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不要问什么传承了下来
出了什么事情，你就直说吧！
——罗伯特·洛威尔《尾声》
有一次，我参加了在澳大利亚帕拉马塔镇归国军人联盟举行的家谱学巡回宣传活动。这是在简朴的城镇举行的简朴的聚会。这个活动从规模和参加人数来说，都和全世界其他有关家族历史的聚会相差无几。在这次聚会上，几位自由历史学家和专职家谱学家作了讲座，题目涵盖搭乘轮船的旅客清单和军事历史，还有几位档案管理员对如何查询文件提出了建议。展示大厅里人头攒动，有如Ancestry.com这样的公司展位，也有超小规模的当地社团，例如从19世纪就有记录的板球俱乐部、铁路职工社团等。还有一组人帮着那些囚犯的后代查找他们与父辈之间的关联。在澳大利亚，如果你能证明自己与囚犯有关联，就如同在家谱方面中了头奖。这个奖项就像在其他国家得到某些特别社团授予的成员资格一样，譬如，英国五月花后裔总社、不列颠国王私生子女后裔社，或是马萨诸塞州的女巫之子社团等。
我在展厅里走来走去，一会儿查软件找资料，一会儿同专家谈话，一会儿又和与会者聊天。但是，这次聚会的主题仍然叫人捉摸不定，这很奇怪。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虽然这些人都觉得这股力量非常重要，但是谁也说不清楚它为什么重要，怎么重要。
在餐厅吃午饭排队时，站在我前面的是两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她们正谈论她们自家的亲戚。她们俩人讨论家谱就像讨论食谱，又好像在比较她们花园里的花木。午餐排队的人走得很慢，她们两位的谈话一直在持续，每次她们在各自的家谱中提到一个人，我的额头上就冒汗。天哪！眼前不就两个人吗？她们怎么有那么多表亲呢？而且越数越多！让我感到紧张的倒不是她们的谈话内容，而是所牵涉的方方面面。请设想一下：如果一个人有四个祖父母，她就有八个曾祖父母，十六个高祖父母，三十二个太高祖父母。因此在五代之中，每一个人就有三十二个亲戚，而且这仅仅还是直系。
如果你再数一数直系祖先的兄弟姐妹，说实话，数字大到简直不得了。即便你自己的父母都是独生子女，但是你越是往前数，你的家族里前辈的兄弟姐妹就越多。在19世纪，一个家庭有五个或八个，甚至十几个孩子是很普遍的事。因此，如果你想考察家族在不久以前的境遇，你轻而易举就能找到三百人，甚至更多。如果你有个孩子，数字就会翻一番。因为这个孩子的出现，你必须把你配偶的家谱加到你自己庞大的家谱上。
这个工作量大得难以想象。我怎么能够调查如此庞大的、想一想都叫人脑袋发胀的群体呢？而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又代表着成千上万种不同的生活，我又怎么能够理解这些人？当我丈夫在读研究生时，每次走进大学的图书馆，他都感觉仿佛要晕倒，书籍浩繁的程度超出人的想象，书的作者是无比浩大的人群，书的内容涉及另一个更浩大的人群，这些作者参考了更多的作者，而这后者又写了浩如烟海的关于其他人的书。书籍如此浩繁，加上他意识到他这一辈子也别想读完这么多的书，因此他烦恼不已！每天都有几百个人漫不经心地进出图书馆，但对于CB来说，看一眼图书馆的馆藏，就如同看到了自己的末日。在这次聚会上我就有这种感觉。怎么有这么多人曾活在世上，而他们每一个人在有生之年都会有东西传给后世？在帕拉马塔的聚会上我只不过想同一些有相同爱好的人聊聊天，可又从哪儿找起呢？就算找到死神拍我肩膀的时候，这个愿望也难以实现。
几分钟以后，我才看清楚所有的与会者在查看什么，他们在查看成百上千份历史文件、自行出版的书籍、列有一组组姓名的光盘，和存储一些过世的人的信息的数据库，人们早就不记得他们了，大厅里每个人都在寻找那些永远逝去的人。
