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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物常识》谈写字(一)[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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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复杂时,所有事业就得“分工”。任何一种工作,必需要锲而不舍地从事多年,才能够有点成就。当行与玩票,造诣分别显然。兼有几种长处,所谓业余嗜好成就胜过本行专业的,自然有人。但这种人到底是少数。特殊天才虽可以超越那个限度,用极少精力,极少时间,作成发明创造的奇迹。然而这种奇迹期之于一般人,无可希望。一般人对于某种专门事业,无具体了解,难说创造;无较深认识,决不能产生奇迹。不特严谨的科学是这样,便是看来自由方便的艺术,其实也是这样。

多数人若肯承认在艺术上分工的事实,那就好多了。不幸得很,中国多数人大都忽略了这种事实。都以为一事精便百事精。尤其是艺术,社会上许多人到某一时都欢喜附庸风雅,从事艺术。惟其倾心艺术,影响所及恰好作成艺术进步的障碍,这个人若在社会又有地位,有势力,且会招致艺术的堕落。最显著的一例就是写字。

写字算不算得是艺术,本来是一个问题。原因是它在人类少共通性,在时间上又少固定性。但我们不妨从历史来考察一下,看看写字是不是有艺术价值。就现存最古的甲骨文字看来,可知道当时文字制作者,在点、线明朗悦目便于记忆外,已经注重到它个别与群体的装饰美或图案美。到铜器文字,这种努力尤其显然(商器文字如画,周器文字上极重组织)。此后大小篆的雄秀,秦权量文字的整肃,汉碑碣的繁复变化,从而节省为章草,整齐成今隶,它那变革原因,虽重在讲求便利,切合实用,然而也就始终有一种造型美的意识存在,因为这种超实用的意识,浸润流注,方促进其发展。我们若有了这点认识,就权且承认写字是一种艺术,似乎算不得如何冒失了。

写字的艺术价值成为问题,倒恰好是文字被人承认为艺术一部门之时。史称熹平时蔡邕写石经成功,立于太学门外,观看的和摹写的车乘日千余辆,填塞街陌。到晋有王羲之作行草书,更奠定了字体在中国的艺术价值,不过同时也就凝固了文字艺术创造的精神。从此写字重模仿,且渐重作者本人的事功,容易受人为风气所支配,在社会上它的地位与图画、音乐、雕刻比较起来,虽见得更贴近生活,切于应用,令人注意,但与纯艺术也就越远了。

到近来因此有人否认字在艺术上的价值,以为它虽有社会地位,却无艺术价值。郑振铎先生是否认它最有力的一个人,与朋友间或作小小的舌战,以为写字不能成为艺术。(郑先生大约只是觉得它与“革命”无关,与“利用学生”无关,所以否认它有艺术价值。至于某种字体笔画分布妥帖所给人的愉快,郑先生还是能够欣赏,所以当影印某种图籍时,却乐于找寻朋友,用极飘逸悦目的字体,写他所作那篇序文。)艺术,是不是还许可它在给人愉快意义上证明它的价值?我们是不是可以为艺术下个简单界说:“艺术,它的作用就是能够给人一种正当无邪的愉快。”艺术的价值自然很多,但据我个人看来,称引一种美丽的字体为艺术,大致是不会十分错误的。

字的艺术价值动摇,浮泛而无固定性,是否艺术成为问题,另外有个原因,不在它的本身,却在大多数人对于字的估价方法先有问题。一部分人把它和图画、音乐、雕刻比较,便见得一切艺术都有所谓创造性,唯独写字拘束性大,无创造性可言。并且单独无道德或情感教化启示力量,故轻视它。这种轻视无补于字的地位,自然也无害于字的艺术真价值。轻视它,不注意它,那就罢了。到记日用账目或给什么密友情人写信时,这轻视它的人总依然不肯十分疏忽它,明白一个文件看来顺眼有助于目的的获得。家中的卧房或客厅里,还是愿意挂一副写得极好的对联,或某种字体美丽的拓片,作为墙头上的装饰。轻视字的艺术价值的人,其实不过是对于字的艺术效果要求太多而已。糟的倒是另外一种过分重视它而又莫名其妙的欣赏者。这种人对于字的本身美恶照例毫无理解(凑巧这种人又特别多),正因其无理解,便把字附上另外人事的媒介,间接给他一种价值。把字当成一种人格的象征,一种权力的符咒;换言之,欣赏它只为的是崇拜它。前年中国运故宫古物往伦敦展览时,英国委员选画的标准是见有乾隆皇帝题字的都一例带走。中国委员当时以为这种“毛子精神”十分可笑。其实中国艺术鉴赏者,何尝不是同样可笑。近年来南北美术展览会里,常常可以发现吴佩孚先生画的竹子,冯玉祥先生写的白话诗,注意的人可真不少。假石涛、假八大的字画,定价相当的高,还是容易找到买主。几个比较风雅稍明绘事能涂抹两下的朝野要人,把鬻画、作画当成副业,收入居然十分可观。凡此种种,就证明“毛子精神”原来在中国更普遍地存在。几年来,“艺术”两个字在社会上走了点运,被人常常提起,便正好仰赖到一群艺术欣赏者的糊涂势利精神,那点对于艺术隔膜,批判不苛刻,对于名公巨卿又特别容易油然发生景仰情绪作成的嗜好。山东督办张宗昌虽不识字,某艺术杂志上还刊载过他一笔写成的虎字!多数人这么爱好艺术,无形中自然就奖励到庸俗与平凡。标准越低,充行家也越多。书画并列,尤其是写字,仿佛更容易玩票,无怪乎游山玩水时,每到一处名胜地方,当眼处总碰到一些名人题壁刻石。若无世俗对于这些名人的盲目崇拜,这些人一定羞于题壁刻石,把上好的一堵墙壁、一块石头脏毁,来虐待游人的眼目了。

