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认识了很多失去亲人的人。他们的亲人并不是因为年老体衰最终离世的，而是突然地或者非自然地与他们阴阳两隔。
有一位朋友曾经在我家暂住，他和我们谈起了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出生在台湾，而他自己是很小的时候被收养的，可是一直不知道自己的身世，直到成年以后，未婚妻的家人调查他的背景时他才知道了真相。妻子告诉他，他现在的父母其实不是他的生身父母。后来，他开始寻找生身父母，在一个小村子里遇到了一个女人，自称是他的母亲。从此以后，他给她送钱，尽量让她过得舒服，直到她去世。现在，他的儿子怀疑这个女人跟他们一点亲缘关系都没有。我的这位朋友最近把他的DNA样本送到两家基因家谱检测公司进行检测，期待着检测结果可以证明他的中国血统。但是，两家公司的检测报告上都显示他的DNA中有7%可能来自别的地方，其中一家公司认为，这神秘的7%是波利尼西亚血统。
有一位女士跟我在同一座大楼工作，她告诉我，她的父亲是一个弃婴，被人放在英格兰一户人家的门口。除了奶奶的名字之外，她对祖父母便一无所知了。她开始在档案记录中搜寻，还把父亲的DNA样本送到基因家谱检测公司检测。后来她找到了几个同名的女人，最后锁定了一个人。每次我见到她时，她的调查都小有进展。
我还认识一位遗传学家，他从小就注意到自己的父母年纪特别大，但是从来没把它当回事。长大以后他才发现，他所谓的“姐姐”其实才是他的母亲，把他抚养大的是外祖父母。
对于我的祖父，我了解得也不多。自从我开始写这本书以后，我的父母才慢慢开始和我说起一些有关家谱的事情，然而想让他们说些我想知道的事情还是很难。探寻仍在继续。
21世纪的遗传学最有趣的发现之一，就是遗传并不像我们害怕的那样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文化历史给予我们的影响比我们知道的要更加深远。文化的作用会延续多久呢？世界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卡拉·霍夫，通过对印度的种姓制度和决策进行调研，提出了自己深刻的见解。
种姓制度是一种社会等级制度，有着几千年的历史。虽然从历史上看，种姓制度具备一些灵活度，使得个人可以改变自己的种姓，但自从英国统治印度以来，种姓制度的划分是很严格的。高贵种姓总是拥有更多的自由、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权利，而低贱种姓总是干些卑微的工作，比如处理死尸、打扫厕所等。高级阶层把最低的阶层叫作“贱民阶层”。
划分贱民阶层的做法在50年前就被废止了，今天，各种姓在法律上的区别已被根除，很多社会差异也被抹平。一个属于高级种姓的人不见得一定就富有、受过高等教育，或者与当地的政界有联系。然而，各个群体仍旧严格监督着种姓之间的社会界限。高贵种姓与低贱种姓的人结成夫妇，被私刑绞死、强奸或殴打的事件屡见不鲜。2014年4月，一个17岁的达利特（属于贱民阶层）男孩被一群高贵阶层的人殴打、勒死，就是因为他们看见男孩和他们的妹妹坐在一起。据报道，种姓歧视和种姓暴力在印度80%的村庄都发生过。
霍夫调查了现如今群体内部的团结程度是如何受到种姓制度影响的。她安排了很多次试验，让来自高贵和低贱种姓的三个人玩一个欺骗和惩罚的游戏。她发现，来自低贱种姓的人不愿意惩罚任何人，无论骗子属于哪个种姓。然而，当骗子来自其他种姓时，来自高贵种姓的人却非常乐意惩罚那些伤害到自己同一种姓成员的骗子。即便把财产、受教育水平和政治参与度考虑在内，种姓的影响依然是相同的：已经获得特权的人是相互支持的。
霍夫认为，愤怒的惩罚和强烈的群体认同在高贵种姓家族里传承了下来，因为这有助于维持他们的权利。考虑到高贵种姓在印度享有特权的历史相当地长，因此，这些处事态度看来也已经在许多家族里传承了几百年。
对于霍夫这样研究发展的经济学家来说，首要问题是这些极端的古老处事态度能否改变。她对此充满希望，并给我讲述了一项最新研究。这项研究跟踪了1993年宪法修正案颁布以来，在印度社会中发生的一些变化。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要求在三分之一的印度村庄里，村长一职必须预留给妇女。她说：“他们发现在短短的七年当中，接触女性村长根除了男人评价女性领导时带有的偏见。虽然男人仍然不喜欢女性领导人，但是他们在评价女性领导人的政绩时，也还算公正。父母对于女儿的期望值提高了，即便村长没有凌驾于警方之上的审判权，而且公开报道家庭暴力的层级也得到了提升。即便在取消这种预留职位以后，妇女仍然可以参加竞选，而且比过去更有可能获得竞选。研究结果预示着社会文化发生巨变的可能。”