虽然面对这么多资料，但我好像依然无法真正走进家族历史、世界历史和所有历史的历史，这不单单是这次巡回宣传活动的问题，自从我告诉人们我要写的这本书的题目时，我就收到很多客气的鼓励，也经常听到怀疑的声音。有一个朋友就说：“家谱学？这就像那些相信有上辈子的人的观点一样，是不是？而且他们的上辈子都是埃及女王克莉奥佩特拉，没有一个是无名的奴隶。”
其实，寻祖归宗这事听上去并不是很好，人们经常把家谱学和占星术相提并论，说家谱学就是占星术在现实中的再现。这两者一样不一样还有待研究，但是因占星术而感到烦恼的人却不多见。可是关于家谱学，我遇到的很多人对此都不感兴趣，而且是十分不感兴趣。有个人就评论道：“呵，这真是美国人常干的事，所有我认识的美国人都干这事。”其他人反对家谱学是因为它不是“真正的历史”，原因是它太私人化了。
有些人认为家谱学家不是受过训练的档案管理员，即便是他们找到了很有价值的带有亲戚姓名或事件的资料，他们也不知道这些资料是什么。
倾向于存在主义哲学的评论家认为，即便得到了有关某人过去的这样或那样的文件，你也不能从中确定他或她在过去真正是什么样子。
我很快发现在现实中对于家谱学的批评真是太多了，诸如，家谱学家是过于浪漫的人，家谱学家是精英主义者，家谱学家是制造事端的人，等等。《卫报》专栏作家佐伊·威廉姆斯写道：“家谱学表达了一种无声的、不敢声张的偏见。事实上，四处搜寻教区登记册中有关祖先的记载说明：‘对于来自萨福克郡或其他什么地方的人，我还是比较重视的，噢，别误会，我并不是说来自国外不好，我的意思是说，不来自国外要好得多。’”
《泰晤士报》记者萨瑟南姆·桑弗拉对于家族历史给出了最尖刻的批评：“如果你给我介绍一位家谱学家，我就给你介绍一个痴迷地想证实自己来自皇家、贵族或名人世家的人，既可恶又无聊。”桑弗拉写了一部336页的书，描述了他20世纪80年代在武尔弗汉普顿长大的生活，当时他是个年轻的锡克教教徒。他说：“说传记作家诋毁家谱学，这简直太虚伪了，在有人指出这件事之前，我会说给人立传与家谱学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前者相当于对音乐的兴趣，后者相当于对高保真音响设备的兴趣。也许把家谱学视为不断GOOGLE自己的行为在学术领域中的体现更恰当。”
在一篇名为《家谱学纯属胡说》的博客文章中，科普作家理查德·康尼夫把这一观点说得更过分：“在以前，只有富人和名人才纠结于自己的家族历史，他们用这种方式证明他们曾经存在过，而且将永远存在，以维系该家族的权力。奇怪的是，长期在野外研究灵长类动物的生物学家说，这和自然界中家族关系所起的作用一样，在等级较高的狒狒和绿猴家族里，祖母辈按照常规要确保小狒狒蒂法尼和绿猴珀西三世得到其他地位较低的小猴子的特殊对待。这培养了这些幼猴的社会地位优势感，从而有助于保持一个猿猴王朝代代相传。”
就像许多评论家一样，康尼夫坚信，从平等主义的角度说，家谱学是一派胡言；从任何事都必须讲证据的观念谈，家谱学也是荒诞无稽的。他还说：“如若调查任何一个家族前十代的历史，都可能会发现有未被认可的人爬上了家族树。温斯顿·丘吉尔爵士为他是伟大的18世纪莫尔伯勒公爵约翰·丘吉尔将军的后裔而自豪，但是他的家族在两性方面却有过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丘吉尔的父亲死于梅毒，而他的母亲据说在婚内就有200个情夫。”这位在父系社会中极有特权的女人在她的文化或其他文化里有着怎样的代表性？许多评论家把这种非婚生子的困扰归因于家谱学。