所以说,“分工”应当是挽救这种艺术堕落可能办法之一种。本来人人都有对于业余兴趣选择的自由,艺术玩票实在还值得加以提倡。因为与其要做官的兼营公债买卖,教书的玩麻雀牌,办党的唱京戏,倒还是让他们写写字、画点画好些。然而必须认识分工的事实,真的专家、行家方有抬头机会,这一门艺术也方有进步希望。这点认识不特当前的名人需要,当前几个名画家同样需要。画家欢喜写美术字,这种字给人视觉上的痛苦,是大家都知道的。又譬如林风眠先生,可说是近代中国画家态度诚实用力勤苦的一个模范,他那有创造性的中国画,虽近于一种试验,成就尚有待于他的努力,至少他的试验我们得承认它是一条可能的新路。不幸他还想把那点创造性转用在题画的文字上,因此一来,一幅好画也弄成不三不四了。记得他那绘画展览时,还有个批评家,特别称赞他题在画上的字,以为一部分用水冲淡,能给人一种新的印象。很显然,这种称赞是荒谬可笑的。林先生所写的字,所用的冲淡方法,都因为他对于写字并不当行。林先生若还有一个诤友,就应当劝他把那些美丽画上的文字,尽可能地去掉。

话说回来,在中国,一切专业者似乎都有机会抬头,唯独写字,它的希望真渺茫得很!每个认字的人,照例都被动或自动临过几种字帖,刘石庵、邓石如、九成宫、多宝塔、张黑女、董美人……是一串人熟习的名字。有人欢喜玩它,谁能说这不是你的当行,不必玩?正因为是一种谁也知道一两手的玩意儿,因此在任何艺术展览会里,我们的眼福就只是看俗书劣书,别无希望了。专家何尝不多,但所谓专家,也不过是会写写字,多学几种帖,能模仿某种名迹的形似那么一种人吧。欣赏者不懂字,专家也不怎么懂字。必明白字的艺术,应有的限度,折中古人,综合其长处,方能给人一点新的惊讶,新的启示。欲独辟蹊径,必理解它在点线疏密分布间,如何一来方可以得到一种官感上的愉快,一种从视觉上给人雕塑、图画兼音乐的效果。这种专家当然不多。另一种专家,就是有继往开来的野心,却无继往开来的能力,终日胡乱涂抹,自得其乐,批评鉴赏者不外僚属朋辈以及强充风雅的市侩,各以糊涂而兼阿谀口吻行为赞叹爱好,因此这人便成一家。这种专家,在目前情形下,当然越来越多。这种专家一多,结果促成一种风气,便是以庸俗恶劣代替美丽的风气。专家不抬头,倒是“塞翁失马”,消极的不至于使字的艺术十分堕落,专家抬头,也许更要不得了。

我们若在这方面还存下一点希望,似乎还有两种办法可以努力:

一是把写字重新加以提倡,使它成为一种特殊的艺术,玩票的无由插手;

二是索性把它看成一种卑贱的行业,让各种字体同工匠书记发生密切关系,以至于玩票的不屑于从事此道。

如此一来,从装饰言,将来必可以看到许多点线悦目的字;从应用言,也可望多数人都写出一种便利流动的字。这种提倡,值得大家关心,因为它若有了点效果,名流的俗字,艺术家的美术字,不至于到处散播,我们的眼目,就不必再忍受这两种虐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