看了他一眼，说，‘别挡路’！说这句话的感觉糟透了，但我突然明白了自己在做什么。这是属于我的时刻。没人能从我手中夺走。也是因为这个，一周后我遇到了现在的老婆。”
“你把认识玛丽莎这事归功于马拉松？”我问。
“那时候我自我感觉特好，状态正佳呢。很多男人嘴上不提，好像根本不在乎自己的身材，但我跟你打赌，大多数人心里都在乎得不得了！你总能在街上看到一些大腹便便的家伙，他们走起路来老像在跟自己发火似的。那是因为他对自己不满意。你要是对自己不满意，就不会开心。我将来要把这个告诉你闺女。”
这种新型男人的特点之一，就是他们会打破以往男人友谊中的那些界限。大卫以前是我同事，后来慢慢成了朋友；现在我们首先是好朋友，然后才是工作关系。在“爸爸军团”中，大卫是最了解我工作情况的人。而且我们住得很近，所以他也是最清楚我家庭生活的人。我们两家有一些约定俗成的娱乐活动，比如在万圣节相互串门儿，“不给糖就捣蛋”；一起看美国橄榄球“超级碗大赛”；还有共同庆祝生日等等。大卫和我同一天生日。不过，哼哼，他比我可老上5岁呢。
这种关系有许多优点，比如：工作和生活的无缝连接。如果专业指导你工作的人能理解你的选择对家庭的影响，显然是件好事。不过当然也有缺点：多重关系让你很难抽身。如果出了问题，要摆脱困境也比较难。对这两方面，我都深有体会。
文学经纪人就像是贩卖梦想的人，而我们都知道，在现实世界里，大多数梦想都不会成真。大卫的成功之处在于，对于理想中的远大抱负和现实里的残酷挫折，他自有一套应对的巧妙方法，这也是琳达和我希望他能与女儿们分享的。大卫能鼓励孩子们树立超乎寻常的目标，而一旦目标定位过于虚无缥缈，他也能将她们适时抽离。
大卫可以教会女儿们如何做梦。
大卫·布莱克与图书结缘，是从纽约一家大型中介代理机构开始的，他那时是送信员。之后他又跳了槽，到另一家公司做了接线员。直到29岁，他才有勇气自己出来当老板。“我小时候，有一天和我爸在前院的草坪上散步。他对我说：‘儿子，爸不在乎你将来怎么过自己的人生。不过你记住，要自己做主。’这句话埋在了我心里头。在公司成立的那天，我给我爸打电话，告诉他：‘现在我是布莱克公司的主人了！’”
“你害怕过吗？”
“以前没有。直到我第一次给员工们发工资的时候，才突然意识到，有些家庭的生计都寄托在我这个公司上呢。”
“你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你的公司靠谱的？”
他眼睛都没眨一下，说：“我本来就觉得它肯定能行。”
大卫身上有一些特质让他在工作上如鱼得水。他的思维是图示式的，没什么耐心，而这恰恰有助于他从一堆散乱的设想中找出某本书的结构来。我在写纳什维尔市乡村音乐家的时候，本想在书里记录5位，大卫劝我缩减为3位。结果证明他是对的。他自己是一个企业家，对企业文化的感觉很灵，这让他想出了许多有创意的点子。有一次，我想出版一本自己在中东地区旅行时的摄影集。这是个堂吉诃德式的浪漫想法，肯定会赔钱。他就建议我让出版商共同承担成本，风险减半，利润均摊。于是这本书得以顺利出版。
不过，大卫身上最明显的特点，还是情绪化和内心深处的不安全感，但这也使他能够应对那些有同样问题的客户。要知道，作家们往往都情绪不稳，而且永远自我怀疑。在我们首次会面一年后，大卫开始推销我的第4本书，但他在拍卖的时候犯了个大错，一夜之间，我失去了一年的收入。对我来说这是致命一击，对他而言更甚。即使到了今天，他依然称它为“职业生涯中最大的耻辱”。后来，当我又一次面对事业上的障碍不知所措的时候，大卫飞过了大半个美国，跑来我家睡在沙发上，发誓要和我同患难。那是我们需要彼此的一种约定。
“所以，当你的书终于成了畅销排行榜冠军的时候，我哭了。”大卫说。
7年后，我的人生跌到了谷底。在我和琳达首次去见希利医生的那天，大卫赶到我家，帮我提上鞋子，替我背着包，扶着我一瘸一拐地走下楼梯，和我一起坐出租车到候诊室，陪我走进了那个未知的世界。
经历了眼泪和恐惧之后，在化疗药物侵蚀我的血液之后，在我停止写作之后，我问大卫，这么多年身为梦想的代理人，他学到了什么，他会给追梦的人哪些最重要的礼物？
“信念。相信他们有能力取得成功，”他毫不迟疑地说，“你相信他们，就给了他们相信自己的力量。”
“可我第一次进你办公室的时候，”我说，“我根本没信心。我已经写了10年，毫无起色。我撞上了南墙。”
“我可没看见那堵墙，”他说，“而且我希望你也看不见。‘忽略那面墙。’当然，你可能会时不时地遇到阻碍，那就拆了它，跨过去。你总能找到一个办法，翻过去，绕过去，甚至是从底下钻过去。你承认它的存在，但你要超越它。不管怎样，不要投降，不要在一堵墙面前就屈服了。”
“好吧，那假如20年后，”我说，“泰碧或伊甸坐在你的安乐椅上，说她有个梦想，想开个餐馆、去登山、跑马拉松，或是写本书。可她没勇气：我不行，太难了，我没有钱。你会怎么跟她说呢？”
“我会说，‘让我们坐下来，分析一下可能性’。”大卫回答说，“咱们画一张登山路线图，或者做一个开餐馆的创业计划，或是列一下那本书的提纲。让我们做点了不起的实在事儿。”
这时，大卫的声音中蛊惑和吹嘘的感觉不见了，不再有任何男人随口开玩笑胡闹的意味。他的声音低得好似耳语，仿佛对你的心事感同身受，让人想到多年前那个“蓬松”的男孩儿孤零零站在院子里等待歌剧声停止的样子。他明白一个人信心匮乏的感觉，他懂得一个人渴望某样东西却又得不到的感觉。
“如果她失败了呢？”我又问。
“那我就告诉她，咱们一起找一个可以实现的梦想吧！”他说，“它可能并不是你一开始想要的，也不是你此刻想要的。但你可以改变梦想。你可以先换个能实现的。这样，你就能享受成功的喜悦，而不是独吞失败的苦果。以我的经验来说：谁都可以做不切实际的梦，但只有少数人能找到自己有能力实现的那个梦想。”
“只有这样的人，才会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