康尼夫解释说他有个女儿，十几岁，是个家谱学爱好者，他想让女儿明白“在她的家谱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给她决定性的影响”。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果一个人的血统是一系列人组合的最终产物，那么这个断言的可行性则值得商榷。当然，我们身上的某些特征是从我们父母、祖父母、高祖父母那里遗传下来的，但是我们所继承的不一定都是身体上的，也不一定都是直接的。人们如何看待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他们对于自己特征的看法，这些特征是在家族中遗传下来的。如果你认为家谱包含和你有血缘关系的所有人的特质——不仅仅是生理特征，还有他们独特的历史（包括他们的文化、他们的选择、他们的性格，还有他们所经历的重要事件），那么，这些因素对他们产生了什么影响？以及随之对你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依然是一个有趣的、悬而未决的问题。的确，我越思考那些反对家谱学的人所提出的观点，就越觉得他们对生命中这些难以定义的方面如何世代相传知之甚少，因此他们得出的“遗传因素对我们不会产生真正影响”的结论根本站不住脚。
那么我们又怎样看待这样一个事实：从字面意义上说，人是从父母的原材料那里创造出来的，而父母又出自他们的父母。譬如，面部特征有很强的遗传性就是事实。那么又该如何解释这个事实？我们的相貌常常影响着我们对自己的看法。我并不是说我们所继承下来的DNA的独特组合完完全全，或绝大部分能够界定我们是谁或我们怎样看待自己，但是，DNA的组合肯定对我们有着巨大影响。
那么，遗传给我们的DNA在多大程度上对我们有影响，我们又在多大程度上受生活环境的影响（这种影响也主要是通过遗传给我们的DNA起作用）？这是两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任何人生活中的任何部分，没有一个单一的因素会决定这个人的特质。对于这些观点，我以后还要讨论，但是现在我至少可以说：如果你是某人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孩子，那么你的DNA当然就出自那个人。把你养大的人也许根本不是你的生身父母，但是你无疑会受到他们文化的影响。你生长的环境的许多方面塑造了你的基因，但是你的DNA是通过你家族的血统遗传给你的。
即便是到头来你的基因模式不是你母亲也不是你父亲所具有的基因模式，那这个模式也是源自他们遗传给你的DNA.即便是到头来你所具有的特质你的父母并没有，你的DNA也是这个特质的基础，而你的DNA源自于他们。事实上，如果没有基因编码作基础，你身上的任何东西都无法让你称之为人，而且这基因编码一直在你的一生中起作用。
那么，研究家族历史引起了那么多人的愤懑又是怎么回事？谁也不会朝一个任性的编织工发火，谁也不会因为一个网球运动员缺乏情感而指责他，但是人们却刻意地对家谱学家冷嘲热讽。看来，对这些聚集在帕拉马塔的家谱爱好者所提的问题，令一个高雅的世界不屑一顾：我们和祖先有哪些共同点？有哪些不同？我们生活中哪些东西来自我们的祖先？我越想这些问题，就越觉得我在那次巡回宣传活动中认识的人，和那些持有建谱寻根无用论的人之间差距很大。
不仅是新闻记者和科普作家不理会人们对家谱的好奇之心，学术界的人士也是如此。有一位心理学教授告诉我说：“我觉得那些分解自己并且想从中找出意义的人非常令人不快，这种做法毫无意义，也解释不了你是谁。”一位历史学家认为：“人们只想要那些有益于他们目前身份的家族历史，当历史丑陋时，他们就想把它抹杀。”
有一次，我问一位档案管理员，从事档案管理的人会对家谱学持什么样的态度，他告诉我说：“人们普遍认为家谱学家不是真正的朋友，他们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档案使用者，而是消耗资源的半吊子爱好者。”
即便是在我接触的遗传学家中，那些对自己的家族历史有所涉猎的人，在提及此事时也会显得很窘迫，他们总说：你知道，我们干这一行只不过是因为好玩儿而已。