霍夫还说：“如果你认为文化就是一套实际的经验——不要相信女性，不要选女性当领导，也不要让女儿受教育——那么它就很难去改变了，因为这些是你从小就耳濡目染的。”
现在，我们用以了解文化历史和个人历史的工具非同一般。比方说，如果人人都做了DNA分析，并且把这些信息同自己的历史信息联系起来，那将会非常接近人类历史这本书了。但是，我们应该去做DNA分析吗？这其中有现实的考虑和潜在的负面结果，涉及保险、隐私、健康等问题，还有整个行业如何发展的问题。任何想要分析自己DNA的人都要考虑这些因素。
2010年，我在一家名叫deCODEme的冰岛公司做了DNA分析。这是第一家在网络上提供个人DNA深度分析的机构。它的母公司deCODE是基因组研究领域知名的创新公司。2013年，deCODE公司被一家世界最大的生物药品公司接管，属于公开交易。估计这家收购deCODE的公司肯定要回答投资者如何从中获利的问题。从那时起，deCODEme公司不再接受新顾客了。
当deCODE公司被出售的时候，我没有收到有关deCODEme暂停服务或deCODE新股东的消息。到2014年5月为止，我还能够登录网站查看deCODEme为我做的DNA分析，但是一直没有更新。我不禁要问，几年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10年以后呢？100年以后呢？如果像这样的公司更换了股东之后，又会遵循哪些政策条款？不同的公司对客户所做的承诺是不同的。对于打算检测自己DNA的人，最明智的做法是首先仔细阅读那些难懂的条款，再送交自己的样本。但是我也在想，无论现在说法如何，任何公司都可能倒闭，你的DNA样本却仍然可以继续存在，并永远指向你。
乔治·丘奇负责哈佛大学个人基因组项目（PGP），其目的是收集大量完整的基因组，以供科学家研究。现在，任何人都可以自愿为工程提供自己的基因组，一旦被接受，他就要缴费测定基因组序列。每年有很多PGP成员都要参加在波士顿召开的专业会议，与会科学家都热衷于探索他们的基因组和由这些基因组表达的特征。在2013年的会议上，我看到PGP成员进行了嗅觉测试、呈送了含有细菌的口腔黏膜，还猜测了一些名人的出身。每个与会者都过得非常愉快。
在一开始，这个项目只有10名志愿者。认知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是第6位。他的基因组连同他的病例都可以在网上查到。他当时写道：“基因组与互联网一样，信息应该免费。“2014年，他把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对23andMe公司的干涉称为监管过度。他说：“人们更多地了解自己的基因组并无害处，如果他们想这么做，那么不关政府的事。"PGP的第4位志愿者、杜克大学的教授米沙·安格里斯特告诉我，基因组序列会改变他的自我认知，这种预期的感觉比了解事实本身更棒。现在，安格里斯特每隔几个月就检查一次基因组，他说：“我注意到，原先被定为高危倾向的等位基因已经被调低风险等级了。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当我们给越来越多的基因组测定序列时，我们才开始发现那些变异（看上去真的会破坏某种蛋白质的变异）其实在我们身边比比皆是。”他又补充说：“这也提醒了我们自己是多么幼稚，而且对人类生物学的理解又是多么浅薄。”
我遇到的第3位PGP志愿者是投资人兼技术评论员埃丝特·戴森，她跟我说，她小时候得过水痘，于是每天都要仔仔细细地数一数脸上起的水泡。那个时候她就对“量化自我”很好奇。现在，她从量化的基因组中了解到什么了呢？她说，实际上这不是什么大事，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如此。她解释说：“就像了解美国历史一样，你可能对你自己了解并不多，但是对历史背景却了解很多。作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这是你应该知道的东西……它会使你对事物有更深的理解。”
她想了想，又补充道：“实际上，我有一个APOE4变异，这说明我患阿尔兹海默症的概率比别人高了一倍，但是说实话，这并没有改变我的生活，也没有改变我对事物的看法。我清楚地知道有一天我会死去，其他所有事情都是细枝末节。”