在一篇2012年发表于《纽约书评》杂志的文章中，一位哈佛大学的生物学教授理查德·卢恩丁谈到了他曾在佛蒙特州的马尔波罗历史协会当财务主管时的工作，他负责处理一些请求——人们索要200年前由伊弗雷姆·牛顿牧师写成的马尔波罗历史文件的副本。马尔波罗的历史包括许多家谱信息，卢恩丁说：“给我们写信的人总是一次又一次地说他们作为早期殖民者的后代而感到‘骄傲’。”他还说：
对于我们本身的活动，无论是感到骄傲还是感到羞耻，这都是正常的情感。但是，对于别人的与我们毫无干系的活动，我们为什么感到骄傲（或羞耻）？我们是要表达一种虚假的谦恭呢，还是为了减轻为我们自己的行为所承担的责任？
后来，卢恩丁曾探讨过犹太人关于他们享有共同的遗传基因的观念，而且这一点被认为是“一个团体的身份特征和骄傲的源泉”。他又反复重申他的观点：
我们老是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了解那些遥远的祖先或者一段共有的历史会使我们感到“骄傲”？是否是因为对着历史的镜子打扮自己，比起在时尚的镜子面前审视自己的形象，让我们感觉不那么自高自大了呢？
卢恩丁对于热衷于追根寻源行为的藐视是确定无疑的，但是按照同样的论点类推的话，我们可能就不应该为喜欢的球队打赢了比赛而感到高兴了。但是，通常我们都会感到很满足，尽管球队的大部分球员对你并不关心，对家谱学的爱好并不比为自己的主场球队叫好的冲动更为复杂。无论如何，如果对于从基因上或从历史上同我们有关联的团体倾注感情是不合适的话，那么，界线又从哪里划分呢？我们能为祖父母感到骄傲吗？如果按照卢恩丁的标准，我们就不能，因为我们同他们的行为没有丝毫关系。对于我们父母的大部分生活也是如此，如果我们问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应该感到骄傲？其中暗含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对事物应该有感情？这就有点虚无主义的色彩了。那么，我们又为什么不应该感到骄傲呢？
大约在卢恩丁的文章发表的同时，埃茜·梅·华盛顿-威廉姆斯去世的讣告发布了。埃茜于1925年出生在南科罗来纳州的艾肯，2003年她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她是一个私生女，父亲是美国国会议员斯特罗姆·瑟蒙德，是个白人，母亲是当时在瑟蒙德家当佣人的非裔美国少女，是黑人。在埃茜20多岁时，她父亲斯特罗姆·瑟蒙德是南科罗来纳州的州长，后来又长期担任美国国会的参议员，并一度竞选美国总统。他是一个严格的种族隔离主义者，他曾说过：“华盛顿的所有法律和军人的刺刀也不能使黑人进入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教堂以及我们所有的娱乐场所。”
埃茜等到斯特罗姆·瑟蒙德去世后才公开宣布斯特罗姆·瑟蒙德是她的父亲。她说：“我的孩子有权知道他们的祖辈是谁，是干什么的，来自何方。我有责任教育他们，并让他们了解自己家族的过去。他们有权知道并理解他们的黑人和白人祖先的丰富历史。“2005年，在埃茜撰写回忆录时，她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十三个孙辈的祖母，四个曾孙辈的曾祖母了。很难想象她的后代会对她的出身无动于衷。
在发布了这条历史性的消息后，高雅而自信的埃茜说，当她决定与公众分享她的家史细节时，有一种“深深的平静之感”充满她的全身。对于一些人，实际上对很多人来说，他们自己的家谱，当然还有别人的家谱的一些细节，也许是平淡无奇的，但是一旦丢失或受到压制，这些细节就会产生巨大的力量。
“我们为什么应该为祖先感到骄傲？为什么不应该为祖先感到骄傲？”这两个问题或许不会给我们更深的启发，但是如果问“我们为什么会为他们感到骄傲？”这就肯定很有意思了，因为很显然，很多人都会为祖先感到骄傲的。即便是卢恩丁也承认，各个时期不同文化的人都对祖先感兴趣。是什么促使他们感兴趣的？是自豪，是悲伤，是开心，还是好奇？回答这个问题的难度简直超乎人的想象。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教授温迪·罗丝说，当她还是个小姑娘时，她就想在长大以后当个家谱学家：“我一直是我家的档案管理员。”但是，罗丝一家是犹太人，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他们对战前几辈人的事知之甚少。罗丝解释说：“总觉得别人可以建立家谱，而我们却不能，因为家庭记录都丢失了。我和一个英国女士很要好，她把自己家族的历史追溯到了16世纪，我总是通过她，间接地感受自己家族的历史。”
一次，罗丝在欧洲背包旅行，来到了波兰的雷曼诺镇，这里是她的一个曾祖父的老家。这里仅存的过去犹太人社区的遗迹是一个犹太教堂的废墟。在那里罗丝碰到了一位老者，这老人应该有80多岁了，他们之间连比带画，借助游客那种特有的方式进行交流。她跟他说她想找到老犹太人的墓地，于是他把她领到了一个陡峭的山坡上。她回忆说：“我简直跟不上他的脚步，他真是精力充沛。”他们来到了一片齐胸深的荒草滩，这里曾经是犹太人的墓地。他比画着对她说，他在战争年代还是个小孩子。“他用手势把纳粹来到墓地的情景表演出来，纳粹把犹太人排成一排，然后朝他们扫射，枪杀了所有的人。后来纳粹搬走了墓碑，并用墓碑铺了一条路。”说着，老人指向山脚下的那条纳粹用墓碑铺成的路。
罗丝终于站在了她的祖先曾经站立过的地方，对罗丝来说，这种感觉是非比寻常的。大约15年以后，罗丝和她丈夫到立陶宛的斯凡克欧尼斯旅行，罗丝确信她的一个高祖爷爷一定在那里居住过，那曾是一个处处洋溢着活力的犹太人社区。不寻常的是，那里的犹太人墓地保存得还不错。“我们又开始手脚并用，四处搜寻，墓地被杂草覆盖，很多墓碑都倒了，不过大多数墓碑还比较完整。”有一个翻译与他们同行，帮她寻找她家的墓碑，也包括罗丝高祖爷爷的。当罗丝看见墓碑时，她发现上面还有她高祖爷爷的名字，那是她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
罗丝说，这事“难以置信，绝对难以置信，我当时掉泪了”。为什么那次相遇那么让人动情？“那是一种打破了一堵墙的感觉，也是一种受挫感，当你极想了解你的家族、你的过去，极想了解那些人过去生活得怎样，来自何方，都是什么人，以及这些人身上都有什么故事的时候，却发现你已经永远不会找到结果了，心里就充满了失望。一旦你感觉这是个永久之谜时，你就会觉得任何信息都像是无价之宝，无论是一个名字，还是某个人曾经居住过的地方，都是一种连接，一种你曾认为无法再建立的连接。”
罗丝采访了很多追根寻源的人（详述见第十二章），而且她强烈地感到他们很难解释是什么迫使他们必须这样做的。罗丝说：“采访那些热切的家谱学家，尤其是遗传家谱学家，我很想知道他们为什么对家谱学那么感兴趣。让我惊讶的是他们也说不清楚到底为什么，就好像很难把一个基本的愿望、一个原始的兴趣用语言表达出来一样。有些人尽量回答你的问题，但是他们给出的答案有点儿像陈词滥调，有的说他们想找到自己在历史上的位置，有的说他们想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的，还有的说他们的探寻使得历史更有意思。但是我觉得很多人如此投入，背后的东西一定远比这些原因深刻得多。”
我是在开始寻找家谱学原始资料时遇到温迪·罗丝的。我推断，一定有人调查过探寻家族历史是出于怎样的心理，或者更确切地说，探究过遗传的哲学思想是如何影响着人们对于家族历史的探询的。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家谱研究存在。我问过家谱学家、遗传学家、历史学家，以及那些因为工作关系而对遗传和历史提出这样或那样问题的人，但是没人能给我提供可以依据的系统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