丘奇跟我说，在项目发展的初始阶段有一点是很清楚的：这个项目无法确保传统实验对象拥有的隐私保护。DNA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身份特征，而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一旦把信息放入公版领域共享，就再也无法把它撤回了。事实上，2013年的一项研究显示，运用另一个数据库（千套基因组项目）中的DNA数据，再加上其对外公开的年代和地点数据，研究人员能够使用一个家族家谱网站，按照姓名来识别出千套基因组中挑选出来的五个人。因为他们一旦发现了个人的家谱，也就找到了他们的家族。
丘奇的方法是请志愿者“公开同意”，意思是不承诺实行匿名制。志愿者要接受咨询和审查，他们必须证明自己在加入项目之前就了解了面临的风险。
很多我采访过的人都担心保险公司可能会获取他们的基因数据（尽管大多数DNA并不起决定性作用），并且根据这些数据调整他们的保单。这种担心是有根据的。近来在美国，反基因信息歧视法案（GINA）防止了健康保险公司强迫投保人提供基因信息的情况发生，但是如果保险公司已经知道存在某种健康风险，那么他们就可能要求某个人接受特定检测。不过，反基因信息歧视法案不适用于人寿、残疾和长期护理保险。在英国，暂停向保险公司提供DNA检测结果的法案数次延长期限，目前有效期到2017年。然而，英国保险公司要求人寿保险的保额超过50万英镑时必须向其公布亨廷顿病的检测结果。在澳大利亚，接受基因检测的人可能会被迫向保险公司提供检测结果。2013年，一家保险公司甚至为投保人提供打折的基因检测服务。这项服务美其名曰帮助人们关注自身健康，但是却在条款说明中声明投保人必须公开检测结果。目前，很多欧洲国家都禁止基因歧视，但在加拿大却没有这样的法律。
现在，政府在做大规模全基因组关联方面的研究，以调查普通疾病和罕见基因变异，人口之间的生物联系网络只会不断增长。除了美国、英国和许多欧洲国家的研究项目以外，位于北海的法罗群岛（维京海盗在9世纪时曾在此定居）政府也计划为全部五万人口进行基因组测序。这些项目会有很大的收获，但如果监管不到位的话，人们很想知道保险公司和医药公司在掌握了我们子孙后代（甚至在他们出生以前）的基因信息后将如何对待他们。
抛开保险不谈，在今后几年中，随着缺失的遗传信息得到填补，我们将会读到更多关于遗传和健康的故事。除了遗传以外，研究人员还要考虑社会经济的影响，这一点很重要，要时刻牢记。即便是现在，很多研究也显示，表面看来是某一人群具有某种疾病的遗传倾向，如2型糖尿病，但实际上是社会经济影响的结果，或者是遗传与社会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
随着研究人员对文化和DNA的理解逐渐加深，最令人激动的前景也许是一个更大的知识综合体系，它能够解释历史影响DNA的方式，以及DNA影响历史的方式，这两者都以某种形式作用于我们身上，无论是我们个人还是家庭。最近，有一项欧洲民间故事方面的调查，运用了人口遗传学的技术来研究这些传说的地理分布。研究人员发现，这些传说的地理位置分布与基因的分布相同，而且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故事的不同版本来确定语言和民族的边界。实际上，地理和语言边界对于民间故事的影响要大于基因的影响，这说明基因在人口群体之间的交融更加细腻。就群体之间的融合来说，即便语言不通，两个人之间的基因融合也比故事跨越语言进行传播更为容易。这或许正如遗传学家兼科学博客作者拉吉比·汗所说的那样，文化是博大厚重的，而基因是光滑细腻的。
既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传承给了我们，那么，我们能否有选择地阻止哪些东西传承下去，哪些东西继续传承、如何传承呢？毫无疑问，我们会继续借助所有的传统方式进行传递，但是我们也多了一种全新的方式。科学家们注意到了DNA是一个存储高密度信息的非凡介质，他们已经开始探索将其作为数字化存储设备的潜能。在20世纪末，人们就开始尝试利用DNA进行几个词的编码，10年以后，科学家就能够把复杂的故事记录在DNA上了，这包括马丁·路德·金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一篇科学论文，当然还有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坦率地讲，这项新技术有可能为古老的DNA“羊皮卷”书写上更多的内容。